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_冯牧_贾平凹_陈忠实

66阎纲1932年出生，1956年到中国作协，1986年调文化部。

参编的报刊：《文艺报》《人民文学》《小说选刊》《当代文学研究丛刊》《评论选刊》《中国文化报》等。

文艺评论集：《文坛徜徉录》《文学八年》《阎纲短评集》《神·鬼·人》《余在古园》等。

散文随笔杂文集：《冷落了牡丹》《笑比哭好》《惊叫与诉说》《座右鸣》《我吻女儿的前额》《三十八朵荷花》等，评论家自传：《五十年评坛人渐瘦》。

连载之十五当历史进入能够说话的时代后，愤怒的作家上承五四新文化的传统终于发出怒吼。

巴金作为五四作家和后来“在油锅里反复煎过”的过来人，“有一肚子话、一肚子的火”和“一身的骨头”。

我问他有没有复婚的可能，他斩钉截铁地说：“没有！”又问：“那你干嘛多年不成家，也不是没有人死乞百赖地追啊？”他猛一摇头，说：“我对女人不感兴趣！”“为什么？你身边太需要个帮手啊？”冯牧颇为自负地说：“你要明白，四五十岁的女人呀……都是神经病！”我说：“我警告你：打击面不要过宽！当心女人报复，当今女人厉害啊！”我们都想到江青，但是谁也不挑明。

秦地，地高多风，陕人，直而尚义，“硬气”，素有生愣硬倔的“冷娃”之称，我常常呼吁陕西作家咬住“冷娃硬汉精神”不放，然而，人常诟病陕人之“懒”，“长安城里养闲人！”揭示“废都”“废人”的保守和颓废，唤醒“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也是文学题中应有之义。

长篇散文我是文坛三〇后·长篇散文·随笔学巴金“说真话”随笔随着散文的崛起而中兴，“随笔热”随着社会的起伏而颠簸，随笔跟上巴金“说真话”。

当历史进入能够说话的时代后，愤怒的作家上承五四新文化的传统终于发出怒吼。

巴金作为五四作家和后来“在油锅里反复煎过”的过来人，“有一肚子话、一肚子的火”和“一身的骨头”，从７０年代末到８０年代的第６个年头，他不顾老病之身，坚持８年抗战写完５集《随想录》，冷对“明明在我四周徘徊”的“封建的幽灵”“挖掘别人的灵魂，同时挖掘自己的灵魂，从而给‘十年浩劫’作一个总结”。

《随想录》人称《真话集》。

敢讲真话的人，出来一个，收拾一个，以致鼓励讲真话的人如巴金者，“需要极大的勇气！”不幸的是巴老的《真话集》遭到不公平的待遇，被有来头的舆论所围攻，但巴老没有被吓倒，而是用他颤抖的灵魂和肌肉继续磨砺他的随笔，声言只有“讲出了真话，我才可以心安理得地离开人世”。

在巴金随笔精神的感召下，资深的随笔作家以战士的姿态纷纷举起手中的笔，“大度应容情万种，笑他如棍复如钩！”“岂是两间余一卒，新文苑，旧战场”“拊心一事堪自慰，生死关头不丧魂”。

随笔回归五四反封建的主题，高扬科学、民主、自由与人道精神，文坛一时蔚为大国；“讲真话！”成为当时随笔创作的自不待言然并显示风骨的一种时尚。

进入９０年代，由于特殊复杂的社会原因，随笔难于做到随心所欲，一度跌入低谷。

“早知直道能罹祸，闭口且吟逍遥游”；“老来尚有疏狂志，干戚犹能舞不休？”一些深谙世情和熟知历史的作家、学者、专家不便多写，但不能不写，像《读书》《随笔》一类杂志依然故我行其所当行。

１９９２年初，邓小平巡视南方，给人以深刻的启迪，文士们不能不从个人的精神角度进一步审视过去，观察现在，预见未来；思考民族利益与国家前途，思考人生，思考生命，思考人类的精神家园；满肚子的话要说，使命感、责任心，不吐不快，正像当年巴金爝火待燃那样，继续“说真话”———宁说“不一定是真理”的真话，不说“句句是真理”的假话。

