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绸之路中亚路段巴克特里亚艺术中的佛教成分
古代中亚雉堞纹样的艺术探究
古代中亚雉堞纹样的艺术探究作者：***来源：《荆楚理工学院学报》2020年第01期摘要：古代中亚连接着欧亚大陆，是丝绸之路中段最重要的交通枢纽，西亚、南亚、波斯、印度、中国文化在这里交汇，并碰撞出艺术的火花。
雉堞是古代军事建筑体系的重要结构，雉堞纹样不仅是一种特有的东方式纹样，也是丝绸之路图案造型体系中的重要纹样之一，其发展和演变承载了文明的交替、传播和交融，其根源可追溯到青铜文明甚至更遥远的文明时期。
本研究从宏观的地理学角度出发，以巴克特里亚为中心讨论了早期雉堞纹样的兴起、流传及发展演变中的若干形式，并通过分析引证其中的典型性样式，探讨其在建筑、装饰、宗教、艺术中的造型规律，为深入探究雉堞纹样的文化、图像、艺术提供思考。
关键词：中亚;巴克特里亚;雉堞纹样;建筑;艺术中图分类号：K85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4657（2020）01-0029-07雉堞（Battlement 或Crenellation）又称垛口，是指城墙顶部筑于外侧的连续凹凸的齿形矮墙，雉堞纹样是一种简单的几何纹样，其结构形式主要由层级且连续的向上或向下的对称的齿状矩形构成。
连续对称的单元齿状矩形是雉堞纹样的基本结构样式，连续性和重复性是其基本的形式特征，雉堞纹样的主要结构形式分为：单体式和复合式、变体式。
本文探讨的雉堞纹样主要结构形式除单体式和复合式外，还包括部分变体式样，如部分纹样会在轴线上添加“悬眼”（爵穴）或作单层或双层的镂空或添加其它复合式结构。
德国地理学家洪博特（Humboldt）认为中亚的地域范围“西起里海，东达兴安岭，南自喜马拉雅山，北至阿尔泰山”。
另外的说法则认为：中亚主要指阿姆河与锡尔河两河流域的地区。
广义上的中亚地区还包括阿富汗北部、伊朗东北部、巴基斯坦北部、印度西北部以及蒙古国、中国的新疆和西藏、俄罗斯西西伯利亚及南西伯利亚南部。
其中以巴克特里亚·马尔吉阿纳考古文明体（Bactria–Margiana Archaeological Complex）（1）为中心的区域（图1），是古代中亚文化发展之所，是中亚文明与艺术发展的策源地之一。
巴米扬大佛是如何建造的？
19巴米扬佛教遗址群位于阿富汗巴米扬城北兴都库什山区平均海拔2250米的山谷中，包括巴米扬主崖石窟、弗拉迪石窟（Fuladi）、卡克拉克石窟（Kakrak）、焦古拉（Shar-I Ghulghulah）四部分，石窟总数约为1万，但多数是与佛教没有关系的百姓住家石窟，佛教石窟主要开凿于3~9世纪。
巴米扬主崖全长1300多米，最显著的是东、西大佛像（东大佛高38米、西大佛高55米），大佛周围分布有大小石窟约750个。
此外，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划定的世界文化遗产保护范围还包括Qallai Kaphari、Shar-I Zuhak 等地点，这些区域有一些尚未探明的文化遗存。
历史上巴米扬地区是丝绸之路上的一个中继站，在佛教美术史上历经波斯萨珊、犍陀罗、克什米尔风格的影响和洗礼，形成一种杂糅、多元的文化。
古代巴米扬并没有自身的文献存世，《新唐书》称巴米扬为“帆延”，或曰“望衍”“梵衍那”，同时对其政治、地理情况进行描述。
据玄奘《大唐西域记》记载，至少在公元632年，巴米扬大佛已经建造完成，这也是对其最详细的记载：“梵衍那国东西二千余里，南北三百文图 / 邵学成2001年，塔利班武装炸毁巴米扬大佛，令世人震惊，并痛惜不已。
