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语术语规范工作的历史沿革

汉语术语规范工作的历史沿革术语是传播知识、技能，进行社会文化、经济交流所不可缺少的重要工具。

术语和文化，如影之随形，须臾不离。

不同的文化要用不同的术语来说明，吸收外来文化，同时必须吸收外来术语。

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新概念大量涌现，必须用科学的方法定义、指称这些概念。

一、古老的科技文明，悠久的术语规范传统中国是世界文明古国，古代科学技术十分发达，在世界科学技术发展史上曾经占据重要地位，其科技名词术语的出现也较为久远。

早在2000多年前，中国的第一部辞书《尔雅》中就收列了不少术语，包括人文科学、自然科学初始的名词概念；唐代《一切经音义》注释了佛教用语；北宋年间的《营造法式》规定了建筑业的术语；明代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命名了大量动物、植物和矿物；徐光启在《农政全书》中创造了大量农业、土壤和水利工程方面的术语；宋应星的《天工开物》中有大量工程技术术语；其他如清代的《格致镜原》以及1936年编纂完成的《辞海》等工具书，都表明我国在术语工作方面早已存在着科学的命名和释义原则。

从元代开始，西学东渐使西方近代科学技术的概念开始引进中国。

1583年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来华以后，数百年间，中国学者翻译了大量西方科学著作如《几何原本》、《天文举要》、《测量要义》、《金石鉴别》、《地学浅释》、《化学鉴原》、《天演论》等等。

在这些译著中，简明、精确地创立了一批反映科技新概念的译名（粟武宾，1990）。

在外语辞书方面，早在明代，就有《华夷辞典》问世，其中译有西天语（梵语）、阿拉伯语等基本词汇（龚莉，2003）。

术语随科学的发展而发展，随知识的传播与交流而出现了规范统一的需求。

1904年，由杜亚泉翻译并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中学教科书《植物学矿物学》和《最新矿物学》，其中引进、创造了很多矿物学新名称和名词术语（潘云唐，2003）。

1908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物理学语汇》、《化学语汇》，这是中国最早出版的科学词汇辞书。

1915年该馆出版的《华英工程字汇》，是由中国学者自编的最早的专科辞书之一。

这本书的编译，花费了中国杰出的铁路工程师詹天佑先生将近二十年的时间（龚莉，2003）。

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从事科技名词审定的专门机构成立于清朝末期的宣统元年（1909），当时在大学部设立了科学名词编定馆（吴凤鸣，1985）。

辛亥革命胜利后的1912年，江苏教育会的理化教授研究会审定了物理和化学名词，中华医学会组织了医学名词审查会等。

至1915年，相继审定了化学、物理学、数学、动物学、植物学、医学等学科的名词。

1918年中国科学社起草了科学名词审定草案，1919年成立了科学名词审查会，1928年成立了译名统一委员会。

截至1931年，共审定各学科名词（草案）14部，形成了中国科技名词统一工作史上的第一次高潮。

1932年国立编译馆成立，在当时的教育部主持下组织专门队伍开展了多学科的名词术语审定工作。

1938年提出了《算学名词汇编》，经有关部门推行使用。

截止到1949年底，审定了科学技术各学科名词草案近60种（吴凤鸣，1985），形成了中国科技名词术语统一工作的第二次高潮。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十分重视科技术语的规范与统一。

1950年委托中国科学院编译局接管了原国立编译馆审订的各类名词术语草案，并于1950年4月6日批准成立了学术名词统一工作委员会，任命当时的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先生为主任委员。

这个委员会归属在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下，分设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医药卫生、时事、文学艺术五个小组。

到60年代，审定、公布、出版了各学科名词术语百余种。

在“文革”期间，名词审定工作中断，直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才得以恢复。

二、术语规范之花在科学的春天绽放术语是科学的基础，而科学技术的发展、社会的进步必定要求术语规范的支持。

“文革”以后的中国，百废待兴。

在有关专家的呼吁和国家领导人的支持下，全国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委员会（后改名为“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以下简称“全国名词委”）1985年4月正式成立。

全国名词委的正式成立与其说是名词工作的进步，不如说是科学进步的一部分，因为名词工作是科学的一部分（叶笃正，2003）。

国务院于1987年8月12日明确批示：全国名词委审定公布的名词具有权威性和约束力，全国各科研、教学、生产、经营以及新闻出版等单位应遵照使用。

1990年6月23日，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中国科学院、国家教育委员会、国家新闻出版署在联合通知中明确要求：（1）各新闻单位要通过各种宣传媒介宣传名词统一的重要意义，带头使用已经公布的名词。

（2）各编辑出版单位今后出版的有关书刊、文献、资料，要求使用公布的名词。

特别是各种工具书，应把是否使用已公布的规范词作为衡量该书质量的标准之一。

（3）凡已公布的各学科名词，今后编写出版的各类教材都应遵照使用。

在中国科协各专业学会密切配合下，全国名词委逐步建立了各专业审定分委员会，形成了一支由各学科著名专家、学者组成的近千人的审定队伍，负责审定本学科的名词术语（钱三强，1990）。

