北京菊儿胡同
菊儿胡同新四合院工程
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 左 川
菊儿胡同是北京旧城内鼓楼东南约500米的一条东西走向的胡同。从1987年起，吴良镛教授带领师生组成的课题组选择这里开始了新四合院危房改造的试验工程，到1994年末在拆除出的1.255公顷用地上共建成了两期共2万余平方米面积的、拥有13个新四合院院落建筑的建筑群。原有的236户居民居住情况得到根本改善。菊儿胡同新四合院住宅工程创造了若干个“第一”：首批被拆除的原41号院居民成立了北京第一个组织危旧房改建的住宅合作社；第一期工程是北京第一批危改结合房改的试点；获国内外奖项最多，其中1992年世界人居奖和1992年亚洲建筑师协会优秀建筑金奖是我国建筑师在国际首次获得的此类奖励。
一、菊儿胡同的成就是清华建筑学院师生继承梁思成、林徽因先生的学术思想，重视住宅研究与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持续进行综合研究实践的结果
1947年早在创系之初，梁思成先生就提出“住者有其房”林徽因先生以带病之身开设西方国家战后住宅建设课程，并大声疾呼保护北京这一“都市计划的无比杰作”。在他们的引导下，吴良镛教授主持推动了一系列研究。
—1950年吴良镛作了崇文门外花市地区胡同与四合院研究。
—从1978年开始，建筑学院对北京市旧城整治开展了一系列的研究，当时一方面着手进行北京市总体规划研究，另一方面进行了什刹海地区的规划研究。这两部分工作同时开展，意在将其整体与局部互相配合进行系统研究。
—在1979年由吴良镛教授带领研究生完成的什刹海规划研究已基本形成居住整治的“有机更新”和“新四合院”住宅设计方案的思路。
—1983年，清华城市规划教研组张守仪、李德耀教授带领学生在北京法华寺一带对“危、积、漏”地区作了调查与探索。这项工作对推动破旧危房的研究很有影响。
—从1986年起，继续对北京旧城“整体保护”的全局性战略进行了探讨，并在旧四合院的利用与整治方面继续进行了一些探索，取得了一定进展。
1987年在伦敦举行了“城市规划与文物保护”(Planning and Conservation)国际学术会议，吴良镛教授是这次会议的副主席，受北京市人民政府及文物局委托负责准备北京旧城保护整治展览，在此会议上展示了北京旧城整治及新四合院的专题研究，图版及模型先后在英国、西德、加拿大展出。
二、打破常规创造性地进行规划设计建设试验工作
1987年在北京市住房体制改革办公室的协助下，选定菊儿胡同作为住宅调查及居民参与改建研究的试点。从此，新四合院住宅开始进入建设实践与
研究相结合的新阶段。
试验选点确定在位于北京旧城中心偏北，西临南锣鼓巷(北京市总体规划规定为北京旧四合院保护区)，与中轴线上的地安门外大街为一街坊之隔的菊儿胡同。
当时选定以菊儿胡同的41号院为试点的理由首先是因为该院外部环境条件差，地势低于院外马路约80～100厘米，院内易积水；其次是居民的住房条件很差，人均建筑面积为7～8平方米，最差的住户人均建筑面积仅为5.3平方米，院落中普遍建有简易房，建筑密度达83%，有三分之二家庭无日照，近80人居住的院落只有一个水龙头、一个下水道，公共厕所远在院外100米处，属于典型的“危、积、漏”地区，环境质量亟待改进；第三，由于菊儿胡同位于锣鼓巷平房保护区的北侧，故可试行低层高密度的“新四合院”住宅方案；第四，该院居民1987年曾两次给市长写信，迫切希望改善自己的居住条件和生活环境，非常拥护住房制度改革，有自己买房的积极性。
第一期试点选择了包括上述41号院在内的，条件最差、房屋最破旧的7个院落进行了改造，共有居民44户，139人。课题组对每一户进行入户调查，并参与了住宅合作社的准备和建立工作。在这个调查和对菊区胡同所在街坊现状全面分析的基础上完成了改造方案的研究。
从一开始这一研究性的设计就不是完全按照常规办事，而是有意识地根据在调查研究基础上的认识，为旧城更新和危旧房改造探索一条新路子。
