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的白居易研究概况及有关问题

【内容提要】韩国白居易研究 70年代为萌芽期，80年代为适应期，90年代为成长期。韩国白居易研究落后日本，原因是多方面的，当务之急，解决实际问题制定中长期规划，翻译注释白居易全部作品。【关键词】韩国/白居易/研究概况

一、序白居易在韩国（新罗统一）的知名度以及对他和他的诗文的认识与评价，远不如李白、杜甫、苏东坡。高丽李氏王朝的朝鲜文人们，对白居易的态度与对李、杜、苏的态度不同，并未尊他为学诗的规范，而是将他的诗作看作“闲居览阅”的对象（见高丽崔滋《𥙷闲集》卷下译者注）。作为“乐天忘忧的手段（同上）”。白诗主要内容是以轻淡笔触描写其日常生活的闲适情趣，文字又平易通俗。正是由于这一特色，白诗才并未被韩国古代文人们尊为学诗的对象，另外，也正是由于这一特色，作为可以轻松获得心灵平静以得闲适之乐的材料而又被广泛诵读。而号称学李白的人却常读乐天集，这一事实就是一个证明。在此，本文要探讨一下，当代（1945年解放以后），韩国学者对白居易及其文学，在哪些方面，作了怎样的研究，达到了怎样的水准。并且，通过这一探讨，对过去的有关问题作一反思与展望。二、研究的背景与概况在日本帝国统治韩国的35年间，韩国优秀的传统汉学已经衰退，不仅如此，这其间，具有近代意义的中国文学研究的萌芽也未曾出现。1926年，在京城帝国大学法文学部设置了专攻支那文学专门课，那是由日本和中国教授主导下实施的教育，因此，在解放以前，韩国人不用说对白居易就是近代中国文学研究也几乎不存在，这样看，并不过分。 50～60年代解放以后，对中国文学的研究主要是与在大学设置中文学科同时开始。但50～60年代，全国大学中设置中文学科方面，索瓦鲁大学、成均馆大学与外国语大学（中国语科）3所大学中，中国文学的研究人员绝对不足。因而，50～60年代20年间，无论从量的方面，还是从质的方面，韩国的白居易研究，还只能说处于萌芽期。从现存资料看，解放后最初的关于白居易论文有金童燮《白乐天研究——讽谕诗一瞥》（1957年7月），其后二年曹佐镐《白乐天研究——以诗禅一致的先驱作用为中心》（1957年7月），与李炳汉《李白、杜甫、白居易三家诗论——以杨太真为中心》（1959年7月）3篇发表。进入60年代，金𠳬洙《长恨歌研究》（1965年3月）与丁耒东《白乐天诗的社会性》（1965年6月）2篇论文。而且最初的硕士论文场森《白乐天及其诗》（1967年8月）发表，一年后，金得洙《白居易研究》（1968年12月）是国内第二篇硕士论文。虽然只是达到初步的研究水准，但立足于白居易的传记、思想、诗歌理论及其诗歌（以社会诗为中心）整体，因而堪称近代意义的白居易研究先驱者。而且，值得一提的是，金洙映编著的《白乐天、苏东坡》（1968年9月），作为《东洋历代伟人传记选集》（第六册）出版，它作为白居易的一种评传同时，还具有面向一般大众读者特点。 70年代 1972年，虽然高丽大学、檀国大学、淑明女子大学、延世大学、全南大学、岭南大学都设置了中文学科，为中国文学的教育和研究带来了活跃气氛，但研究者的数量还是少，研究文章数量不是很多。孙八洲《韩国文学与白居易》（1971年3月）是关于白居易文学与李氏朝鲜文学关系的最初论文。李东卿的《白居易讽谕》（1972年12月）通过考察白居易贬谪江州前后生平及诗文，探明了白居易讽谕诗创作中止的原因。当时，还没有特别注重关于白居易生平和社会诗以外的诗歌研究的论文，这一篇论文，就其扩大研究范围这点而言，很在意义。此外，车柱环《关于李杜元白诗》（下）（1974年3月），殷富基《白居易社会诗考》（1977年8月），《白乐天文学改革论》（1977年12月）以及金在乘《白居易新乐府与茶山诗》（1977年12月）《白居易〈秦中吟〉考》（1977年12月）《白居易新乐府考》（1978年12月），都是以《新乐府》50首以及《秦中吟》10首讽谕诗、社会诗为研究对象。这是受中国文学史的影响，表明了国内研究者对政治的、社会批判的关心与兴趣。 70年代的成果中，有意义的成果在于翻译方面。这一时期，《中国古典汉诗人选》第四册，张基槿的《白乐天》（1977年6月）与《世界诗人选》第七二册，白乐天篇，释智览译注《长恨歌》出版（1977年12月），张基槿《白乐天》由于其成功的译