这一珍贵的佛教文化遗产是如何被建造起来的其背后有怎样的社会背景和文化内涵长久以来，我们对此知之甚少，所幸通过学术史回顾和考古新发现，似可管中窥豹。
2015年中国民间组织对被毁后的巴米扬大佛的三维复原影像特别策划FEATURE巴米扬大佛是如何建造的余里，在雪山之中也……伽蓝数十所，僧徒数千人，宗学小乘说出世部。
王城东北山阿有石佛立像，高百四五十尺，金色晃曜，宝饰焕烂。
东有伽蓝，此国先王之所建也。
伽蓝东有鍮石释迦佛立像，高百余尺，分身别铸，综合成立。
城东二三里伽蓝中有佛入涅卧像，长千余尺。
其王每此设无遮大会，上自妻子，下至国珍，府库既倾，复以身施，群官僚佐就僧酬赎，若此者以为所务矣。
”客观地讲，当时要建造巴米扬大佛需要满足三个条件：一是坚实的经济赞助，二是强力政权的支持，三是造像思想的流行，此外还要考虑营造自然条件和建造技术等因素。
中亚阿姆河流域晚期犍陀罗佛教艺术探析
中亚阿姆河流域晚期犍陀罗佛教艺术探析在兴都库什山脉以北的中亚地区，以前是塞琉古王朝东部行省，后来分裂出希腊化王国巴克特里亚，公元前2世纪被大月氏人征服。
之后大月氏南下阿富汗建立了贵霜帝国，他们原先滞留过的地方就被称为“贵霜大夏”，主要包括今阿姆河流域的阿富汗北部、乌兹别克斯坦东南部和塔吉克斯坦。
大月氏继承了巴克特里亚的传统，并将草原民族的审美喜好与希腊文化相互糅合，形成新的贵霜艺术。
著名的佛教遗址主要集中在阿姆河中上游、塔吉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等地，呈现出独特的艺术样式和造型特征。
我国新疆、甘肃等地的佛教艺术与其有着复杂的图像学关联。
阿姆河上游的寺庙建筑、壁画、泥塑佛像等，其建造手段、材料运用以及雕刻技法日臻成熟和完善，然后经由丝绸之路东传至我国。
关于阿姆河流域的佛教遗址本文无法全部涉及，仅选取部分代表性遗址，以窥中亚晚期犍陀罗佛教艺术的概貌。
内容涉及的方向从西往东、从南往北，主要是巴克特里亚一带的怛蜜（老怛蜜城和铁尔梅兹）、达尔维津—捷佩、阿德日纳—捷佩等。
一、怛蜜1/ 9怛蜜，在我国古代文献中多有记载，《新唐书》称为“怛满”,《元史》称为“忒耳迷”,《明史》称“迭里迷”。
公元前3世纪，属于大夏国，公元前2世纪已有希腊人的砦堡，公元1~2世纪时成为贵霜王朝重要的佛教中心。
唐贞观年间，高僧玄奘曾到此地，《大唐西域记》中有记述：“顺缚刍河北下流至怛蜜国。
怛蜜国。
东西六百余里。
南北四百余里。
国大都城，周二十余里。
东西长南北狭。
伽蓝十余所。
僧徒千余人……东至赤鄂衍那国。
”这说明在7世纪末，佛教仍在怛蜜流行，但8世纪后，回教成为主流。
“怛蜜”一词在今天所指的范围更广，除了老怛蜜城，还包括离其不远的铁尔梅兹。
铁尔梅兹位于乌兹别克斯坦南端、阿姆河中游北岸，为古代阿姆河重要渡口。
此地有贵霜时期的佛教遗址，包括卡拉—捷佩洞窟寺院、法雅兹—捷佩寺院等。
（一）卡拉—捷佩卡拉—捷佩位于老怛蜜城西北角，以佛教洞窟寺院著称，集中在三个山丘上。
1一串人类文明的珍珠 丝绸之路与佛教艺术
引言———一串人类文明的珍珠丝绸之路与佛教艺术丝绸之路是连接古代东西方的文明纽带和文化走廊。
她丰富多彩的文化艺术交流，以及波澜壮阔的宗教民族融合，给后人留下了无数激动人心的历史画卷和探索不尽的历史之迷。
散布亚洲大地上的珍珠石窟寺艺术起源于古代印度。
最初，它是施迦牟尼和弟子坐禅的场所。
在历史的发展中，石窟寺渐渐发展成融汇建筑、雕塑和壁画艺术的综合体，成为人类文明结晶的光彩夺目的珍珠。