可以借用“过关”一词来说明工作之进展，比喻试验工程之难度。
在方案阶段，尽管新四合院方案的研究已进行了多年，仍用一种“临事而惧”的严肃心情认真对待。
在院落的尺度感及空间感、日照、保证住户的私密性及容积率等方面进行多方案研究比较，还要联系不断变化着的投资量及拆迁量，对设计方案加以修改。
在这个试验方案审定以前，虽已经与北京市有关单位就有关问题进行了商讨、酝酿，然而在审批时，对这“未见经传”的规划设计方案，前后仍审查了六、七次之多。虽然颇费周折，但是我们始终以积极的态度对待，借以改进设计。如在消防通道设置、胡同拓展等方面最终得到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
因为这次危旧房改建是以住户自愿原则加入的，在菊儿胡同工程中，“拆迁”是颇为难过的一关。特别是在第一期拆迁中，因无先例可循，住户就更为慎重。东城区房管局和东城区住宅开发公司一方面执行优惠政策，另一方面还要逐家逐户商量，作了十分细致的工作，最终作到让居民放心。
在施工图阶段，对这个2760多平方米、仅收一万元设计费用的小工程，一般设计院
是看不上眼的，并且建筑结构、设备、室内外工程特别复杂，地下工程现状弄不清楚，工程虽小，难度不小，完全因为“改造危旧房，社会效益大”，图纸竟出到95张；从方案到施工图花费了那么大的力气，用吴良镛教授的话说，就是“杀鸡用牛刀”。
要在占地仅2000多平方米土地上进行施工，进出胡同困难，缺少施工堆料场地，再加上要保留好立在两个院子中央的两棵老树，给施工带来极大的难题。但是施工单位尽了最大的努力，特别可贵的是他们不仅仅努力地把房子盖出来，还在一些细部处理上，在色彩的运用上与设计者共同协商，别具匠心地对设计作了改进，取得良好效果。如果说，在西方建筑业务中有所谓公众参与，菊儿胡同试验工程还有建设者参与(builder's participation)，这是难能可贵的，也可以说是菊儿胡同的创造。
第一期工程1990年建成，我们在建成二年后，进行了住房使用后调查，证明这一设计已得到住户的认同，新四合院设想是可行的。
第二期工程1994年建成，它将若干院落组织起来，形成新四合院——里巷体系，并进行了第二次使用后调查，效果也是好的。
在第二期工程完工后，继续对整个街坊(8.2公顷用地)进行了三轮规划并完成了三期工程的设计。
三、在逐步发展的旧城整治理论研究基础上，探索新的住宅模式，并在实践中发展理论
1.菊儿胡同新四合院工程的设计在对旧城要“有机更新”的理论指导下，探讨了能适应旧城肌理的城市设计，并创造了有利于更新破旧危房的“新四合院”住宅模式。
在设计思想方面，首先从城市的各个层次，寻找旧城内在的“肌理”，抓住它的“体形结构”组成的内在规律，并利用它以确立设计的准则。
从城市尺度分析，北京有长达8公里的中轴线贯穿全城，加上在它的两侧与之相平行的贯穿城市南北的两条主要交通干线，是“鱼骨式”交通体系的“脊骨”，连贯全城的命脉，与北京中轴线这一主要艺术骨轴相辅相成。
从传统街坊尺度分析，在居住区范围内也有一套“鱼骨式”的交通干线体系，它沟通了各个街坊群。
就新街坊尺度分析，菊儿胡同规划中为了更好地沟通新旧建筑群，在街坊内增加了一条与原有胡同平行的道路，形成了新的鱼骨式交通体系。
就新里巷尺度分析，从鱼骨式交通深入，还设立了里巷(即新辟的小胡同)，用以沟通各个院落，形成里巷一院落体系。
就新院落尺度分析，从北京旧城“大杂院”的现实出发，运用规划设计手法，把住房重新加以合理地组织，构成新的庭院空间，以适应现代化生活要求，称之为“新四合
院”。
当方案本身基本可行后，继之而来的问题是寻找合理的较高容积率，因为新四合院的容积率如果仍不能与一般通用的公寓楼相抗衡，则难以立足。
对“新四合院”住宅体系的摸索，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合院组群(courtyard compound)
