侵权行为法的经济学分析

　文章编号:167126914(2004)01200362(05)

收稿日期:2003208220

作者简介:丁以升(1968—　

),男,安徽巢湖人,华东政法学院副教授,法学博士。

侵权行为法的经济学分析

丁以升

(华东政法学院,上海200042)

[摘　要]　在归责原则和损害赔偿两个问题上,现代侵权行为法及其相关的理论都存在着明显的缺陷。这些

缺陷的产生,是侵权行为法过分推崇公平价值观的必然结果。对此,法律经济学另辟蹊径,从效益极大化角度入手,提出了不少颇有见地的对策。尽管法律经济学的研究结论未必是“公平”的,因而容易引起人们的争论,但它毕竟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崭新的思路。

[关键词]　侵权行为法;归责原则;损害赔偿;法律经济学

Abstract :On the two issues of the principle of determining liability and the compensation for damage ,there are obvi 2ous limitations in modern tort law and other theory relating to it.These limitations result inevitably from modern tort law ’s excessively canonizing the value of justice.Economics of law is on his way and brings forward many valuable countermea 2sures from the as pect of benefit ’s maximum.Although his conclusion may be “unfair ”and so easily arouse controversy ,e 2conomics of law offer a new reason after all.

K ey Words :tort law ;principle of determining liability ;compensation for damage ;economics of law

中图分类号:DF52319 文献标识码:A

法律经济学是20世纪60年代以来,在美国逐渐兴起并迅速得到发展的一个学派。它恪守“经济人”信念,把主体描绘成效益极大化追求者,在此前提下,运用经济学(尤其是微观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分析各种法律制度及其效果。法律经济学的核心价值取向是“效益”。在它看来,“所有的法律活动(立法、执法、司法、诉讼)和全部法律制度(私法制度、公法制度、审判制度),说到底,都是以有效地利用自然资源、

最大限度地增加社会财富为目的的”。〔1〕

(P200)因此,一切法律制度的设定都必须有利于效益极大化,任何不符合效益极大化要求的法律制度都是有待改进的。一般而言,法律制度是建立在公平价值观之上的。然而,在法律经济学的眼中,这种“公平”的制度有时却是缺乏“效益”的,因而也是应该予以改进的。本文拟借鉴法律经济学的相关研究成果,分析侵权行为法在理论上存在的缺陷,并尝试从经济学角度提出解决问题的对策。

一、侵权行为法理论的主要缺陷

侵权行为法律制度的核心问题有两个:其一是归责原则;其二是损害赔偿。在运用经济学方法分析侵权行为法之前,有必要对侵权行为法关于这两个问题的理论作一简要的回顾。由此,我们将会看到,侵权行为法律制度在许多环节

尚存在缺陷,有必要予以完善。

(一)关于侵权行为的归责原则问题

综观侵权行为法的发展史,侵权行为的归责原则经历了一个演变的过程。19世纪以前,主要采用严格责任原则;从

19世纪早期开始,过错责任原则开始取代严格责任原则而

占据主导地位;20世纪以后,严格责任原则又得以复兴,适用范围逐渐扩大。

过错责任原则是指加害人的行为要构成侵权行为,必须加害人在主观上有过错;受害人要从加害人那里获得赔偿,必须证明加害人主观上有过错。因此,如果适用过错责任原则,那么,准确认定加害人主观上有无过错,将是至关重要的。而过错是人的主观精神状态,必须为它设定一个客观的衡量标准。侵权行为法理论认为,这个标准就是“理性人”的行为标准,即“理性人”在相同情况下应该达到的谨慎程度。不过,所谓“理性人的谨慎程度”仍然是个模糊不清的概念。要通过立法,对每一种行为的理性注意标准作出准确的描述显然是不现实的。因此,在一般情况下,只能把这一标准的界定权交给司法人员,由他们根据具体情况和普遍的价值观念去确定。就是说,侵权行为法理论在如何判定加害人主观上有无过错这一问题上存在明显的缺陷,没能给人们提供一种客观的、易于观察的衡量标准。