同样是“说真话”，９０年代较之８０年代更深刻、更有学问。

９０年代随笔创作出现的新景观，正是这批有学问的老作家、老教授、老学者的加盟。

在其他文学领域内，如小说、诗歌、文学评论、文学教学，老先生们逐渐退出或者半退出，而将自己大半辈子的酸甜苦辣诉诸散文或随笔。

新老随笔作家敢言近事，于中外史实（野史犹甚）上下求索，旁征博引，考证钩沉，嬉笑怒骂，探幽发微，颇得“太史公”的真精神。

张中行１９９４年推出的几部学术小品集一鸣惊人。

他集史、识、情、理于一身，驾上随笔的车子往来于历史、现实之间，古朴、老辣、漫不经心，不无世故的幽默。

读者的胃口越来越大，写随笔的人越来越多，新闻媒体推波助澜，随笔的写作空前活跃。

随笔的手法多样化，象征、暗示、联想、隐喻、转喻、反讽、烘托、陌生化，呆气尽脱。

随着随笔的学者化，有关人文精神探讨的新思考大多在随笔中有所透露，随笔的品位随之提高。

读者对这种说真话、有实据、合情理、启心智、绝不强加于人而又短小精悍的随笔当然以知己视之，随笔创作出现“轰动效应”（小说的“轰动效应”早已成为过去），随笔创作热闹非凡。

９０年代我国随笔的写作，正是沿着８０年代巴金《随想录》的心路历程一路接力而来。

８０、９０年代的随笔写作是五四以来我国随笔写作的第二次高潮，这一时期，有待出现第二个鲁迅或超越鲁迅的随笔巨擘，然无出其右者，但就总体而言，主体意识之觉醒，人格力量之独立，理性批判之深化，视野之开阔，思想之敏锐，智慧之过人，信息之密集，刚柔之随意，曲笔之高明，形式之多样，作者之广泛，都是五四时期所不能比拟的。

巴金、冯牧、贾平凹、陈忠实67·长篇散文·至于９０年代“随笔热”形成的原因，其说不一，“现在可以写了！”当然是最主要的原因，可是，与其说现在可以“写了”，不如说现在可以“发了”。

没地方发表，鲁迅就在无声的中国销声匿迹，所以，即使在９０年代初那个特殊的年份，《读书》和《随笔》依然活着，小报满天飞，也许因为大报不过瘾。

以《南方周末》为代表的“周末版”大行其道，需求量成倍成倍地增长，随笔抢手，作家开“专栏”成了时髦。

当然，“周末版”上的“小摆设”“老头乐”“晚报体”“花边文学”、闲适冲淡、花花草草、男男女女、故意卖弄、掉书袋、耍贫嘴触目皆是，而文化小品、清雅之作还是相当多的，不乏举重若轻的警世通言。

８０年代初王蒙呼吁“作家的学者化”，学养不深，断难成就大作家。

其实，随笔从诞生之日起就是学者笔下的产物。

西方随笔的祖师爷蒙田素以博学著称，旁征博引，将笔触伸向日常生活、传统习俗、社会历史等广阔的人文领域，议论纵横，哲理斐然。

他的洋洋百万字的随笔式的作品被称作１６世纪各类知识的总汇，即“生活的哲学”，蒙田因此成为法国文艺复兴后最重要的人文主义作家。

我以为，随笔的魅力在敢言，在多识，在理趣！随笔苦吟能成诗，精美的随笔具有诗的品格。

鲁迅说：“人家说这些短文就值得如许花边，殊不知我这些文章虽短，是绞尽了许多脑汁，把它锻炼成极精锐的一击，又扯了许多书，这些购置参考书的物力，和自己的精力加起来，是并不随便的。