这些凿于山崖绝壁之上，傍依潺潺清流之畔的石窟寺群雄伟壮观，鬼斧神功，丹青神妙的壁画布满了洞窟，辉煌，质朴，典雅，博大，冥冥之中令人心移神往。
在历史的长河中，石窟寺成为人类文明结晶的光彩夺目的珍珠。
这一串串的珍珠，散布在亚洲广袤的大地上，沿着古代丝绸之路，攀越帕米尔高原的崇山峻岭，沿着中国的天山南麓，点缀着三仙洞，克孜尔，进入玉门关而到达敦煌，敦煌是个响亮的名字，有人解释说，敦者大也，煌者圣也。
的确，石窟寺艺术到了这里便大盛起来，敦煌以东，这串石窟寺艺术的珍珠便蛛丝脉散，扩展成一张巨大的蛛网。
这张蛛网，覆盖了长江南北和长城内外，北至辽宁、内蒙古，南达四川、云南，东南至福建。
中心区域则在陕甘宁。
再向东去，这串珍珠的最后一颗石窟庵，则镶嵌在朝鲜半岛南端，临近浩瀚的太平洋，“千锋势到岳边上，万派声归海上消。
”石窟寺艺术的珍珠终于从印度洋的“此岸”来到了就太平洋的“彼岸”。
随着贯穿这串珍珠的红线--------佛教的传播，丝绸之路，河西走廊成为民族融合的历史舞台。
人们如欲鉴赏这批绝世奇珍，探索其奥秘，无疑需要做一次跨越许多国家地区的艰难而伟大的旅行。
自从伟大的佛陀创立佛教以后，各族人民虔心创作的佛像、罗汉像、菩萨、天王、立士、飞天像等，其数量是无法统计的。
我们只好借用佛经上的术语，称之为有“无量数”有“恒河沙数”。
在今天，这“恒河沙数”的艺术品，大部分被时代毁灭的巨掌化为乌有了！尔今，只有石窟寺，以其岩石的坚牢抗拒了种种厄运，尚可寻觅于人间……。
丝绸之路上的古代宗教
丝绸之路上的古代宗教作者：才吾加甫来源：《丝绸之路》 2014年第12期才吾加甫（新疆社会科学院，新疆乌鲁木齐83001）[中图分类号]B911自古从我国中原内地向东、南、西、北四方能流通经济、贸易、商品的要道和交流友谊、文化、宗教的孔道，我们称其为“丝绸之路”。
众所周知，新疆古称“西域”，它是我国古代新疆以及中亚地区的统称。
这块地方面积广大，自古就是东西方商贸主道，更是宗教文化交流通道。
在历史上该领域有条文明于全世界的丝绸之路古道。
举世文明的丝绸之路分辽阔陆路和汪洋海路两类。
其中陆路有穿越戈壁绿洲的西域丝绸之路、跨越北方沙漠和草原的草原丝绸之路、西南有在巍峨的高山峻岭中交错的西南丝绸之路。
西域丝绸之路和草原丝绸之路是古代东西文化交流史上的里程碑。
它基本上经历了我国历史上的两汉、魏晋南北朝、隋唐、宋、元、明、清等各朝代和匈奴汗国、鲜卑汗国、柔然汗国、突厥汗国、吐蕃、回鹘汗国、准噶尔汗国等我国古代北方民族之草原汗国时期。
丝绸之路在西域和北方先后经历了两千余年的辉煌历程。
关于丝绸之路要道，我国学者武伯纶先生在《传播友谊的丝绸之路》一书中说：“中国在汉、唐时期，形成了一条从当时的首都长安（今陕西省西安市）一直通往中亚、南亚、西南亚以至欧洲的交通大道。
它对于建立各国人民的友谊和沟通商业贸易，曾经发挥过重要的作用。
由于当时的输出物中，大量的是中国独有的丝绸，后来欧洲人便把这条道路称为‘丝绸之路’。
”[③武伯纶：《传播友谊的丝绸之路》，陕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页、第77～78页。
]。
这是很科学的论证。
纵观我国几千年的历史，西域与我国的万水千山之间有一脉相乘的因缘关系。
从汉朝开始，我国中原内地就与西域有了密切地交通来往，当时西域有三十六国，水草丰茂、牛羊遍地、骏马欢腾、商旅不绝。
我国古代的《山海经》、《穆天子传》、《史记》、《汉书》等许多古籍都记载了西域的山川地理与风土人情。
古代中国是一个开放的国家，中外文化的交流，主要就是依靠西域古道丝路来完成的。