严格责任原则,又称无过错责任原则,它是指只要加害人的行为给他人造成了一定的损害,即使其在主观上并无过错,也要承担责任。在现代侵权行为法中,严格责任原则主要适用于下列三种情形:第一,从事高度危险活动而致人损

害。例如,从事高空、高压、易燃、易爆、剧毒、放射性、高速运输工具等对周围环境有高度危险的作业,行为人应承担严格责任。第二,污染环境而致人损害。当代多数国家的立法都对污染环境的行为实行严格责任原则。第三,因产品有瑕疵而致人损害,即对产品责任实行严格责任原则。本世纪以来,在“消费者主权”思想影响下,产品责任出现了严格化的趋势。美国率先建立了瑕疵产品致损的严格责任制度,一些西欧国家在食品、药品致人健康受损的领域也实行严格责任原则。在现代侵权行为法中,严格责任原则和过错责任原则并存,造成了一定程度的混乱,即为什么对某些行为实行过错责任而对另一些行为实行严格责任?究竟应该对哪些行为实行严格责任?也就是说,应该如何划分过错责任原则和严格责任原则的适用范围?

(二)关于侵权行为的损害赔偿问题

损害是侵权行为的构成要件之一。传统侵权行为法所认定的损害是“有形损害”,即可计算的经济损害,如财产损失、医疗费用等,对难以量化的“无形损害”如感情伤害、精神痛苦等则不予承认。现代侵权行为法突破了这一限制,受害人可就自己受到的无形损害而请求赔偿。这一变化同时引起了索赔人范围的扩大。过去,侵权行为如果导致受害人死亡,受害人的近亲属不能以精神受到创伤为由而要求加害人予以赔偿。现在,不仅可以,而且这种赔偿往往是高额的。现代侵权行为法的这一转变,带来了这样一个难题,即对无形损害赔偿应如何计算?然而,现有法律没有提供一种准确的、令人信服的计算方法。

对受害人所获得的损害赔偿,可以分为补偿性损害赔偿和惩罚性损害赔偿两种。一般情况下,受害人获得的赔偿是补偿性损害赔偿,它以受害人所受到的实际损害为限,其主要作用在于补偿受害人;有时,受害人在补偿性损害赔偿之外,还能获得惩罚性损害赔偿,它是超过受害人所受实际损害的部分,其作用在于惩罚肇事者。惩罚性损害赔偿一般适用于加害人恶意侵害他人或因严重过失而致他人受到损害的情形。在这些场合,责令加害人承担高于受害人所受实际损失的赔偿责任,从情理上讲是应该的,因为加害人主观恶性较重。但是问题在于,判别加害人主观恶性轻重的标准有一定的主观性。这样,究竟在何种情形下应该适用惩罚性损害赔偿就难以准确划定。法律应该重新寻找适用惩罚性损害赔偿的根据,并对惩罚性损害赔偿的适用条件作出清楚的规定。关于惩罚性损害赔偿,还存在这样一个问题,即如何确定它的数额。由于它不以受害人受到的实际损害为限,那么它应该比实际损失高多少?对此,侵权行为法缺乏明确规定,而把它交给法官自由裁量。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侵权行为法在侵权行为的归责原则和损害赔偿这两个问题上,存在着不少疏漏之处,显示出侵权行为法律制度还不够健全。不过,值得庆幸的是,经济学在这方面能有所作为,从效益角度着手,可以寻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案。