”恕我断言：心门紧锁的人写不好随笔；有胆无才的人不要碰散文；心数不正的人，必定玷污随笔。

古人说得好：“政通人和，始从事于梨枣。

”可尊敬的自由精神、独立思想，可尊敬的太史简、董狐笔，让随笔更加富有理趣，更有助于天地良心、天公地道。

正由于此，我应邀手编《学者随笔》并书写长序。

冯牧的死终结了文学评论的一个时期冯牧是我《文艺报》的老领导，老师辈。

冯牧一手的好散文，《澜沧江边的蝴蝶会》脍炙人口。

他在昆明军区文化部时扶持了一批作家，特别是部队的青年作家，如苏策、公刘、白桦、周良沛、彭荆风、公浦、季康、张昆华等脱颖而出，被赞誉为“昆明作家群”，冯牧出了名。

反右，爱人黄铁被错划右派后，把他兜了出来，差点把他也划进去，病怏怏地来到北京，先是主笔《新观察》，后调《文艺报》作专职评论员，再后，任《文艺报》副主编。

他作专职评论员时，我常到他家去谈选题、谈稿子，甚至不客气地给他的文风提意见，他随和，从善如流。

冯牧热情奔放，敏感有才，是当代文学史上人缘最好，来客最多，团结作家最多，阅读作品最多，推荐作品最勤的文学批评家。

直到深夜，到老到死，冯牧手不释卷，不读文本不发言。

冯牧单身，生活简朴。

文革来了，他被打入地下室，在和侯金镜收拾屋子时，望见墙上林彪的挂像，二人不约而同，对之冷笑，侯金镜狠狠地骂了声：“政治小丑！”不意被红卫兵告发，二人被抽被打，遭受百般的凌辱，成为罪大恶极的现行反革命分子。

在干校，他是牛鬼蛇神，我是“猪猫虫鼠”，都是老老实实接受专政的“阶级敌人”。

打猪草，挑猪草，冯牧只用一只肩膀，因为他的左肺切除，左胸去掉好几根肋骨，正由于病重手术，才没有被妻子弄成右派。

我问他有没有复婚的可能，他斩钉截铁地说：“没有！”又问：“那你干嘛多年不成家，也不是没有人死乞白赖地追啊？”他猛一摇头，说：“我对女人不感兴趣！”“为什么？你身边太需要个帮手啊？”冯牧颇为自负地说：“你要明白，四五十岁的女人呀……都是神经病！”我说：“我警告你：打击面不要过宽！当心女人报复，当今女人厉害啊！”我们都想到江青，但是谁也不挑明。

干校后期，大部分人员纷纷走上工作岗位，少数被揪斗的人没有单位敢接纳。

他和郭小川急了，可他们自己还高高地挂着！他给导演桑夫写了封很长的信，把我夸成一朵花，说我文路宽，多面手，望求老朋友无论如何帮这个忙，设法把我弄到北京电影制片厂的文学组去。

老朋友还真费了一番苦心，上下奔波，了无进展。

特别和冯牧谈得入迷的话题是京剧。

他和我都是京戏迷。

他的资质高，打小攒钱泡戏园子，精通京剧艺术，专攻程派唱腔，成了程砚秋的朋友和弟子，算得上是老牌票友，连李世济见他都叫“老师”。

我童年时就听戏曲唱片，天天听，耳熟能详，详则能唱，程砚秋的《汾河湾》一段西皮慢板，至今不忘，在四大名旦中，唯嗓哑而婉转的程派我最迷恋，但对程派艺术知之了了。

当我认识冯牧尤其是他调到《文艺报》以后，我向他请教，他给我上课，甭说多么陶醉。

两人聊起来手舞足蹈，可以忘情，连唱带打（击板打拍子），不亦乐乎。

李维康刚出师，他发现了，让我们注意，李世济他更是当角儿捧着。

只要谈到程派唱腔，他全身心投入，摇头晃脑，如醉如痴。

他说他早就买全了程腔的唱片，《锁麟囊》是成套的，一直当宝贝似的（可惜文革抄家大多散68失）。

说着，打开留声机，放“春秋亭外风雨暴”的一段西皮二六，“当日里好风光不觉转变”里回忆春秋亭遇雨的一大段西皮慢板，迷得我们到了神魂颠倒的程度。

他特别欣赏后一段的唱词和音乐处理，说它突破了京戏传统的七字句和十字句的程式，创造而为错落有致，大珠小珠落银盘的音乐效果，实乃程派艺术之集大成者，听：“在轿中只觉得天昏地暗，耳边厢，又听得风声断，雨声喧，雷声乱，乐声阑珊，人声呐喊，都道是大雨倾天……轿中人，必定有一腔幽怨，她泪自弹，声续断，似杜鹃，啼别院，巴峡哀猿，动人心弦，好不惨然。

”太美了！干校活重，一天下来，累个半死，吃完晚饭过足烟瘾，提上马札窗下一坐，便拉将起来、唱将起来，我拉他唱，苦中作乐，围坐观赏者大有人在。

然好景不长，队前点名，抓“阶级斗争新动向”，不指名地批评道：“不看看自己是什么人，竟然唱起李玉和来，还又拉又唱的，想干什么？”我和冯牧相视一笑，从此弦断音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