丝绸之路佛教及佛教艺术的交流
丝绸之路佛教及佛教艺术的交流作者：魏文斌来源：《丝绸之路》2014年第15期佛教及佛教石窟寺是古代印度与中国最有特色的文化交流，也是丝绸之路上最能反映东西交流的文化及文化遗存。
受印度佛教艺术的影响，中国自公元2～3世纪也开始了佛教艺术的创作。
但在较长的时期内（1～4世纪），中国内地的佛教艺术一直受印度的影响，没有形成自己的特色。
如四川及南方出土的汉晋时期的佛教造像，明显受到秣菟罗佛教艺术的影响。
十六国时期北方地区出土的金铜造像多受犍陀罗佛教艺术的影响，如陕西三原出土现藏日本根津美术馆的3、4世纪的金铜弥勒菩萨立像，基本保存了犍陀罗站立弥勒菩萨像的影响，说明长安地区的佛教及佛教艺术在3、4世纪基本是外来样式。
这种左手持瓶的站立弥勒菩萨像也见于420年左右的炳灵寺169窟。
佛教自公元1世纪前后传入中国，主要传播路线是从印度西北部越过帕米尔高原进入中国新疆（西域），继而过玉门关向东经河西走廊到达中国内地。
天山廊道及甘肃河西走廊和陇东地区是必经之地，两汉首都长安和洛阳是目的地。
随着佛教的东传，佛教艺术也传入中国。
3～4世纪，受印度开凿石窟的影响，首先在西域地区的龟兹开始了石窟的开凿，以龟兹为中心的佛教文化圈开始形成，并产生了中国佛教石窟的龟兹模式。
龟兹模式的代表有库车和拜城区域内的克孜尔、库木吐喇、克孜尔尕哈、森木塞姆等石窟寺。
龟兹石窟的主要形式和内容，受到了印度本土石窟结构及犍陀罗佛教艺术的影响，但有所变化。
如印度的塔堂窟（支提窟）和僧房窟结合的形式在龟兹都有出现，而印度的塔堂窟在龟兹地区变为龟兹特有的塔庙窟（中心柱窟）。
印度及犍陀罗艺术所见的佛本生和因缘故事内容，在龟兹石窟的壁画中多有继承和发展，如睒子本生、鹿王本生等。
5世纪初期，玉门关以东的河西走廊开始了佛教石窟的开凿。
受龟兹模式及印度佛教艺术的影响，在河西走廊地区产生了一批中国内地最早的石窟寺，并形成了中国佛教石窟的“凉州模式”。
其代表有武威天梯山石窟，张掖金塔寺石窟、文殊山石窟，莫高窟早期三窟（268、272、275窟）等。
丝绸之路上的宗教与信仰研究
丝绸之路上的宗教与信仰研究丝绸之路是古代东西方交流的重要通道，不仅在经济和文化上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同时也成为了不同宗教信仰的碰撞与交融的地方。
在这条古道上，佛教、伊斯兰教、基督教等多种宗教信仰相互渗透，形成了丰富多彩的宗教文化景观。
一、佛教的传播与影响佛教自公元前1世纪开始传入中国，通过这条古道不断向西传播。
丝绸之路上的绿洲城市敦煌成为了佛教艺术的重要中心，留下了大量壁画和文物。
这些壁画以其丰富的色彩和细腻的线条表现出佛陀、菩萨和弟子们的形象，同时也描绘了佛教故事和传奇故事。
这些艺术作品不仅在中国佛教艺术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更成为了东西方文化交流和理解的重要窗口。
在丝绸之路上，佛教不仅传播到了中国和西亚地区，还传到了中亚和东南亚地区。
这一时期，佛教从印度和中国通过疏勒、大宛、康居等城市进入中亚，并沿着丝绸之路传播到了天山南北和塔里木盆地。
佛教在中亚地区的繁荣发展，不仅促进了汉藏文化和中亚文化的交流与融合，也给当地人民带来了精神的寄托和启示。
二、伊斯兰教的弘扬与融合伊斯兰教在7世纪初传入中国，经过长时间的发展与演变，形成了中国伊斯兰教独特的风格和文化。
在丝绸之路上，伊斯兰教的影响也非常显著。
