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规合一

引言

习近平总书记2013年12月在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上指出：“在县市通过探索经济社会发展、城乡、土地利用规划的‘三规合一’或‘多规合一’，形成一个县市一本规划、一张蓝图，持之以恒加以落实”。李克强总理2012年9月在省部级领导干部推进新型城镇化研讨班座谈会的讲话中要求：“在市县层面探索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城乡规划、土地利用规划‘三规合一’”。2014年1月，住建部印发《关于开展县（市）城乡总体规划暨“三规合一”试点工作的通知》。“三规合一”成为各县市推进新型城镇化、优化城乡土地利用的重要抓手。“三规合一”实质上是一个规划的过程，是规划的手段，并不是一个新的规划，其重点是各部门信息互通、管理的无缝衔接。

一、我国“三规合一”工作中的主要问题

近年来，在我国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出现了一系列资源环境问题，政府的宏观调控作用加强，各部门根据管理、发展要求出台了多种规划，据不完全统计我国各类规划多达200种，由于规划的不对接、多头管理的问题，出现了一系列规划审批难、项目落地难的问题。特别是一些经济较为发达、人口密度高的地区，人地关系紧张，急需加强规划统筹和管理。上海、重庆、武汉、广州、河源、云浮等城市先后开展了“三规合一”工作的探索。

广东作为改革开放前沿，近十年来开展了“三规合一”探索与实践， 2008年广东省住建厅推进河源、云浮、广州三市开展“三规合一”试点工作。河源率先开展了“三规合一”技术

创新，探索了“三统一、二协调、一平台”为思路的三规合一“一张图”规划；而云浮重点在体制机制上进行了探索，整合各相关部门成立了“规编委”机构，建立了“一套规划，统一编制，统一平台，分头实施”的“三规融合”规划管理机制；进入2012年，广州在新一轮“三规合一”规划中，以规划编制方法、技术标准、工作规程以及体制机制创新为重点，按照“市区联动、三上三下”的工作方式，形成了“五个一”的规划成果，并于2014年初获市政府批复。但受现有管理体制和部门权限限制，广东推进“三规合一”近十年，其实是在“艰难前行”。

（一）规划技术标准不统一，技术协调难度大

由于“三规”的规划主体、技术标准、指标体系、审批办法不同，规划目标有差异，各规划中涉及空间资源利用的内容技术标准不协调、表述方式不一致。规划、国土部门在空间上对同一用地的分类标准不同；规划、国土部门与发改部门分类亦不同，前者是按照空间属性分类，而后者则是按照项目和资金投入分类。

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规划侧重制定发展目标，针对性最强；土地利用规划侧重定“指标”，审批最严厉；城市规划侧重落“坐标”，编制规范最清晰。

（二）“三规”规划期限不同

根据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规划、城乡规划、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上位法（分别为《宪法》、《城乡规划法》、《土地管理

法》）的规定，城市总体规划期限一般为二十年，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期限为十五年，国民经济社会发展规划期限为五年。

（三）“三规合一”成果难以发挥作用，管理协调难度大在现阶段我国推进“三规合一”实践的城市中，多数城市是以城乡总体规划为载体开展的，而《城乡规划法》仅提出了“城市总体规划……，应当依据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并与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相衔接”的要求，对具体的规划协调后的审批、实施没有明确规定。

以广州市为例，从2012年全市启动“三规合一”工作，到2014年“五个一”成果已通过市政府审批，用时两年，但受制于现有政策，“三规合一”并不具备法律效力，如果要真正用于管理还有赖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城乡规划、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等法定规划的修订来实现，而这个周期则需要更长的时间。

二、出现以上问题的主要原因

（一）条块分割的管理体制

目前“三规”的编制是“自成体系，互不衔接”，建设部门主管城乡规划，发改部门主管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国土部门主管土地利用规划。三大部门就规划的事权范围没有一个明确的划分，在规划编制过程中均接受各自上级行政部门的指导与监督，而且又各自在规划编制上自成体系，业内戏称规划“三国演义”，因而导致各种规划的相互重叠，由此带来的后果是三

种规划相互脱节甚至相互冲突的情况屡见不鲜，基层管理部门难以操作，左右为难，规划难以执行和实施。

（二）“三规”的调整频率及管理刚性不同

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属于自上而下一条线的分解土地指标，调整频率最小，刚性最强；而国民经济发展规划根据市场做出反应最快，调整的频率最快，刚性较弱；城乡规划则处于两者中间，因而“合一”存在根本性障碍。