二、侵权行为归责原则的经济学分析

如前所述,关于侵权行为的归责原则,侵权行为法在理论上存在两点不足:其一,在过错责任原则下,衡量加害人主观上有无过错的标准缺乏客观性;其二,严格责任原则的适用范围模糊不清。有关侵权行为的法律经济学文献,围绕这两个问题提出了不少颇有见地的观点。侵权行为的归责原则实际上就是侵权行为损害赔偿责任的归属问题。法律经济学解决该问题的思路,从根本上不同于传统的思维方式。法律经济学的理论奠基人科斯在他1960年发表的论文《社会成本问题》中明确指出了这种区别。在该文中,科斯指出:在解决工厂(甲)排放烟尘对邻近居民(乙)产生有害影响这类问题上,“传统的方法掩盖了不得不作出的选择的实质。人们一般将该问题视为甲给乙造成损害,因而所要决定的是:如何制止甲?但这是错误的。我们正在分析的问题具有相互性,即避免对乙的损害将会使甲遭受损害,必须决定的真正问题是:是允许甲损害乙,还是允许乙损害甲?关键在于避免较严重的损害”。〔2〕(P142)就是说,应该以社会成本最小化为出发点,来求得问题的效益解决。科斯的观点为法律经济学填补侵权行为法在侵权行为的归责原则问题上的漏洞提供了坚实的理论指导。

(一)“过错”的衡量标准

根据过错责任原则,如果加害人主观上有过错,则加害人承担损害赔偿责任,受害人不负责任;反之,如果加害人主观上没有过错,则加害人可以免责,损害由受害人自己承担。可见,判断加害人主观上有无过错,实际上就是决定损害由哪一方当事人承担。

事实上,早在科斯发表《社会成本问题》一文之前,美国联邦第二巡回区上诉法院首席法官勒尼德?汉德就已经发现了衡量加害人主观上有无过错的经济学标准。1947年,汉德法官在审理“美利坚合众国诉卡罗尔拖轮公司案”①中,提出了著名的汉德公式:B

①该案的基本案情是:有几只装载货物的驳船停泊在纽约港,并用一根泊留绳系在几个凸式码头边。被告卡罗尔拖轮公司的一只拖船被租用去将一只驳船拖出港口。为了松开那只驳船,拖船上的船员就自己动手调整泊留绳。由于没有调整好,其中的一只驳船冲向大海,并连同货物一起沉入水底。驳船船主因此向卡罗尔拖轮公司提起了诉讼。

法律经济学家所津津乐道。在他们看来,这绝非偶然,而是因为经济学上的“成本最小化、效益最大化”理论具有普遍的适用性。汉德作为一名法官,是在无意识中运用经济规律处理侵权案件的,这表明在法律背后隐藏着固有的经济逻辑。

美国法律经济学的代表人物之一波斯纳对汉德公式作了重要修正。他认为,人们习惯于从预防事故的总成本和总收益角度来运用汉德公式,这样所得出的结论往往并不正确,而应该从预防的边际成本和边际收益的角度来理解汉德公式。〔4〕(P212─213)预防的边际成本指行为人追加一个单位的预防措施而付出的成本,预防的边际收益指行为人追加一个单位的预防措施而产生的收益。举例来说,假设某种事故发生的可能性为0.001,事故一旦发生所造成的损失为25000美元,采取预防措施彻底消除该事故的成本为50美元,这样,B为50美元,PL为25美元(25000美元×0.001),由于B>PL,因此,不预防该事故并不构成过错。但是,假设行为人花10美元采取部分预防措施,可使事故发生的可能性降低50%。用B′代表预防的边际成本,P′代表追加一个单位预防措施后事故发生概率下降的幅度,这样,预防的边际成本B′为10美元,边际收益P′L为12.5美元(25000美元×0.001×50%),由于边际成本小于边际收益,因此,不采取这部分预防措施构成过错。不难看出,波斯纳对汉德公式的修正,同样是以“社会成本最小化”为出发点的。

依据微观经济学中的边际原理,随着行为人追加的预防措施不断增加,预防的边际成本递增,边际收益递减。因而,必然存在这样一个预防点,在该点上,预防的边际成本等于边际收益,即B=P′L。这一点代表着行为人的最佳预防水平。如果行为人的实际预防水平没有达到这一点,则B′P′L,表明行为人采取了过度的预防措施,从社会成本角度看,这也是不经济的。

可见,经波斯纳修正后的汉德公式,为侵权行为法衡量行为人主观上有无过错提供了一个标准,即如果行为人预防的边际成本小于边际收益,则其主观上有过错;反之,则没有过错。尽管要准确地测定预防某种事故的边际成本和边际收益有一定的难度,但是,这毕竟为我们提供了一种解决问题的思路。