著名的古迹和回教寺庙，如大同清真寺、教堂山悬空寺等，不仅是中国伊斯兰教信仰的象征，也是丝绸之路历史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丝绸之路沿线的中亚地区，伊斯兰教又经过了与佛教、道教和萨满教等宗教信仰的融合。
这种宗教融合的结果，形成了“伊斯兰佛教”、“伊斯兰道教”等特殊形式的宗教信仰。
这些融合的宗教形式，既保留了伊斯兰教的基本教义和信仰观念，又吸收了佛教、道教等其他宗教的文化元素，从而形成了独特的宗教文化景观。
三、基督教在丝绸之路上的渗透基督教在丝绸之路上的传播和渗透相对较晚，主要是在公元13世纪以后的元明时期。
这一时期，西方的传教士抵达中国，经过与中国宗教和文化的交流，形成了中国基督教的独特形式。
在丝绸之路南线的嘉峪关附近，有一座古老的基督教圣地——兔兔孙教堂遗址。
中亚古代丝绸之路上的文化交融
中亚古代丝绸之路上的文化交融丝绸之路是连接东西方的重要贸易路线，亦是文化交流的桥梁。
在古代，中亚地区是丝绸之路上的重要节点，各式各样的文化在这里相遇、交融，形成了独特而丰富的文化景观。
本文将探讨中亚古代丝绸之路上的文化交融现象，并分析其对当代及未来的启示。
一、古代丝绸之路概述古代丝绸之路是起源于中国的一条贸易和文化交流网络，起点是中国的西安，横跨中亚地区，经过结合欧亚大陆的各个国家，最终抵达地中海地区。
丝绸之路在商业贸易的同时，也为各种文化元素的传播提供了便利条件。
二、中亚古代丝绸之路上的文化交融1. 宗教文化交融中亚地区是众多宗教的发源地，佛教、伊斯兰教、基督教等传入并融合于此。
在古代，佛教的传播沿着丝绸之路扩散到中亚，而中亚的伊斯兰教也通过丝绸之路传播到中国。
不同的宗教概念和信仰体系相互融合，产生了独特的文化景观。
2. 艺术文化交融丝绸之路上的各个国家和地区都具有独特的艺术传统，从壁画到陶瓷、珠宝等艺术形式，都在交融中发展。
例如，中亚地区的壁画和装饰技艺受到了西亚和汉地艺术的影响，形成了独特而多元的风格。
同时，丝绸之路还促进了丝绸、绘画和雕塑等艺术品的流通和交流。
3. 文字文化交融中亚地区是众多文字体系的发源地，例如突厥文字、蒙古文字等。
随着丝绸之路的发展，各种文字在中亚地区相互交流和融合。
例如，波斯文字和阿拉伯文字在这一地区广泛传播，对当地的书法和文学产生了深远影响。
三、中亚古代丝绸之路的启示1. 文化交流的重要性中亚古代丝绸之路上的文化交融，彰显了文化交流的重要性。
不同地区的文化元素相互融合，促进了艺术、宗教和文字等领域的发展。
今天，面对全球化的挑战，加强文化交流，借鉴和吸收他地的优秀文化，是推动文化繁荣的关键。
2. 多元文化的共存中亚古代丝绸之路上的文化交融表明，多个文化可以在同一地区和同一个时期相互融合，相互影响。
这样的共存和融合，使得中亚地区的文化变得丰富多样。
在当代社会，尊重和包容各种文化，推崇多元共存的态度，有助于实现和谐的社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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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7卷第2期2011年4月青海民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J OURNAL O F Q I NGHA I NAT I ONAL IT I ES UNIVERSITY(soci a l sci ence)VOL 137 NO 12A pr 12011收稿日期:2010-11-25作者简介:李 琪(1952-),女,河北衡水人,陕西师范大学西北民族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