三、推进我国“三规合一”工作的建议

“三规合一”工作不仅是空间规划的协调统一，更是城市管理流程、管理体系的协调统一。“三规合一”的最终目标不是将各类规划进行简单的合一，而是实现一级政府一级事权、一个空间一个规划，一个规划分头实施。其本质是对各类规划进行统筹，通过“一张图”管理，各部门分头转化形成专项规划，指导操作，最终实现“多规融合”。

（一）以城市近期建设规划为平台，开展“三规合一”工作5年是城市近期建设规划编制、土地利用规划修编，国民经济发展计划制定的周期，考虑“三规”的差异，面向规划实施，建议以城市近期建设规划为平台，融合土地利用规划、国民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开展“三规合一”规划工作。

1.建立分工明确、事权清晰的城市规划体系

探索引导传统城市总体规划向战略规划转变，着重对城市发展方向的战略性指导，报上级政府审批；在城市层面，强化近

期建设规划的作用，落实上位要求，衔接各部门规划，报市政府审批；在实施层面，通过详细规划统一落实规划要求。

2.以城市近期建设规划为平台，统筹项目和用地

以城市近期建设规划为平台，落实国民经济社会发展规划的建设项目、协调土地利用规划的建设用地总量、空间分布和实施时序等。

3.建立年度实施计划

建立城市空间规划年度实施计划与土地利用年度计划、国民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年度重点项目协同，同步在空间上落实各有关部门的项目，形成一张蓝图分头实施的合力，促进规划实施工作。

（二）成立协调机构，统筹推进“三规合一”工作

三规“合一”不仅需要成果合一、过程合一，更需要在规划实施工具及体制改革上着力，应面向实施和操作，处理好统筹和部门实施的关系。

1.成立规划编制委员会，统筹规划编制

引导有条件的城市探索进行机构整合，将原市发改、城乡规划、国土等部门的有关规划制订职能，划入新成立的市规划编制委员会。在“块”上规定各类专项规划中涉及三规合一的内容，均纳入同级城乡规划，统筹实施，“条”上赋予其组织编制和审查全市各部门的专项规划，并监督其实施的职责，实现“三规”在规划编制、实施和管理上的统一。

推行“一个窗口”办理业务，降低行政成本和群众办事的成本。同时，为了解决规划权力过于集中且缺乏有效监督以及执

行不力等问题，建议城市成立更高层次的市规划审批委员会，由市长任规划审批委员会主任，就规划建设的重大事项进行审查并提出决策意见。

2.建立跨部门的协调机构，协调规划中的重大问题

在工作组织上，建立一个跨部门的协调机制，简化审批流程，提高部门决策的科学性和准确性，提高行政服务效率。成立由市领导牵头各部门负责人参与的全市“三规合一”工作领导

小组，指导“三规合一”工作的开展，协调解决“三规合一”重大问题和事项。

同时，构建一个由市政府统筹，部门间的“共编共用共管”协作交流机制，协调各部门规划立项、规划编制、规划审查及实施管理中出现的矛盾，形成一套部门间协作的管理流程。

（三）建立“三规合一”信息平台，为技术协作与协同管理提供支撑

构建信息平台，建立“三规”管理信息互通机制，实现部门间信息共享，并协调消除各规划存在的矛盾，实现业务协同管理。

1.建立坐标统一、信息互联的“三规合一”信息平台

通过制定统一的空间数据标准、数据共享协议及网络互连方式等，将重大项目、国土、城规、环保、文化、教育、体育、卫生、绿化、交通、市政、水利、环卫等涉及空间要求的信息要素融合，建成“多规协同”的统一空间信息平台，为部门审批提供决策支持。

2.建立起“三规”乃至“多规”空间边界和属性统一的

“一张图”

建立起“多规”用地边界和内涵上高度统一，又满足不同规划政策要求的“一张图”。依据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确定的发展目标、人口规模，落实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建设用地指标，形成边界统一的建设用地控制线；在建设用地内部优化城市各类用地功能布局；保育良好的生态环境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划定基本生态控制线。

3.形成以重点专项建设和重点地区开发为主体的项目库

落实重大项目用地需求，对重大民生和公益性基础设施给予优先保障，确保国家、省、市重要发展片区、重点发展项目顺利落地实施，并指导各部门分年度实施。

4.提出一套实施协调机制，保障规划顺利实施

按照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要求，建立起各部门协同互动的机制，优化审批流程，提高城市运行效率。

