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方政治制度比较差别及缘由浅析

中西方政治制度比较差别及缘由浅析 前一段时间，网上沸沸扬扬猛炒关于中国行政区域要重新划分，还有人说中国应该像美国一样设立50多个省州，并且还附有详细的图表，让人感觉此方案即将实施。他们所列出的理由是这样有效的实现管理，使得地区能够均衡的、平稳的发展，减小地区差距，有利于上令下达。行政区域的划分和采取何种国家管理形式不仅仅与历史、地理等诸多因素有关，而且与该国家的政治制度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如果仅仅是看到中美两国地域面积大小相似，而将美国的今日发达兴盛归结于其州省的大小设置的合理，因而进一步要向美国学习，也要将中国划分为50多个省市，那观察和解决问题实在是只停留在表面层次。翻开历史，新航线的发现之前，整个东西方的交往是极其有限的，虽然，17世纪以后存在“东学西渐”和“西学东渐”，但很大程度上是通过战争的形式出现的，双方世界中几千年所沉积的文明受到对方影响的成份是有限的。一个国家，其制度的设立和实施是与该国家、民族在长期的历史进程中和各自的地域环境内所形成的思想、文化和哲学有着密切的关系。中国和西方之间的政治、经济制度有着很大的差别。 中国政治制度是根基于以政治伦理和宗法秩序为核心价值取向的儒教思想，其表现在如下方面：首先，中国的道德集权思想通过解释人的社会属性来说明人性，将人完全社会化，孔子提出“性相近，习相远”，说明了人生而具有的本性是单一的，相同的，但个人的行为则因人而异，是变化的。并且孔子提出人的相同本性是“仁”，认为仁是处理人们之间关系的最高行为标准。孔子之后的孟子、董仲舒、韩愈、朱熹继承和发展人性善的理论，提出“仁政“的思想，进一步将一些社会行为作为人性。毛泽东关于人性的的理解开始于马克思的“人性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的解释。他认为，人的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存在主要是指人的社会生产关系，而这种人的社会生产关系就是阶级关系，并且正是这种阶级关系决定了人性。在当今社会，没有所谓的人类的爱和很，只有阶级的爱和恨。毛泽东因而否定了人善论的理论，但是他提出了一个比孔孟的人性论更社会化、更狭窄的观念。相比较西方的思想家大部分认为人的自然属性就是人性，并在此基础上论述了国家的和法律的产生。古希腊伊壁鸠鲁属直观唯物主义，认为人和动物一样，归根结底由原子组成，人体中原子的运动及配置构成了人的自然条件并成为人性的决定因素。并且，人的自然条件是好的，所以人在肉体和精神上是快乐的。这就是说人天生趋于快乐或避开痛苦。因此，除了追求私人快乐的目的外，世界上不存在任何的善、正义和友谊。所谓的善、正义和友谊都是和细心盘算过的个人利益一致的。国家和法律也只有在能保证尽可能多的私人快乐的前提下才是合理的。霍布 斯也论述到，人性是一种机械因果关系。理性和欲望是人性的两条原则，理性是由欲望所引起的或是欲望的派生物，理性所增加是一个远见，它通过衡量原始欲望的全部结果，理智地引导人们的行动，使人们对财产和权利等的追求更富有成效。政府和法律的建立并不是以一般的善或社会福址为基础，只是因为人类发现它们有利于保护私人的财产和权力等实力才得以建立的。边沁也同样认为人性是趋乐怕苦的，趋乐怕苦的这种人性是至高无上的权力，他主宰着所有人的思想、判断和行为。 其次，在民主与集权的关系问题上，中国道德集权思想主张集权。孔子认为君主天生是臣民的的主人，它拥有臣民就像拥有房屋和土地的私有财产一样。而臣民天生是君主的奴仆，自然要为君主服务，即“臣事君以忠”。另一方面，儒家都强调为政在于得民，如孟子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荀子说“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有的学者认为儒家学说里有民主的成分。但事实上，这些儒家学者是在探讨如何保住君主的统治地位和既得利益时才强调为政在于得民，根本上仍是倾向于集权主义。古代中国的法家虽然不同意将君主的地位和作用神化，但他们却从另一方面提出了君主救世论。他们认为，人类历史是一个从低级到高级的发展过程，这个过程充满了矛盾和纷争，君主的职位是从人民大众利益出发，为了处理和解决这些矛盾和纷争而发展起来的。西方自由民主思想当然提倡民主。约翰·密尔顿认为，一个共和国、城市、乡镇的公共权力完全来自于人类注入自我保护、自我追求等自然权利。人们只是为了避免相互伤害、保护自己，才通过盟约联合起来，成立共和国、城市和乡镇，并选举国王、官员来行使公共权力。他们的权力来自于人民，是为人民的利益服务的；他们的职责是在人民中间主持正义和维护秩序与和平。同样此类思想也表现在卢梭的人民主权理论，他宣称：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因而一切权力的表现和运用必须体现人民的意志。但人民的权力被篡取并被运用来压迫和奴役人民时，人民完全有权力举行起义。并且认为人人生就是平等的、自由的，平等自由是合乎人的天性的，是自然赋予每个人的权利。他指出“这种把最高权力集中于一个自然人，也就是集中到一个具体的人手中、是极其悖理的”。 