(二)严格责任原则的适用范围

20世纪以来,尽管严格责任原则的适用范围呈扩大化趋势,但是,过错责任原则依然占据主导地位,成为确定侵权行为责任归属的一般性原则。各国立法都把严格责任原则当作“例外”,普遍采用列举式方法规定严格责任原则的适用范围。这种立法方式使严格责任的适用范围显得比较零乱而不够系统化。对同一种侵权行为,不同国家的立法采取不同的归责原则,又进一步加剧了这种混乱。因此,必须给严格责任原则寻找到坚实的理论基础,从而划清严格责任原则的适用范围。

另一方面,严格责任原则在实际运作中也产生了一定的问题。美国经济界和法律界不少人士认为,产品责任制度过分偏袒消费者以致损害了生产者的利益,已陷入深刻的危机之中,必须对它进行广泛、全面的改革。改革的关键在于:对产品责任是否应该一律实行严格责任原则?这同样是严格责任原则适用范围的划定问题。

侵权行为法藉以支持严格责任原则的价值观念是公平。在诸如因从事高度危险活动、污染环境或产品有瑕疵而致人损害的情况下,加害人即使足够谨慎,也无法完全避免损害的发生,如果允许加害人依据过错责任原则而不承担责任,这对受害人而言是极不公平的。实行严格责任原则,能有效地保护受害人的利益。但是,严格责任原则不能很好地保护加害人的利益,责令加害人对其主观上毫无过错的行为承担责任,同样是有失公正的。公平价值观的弊端由此可窥一斑。

法律经济学另辟蹊径,不一味拘泥于公平的要求,而是选择效益作为价值取向,通过对过错责任原则和严格责任原则各自的效益进行分析,来探寻两者的适用范围。美国的两位经济学教授罗伯特?考特和托马斯?尤伦在这方面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索,他们把过错责任原则和严格责任原则进行比较,指出了两者之间存在的差异。〔3〕(P504─508)第一,过错责任原则适合于双边预防,严格责任原则适合于单边预防。双边预防是指加害人和受害人双方都可以采取预防措施以减少事故发生的可能性,降低事故造成的损害。而单边预防是指仅有加害人一方可以采取预防措施以减少事故发生的可能性,降低事故造成的损害。

对任何一种侵权行为而言,其社会总成本都由两部分构成:一是预防成本,这是加害人的个人成本;二是事故成本,即事故一旦发生给受害人所造成的损害,对加害人来说,这是一种外部成本。如果没有一种责任机制迫使加害人内化事故成本,那么,加害人承担的成本就仅仅是预防成本,自私的加害人出于成本最小化考虑,会把预防成本降为零,即不采取任何预防措施。这样,其行为的外部成本将非常高,对整个社会而言,这是无效率的。侵权行为法责令加害人内化事故成本,使侵权行为的社会总成本转化为加害人的个人成本,理性的加害人就会对预防成本和事故成本进行平衡,选择最佳预防水平,将两者之和降至最低。如前所述,这种最佳预防水平发生在预防的边际成本等于边际收益之时。

在过错责任原则下,如果加害人的实际预防没有达到最佳预防的要求,则其既要承担预防成本,又要承担事故成本;如果实际预防达到最佳预防的要求,他就可以摆脱事故成本而仅仅承担预防成本。由于加害人个人总成本上的这种不连续性,所以,理性的加害人总会选择最佳预防。对受害人而言,一旦加害人的行为符合最佳预防的要求,事故的成本就要落到自己头上。基于这种考虑,受害人也会采取预防措施,以降低事故成本。可见,过错责任原则能够给双方当事人提供有效的预防动力。

应该指出,过错责任原则促使双方有效预防是有条件的。首先,双方当事人都是理性的。他们不仅能够正确估算预防成本和一定预防水平下的事故成本,而且会按照效益极大化准则安排自己的行为。其次,法定预防标准被准确地设