在实施过程中如发现问题，则及时反馈到信息平台上进行技术融合，从而形成一个相互反馈、调校、融合的良性循环机制，确保规划的顺利实施。

（执笔人：中国城市规划学会理事张少康，广东省城乡规划设计研究院杨玲。基于记录整理，未经发言人审阅。经《城市规划》杂志文字编辑。）

李晓江：城镇化视角的城乡社会治理

2014年9月13号下午，2014中国城市规划年会在海南国际

会展中心隆重开幕，在会上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副理事长，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院长李晓江教授做了有关“城镇化视角的城乡社会治理”学会报告。报告主要就中国城镇化的特征、当前国家治理与社会治理的若干问题、治理体系的再认识、城市社会治理、乡村社会治理以及规划师伴随社会治理转型六个方面进行阐述。

关于中国城镇化的总体状况，李晓江教授指出，我国现状城镇化速度趋缓，人口的聚集趋向于空间、层级多元化；城乡人口流动处于胶着状态，进城农民落户意愿低，“市民化任重道远”；城镇化须重视城镇服务与接纳，尊重人的选择；城镇化进程中乡村依然将长期存在，并保持相当的规模；乡村的价值将会继续提升，弹性城乡关系的建立日渐重要。

关于当前国家治理与社会治理的若干问题，李晓江教授指出，经历了三十年的以政府力量为主导的单一化的治理模式，社会结构从稳定走向失衡，导致城乡之间及社会阶层之间的冲突越来越激烈，对此提出社会治理的新要求为从“有效的治理推动经济发展”转向“确保社会既充满活力又和谐有序”。

关于治理体系的再认识问题，李晓江教授认为，国家治理的三种力量--国家、市场、社会三者之间既是互补支撑，同时也存在着非常剧烈的博弈。理想的市场经济时期应该是市场跟社会同样强大，政府的权利应该更多的受到约束。在此基础上

李晓江教授进一步论述了法律行政与社会自治两条社会治理的主线。

在城市社会治理方面，李晓江教授首先分析了城市社会发展中存在的治理缺位以及城市壁垒等问题，并以重庆江北社区为例进行具体阐述，在此基础上总结了城中村治理的模式和改造新视角。

在乡村社会治理方面，李晓江教授首先点明了乡村治理的重要性与长期性，回顾了乡村治理体系的历史，指出了乡村治理体系中存在经济场域与社会权力场域不统一、传统乡村自治体系破碎化、法制不完善等问题，提出从传统国家的秩序，乡村精英治理到现代乡村自治跟国家治理演进的发展前景。

关于规划师伴随社会治理转型方面，李晓江教授指出，随着社会治理的转型，规划师应该在国家、市场、社会三方空间规划起到相应的协调作用；关切城镇化中人的去向跟发展的模式，关切人口流动的服务与保障，关切现代化目标下的城乡关系，关切各阶层各群体的诉求，关切城乡社会发展与建设，从宏大叙事，发展优先转向以人为本，重视中观、微观的问题发现、状态描述与社区解析，重视存量规划、问题导向，用规划师的知识与智慧“解决”社会冲突与政治问题。

张京祥：中国城乡规划转型的政治经济学

2014年9月13日上午，2014中国城市规划年会在海南国际

会展中心隆重开幕，南京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区域规划研究中心主任张京祥以《空间治理：中国城乡规划转型的政治经济学》为题做学术报告。

张京祥教授以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引言开始报告，报告主要阐述三个部分内容，一是治理的概念与内涵；二是治理提出的缘由与背景；三是治理现代化背景下规划的困境与转型。

首先是关于治理的概念内涵，张教授认为有四个特征，第一，治理是一种综合的社会过程，而不是一套固定的规章。第二，治理以调和而非支配、控制为基础。第三，治理涉及到广泛的公私部门和多种利益单元。第四，治理有赖于各社会组成间的持续相互作用，有赖于各个社会组成之间的深入沟通和协调。

关于治理提出的缘由和背景，张教授指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张京祥教授把这个变化概括为“四化环境”，即全球化、分权化、市场化和民主化。而四化环境促动着府际关系、政企关系和政社关系“三大关系”多重转型。