北京传统的四合院，一般民居因规模不大，院落单一，难以从中找出可供组织院落建筑群的直接借鉴之处；设计者从宫殿王府建筑群里并列的两座院落中间形成的长夹道，和苏州大宅第中的“备弄”(又称壁弄)对成串院落群起到“交通干线”的作用得到启发，找到了新四合院住房体系构成的关键。形成的最早的方案是一种大、中、小合院由一、二、三层楼房组成组群的“双走道串院式”，串通的大走道相当于大四合院群的服务性走道“备弄”。
第二阶段，“合院小组群”
鉴于上述方案容积率过低，铺开面积过大，实现可能性受局限。经研究一方面谋求缩小合院组群的规模，并将方案容积率加以提高。
第三阶段“标准院落”
找到为院落建筑群组合的一种基本模式：作到居民围着一个院子居住，在可能条件下得到最高的容积率，同时保证居民基本生活的满足和宜人环境的取得。这样在设计上就可以以“标准院落”为核心排列组合，向四周伸张。这种大小不同的院落组团比较易于适应因拆迁而形成边界不一的方块地段。
第四阶段“院——巷体系”
在第一期工程试点基础上，进行第二期试验的规划设计时，规划思想继续有所发展：以“标准院落”为基础，结合保留的树木可以组成空间大小形式不一的院落体系，这些院子根据具体情况可以有不同的出入口；以新的里巷将“新四合院”串通起来，串联成组。而构成新的里巷(胡同)体系。这是基本院落之间联系方式的进一步发展，即将联系通道从院内移至院落外，各院落可以借助里巷串联起来，里巷从合院间穿行，对院落减少干扰。
2.建筑艺术的创造
创造美好的院落空间是合院建筑设计最为关键的问题，在设计中注意了：掌握好四周建筑尺度，努力避免有“井”的感觉；院内外增加附属建筑，如花架、坐凳、铺地等，以增进院落的“生活意趣”；精心保留并充分利用原有树木，使院落的小景丰富而有变化；利用坡顶修建楼阁与平台，在有限的建筑高度内，争取最大可能的建筑空间和室外空间，楼阁的变化还可以增加建筑群轮廓线的变化，从整体上构成屋顶的韵律美；利用传统建筑语言(如民居大门、影壁、砖雕)予以新的创造，丰富建筑物文化内涵。
作家老舍说：“北平的好处不在处处设备得完全，
而在它处处有空儿，可以使人自由的喘气，不在有好些美丽的建筑，而在建筑四周都有空闲的地方，使它们成为美景”(《乡风市声》)。在现在拥挤的城市中，这些“空闲”的美已经难以寻觅了。菊儿胡同新四合院从城市设计的角度，利用住宅的里巷、大门围墙、乔灌木、铺地…，以至一些细致、朴素的建筑处理，用以丰富胡同的空间环境，使孩子们有嬉戏之地，青老年们有驻足寒喧之所，取得相对的空闲感。
3.菊儿胡同的实践在规划设计管理机制上也颇有特色。
八十年代以来，国家住房政策的改革推动了全国住房建设的进展。北京市人民政府也相应成立了住房改革办公室，拟定了具体政策，并把危旧房改造的职责下放到区，各区充分发挥了地方的政府职能。菊儿胡同试验工程的具体工作先由东城区房管局，后归东城区开发公司负责完成，它们是规划设计任务的“甲方”。东城区的街道组织及后来所形成的“住房合作社”，对这项试验起了支持协调作用。区政府—开发公司—社区，可谓“三位一体”互相促进。
清华大学建筑与城市研究所从1987年起，直接接受菊儿胡同试验工程的任务，参与了下述具体的工作：
——作为政府部门的参谋，在政府的领导、支持下进行调查研究，提出种种建议。
——承担规划、设计任务，与开发公司、建筑公司密切合作。
——协助社区组织更好地发挥参与职能，如成立合作社、菊儿胡同小区管理委员会等等。
上述工作已不仅是一般地作为乙方单纯地承担设计任务，而是较全面地参与住房改革的试验，它的意义在于：即建筑师不仅是单纯接受甲方设计任务的设计绘图师，而是较全面地发挥建筑师应有的社会职责，维护社会公益，积极地推进人居环境的创造任务。
4.菊儿胡同新四合院工程是用吴良镛教授在“广义建筑学”中所提倡的融贯的综合研究方法进行的，即较为自觉地、逐步地进行涉及多学科的系统的综合研究。
旧城更新是涉及多种领域的巨大系统工程，它是系于整个国家城市经济结构的调整，社会结构的变革，以至由此推及城市物质空间的结构与形态的重构与发展的过程。
住宅问题涉及面宽，是不能用单项的技术得到完整的解答的，而必须从规划、城市设计、建筑设计、材料结构、施工技术(以上为实体建设技术)，以致开发经营、住房体制改革、对社会结构、社会生活的影响，社区的综合发展(以上为虚体技术政策)，硬件、软件综合配套，多方面来找出路，这个试验的积极意义是提倡解放思想，提倡融贯地、综合地研究问题，而不是把思维“吊死在一棵树上