注而得到很高评价。 80年代进入80年代，作为冷战极有可能消解这一国际形势的反映，许多大学雨后春笋般纷纷设置中文学科。而且在中文学科作为人气很旺的学科同时，对中国文学的社会认识也在高涨。另外，70年代设置中文学科的毕业生们开始进修硕士课程同时，研究人员也稍在增多，因而，80年代研究的客观状况好转特征，表现在发表论文数量增加，研究范围扩大。上述情况中，发表硕士论文6篇，博士论文1篇，短篇论文16篇。尽管仅仅短短10年间，比至50至70年代30年间的论著还多的论文与著述。原因是研究中国文学的人员增加，而对白居易研究兴趣增强。这一时期有相当多的研究白居易社会诗、讽谕诗论文发表。李根孝《以诗歌为中心的白居易研究》（1980年11月）金在乘《白居易诗论考》（1981年8月）、《唐代新乐府运动小考》（1982年12月）、申英爱《白居易新乐分类及其内容》、林孝燮《白居易新乐府现实主义特征的研究》（1987年2月）4篇硕士论文，都是将白居易的讽谕诗论、社会诗论作为研究对象。在偏重白诗社会性的时期中，金在乘《白乐天诗研究——以闲适诗为中心》（1983年12月）《白居易格诗考》（1984年12月）姜昌洙的《白居易饮酒诗小考——以“劝洒”十四为中心》（1989年12月）短篇论文外，郑相赫《白居易闲适诗研究》（1989年12月）、安天洙《白居易贬谪江州途中诗研究》（1986年1月）两篇硕士论文发表，扩大了对白居易诗文关心领域与研究范围。此外，金在乘《元白往复书考》（1982年8月），是最早的元白合论，前炳礼的《白居易诗语的特色》（1983年12月）也是关于白居易诗语的最初论文，各有意义，金在乘的《白诗评论小考》（1985年12月）、俞炳礼的《元和体考》（1985年3月）、《白居易诗论的两重性》（1985年11月）、《白居易仕隐意识》（1988年2月）显示研究者将白居易作为研究对象的多样性。金在乘从70年代发表有关白居易短篇论文，在长期研究基础上，完成韩国国内最早的博士论文《白乐天诗研究》（1985年7月）。这一论文涉及全方位白居易生平、文集、文学思想、讽谕诗、闲适诗、感伤诗、杂律诗、格诗以及历代评论，对韩国国内的白居易研究具有重大意义。此外，白诗的评注工作方面，有李徽教的《白居易与秦中吟》（1983年10月）。

90年代

90年代（至1999年6月）期间，虽然有硕士论文4篇与博士论文1篇，短篇论文12篇以及单行本两种问世，但考虑到现在全国有百余所大学设置了与中国文学有关学科，研究人员急剧增多这一情况，其研究成果与80年代相比，要少得多。与白居易有关的论著减少的原因，首先，第一个原因，从80年代以来，大学学院里学生在选择专业方向之际，开始由中国古典文学、尤其诗歌方面转向中国现代文学和语言学。第二，在包含译注工作的基础工作之上的研究方面，之所以未能取得进展的原因是大学学院学生研究欲望没有被激发出来。在两种单行本中，金在乘的《白乐天诗研究》（1991年11月）是其1985年的博士论文《白乐天诗研究》，并无新内容。沈禺俊《香山三体法研究》（1997年10月），由《香山本体法》研究，《香山三体法》翻译、《香山三体法》原文3部分构成，是李氏朝鲜时代白诗选集《香山三体法》版本学考察，其中所收的作品均系翻译。与90年代以前时期相比，这一时期关于讽谕诗、社会诗的研究论著明显减少。这类论文有金龙云《白居易写实意识的目标及特征》（1992年12月）、玄宰硕《白居易新乐府研究》（1993年12月）、林孝燮的《白居易的新乐府运动的时代精神考察》（1995年12月），另外，从元白比较角度还有金卿东的博士论文《元稹白居易社会诗研究》（1996年12月）。这一论文以唐代知识分子同时又是中唐的社会诗派代表作家元稹、白居易为对象，考察他们作为政治家的生平及意识，作为知识分子批判精神的具体化的创作行为而产生的社会诗。其内容有《元白与中唐社会》、《元白的仕宦生活与交游》、《元白的仕隐意识》、《元白社会诗的特色》、《元白社会诗的现实意识》、《元白社会诗的艺术成就》。在对作家与作品进行综合的有机分析同时，特别注意对元白的社会诗与前代作家的社会诗进行比较，以把握其特色所在；进而探讨元白诗人的生涯及其意识究竟是怎样的，另外，也注意到元白所作之社会诗虽同属社会范畴，但相互之间有那些异质部分。同90年代