研究方向:中亚问题、跨国民族、中国西北边疆与邻国关系。
孙 瑜(1981-),女,陕西礼泉人,西安财经学院公共管理学院讲师。
丝绸之路中亚路段巴克特里亚艺术中的佛教成分李 琪 孙 瑜(陕西师范大学,陕西西安710062;西安财经学院,陕西西安710062)摘 要:/巴克特里亚0是中亚古国之一;丝绸之路的西段、南段均在巴克特里亚王国境内,是古代中亚、南亚、西亚的交通枢纽。
大量的考古发现和研究成果表明,中亚巴克特里亚具有丰富的艺术内涵,其中呈现出的佛教文化成分为我们展现出一道别具风格的风景线。
关键词:丝绸之路;中亚;巴克特利亚;艺术;佛教中图分类号:J1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9227(2011)02-0001-04/巴克特里亚0(亦称希腊-巴克特里亚王国)是中亚古国之一,公元前3世纪中叶(前256)由希腊人狄奥多德创建,古代巴克特里亚包括兴都库什山麓、今阿富汗大部分地区和塔吉克斯坦的中南部,以及阿姆河中游的部分地区,以富庶著称。
国都巴克特拉(或称巴克尔),即今阿富汗伊斯兰共和国的巴尔赫城¹。
巴克特里亚极盛时期的版图北至费尔干纳盆地,西到土库曼斯坦的马雷城和乌兹别克斯坦的布哈拉,东至克什米尔以及巴基斯坦与印度的边界,南到伊朗东南部和印度卡提阿瓦尔半岛的沿海地区。
/巴克特里亚0是古希腊人对这一地区的指称;在中国史籍中谓之/大夏0;而西方史学家和阿拉伯人则称之为吐火罗斯坦。
丝绸之路的西段、南段均在巴克特里亚王国境内,是古代中亚、南亚、西亚的交通枢纽。
一、贵霜王朝征服之前的巴克特里亚艺术希腊人入侵巴克特里亚之前,这里曾是波斯帝国的一部分。
当地土著人为东伊朗族。
公元前329年春,亚历山大征服此地,并将这里作为其东方领地的统治中心。
随着亚历山大的东征,开始了东西方文化互为传播和彼此交融的过程,希腊文化传入东方,东方文化亦渗入希腊文化之中。
公元前3世纪,伴随着希腊移民的大批入居,巴克特里亚王国的统治阶层几乎全为希腊血统。
他们不仅支配着国家的政治体制、经济结构,而且带来了希腊人的语言宗教和文化艺术,/使得整个巴克特里亚王国,都带有希腊精神0。
由于这种外来文化是被移植、发展于同样具有古老文明的中亚腹地,不断受到印度和波斯文化的影响与渗透,因而形成了一种以希腊文化为基调的混合文化。
这种文化对中亚古代文明的发展影响甚深,对中亚周边各文明区有着程度不同的辐射。
艺术起源与宗教有着密切关系。
巴克特里亚艺术发源于希腊-巴克特里亚。
早在公元前2世纪,大月氏人建立贵霜王朝之前,在巴克特里亚及其周边地区呈现出丰富多彩的宗教信仰与崇拜。
故此,巴克特里亚艺术在形式上也与特定的宗教信仰与崇拜异质同构、互相渗透。
佛教传入巴克特里亚始于公元前3世纪。
古印度摩揭陀国孔雀王朝阿育王时,不仅在国内大力扶持佛教,立佛教为国教,把佛教传到古印度的毗邻国家,进而使佛教从恒河流域的一个地方性宗教逐渐发展成为世界三大宗教之一,而且也为佛教艺术的兴起拉开了序幕。
据5善见律毗婆沙6等记载,阿育王即位第十七年曾遣僧人至巴克特里亚布教,向这里的希腊人传播佛教信息。
在阿育王的积极推进下,佛教在巴克特里亚得以传播,佛教教法在巴克特里亚开始出现。
同时,印度商人与工匠不断向希腊1第37卷李琪孙瑜:丝绸之路中亚路段巴克特里亚艺术中的佛教成分-巴克特里亚迁移,不仅带来各种商品和技艺,也把佛教艺术传播到中亚地区。