”，如果只从一孔之见，一个专业观点出发，把什么都说绝了，那就扼杀了创造性的思维。
菊儿胡同新四合院的成功还说明了提倡从研究性设计(research design)到研究性开发(research and development)是十分重要的。
北京旧城改造途径与“类四合院”的构思的正式提出是在1978年。在此之前，就对北京市的街坊和四合院住宅进行过调查。如果我们未进行持续研究，则到1987年房改开始时，即使把这设计任务交给我们，也会措手不及。这个试验从研究到实施过程，充分证明开展研究性设计的必要。
四、一个“特殊”的例子显示的“一般”意义及其影响
从哲学观点看，“普通性即存在于特殊性之中”，菊儿胡同的试验，是一个颇为特殊的例子，因为它是特定条件下的产物：
—它位于中国最重要的历史文化名城北京的旧城中心地区；
—它的位置紧贴在北京旧城的“历史地段”，在北京市锣鼓巷四合院保护区的一侧，北京市规划对它有种种限制，如9米的高度控制等；
—在这地段内(指8.2公顷街坊)一系列环境条件，建筑质量出现良莠不齐种种情况，需要区别对待。
经过多年来对北京旧城建设和对问题的一般了解，对北京具体情况进行具体分析研究，逐步地产生“有机更新”理论，对“北京旧城肌理”的再认识，对“新四合院”体系(即四合院建筑“原型”加“变体”)的再创造的尝试，以及从北京经济社会文化的实际出发探索可行的运转机制。
以上这一切都是从“现实出发”，但又基于规划师建筑师一种“社会理想”与“社会职责”的推动。
正是在一系列条件下，象数学的“求解”一样，才逐步推演创造出这样的一种菊儿胡同模式。这种探索的出发点是：
—我国历史悠久，幅员广阔，各地区、各城市地理人文条件各异，优秀的地方建筑遗产，应择其精华(包括整体环境)加以保护；
—民居建筑是适应社会、适应自然的创造，它丰富多彩，有待我们去发掘其合理内核，以为借鉴；
—根据现实社会生活需要，并顺应所在环境的文脉，创造新的艺术形式；从方法论领域来说，这是将住宅问题、城市设计与北京的历史城市保护诸项专业领域，在这一特定的地点综合融贯的试验。
菊儿胡同新四合院工程是迄今为止我国获得国内外大奖最多的一个建筑作品，并已载入世界权威建筑史著作Sir Banister Fletcher's《世界建筑史》第二十版(1997年)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承认和高度评价。
1993年10月4日世界住房日之际，联合国总部举行的颁奖仪式上由当年联大主席英萨拉里先生和联合国副秘书长(负责人居中心和环境规划署
)道思维尔向吴良镛教授为菊儿胡同四合院住宅工程颁发世界人居奖。颁奖单位的评语是“菊儿胡同四合院住宅工程开创了在北京城中心城市更新的一种新途径，传统的四合院住宅格局得到保留并加以改进，避免了全部拆除旧城内历史性衰败住宅。同样重要的是，这个工程还探索了一种历史城市中住宅建设集资和规划的新途径。”
1994年，参加北京住宅国际参观考察活动来访的众多外国专家学者对菊儿胡同工程给予高度评价：
“菊儿胡同改造工程反映了中国传统的文化和价值观。”
“菊儿胡同改造工程创造性地继承了城市建筑文化——人文的生活环境。”
“菊儿胡同工程在建筑设计上实现了以传统四合院到现代四合院的巧妙演变。它成功地再现并加强了邻里的各种景物，为居民创造了良好的私密性、公用社会空间。”
“菊儿胡同改造工程的成功还在于它的高度综合性。”
“这个工程打破了通常城市改造的模式，开创了一个综合性的改造模式。将政府、居民、开发部门和设计单位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组织工程的开发建设；这个工程不仅仅是一个好的建筑设计作品，而且将整个改造地段的社会服务、交通、商业、生产、文娱等设施综合地加以考虑，以求创造一个真正而全面的人居环境。最重要的一点是这个工程在中国走向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坚持社会效益为重，坚持为人民服务的原则，利用市场活力和投资为普通百姓创造了良好的、有人情味的生活居住环境。”