最后，张教授针对城乡规划目前主要困局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他认为传统的技术型的规划漠视多元化的空间价值诉求、简单的规划统筹愿望忽视了现实主体的利益、精英型的规划情

结招致多方力量的批评否定，所以中国的城乡规划必须转型。转型第一条，是要理顺规划的事权划分体系；其次要尊重规划的多元价值取向；第三是要构建有效的规划协商机制。

张教授在报告的最后指出，中西方的治理时间不同，但是殊途同归，实际上是要解决政府过度干预、过度管制的问题，从强政府推动走向社会合作互动，借助社会力量的发展来弥补政府管理职能的不足。同时，国家治理现代化有赖于协同进步，与依法治国并行不悖。此外，城乡规划转型、发展，离不开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宏大环境。国家治理体系、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提出，给城乡规划提出了新课题，中国的城乡规划必将迎来一场全面而深刻的变革。

陈辞：规划创新引领城市转型发展

由中国城市规划学会主办，海口市人民政府、海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协办，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海口市会展局、海口市规划局承办的“2014中国城市规划年会”于9月13日上午在美丽的椰城海口市盛大开幕，本届年会主题为“城乡治理与规划改革”。中共海南省委常委、海口市委书记陈辞在大会上做了题为《规划创新引领城市转型发展--海口建设“四宜三养”城市的探索》的大会报告。

陈辞市委书记首先指出海口市的基本情况是省会城市、欠发达地区中心城市、热带岛屿型城市。基于这样一种基本情况，他指出海口市的发展目标为打造“宜居、宜业、宜学、宜游”

与“养眼、养身、养心”的最精最美省会城市，并从五个方面来阐述了如何实现这一发展目标。

引导城市经济业态调整

陈辞市委书记在报告中指出，在房地产业，海口市出台了产权式酒店管理办法和促进房地产业健康发展的实施意见，推动纯居住型地产向旅游度假型、养老疗养型、商业经营型地产转型；在旅游酒店方面，由大众旅游向休闲度假、私人订制等高端旅游市场转型，满足游客私密性、舒适性的需求；在产城一体方面，创新原有工业园区的模式，按照产、学、研、居、游一体化的产城融合的理念，引导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建设既生态环保又高效运作的“绿色新城”。

加速城市绿色崛起

首先，确立生态立市的发展理念，保持海口良好的生态本底，为美丽中国海南篇章书写精美画卷；其次，对生态进行立法保护，颁布了万绿园、东寨港红树林湿地保护管理规定等一系列法规文件，划定饮用水源地、自然保护区、生态湿地等生态红线；再次，规划建设“两横两纵”绿色廊道，完善绿色基础设施，打造覆盖市域的绿色休闲慢行系统；最后，对因人工和自然原因遭受破坏的地区进行生态化改造，保留原生态特征，引入旅游休闲等产业。

强化中心城市功能

陈辞市委书记在报告中指出，要强化交通中心功能、强化综合服务中心功能，成为区域发展极核。

海口目前正在逐步完善连接岛内外的港口、铁路、公路、空港等交通设施，加快城市快速路网以及大容量快速公共交通建设，构建便捷顺畅的海陆空立体交通网络；强化智力支撑、商务服务、医疗保障、文化体育、教育科研等功能，提高服务全市以及全省人民的能力和水平。以期实现建设以海口为核心的省会经济圈，推动琼北区域的统筹协调发展。

彰显热带滨海北岸城市风貌

陈辞市委书记在报告中强调，做足滨海城市海岸线利用大文章，突出开放的滨水空间环境，坚持把最好的岸线资源留给市民和游客。针对北岸城市有风无浪的特点，在现有国家级帆船帆板基地的基础上，已经建成250个游艇泊位，大力发展游艇经济。同时，他强调“微空间”设计要以人为本，多点建设街心公园、街头绿地，增强绿地布局均衡性；道路、广场设计注重空间尺度，构建小而精的宜人空间。还要充分考虑地处热带滨海的抗风标准，提高城乡防灾减灾能力。

提升海口新型城镇化质量

陈辞市委书记在报告中指出，首先要明确新型城镇化目标，即实现城乡基础设施一体化、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城乡居民基本权利平等化；其次，要确立新型城镇化体系，遵循“规划引领、产业导入、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先行、体制机制保障”的基本路径，着力构建五级城镇化体系；再次，重点解