中西方政治制度比较差别及缘由浅析 11级中药二班 11020100131 王晓旭 与中国相似，希腊早期的国家也是由部落或部落联盟发展而来的，由于希腊是一个多海岛的国家，海岛区域的文明发展程度要高于大陆地域，由于国家疆域大小的限制，兵员有限，再加上交通的不便，使得希腊未形成统一的国家，也未形成中央集权制的统治，城邦国家是它的主要形式，各城邦采取不同的管理形式，但大体都会有议会、法院等机制。按一般希腊人的观念，公民相互间是平等的，城邦属于全体公民所有，当然，这种平等仅限在本邦公民之间。后来虽然也形成了罗马帝国，疆域是扩大了，但统治的方式变化不大，虽出现了皇帝，但这种皇帝的产生通常是由将领选出的，元老院权力有所缩小，但它仍然代表和维护贵族的利益，经常性的同皇权发生冲突。帝国的兵源来自贵族和平民，后来虽也采取佣兵制，但贵族们为了保证军队战斗力的持续，贵族必然在新土地的分配和一些政治权益上作出让步，这就使得古代的一些民主精神有所保留。罗马帝国被文明程度远远低于其自身的蛮族所消灭，由于这些继承者的成份、来源的复杂和实力的基本均衡，同时，天主教会政治和经济实力又非常强大，一般的诸侯统治的合法性还要争得教会的同意，后来大的领主或国王为了抵消分封制带来封主的独立和政令的不畅通，为了得到教会的支持，而采取主教管理制，。教皇虽然说其是上帝的代言人，但他的影响更多地停留在精神领域，教会也会通过支持世俗君主扩大信徒数量和影响区域。这样，在一个国家中会有两个皇帝，一个世俗君主，一个是上帝的代言人—教皇，他们之间又存在着很大的矛盾，世俗君主既希望得到罗马教廷对其统治的支持，又想得到教会的财产和土地；而罗马教廷也想世俗君主保护教会的利益，但是又经常插手王国内部事务。因而两者时常处于矛盾状态，世俗君主为了对付教廷，会给那些对天主教会不满的人提供了庇护的场所，如萨克森选侯保护路德。这样从客观上也就有益于反对神权的思想地散布，人们利用其矛盾的机会以保护和扩大自己权益，当两者的矛盾扩大化到不可调和的状态时，世俗君主为了获得战争的胜利，会对人民做出某种让步。并且，教皇是由选举产生的，还多多少少保留一点民主的影子。这一点和中国是有很大的不同，在中国皇帝无论在精神还是物质领域内都处于主宰地位，中国的皇帝是集“天地君亲师”于一身，是全国的唯一政治权威。普天之下的万民，必须绝对服从和信奉皇帝一人，他不仅拥有绝对的统治权力，而且是一切权力的实际渊源。 在欧洲，农民的地位极其低下，其生存状况比奴隶好不到那里，其生活的中心是领地的主人，而主人和农民之间并无血缘关系，来源很复杂，大量的农奴来自战争的俘虏，并且种族也很复杂，同时，领主可能还是个外国人，农奴会经常逃逸，这就使得地域内的农奴会经常更迭，他们也没有形成固守乡土的观念，不可能在某一地区形成豪门望族，更不可能有什么家族观念,尽管武士阶层会形成家族的观念，但是，这种家族观念仅仅存在于贵族阶层和 上流社会，是一种身份和地位的象征，是没有民众基础，在西方世界中，是不会有一个农奴会自豪地宣称他来自某个家族，如果那样做，只会是向大众标明自己是某某贵族的奴隶，表示自己出身低微。并且，他们没有受教育的权利，他们思想领域又被教会牢牢把握住，也不能通过考试进入上流社会，只有那些有手艺的农民可能会成为手工业者，进入城市成为市民阶层。而在中国，农民知识分子通过“十年寒窗苦”，参加科举考试是可能会获得功名，跻身于上层社会，并不以出身低微为耻，并且国家朝廷从维护其统治出发，也是会鼓励和提倡这种行为，其家族的成员不论贫富，都会视之为自身的荣耀和自豪，族人会举行宗族仪式庆祝，而通过这一系列的仪式又进一步加强家族意识和凝聚力。 因此，通过上述分析，中、西方由于历史、地理等诸多因素，造成了民族心理、国家形式、社会结构、人际关系模式和思想文化的不同，即文明的进程不同。中国文明曾经创造过辉煌的历史，到了现代落后了，而且是全方面的落后。中国人学会了学习西方发达国家先进的文化、政治、经济制度，但是这种学习不应是表面和肤浅的，不能将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发达归结于其州县设立的多少、大小。中国如果只是把全国的行省数量增加，这样的做法只是更有利于中央集权体制，并且官僚机构会成批的增加，到时候真的像有的人所说的那样，只会出现更多地高级贪官，人民的财产损失会更大。中国社会发展有其自身规律，中国历史上从未像西方国家那样形成市民阶层，也就不可能形成市民社会，也更不会出现建立在其基础之上的民主制度，中国现行制度和人们思维中带有太多的历史痕迹。由于西方民主制度的确是人类文明发展的积极成果，也同样应该拿来到中国实施，而且是积极的实施。现在阶段的中国有点类似于西方资本主义发展的初期，即市民社会形成初期，中产阶级正在形成，经济实力的增强必然会带来参政、议政的愿望。随着教育程度的提高与范围的扩大，并且与外界世界交往的增多，出现了一批具有民主启蒙思想的知识分子，他们应该成为推动民主进程的吹鼓手。改革开放以来，经济领域的确获得长足的进步，政治领域改革步伐还是很缓慢，虽然也实施村民直选和城市居委会自治的改革，但基本上是形式，而且还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于是有人会说中国国民素质太差，西方的一套不适合现阶段中国，应该缓行，这是一种狭隘的保守主义观点。现阶段的中国应积极地、彻底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思想的宣传，只有“人们得到了选票给他们带来的利益，他们才会珍惜手里的选票”。也只有这样中国才能解除千年历史的包袱，跳出中国历史上封建王朝兴衰的循环，成为一个崭新的、真正的现代化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