“通过菊儿胡同我们看到了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即通过社会解决住宅短缺(无论贫国还是富国都面临这一问题)，这将对中国乃至世界产生影响。”
“吴教授和他的同事们在菊儿胡同工程中所创造的答案是一个人文尺度的答案。尽管它的人口密度与高层住宅相似，但它却创造了一个永恒的人与人交往的社区。最重要的是菊儿胡同捕捉住了中国的四合院的传统，即北京的合院形式。通过菊儿胡同那古典的大门，人们可以进入自己的家的温馨。它那空间与实体的错落形成了阴与阳的和谐，而且能够调节气温和气流的变化。”
……
“总而言之，菊儿胡同做为另一种中国文化可以在世界很多地方推广。我们希望在中国规划师和中国政府的支持下，新菊儿胡同将会生长和扩大，同时我们希望到2000年，北京会保护住其独特的令居民愉快的社会肌理和生机。”
又有六年过去了，英国著名建筑评论家彼德?戴维在2000年2月《建筑评论》上撰文认为：“吴良镛教授规划设计的菊儿胡同，其结构、形态和具体样式可以成为将来一些并不需要逼真地模仿旧建筑的建设
项目的一个范例。中国其他地方以及世界上许多情况类似的地方在进行建筑创作时，应该受到菊儿胡同的启发。”
菊儿胡同的研究，如从1979年算起，前后延续了十余年，曾参与工作的师生数十人。研究在前期是挤出夹缝中的时间来进行的，由于没有经费，在经济上更感困难，特别当90年代初建筑设计业“大开发”、一纸万金之际，要想办成一事，实在捉襟见肘，步履艰难。参与其事的同志们，凭着对建筑事业的一腔热忱和强烈的社会使命感和责任感，把工作坚持到底。在实践过程中还培养了住宅研究的队伍，有两篇博士论文和五篇硕士论文是在参加此项工作中完成的。
菊儿胡同的探索在全国产生了很大影响，它的理论和方法在苏州等历史名城的建设中得到采纳和发展。在1993年菊儿胡同试验获得多项奖励之后，北京市及全国即面临房地产大开发的热潮，已完成的菊儿胡同第三期的规划设计因而未能实施。经过六、七年的实践，证明用房地产开发来改造北京旧城的路子是行不通的，菊儿胡同有机更新的理论又重新得到重视。刘淇市长2000年11月19日到东城、西城调研危旧房改造时，称赞菊儿胡同危旧房改造很有创意，既保持了古都风貌，又把容积率提高，为老城区危改走出了一条很好的路子。这使我们坚信建筑学是为人民服务之学，是为社会谋福利之学，因而在实现某种理想建设过程中不论是如何艰巨，终必会得到各方面的扶持。
当胡同里的陈年旧事被一一发掘出来，北京的胡同里似乎再无秘密可言。然而总有一些被我们遗忘的角落，满载着故事，安静地隐藏在城市喧闹之中，等待我们再相识。
菊儿胡同正是这喧闹中的安静所在。一条全长不足500米的胡同，却承载了一段北京城关于旧城居住环境改造的往事……
“里弄”与“胡同”的联姻
行至南锣鼓巷中段往东一拐就到了菊儿胡同。和周边的许多胡同一样，菊儿胡同里也不乏名人足迹，包括清光绪时大臣荣禄的宅邸， 但令菊儿胡同具有特别意义的并非这些“古迹”——自荣禄迁居至东厂胡同之后，菊儿胡同里的荣府宅邸日渐破败，如今看来，和任何一个大杂院并无二致。菊儿胡同的闻名，是因为这里隐藏着一片北京旧城中少见的新四合院——菊儿胡同41号小区（以下简称“菊儿小区”）。上世纪80年代末，它曾以旧城改造试点的身份引起过全北京，乃至全世界的重视。
节后某天中午，信步走进菊儿小区。冬日暖阳下，青瓦白墙的新四合院看上去有点徽派建筑风格，恍如到了周庄。但走到里面，一进套一进的小院又给人以北京传统四合院层层进深之感。这
就是该项工程设计师，著名建筑师、清华大学教授吴良镛所说的“类四合院”，或曰“新四合院”。