以前时期相比，关于白居易研究方向也渐趋多样化。有注重白诗叙事性研究的高真雅《白居易叙事诗研究》（1995年2月）与权应相的《长恨歌叙事研究》（1998年12月），注重白居易内在意识研究的论文有俞炳礼《白居易时间忧患意识》（1991年12月）与金卿东《元白的仕隐意识》（1996年12月），考察韩国高丽人们接受白居易情况的论文有金卿东《白乐天与高丽文——以传来与受容为中心》（1992年12月）、辛承姬《琵琶行音韵学的考察》（1994年2月），这是对白居易《琵琶行》从音韵学新角度考察的硕士论文。关于元白交游方面的考察，有金卿东《元白交游考——兼及元白交游诗》（1997年5月）《元白交游的二个问题》（1999年6月），俞炳礼《白居易诗中鹤的意象》（1997年12月）作为白居易诗语象征性的研究论文，被看作是白居易研究走向多样化的一个例证。此外，90年代的论著还有张哲镐《白居易饮酒诗考——以〈劝酒〉十四首为中心》（1990年5月）、李浚植的《白居易论》（1996年12月）。

三、版本与译注

关于版本研究，只有沈禺俊《香山三体法研究》（一志社，1997年10月）1篇。《香山三体法研究》依据李氏朝鲜的匪懈堂（李容）的白诗选本。沈禺俊考察了这一选本的祖本问题，及所选之诗的特点，与编者的选诗观。沈禺俊认为：《香山三体法》编纂时期应为朝鲜王朝的世宗二十七年（1445年），其后明宗二十年（1565年）由金德龙出版。而且，就《香山三体法》所收作品，据绍兴本、马元调本、莲左文库本、书陵部藏本、延世大学藏本校勘，同时对历来认为其祖本为南宋绍兴本这一说法提出疑问，因收录不少绍兴本所没有作品，故推定其祖本比南宋绍兴本更早可能为北宋本。另外，《香山三体法》中“三体”，即五言律、七言律、七言绝句，所选之诗反映了匪懈堂除批判社会现实的讽谕诗外的“以正人性情”为“体”，以言行“平和”为“用”的文学观。白居易作品翻译，就现有资料看，以翻译文学家梁白华(1889～1944)所翻译的《琵琶行》，登在1925年《朝鲜文坛》十二号为最早，金九所译《白乐天诗选》（汉城图书株式会社，1944年8月）作为《支那名诗选，第二集》与梁柱东译《诗经抄》合订出版。其中载有简单介绍白乐天文章，同时载有《长安道》、《长恨歌》、《琵琶行》、《卖炭翁》、《长相思》、《续古诗》、《伤春曲》等60首译诗。译者是韩国近代著名诗人，译诗很有诗意，可惜没有注。张基槿《白乐天》（太宗出版社1977年6月）增加了对白居易的解说，根据白诗内容，将白诗分为①纤细的感觉②仁慈的诗人③古讽谕诗④新乐府讽谕⑤感伤的杰作⑥闲适与通达6类，对102首诗加注释、解说并翻译。释智览译的《长恨歌》（民音社、1977年12月），对白居易《长恨歌》、《琵琶行》及《白发歌》等11首诗翻译作注。译者并非学本是人士而是僧侣。李徽教《白居易与秦中吟》（《中国语文学》第六辑1983年10月）对白居易10首《秦中吟》进行解题，在介绍作者同时，从《秦中吟》10首中选《议婚》、《重赋》、《伤宅》、《伤友》4首加以详细译注。白诗的韩国语翻译，最近有沈禺俊《香山三体法研究》（一志社1997年10月）。其中《对琴待月》、《赋得古原草送别》等五言律诗72首，《江楼夕望招客》、《杭州春望》等七言律62首，《秋雨赠元九》、《和友人洛中春感》等七言绝句51首，即《香山三体法》中收录185首诗加以简单注释并翻译。四、传记与思想金得洙的《白居易研究》（成均馆大学的硕士论文，1986年12月），介绍了白居易生平与人生观、指出白居易具有“多情善感的诗人性格”，“其处世原则是以杀身成仁之道为根本，追求明哲保身之道，而又待时而动”。张基槿《白乐天》（太宗出版社，1977年6月），序章《白居易及其思想》，分①儒家思想②道家与道教③佛教思想④乐天与解脱4个方面作了简要叙述。生平事迹金洙映《白乐天、苏东坡》（新太阳社，1968年韩国出版公社，1986年5月再版）作为白居易评传的一种。分10项①生平②初进官场③期待④《长恨歌》⑤左迁⑥召还⑦仕官⑧身边⑨致仕⑩白乐天与元稹，加以论述。金在乘《白乐天诗研究》（索瓦鲁大学的博士论文、1985年7月，明文堂1991年11月）第一章第二节《白居易的家系与生涯》中，介绍白居易家系后，以编年体记述其生涯。金卿东《元稹白居易社会诗研究》（成均大学博士论文，1996