希腊人向自印度传来的佛教开放,/这可从安提尔锡达国王的使臣赫利奥多鲁斯的石柱铭文上获得证明,此人成了毗湿奴的崇拜者,因此在贝斯那伽建造了伽鲁达石柱,上面刻着婆罗米文字的铭文,奉献给毗湿奴。
0[1]保护神毗湿奴是印度三大神之一。
公元前3)2世纪也是希腊-巴克特里亚的希腊罗马化艺术的发展时期。
虽然这里仍然以巴克特里亚本土艺术与古希腊罗马化艺术相结合的观念和审美情趣为基础,但已不容置疑出现了本土艺术与古希腊罗马化艺术、印度佛教艺术传统有机融合的态势。
当时在中亚流行的巴克特利亚王国欧克拉提德斯王(约前171)前155在位)的钱币上,刻有/城市女神0迦毗沙的肖像。
其状为头戴塔形冠,与坐在王座上的具有希腊风格的宙斯天神的肖像颇为类似。
其左为大象,右饰是约建于公元前2世纪的古印度石窟佛院杰作支提º神殿的场景,体现出印度佛教与希腊艺术的交流共融。
二、贵霜-巴克特里亚时期佛教艺术的传播当强大的贵霜王国崛起之时,贵霜王丘就却及其子阎膏珍的统治疆域一直扩大到印度。
巴克特里亚是贵霜帝国四个主要的艺术区域之一,涵盖阿姆河(乌浒水)及其支流流域的吐火罗斯坦。
这片具有古老文化的土地虽然被武力征服,但是其博大精深的佛教思想却对那些征服者产生了强烈的反射。
5后汉书#西域传6记载:/初,月支为匈奴所灭,遂迁于大夏,分其国为修密、双靡、贵霜、西顿、都密凡五部翕侯。
后百余岁,贵霜翕侯丘就去攻灭四翕候,自立为王,国号贵霜王。
0/故贵霜王朝实为大夏人所建0[2]。
贵霜帝国不仅民族构成复杂,各民族之间在文化传统、宗教信仰等方面差异亦较大。
丘就却采取兼容并蓄的宗教宽容政策,协调各民族间的关系,为贵霜王朝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
由于丘就却对佛教的大力赞助,许多佛教徒在巴克特里亚定居,佛教艺术流派也随之在巴克特里亚进驻并巩固下来。
佛教在巴克特里亚的广泛传播是在贵霜帝国的全盛时期(公元前1世纪)公元3世纪),同时也是贵霜时代中亚希腊化艺术的鼎盛时段,希腊化的佛教是其主要来源和组成部分。
犍陀罗»艺术的影响在这里表现得十分突出。
犍陀罗艺术主要指贵霜时期的佛教艺术。
因犍陀罗地处印度与中亚、西亚的交通枢纽,因而希腊文化影响较大。
它的佛教艺术兼有印度和希腊风格,故犍陀罗艺术通常被称作/希腊佛教艺术0。
犍陀罗佛教艺术形成后,对中亚地区佛教艺术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
随着佛教从印度传入,与之有关的佛教题材和艺术形象在贵霜时代的巴克特里亚艺术中已具有良好的基础。
在中亚铁尔梅兹、达里维尔津-捷佩、昆都士、迪里别尔津遗存中,佛陀和菩萨雕塑造型极为传统,其肖像标准是依犍陀罗艺术风格形成的。
犍陀罗的佛像艺术运用希腊写实主义的雕刻手法,第一次将佛祖形象奉现在了佛教信众面前,这是希腊艺术与印度艺术的结晶。
在巴克特里亚北部发现了不少贵霜时代的遗存,均为大型佛教雕塑。
其中大多数都具有佛教雕塑策源地犍陀罗的传统形象。
在旧铁尔梅兹法亚兹-捷佩有一座佛雕像,展现了一个完整的画面:椭圆形的佛龛内端坐着在无花果树下沉思的佛陀,两旁各站着一个面朝佛陀祈祷的僧人,面部表情静穆,三位一体的形象组成一幅经典的构图。
佛教艺术的自由化是犍陀罗艺术的标志之一。
巴克特里亚的佛像雕塑师们在配置侍伴佛陀的天人、天上乐师、进献贡物者等人物序列时,表达了当地民族对佛教的膜拜,推动了犍陀罗艺术的发展。