置在最佳预防水平上,法律以预防的边际成本是否小于边际收益作为衡量行为人主观上有无过错的标准。由于理性的加害人出于摆脱事故成本的动机,会尽可能满足法定预防标准,因此,如果这一标准偏离了最佳预防水平,就会导致加害人采取过低或者过度的预防,并进而导致受害人预防行为的无效率。最后,受害人获得的赔偿必须是完全的。如果有的受害人没有获得赔偿,或只获得部分赔偿,这意味着加害人没有完全内化事故成本,必将导致加害人预防不足而受害人预防过度。

严格责任原则责令加害人完全内化事故成本,其个人总成本就是侵权行为的社会总成本。而且,预防的收益即因采取预防措施而降低的事故成本也被完全内化为加害人的个人收益。这样,理性的加害人就有动力调节预防的边际成本和边际收益,使两者相等,从而使预防成本和事故成本之和最小化,这对加害人本人和整个社会而言都是有效率的。但是,在严格责任原则下,不存在一个衡量加害人主观上有无过错的法定预防标准,不论加害人实际预防水准怎样,受害人都不必承受事故损失。因此,严格责任原则只能给加害人提供有效预防的动力,却不能给受害人提供有效预防的动力。解决这一问题,似乎可以采取不完全赔偿的办法,即只责令加害人承担部分事故成本,而由受害人承担剩余责任。不过,这样一来,对加害人而言预防收益没有完全内化,他就没有充分的动力采取有效的预防,实际预防水平就会降到最佳预防水平之下。可见,严格责任原则无法做到“两全其美”,促使双方当事人都进行有效预防。这种分析同时也提示我们,严格责任原则要对加害人产生有效预防的动力,其先决条件是:加害人给予受害人的赔偿必须等于事故所造成的全部损失,就是说,赔偿必须是完全的。

第二,相对于过错责任原则,严格责任原则能给加害人提供更强大的动力,促使他努力发现降低事故损失的新方法。在严格责任原则下,加害人对事故成本承担完全赔偿责任,在既定的预防技术条件下,要降低事故成本,就必须支付更高的预防成本。加害人只有发现新的预防方法,才能同时降低预防成本和事故成本。尽管改进预防技术也需要投入一定的费用,但一般情况下加害人仍有这种动力。相比而言,在过错责任原则下,发现新的预防方法固然能降低预防成本,但是,由于加害人可以在既定的预防技术条件下通过采取合理的预防措施以免去事故赔偿责任,所以,对加害人来说,支付一定费用发现预防新方法的动力不足。

第三,和过错责任原则相比,严格责任原则下的举证费用和审判费用较低。举证费用和审判费用的高低是一个必须予以考虑的重要因素。在过错责任原则下,受害人要从加害人那里获得赔偿,必须证明加害人主观上有过错。这往往是极费成本的,有时甚至是不可能的。例如,许多产品技术含量极高,普通消费者对其用料、设计、结构、性能等的了解十分有限,在产品瑕疵致损时,要求消费者承担举证责任,不仅成本极高,而且也有失公正。同样地,法院审理过错致损案件,必须查明加害人主观上有无过错,也需要花费大量的费用。在严格责任原则下,无论受害人还是法院,都没有必要证明加害人主观上存有过错,只要证明有损害事实发生即可,这会节省下一大笔举证和审判费用。

过错责任原则和严格责任原则的以上三点区别,为我们划分两者的适用范围指明了方向。总的来说,归责原则的选择必须有利于把预防成本、事故成本和诉讼费用降至最低。由此可以得出结论:过错责任原则一般适用于双边预防的情形,而严格责任原则适用于下列三种情形:一是损害的发生取决于加害人的单边预防;二是现有预防技术十分落后以致于必须迫使加害人设法予以改进;三是实行过错责任原则,举证和审判费用过高。有关侵权行为的立法,应本着社会成本最小化的立场,对严格责任原则的适用范围先作出上述概括性规定,再进行具体的列举,使其系统化、明晰化。