委员会由主任、副主任、委员以及相应的秘书机构组成，下设若干分学科委员会。

到2000年6月份，已经按学科组建了53个学科名词审定委员会，1700多位科学家参加审定并公布了包括理、工、农、医各领域52个学科的名词术语。

在全国名词委主办的内部刊物《自然科学术语研究》的基础上，1998年12月25日创刊出版了在国内外公开发行的综合性刊物《科技术语研究》。

它标志着中国科学技术术语的研究和规范化工作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一个新的科学术语规范化的高潮正在到来。

三、社科术语的规范是社会进步的必然术语，是现象和状态以及学术观点的抽象描述。

不论统一与否，术语始终存在。

学术交流促成“术语”的大发展和大集成（周有光，1997）。

在不存在交流，或很少交流的情况下，术语规范和标准化都不是明显的问题。

只有在需要交流，特别是较高层次学术交流，出现观点差异的时候，术语规范的问题才会显露。

如上所述，早在1950年建国之初成立，归属于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下的学术名词统一工作委员会中的五个小组中，已经将社会科学单独列为一组。

这虽与当时担任委员会主任的郭沫若先生同时也是社会科学家的身份不无关系，但更为重要的是，新中国诞生伊始，出现了全新的“社会”，人们由此对“社会科学”寄予厚望。

然而，在此之后的几十年间，科学意义上的社会科学研究并没有多少进展。

在1957年“反右”运动以及其后的历次社会变动、政治浪潮中，虽然产生了许多“新颖”的政治名词，却很少术语交流的需求。

在不需要交流的环境下，术语定义的确切与否自然无关紧要。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社会科学研究已经开始进入科学的序列，社科术语的规范工作也成为历史的必然。

值得庆幸的是，在中国社会科学界重视术语规范问题的有识之士并非凤毛麟角，不少专家学者利用各种渠道呼吁开展并推进社科术语规范工作。

1986年6月，中国社会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即成立了“社会科学资料分类法研究”课题组。

1987年决定研制《社会科学检索词表》，1993年该词表通过国家鉴定，1996年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正式出版。

2000年6月中旬，在北京召开的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第四届全国委员会全体会议上，中国社会科学院江蓝生副院长倡议规范社会科学名词术语的发言成为备受关注的亮点。

这是整整半个世纪以来中国社会科学界的高层领导首次参与全国科学名词审定工作的盛会。

笔者认为，在术语工作全国委员会上正式提出规范社会科学术语的问题具有划时代的历史意义，其影响远远超过社会科学术语标准化本身。

谈及汉语术语的规范化，我们还特别有必要强调祖国两岸三地的术语交流与协调。

由于历史的原因，海峡两岸在语言文字的使用上有很大的差异，近几十年来更有许多变化。

两岸的专家学者，虽然使用同一种语言文字，却往往要从英文术语中寻求同一。

在与香港、澳门的学者、专家接触交往中，也有类似的问题。

由于术语的差异和不统一所导致的误会，甚至会影响学术交流的效率和进程。

除了学科术语不统一之外，一些专名，包括人名、地名、以及用人名命名的术语也有类似问题。

以“指标”一词为例，在台湾电脑界，把计算机上用的“鼠标”叫做“滑鼠”。

台湾出版的电脑图书中，称“鼠标指针”为“滑鼠指标”。

人们当然不会把这个“指标”误会成经济学家所考虑的“指标”，但是从这个例子，可以看到在汉字语言中，“指标”这个词的确是身兼数任。

再如目前世人普遍关注的“sustainabledevelopment”,祖国大陆学者多译作“可持续发展”，而在台湾则有许多人讨论“永续发展”……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推进汉语术语的统一，是促进祖国两岸和平统一的有效途径之一。

可喜的是，汉语术语的统一的重要意义，已为诸多学者所认识。

2000年7月在北京召开的“海峡两岸及香港人文社科译名研讨会”，就是一个证明。

如同自然科学一样，随着社会科学事业的发展，各种研究工作的展开，学术讨论与交流的需求与日俱增，规范社会科学名词术语才会成为亟待解决的事情。

如果说统一科技名词术语是一个国家发展科学技术所必须具备的基础条件的话，那么，按照社会科学的学科体系分学科进行名词审定，规范名词术语，最终完成社会科学名词术语的正式发布工作，对社会科学事业的发展同样是必不可少的。

与此同时，我们还应考虑在社会科学教育体系尽早开设术语课程。

就科学发展而言，基础的基础还在于教育。

科学兴，术语兴。

当社会科学真正纳入科学研究范畴的时候，中国社会科学的光彩一定会照亮世界的东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