犍陀罗的雕塑家们在创造佛像时没有局限于只是把希腊人的特点与长圆面孔、双眼深邃和由于佩带沉重的耳环而拉长下垂的耳垂等一些北印度居民所素有的独特之处结合在一起;而是把非希腊人的内容也补充进来,通过美好的外貌表现神之化身;内在气质高雅、贤明、仁慈以及佛将给人们带来伟大的真理。
[3]在巴克特里亚的一些神庙中出现了佛教神话学中的提婆达多(D evadatta)神¼、保护神和众僧的造像。
其中有一些神庙的提波达多的造像被赋予了巴克特里亚当地民族的特点。
[4]达里维尔津-捷佩遗存的公元1)2世纪佛教庙宇中的雕象表现了巴克特里亚王朝雕塑的衍变。
当地统治者、他们的妻妾及达官贵人的雕像都座落在大佛雕像的附近,已明显地肖像化,既有具体人物个性鲜明的肖像,又有典型化的理想人物雕像。
佛教万神殿的诸神及其象征往往是作为皇室贵族的庇护者而予以表现的。
在铁尔梅兹的卡拉-捷佩和法雅兹-捷佩佛教寺院中发现了佛陀、僧人以及穿着典型贵霜服饰的施主画像,表明其主题不仅取自宗教信仰,而且表现了当时的社会生活。
马赫图尔(M axÄyp)的天(提婆)神庙出土的公元2世纪贵霜时期的雕塑,正面静态姿势的塑像占优势。
这些形象面貌表情娴静平淡,既无个性、年龄2青海民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4月标志,也没有情感体现,具有超越时空、高于人类、近于偶像的特点。
这种风格是在贵霜时代传入中亚的,不仅符合道德标准和佛教教义倡导的无欲,而且表现了雕塑的新趋势,即肖像的着重点从个性化转向了形式化。
最为形式化而不具特色的是苏尔赫)科塔尔(Cypx)¼Àı+¶)出土的雕塑,描绘了皈依佛法、扶持佛法的贵霜王朝伟大君主迦腻色迦½(约公元78)144年在位)的形象,其头饰极为引人注目。
这一时期在巴克特里亚出现了纪念性的佛教建筑物窣堵波¾。
窣堵波饰以砌面,基座具有明确的方向性,这是印度佛教建筑的传统。
在达里维尔津古城发现了公元1世纪的佛教圣所遗迹,中央是窣堵波的基础部分,北面的庙堂排列有一组塑像,由一座大的佛陀像和若干小的菩萨及和尚像组成。
巴克特里亚的工匠们在塑造佛陀、菩萨及其它佛教人物时,都严格地遵循印度佛教徒所创造的规范。
公元2)3世纪是巴克特里亚在文化方面取得显著成就的时期。
这时佛教在贵霜王国统治的阿姆河流域已经牢牢立足。
随着佛教在巴克特里亚的传播,建筑上出现了各部分配合相称的格局,包括寺院浮屠、寺庙和附属的居室群(铁尔梅兹、艾尔塔姆、达里维尔津-捷佩、巴尔赫、苏尔赫-科塔尔、迪里别尔津)。
巴克特里亚建筑装饰中石质檐壁饰带的佛教选题极为引人注目。
阿伊尔塔姆出土的石质檐壁饰带(公元2世纪)上竖直排列的毛茛叶,同涡卷饰中乐伎相间配置,其形式上的某些地方显然受到佛教艺术的影响。
公元2)4世纪贵霜艺术逐步走向余晖。
但是这一阶段的崇拜性艺术在中亚古代艺术的发展中却起着重要的作用。
在位于中亚贵霜时代铁尔梅兹中心的卡拉-捷佩半洞窟式庙宇的壁画残片中,可以看到与佛教传统规范的壁画形象并存的还有更为清新的艺术,其风格并没有完全束缚于佛教范式的樊篱之中,同时在传达人物神态的细致入微之处明晰地表现出熟谙的希腊艺术技巧。
三、巴克特里亚-吐火罗斯坦佛教艺术风格的演变巴克特里亚-吐火罗斯坦是对公元4)5世纪中亚古代若干历史文化区域¿之一的称谓。
这个区域涵盖现今分属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塔吉克斯坦共和国的阿姆河沿岸地区南部,土库曼斯坦共和国的一部分,以及阿富汗北部的古代历史文化区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