三、侵权行为损害赔偿的经济学分析

如前所述,侵权行为法理论在侵权行为的损害赔偿问题上存在着若干难题:其一,无形损害赔偿的计算方法;其二,惩罚性损害赔偿的适用条件;其三,惩罚性损害赔偿的标准。这些问题的出现,是侵权行为法过分推崇公平价值观的必然结果。基于公平性考虑,侵权行为法允许受害人就无形损害向加害人请求赔偿,但是,赔偿多少才是公平的?同样地,为了显示公平,侵权行为法责令加害人对严重过错行为承担惩罚性损害赔偿责任,但是,在何种情形下适用惩罚性损害赔偿才是公平的?惩罚到何种程度才是公平的?这些都是公平价值观自身无法回答的问题。显然,有必要转换思维的视角,从效益极大化角度来探讨完善侵权行为损害赔偿制度的对策。

(一)无形损害赔偿的计算方法

受害人受到的损害如果是有形的物质损害,赔偿金额应该等于受损物品的实际价值损失。在自由交换的市场体系中,可以找到受损物品的替代品,以该替代品的市场价作为标准计算赔偿金额,就能保证受害人获得足额赔偿。对受害人来说,受损并获得足额赔偿与根本不受损害并无区别,经济学称这种情形为效用无差异。

但是,如果受害人受到的损害是无形损害,譬如说,断了一只胳膊或失去一位亲人,要计算出其足额赔偿金是不可能的。因为胳膊和亲人这类“物品”在自由交换的市场上没有替代品,它们没有市场价。而且,试图通过给予受害人足额赔偿以显示“公平”,在道德上也是荒唐的,它将与人们普遍奉行的伦理观念发生严重的抵触。

关于无形损害赔偿金额的计算,只能求助于“效益”,即考虑给受害人多少赔偿,才能把侵权行为的社会总成本降至最低。经波斯纳修正后的汉德公式表明,只有在预防的边际成本等于边际收益(B′=P′L)时,社会总成本才最小。公式中的L代表事故一旦发生所造成的损害,在最佳预防水平下,L=B′/P′。如果责令加害人给予受害人的赔偿等于L,则能促使加害人采取最佳预防措施。尽管这种赔偿未必“公平”,但它却符合效益的要求。因此,法律经济学建议,无形损害赔偿金额应为B′/P′。例如,假设在汽车上增添某种安全装置的成本为100美元,由此可使受害人丧生车祸的概率下降

0.001,即B′=100美元,P′=0.001,那么,对丧生于车祸的受害人的亲属给予的赔偿应为10万美元(100美元/0.001)。换言之,在这种情况下受害人生命的价值为10万美元。

(二)惩罚性损害赔偿的适用条件

侵权行为法要求主观上有严重过错的加害人承担惩罚性损害赔偿责任。对于严重过错,立法上只能给出概括性描述,诸如行为人是蓄意的、带有欺诈性的等等。惩罚性损害赔偿的适用条件模糊不清,表明惩罚性损害赔偿制度的理论基础是十分脆弱的。责令有严重过错的加害人比一般加害人承担更重的责任,的确是公平的。但是,这样做的结果却是不公平的,因为在一些特定案件中,应否裁定加害人承担惩罚性损害赔偿责任,没有统一的标准,而主要依赖于法官的自由裁量,因而过错程度大体相同的加害人所受处罚经常大相径庭。

如果把效益原则作为惩罚性损害赔偿制度的理论依据,以效益极大化为目标,决定应否适用惩罚性损害赔偿,情况就会大为改观。前已提及,无论是过错责任原则还是严格责任原则,促使当事人采取有效预防都有一个必要条件,即加害人给予受害人的赔偿必须是完全的。这样,预防收益才会完全内化为加害人的个人收益,加害人才会对预防成本和预防收益进行平衡,采取最佳预防,使事故的社会总成本降至最低。在过错原则下,还能同时促使受害人采取有效预防。