决两个“50万”问题。在城镇化进程中，不能单纯追求人口规模扩张，而是提升城镇化的质量。今后一段时间的工作重点是主城区内50万人口的市民化以及主城区外50万农村居民的就近城镇化；最后，启动城乡统筹示范镇建设，依托城乡统筹发展公司推进基础设施、产业孵化、土地收储等工作，建设新型农村社区，享受城市生活品质。

激发市场配置资源要素的活力

陈辞市委书记在报告中指出，新区规划从城市设计入手、从产业布局切入。采用高密度方格路网、小街坊社区的设计理念，合理规划交通以及开放空间，吸引会展、酒店、商业综合体等经济业态，提升区域开发价值。

陈辞市委书记最后还指出，海口市城乡治理和规划改革的方向是建立多规衔接机制、加强规划公众参与。期望通过规划

创新，推进城市产业升级、功能完善、品质提升，引领城市转型发展，实现“四宜三养”最精最美省会城市目标。

唐子来：新型城镇化与城乡规划转型

2014年9月13日上午，2014中国城市规划年会在海南国际会展中心隆重开幕，同济大学城市规划系唐子来教授做了有关我国新型城镇化与城乡规划转型的主题报告。

唐子来教授从新型城镇化的内涵、可持续发展与可持续发展的城镇化和迈向可持续发展的城乡规划三个方面阐述了我国新型城镇化与城乡规划转型的关系。

在新型城镇化的内涵方面，唐子来教授指出，新型城镇化与传统城镇化的本质区别主要体现在可持续发展上。传统城镇化以经济增长为导向，但忽视了环境和社会成本；新型城镇化则寻求外部成本的内部化，即经济、社会和生态的协调发展。

唐子来教授通过“经济增长、社会公正和环境友好”相互协调的“3E模型”、“经济增长、社会公平、环境友好和形态宜居”相互协调的“城乡棱锥模型”逐步推演至“经济增长、社会公平、环境友好、形态宜居和政治制度”相互协调的模型来阐述可持续发展的城镇化内涵。唐子来教授强调：可持续发展的城镇化不单单是经济、社会和环境三者的协调，而是通过完善政治制度来确保经济、社会、环境和城乡空间形态四者的互相协调。因此，全面的制度改革才是新型城镇化的本质，只有创造制度

红利，才能带来新的城镇化发展红利。

唐子来教授指出：迈向可持续发展的城乡规划在于内涵的转型和价值的转型，内涵的转型即从单纯的物质空间规划迈向更加关注经济社会、公共政策和生态环境，促进“多规融合”。价值的转型即从单一的精英式规划走向融合精英规划、民主规划、公正的规划于一体，实现社会各利益体的沟通和协商，目标旨在社会各方都能够广泛参与的包容性发展。

孙安军：新形势与新任务——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城乡规划工作

改革的思考

2014年9月13日下午，中国城市规划年会在海南国际会展中心隆重开幕，在会上中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城乡规划司孙安军司长，做了题为《新形势与新任务-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城乡规划工作改革的思考》的报告。

孙司长分三个部分给做了介绍，首先是2013年11月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和2013年12月召开的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中提出的和住房城乡建设部有关的任务，包括在符合规划跟用途管制的前提下允许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的出让租赁入市；加快户籍制度的改革，全面放开建制镇和小城市落户限制，合理确定大城市落户条件，严格控制特大城市人口规模；严控城市建设用地供给提高土地使用率等相关任务。

第二部分，孙司长通过举例介绍了应对任务城乡规划方面的落实举措，如在加快户籍制度改革方面提出制定《省域城镇体系规划编制技术导则》，明确依据资源禀赋和经济社会发展条件，合理确定城市规模要求，以及修订《城市公共设施规划规范》等标准，指导各地按照城市实有人口，完善城市公共设施的规模、体系和布局等的措施。

第三部分，孙司长首先指出城乡规划工作面临着十分迫切的改革压力，并重点从三个方面介绍了关于城乡规划工作的改革思考。孙司长提出首先要深入理解、明确责任，在认识上要善于突破思维定势，处理好系统与局部的关系、长期性与阶段性的关系，紧抓落实，加强责任意识；然后，提出要把握重点、主动推进，包括推进规划改革，开展重要试点，加强基础工作；最后，孙司长强调要发挥优势、力争先机，鼓励大家主动工作，发挥城市规划工作者的应有作用。