年12月）第三章中《元白仕宦生活》要点如下。即，元白作为中国古代知识分子，他们常常与政治紧密相关。因而，要了解元白的生平究竟是怎样的，最好观察一下他们作为官吏的生活。正是基于此，从“评传”角度叙述了元白的官吏生活。另外，对元白二人各自仕宦态度应给予怎样评价，这两人对仕宦态度究竟有什么差异这点，值得注目，而且，元稹、白居易同样后半生对仕宦态度有变化，以其变化为依据，可以说，“如果称白居易是达观型，得到这一肯定的评价，元稹就是现实的执着型的，如果元稹得到进取型的这一好意的评价，那么，白居易就是消极的”。金卿东《元白交游考——关于元白的交游诗》（濡园金ｚｈé＠②洙教授退休纪念中国语言中国文学论丛，1997年5月），通过元白交游诗考察元白友情真挚到何等程度。另外，其交游具体情况如何？该文分第一次，长安时代（贞元十九年～元和五年），第一次离别时代（元和五年～元和十五年）；第二次，长安时代（元和十五年～长庆二年），第二次离别时代（长庆二年～大和五年）共4个时期作一考察。金卿东《元白交游中两个问题》（《中国文学研究》第十八辑，1999年6月）考察了元白交游的开始年代与元白“嫌隙”说的真伪。首先，关于元白交游开始年代，历来有“贞元十九年”说，“贞元十八年以前”说，“贞元十八年”说三种。该论文否定了这三说，提出新说，认为元稹与白居易成为“同心之友”，结为“金石之交”深情，开始于贞元十九年春(803)书判拔萃科“同年”关系，以及秘书省同僚关系，而两人最初相互认识交往时期应在此前3年的贞元十六年(800)。其次，关于元白“嫌隙”说，历来有人接受，通过对元白交游状况的考察，表明“白居易对元稹的友情，在元稹生前死后，都同管鲍之交无疑”，再次确认：元稹与白居易友情最终不和的所谓元白“嫌隙”说是毫无凭据的。思想与意识俞炳礼的《白居易的“仕”与“隐”意识》（《诚信女大论文集》）第二十七辑，1988年2月），考察了白居易出仕目的以及“仕”与“隐”间的纠葛，以及克服方法。指出，白居易出仕目的“靠俸禄解决衣食”，“实现兼济天下理想”。进而指出，由于“仕”与“隐”不可兼得而各有欠缺，在仕与隐岐路前，白居易选择“中隐”。这种选择结果，虽然衣食得以解决，悠悠自适生活，自由生活得以保障，但，这中隐生活也受到了“为自己一身方便的生活方式”“利己的寄生虫生活”批判。但，另一方面，也应看到，那最终也是由“仕”的挫折与忧患派生出来的不得不作出的选择。俞炳礼《白居易诗中的时间忧患意识》（《人文科学研究》）诚信女子大学，第十一辑，1991年12月《中国学研究》（淑明女子大学第八、九辑合订，1994年6月），考察了白居易对时间的忧患意识。白居易甚至在仅仅过了4个月这么短的时间就在焦急思考，另外，每长一岁都要叹息，这种对时间的忧患意识在白居易诗中屡有表现，它究竟表现了怎样的郁愤之情，论文对此作了考察。俞炳礼认为白居易诗中表现的时间忧患意识是“由于人生短促，渴望的富贵功名一时很难实现而来”，并指出“对年长一岁的感叹，便意味着对功名富贵的执着，而对年长一岁的超脱，也就意味着对功名富贵的放弃”。同时，直到75岁，白居易还在每年歌咏着他执着与超脱的矛盾心情，这“反而证明他到死都未能超然于富贵与功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