但是,在许多场合,受害人所获得的赔偿是不完全的。有的受害人在受损后没有提出赔偿请求;有的虽然提出赔偿请求,却因无法证明加害人主观上有过错或因无法证明损害结果由加害人的行为所引起等原因而败诉;有的虽然胜诉,却可能因为法院在计算赔偿金额上出现差错而没有获得足额赔偿。在上述每一种情形下,加害人都没有完全履行其应尽的赔偿责任,这种现象被称为“履行差错”。履行差错的存在必然导致无效率的预防。举例来说,某生产商如果追加100美元的质量管理费用,可以使产品质量事故发生率下降0.001,发生质量事故造成的损害为15万美元,即预防的边际成本100美元小于边际收益150美元(15万美元×0.001),理性的生产商本应追加这笔质量管理费用。但是,如果只有50%的受害人提出赔偿请求,则生产商不追加预防,只需承担75美元(150美元×50%)的赔偿责任,自私的生产商就没有动力来加强质量管理。为了促使生产商采取有效预防,就有必要判令生产商对每一个提起赔偿请求的受害人承担惩罚性损害赔偿责任,而不以受害人所受实际损失为限。就是说,在存在履行差错的情况下,应适用惩罚性损害赔偿。

(三)惩罚性损害赔偿的标准

惩罚性损害赔偿的标准何在?对此侵权行为法缺乏明确的规定,法院在计算惩罚性损害赔偿金额上带有极大的随意性。有时,法院出于保护受害人利益的考虑,判处的惩罚性损害赔偿金非常之高,甚至超过了加害人的承受能力,加害人的权益没有得到“公平”的保护。惩罚性损害赔偿制度不应当是帮助一方当事人惩罚对方当事人的工具,它应该着眼于社会效益极大化,谋求双方当事人之间的利益均衡。

从效率角度看,适用惩罚性损害赔偿的条件是出现了履行差错。因此,要确定惩罚性损害赔偿的金额,首先应把履行差错量化。有人或许担心,“履行差错”和侵权行为法所说的“严重过错”一样是个难以观察的因素。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在具体侵权事件中,我们能够找到量化履行差错的途径。可以根据不同情况,把履行差错视为实际获得赔偿的受害者人数与受害者总人数之比,或者视为受害者实际得到的赔偿金额与事故造成的实际损害金额之比。例如,在交通肇事致损事件中,根据有关统计资料能够推算出一定时期内某一地区就交通事故而提起诉讼的人数和因交通事故受损的总人数,设前者为100,后者为500,则履行差错为1/5。在产品瑕疵致损事件中,能够推算出消费者实际获得的赔偿金额和事故造成的实际损失的大小,设前者为10万美元,后者为30万美元,则履行差错为1/3。

损害赔偿金额的确定,应该有利于引导当事人采取有效的预防措施,为此,法律经济学建议惩罚性损害赔偿的惩罚倍数在量上是履行差错的倒数,即惩罚倍数=1/履行差错。所谓惩罚倍数是指损害赔偿金总额与补偿性损害赔偿金额之比。损害赔偿金总额是补偿性损害赔偿金额与惩罚性损害赔偿金额之和,而补偿性损害赔偿金就是受害人因侵权事故实际上受到的损害,也就是事故成本。所以,可用公式把惩罚倍数表示如下:

　惩罚倍数=

补偿性损害赔偿金+惩罚性损害赔偿金

补偿性损害赔偿金

=

事故成本+惩罚性损害赔偿金

事故成本

从上面公式中可以推导出:

　惩罚性损害赔偿金=补偿性损害赔偿金×(惩罚倍数-1)

=事故成本×(惩罚倍数-1)

根据上述公式,只要能够测出事故成本和惩罚倍数,就能计算出惩罚性损害赔偿的金额。例如,在前述产品质量事故中,消费者实际获得的赔偿金额为10万美元,事故成本为30万美元,那么惩罚倍数为3,惩罚性损害赔偿金为60万美元〔30万美元×(3-1)〕。当然,在有些场合,按照这种方法计算惩罚性损害赔偿金会遇到一定的困难,事故成本和惩罚倍数可能难以准确量化。但是,这种方法毕竟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思路,它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把惩罚性损害赔偿金的计算标准客观化。

参　考　文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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