毛寿龙：新型城镇化下的城市治理

——从封闭权力的模式转向开放市场的模式

2014年9月13日上午，2014中国城市规划年会在海南国际会展中心隆重开幕，在主题报告大会上，中国人民大学毛寿龙教授与会做主题报告，题为《中国城镇化的治理维度》。

毛教授在报告中对古代城市治理的“市场模型”与“帝国模型”进行深入分析阐释，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讨了现代城市治理的理论模型及其演进逻辑，并对未来城市治理的模式进行了

展望，最后提出治理理论对中国城镇化的政策意义。

毛教授观点鲜明的指出，在古代，以市场为基础的城市治理是一种以商人为本、开放性的治理模式，可以给城市带来自由和财富，而以权力为基础的城市治理是一种以军队和政府为主导的治理模式，城市的兴衰取决于帝国赋予的权力大小；到了现代社会，大多数城市是以市场为基础，同时嵌套着城市自身的权力结构，在这种福利和债务国家控制下的治理模式下，城市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但巨大的公共服务也已经成为很多城市发展的负担；对于未来，毛教授认为应该是一个城市自主治理的模式，国家在城市治理中的地位不断弱化，市场和社会的治理主体应该不断得到强化。

最后毛教授指出了治理理论对于中国城镇化的政策意义。中国的城市治理不应该再强调行政级别，而应该去政治化，走开放市场的模式，高端城市应该进一步国际化，各级别的城市（包括农村）也应该保持一种更积极的开放性。而城市规划领域的从业人员，在规划编制和实施过程中加强对治理要素的重视，对于未来城市的建设发展也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贺雪峰：乡村治理与城市化的中国道路

2014年9月13日，2014中国城市规划年会在海南国际会展中心隆重开幕，在会上华中科技大学贺雪峰教授，做了有关“乡村治理与城市化道路”的主题报告。贺教授在报告中指出，中国城市化道路应充分利用制度红利，而土地制度、城乡二元结

构和小农经济这三大制度构成了新中国最重要的制度财产。

贺教授指出，中国的城镇化不同于欧美和亚非拉的城镇化道路，好的方面表现在一是基础设施良好，二是城市人口对未来充满期待，三是没有大规模的贫民窟。

这其中的重要原因来自于我们的制度红利，土地制度是新中国社会主义改造的成果，土地财政保障了城市良好的基础设施建设；城乡二元结构和小农经济的存在使得农民能够在城市生存困难时体面回到农村，对农民起到一定的保护作用，若在当前中国若过早的推动农民不科学进城很可能造成农民进城不体面不满意的生活，进城不能返乡必然到来社会遇到经济危机、城市危机政治动荡。

最后贺教授表示：农村的制度改革要慎重，我们可以创造一个与一般发展中国家不同、与人均GDP水平并不完全相称的城市化，并走出中等收入陷阱，这个意义上面来讲我们应当珍惜我们的制度。

陈映芳：社会融合中的族群性与聚居地

2014年9月13日上午，2014中国城市规划年会在海南国际会展中心隆重开幕，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陈映芳教授与会做大会学术报告，题为《社会融合议题中的族群性与聚居地》。

陈教授首先介绍了香港天水围、巴黎新城、上海工人住宅区等多个中外族群区隔的社会学调研案例，指出新城移民族群普遍面临交通成本过高、失业率高、酗酒家庭暴力、离婚单亲家庭比例偏高、青少年问题等社会问题。

陈教授认为，族群的问题已成为世界各国议题中间的核心问题，族群之间的空间切割不一定是因族群导致的，空间区隔本身可以造成族群性的形成，尤其是族群的集中居住。同一宗族民族甚至同一个阶级内部可能形成特殊的身份群体，并因为族群性的形成而不断深厚化，族群造成的社会分离需要一个法律制度、社会政策和社会空间再造的一个长期努力才可能逐渐的弥合，这是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应该引起我们充分的注意。

陈教授最后介绍了各国尝试通过规划促进不同族群之间的关系改善，以此实现社会融合的努力。例如法国规定了一般住宅项目中公共住宅的比例，香港鼓励通过市民自主规划来推动社区自主有机融合等。陈映芳教授呼吁，我国目前的城中村、村中村、外来民工聚居地等与外部形成某种分裂隔离的族群，应当引起足够的重视，这些地方与场所不只是城市拓展的人口容器，更是我们的家园。

姚洋：中国经济增长的新常态

2014中国城市规划年会在海南国际会展中心开幕，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姚洋教授做了有关中国经济增长与结构转型的主题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