小区同时吸取了南方住宅“里弄”和北京“鱼骨式”胡同体系的特点，以通道为骨架进行组织，向南北发展形成若干“进院”，向东西扩展出不同“跨院”，由此突破了北京传统四合院的全封闭结构。所以给人的感觉颇似古代江南富豪的庭院。只不过这里的住户非一家，小区由一个个单元房组成，现代生活设施一应俱全。楼栋高两至三层，错落有致，像旧四合院一样围合而成。在保证私密性的同时，又保留了中国传统住宅重视邻里情谊的精神内核。小区庭院干净、宽敞，完全不同于现代老四合院的杂乱与拥挤。院里绿化尚可，大树遮荫下的石桌、石凳白天安静地沉睡着，想必傍晚时分便成了邻里间的“据点”。
吴良镛的“成与败”
据院里一位老居民介绍，20年前，这里还是一片破旧的平房，因周边高，中央低，形成了“洼地”之势。一遇下雨天，这里便成了“池塘”，令居民苦不堪言。为了改善居住条件，院里的居民联名写信向东城区人民政府反映情况，没想到不久便有了回音。很快，这里便被列为北京旧城危旧房改造的试点。
因其具有首创性，当时菊儿胡同的改造引起了北京市政府的高度重视，设计师由大名鼎鼎的吴良镛担纲。早自1978年起，吴良镛就提出“有机更新”的理论， 菊儿小区可以说是吴良镛“有机更新”理论的生动注解。
待改造工程完毕后，原来居住在大杂院里的200多户居民都搬进了卫浴设施齐全的现代化楼房中。1992年，吴良镛也因菊儿胡同新四合院住宅工程荣获当年的世界人居奖。一下子，世界各地的参观“取经者”蜂拥而至。
出人意料的是，这个广获好评的“试点”并未得到推广。官方的理由是好虽然好，容积率太小，无法满足广大人民的居住需求，大规模推广并不现实。
设计者吴良镛对这一项目的评价也很复杂，认为它既是成功的，又是失败的。他在其著作《北京旧城与菊儿胡同》一书中表示：从国内到国际，菊儿胡同项目获得了众多奖项，这表明了它所具有的创造性，开拓性和真实的价值。但作为“试验”，因为它在一些人眼里不够好，比如容积率不够高，经济效益也不够好，没能说服有关方面采用“试验”成果，所以说又是失败的。
“完美”构想的现实演变
建筑师住宅设计的成败，更需要时间的检验。20年过去了，菊儿小区的光环仍在，仍不乏参观者。但此时的菊儿小区已和当初的“完美”构想有很大不同。
吴良镛期望菊儿小区的居民们仍能像从前的大杂院时期一样相亲相爱，和
睦共处，为此还特意在院落间内设计了面积很大的 “户外公共客厅”，所有院落由开放式的游廊相连，便于行走，户与户之间视线通透，能一眼望到。
但居民们似乎并不买账。游廊不仅没有按想象的变成藤蔓密布的绿山墙，相反，几乎全部都被加以改造，筑起一道新的玻璃钢墙。问及原因，居民们很务实地回答，一是可以增加房屋使用面积，二是为了安全，“游廊管什么用啊，就一层台阶那么高，一点都不安全，不放心”。
这仅有的一处“新四合院”，还是没有逃脱高楼大厦里人与人相互提防的命运。
周大妈（41号院老居民，菊儿小区改造工程见证人之一，当年联名信发起人的嫂子）：当年我们这儿地势很低，比马路低近一米，一下雨就积水，居住条件很差。改造前的菊儿小区人均居住面积不足8平米。大部分家庭没有日照，近80人居住的院子只有一个水龙头，厕所在院外100米。
当时我们院里共有40多户人家，房改，在北京市是前所未有的事，我们和政府都不知道该怎么办，大家就商量，怎样才能既把房子改造好，又让我们这些老住户住得起。后来决定实行分期付款，这在当时，也是前所未有的事。这房子卖给我们的价格是每平米350元，东城区人民政府根据每家的收入情况和购房面积制定不同的还款标准，有的人家每月还100元，有的还200元，最多10年还清。如果家里的收入情况有变动，还可以跟政府商量，调整每月还款额度。我们买的是三居，七八十平米，在这个院里算大的。
建成后的新四合院比我们预想中的还好。房里有卫生间、院落也宽敞、还有物业管理。记得搬新家那天，大家都高兴极了。我们还特意请人拍了张发黄的黑白照片留作纪念。新房子刚建成那会儿，名气可大了，来院里参观的外国友人络绎不绝，不仅和我们拍照留影，还留下了签名。我家有一本留言册，各国人士的签名留言都有，厚厚一大本，正反两面都写满了。
最近几年，有不少老居民都搬走了，房子被出租出去，新搬来的住户里有一些外国青年，他们很热情，好像每天都很快乐，经常开party。院里也比过去更热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