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朱陆之争

姓名：魏**学号：*********** 班级：历史0901题目：朱陆之争述评朱陆之争述评众所周知，朱陆之争是中国古代思想文化史上的一个重要事件。

宋明理学的最终目的是要为儒家所提倡的伦理道德做本体论的证明，其中包括论证伦理道德的最终根源、道德修养的必要性以及修养的途径与方法等内容。

由于对这些问题看法不同，便产生了理学内部不同派别之间的争论。

朱陆之争作为其中的一桩公案，不仅反映出宋明学者对道德问题的思考程度，而且也影响了中国儒学的发展走向。

朱熹和陆九渊作为同时代的两大学者，他们在学术上争执不下、互见愤激，在私情上则彼此尊敬、互相敬慕，树立了一代学人的心态和气度。

一、朱陆之争始末宋淳熙二年六月，吕祖谦为调和朱熹“理学”和陆九渊“心学”之间的理论分歧，邀请朱熹和陆九龄、陆九渊兄弟到江西信州铅山鹅湖寺相会。

当时来的还有刘子澄、赵景明、赵景昭、朱亨道、朱济道等学人。

本次会讲共三天，双方就各自的哲学观点展开了激烈的辩论，史称“鹅湖之会”。

会上，朱陆之间争论的焦点是“教人之法”。

朱亨道曾记述这次争论：“鹅湖讲道，诚当今盛事。

伯恭盖虑朱、陆议论犹有异同，欲会归于一，而定所适从。

……论及教人，元晦之意，欲令人泛观博览而后归之约，二陆之意欲先发明人之本心，而后使之博览。

朱以陆之教人为太简，陆以朱之教人为支离，此颇不合。

”（《陆九渊集》卷三六《年谱》）此次“鹅湖之会”，朱陆双方始终坚持自己的治学观点，据理力争，会上陆氏兄弟略占上风，但最终结果却是不欢而散。

淳熙八年，朱熹任南康太守，并主持白鹿洞书院。

陆九渊来到南康，再访朱熹。

朱熹一语双关地说：自有宇宙以来，已有此溪山，还有此佳客否！意思是说，溪山长在，人非长存，心理之间，哪个更根本呢？随后，朱熹请陆九渊在白鹿洞书院讲学。

陆九渊释讲《论语》“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一章。

陆九渊着重讲以义利判君子小人，关键在于“当辨其志”，表达了他心理同一的观念，也为心学非空疏虚妄之说作了辩解。

陆九渊的讲学，言辞明白恳切，启人心志，赢得了书院学生的拥护。

朱熹也表示钦佩，“某在此不曾说到这里，负愧何言！”，命人将讲词刻碑，并亲自作跋。

这次南康会面，朱、陆二人心平气和，没有互相攻击。

南康之会后，朱陆二人再没见过面，但时有通信，就一些问题展开讨论。

淳熙十五年，陆氏兄弟与朱熹就《太极图说》的真假问题展开了争论。

陆九韶怀疑此书非周敦颐所作，因为其第一句话“无极而太极”，在《通书》中没有“无极”二字。

朱熹回信说，“太极”前面加“无极”，是为了防止人们把太极理解为具体之物，无极、太极都不可缺，是周敦颐本意，因而《太极图说》是周敦颐之作。

此后，陆九韶觉得“晦翁好胜”，不再争辩。

而陆九渊却觉得不可不辩，便先后致书三封，表达自己的看法。

朱熹又写两信，坚持自己原来的意见。

两人反复辩驳，彼此难以说服，最终不了了之。

从此以后，心学、理学两门学人，互相攻击，到水火不相容的地步。

《象山学案》中载：“于是宗朱者诋陆为狂禅，宗陆者以朱为俗学，两家之学，各成门户，几如冰炭矣！”二、朱陆之争的主要问题（一）、道德的最终根源朱熹认为“天理”是伦理道德的源泉。

这个“理”是独立于宇宙、人间而单独存在的，一切封建道德的原则、规定及仪节都是“理”在人间社会的展现。

同时，朱熹把“性”作为天理在人心物体中的显现，即“未有形气，浑然天理，未有降付，故只谓之理；已有形气，是理降而在人，具形气之中，方谓之性。

”进而，朱熹指出“天地之性”是天理在人心中纯然至善、无一丝杂质渗于其间时的状态，是人性善的来源。

陆九渊也讲“理”是道德的最终根源，但他更为强调儒家“天人合一”的传统，将“理”内化于人心，所谓“心即理”是也。

“此心此理，我固有之，所谓万物皆备于我。

”而在“心理为一”的论断中，善根本就是人的本性，善的可能性自然就成了“心即理”的题中之义。

“心理为一”是陆九渊心学与朱熹理学的根本区别。

因此他对朱熹“分心理为二”极为不满，认为朱熹对于外在于人心之“理”的论述是“床上叠床，屋下架屋”，即完全是多余的。

（二）、道德修养的必要性朱熹认为，禀受天理而成的天命之性是纯善无恶的，造成人性恶的是禀气而成的“气质之性”。

“若夫人物之生，性命之正，固莫非天理之实，但以气质之偏，口鼻耳四肢之好，得以蔽之，而私欲生焉。

”（《中庸或问》卷二）也就是说，恶的来源在于“气质之性”，由“气质”而生“人欲”，所以“存天理灭人欲”的道德修养是必不可少的。

陆九渊则认为：“气质”并非决定人的善恶贤愚的唯一因素。

“人之所以病道者，一资禀，二渐习。

”在他看来，人性的恶更多是外部因素造成的。

“所以蔽其本心乾，愚不肖者之蔽在于物欲，贤者智者之蔽在于意见，高下污洁虽不同，其为蔽理溺心，不得其正则一也。

”总而言之，朱熹和陆九渊都认为道德修养对于人生来说是必须要做的事情，但是他们对其必然性的来源却进行了不同的阐释。

（三）、道德修养的方法朱熹在道德修养的方法上主张“道问学”。

朱熹的“理”乃是外在于人心的，而且天下万物莫不有理，所以道德修养首先是一个道德认知即“格物穷理”的过程：“是以大学始教，必使学者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以求至乎其极。

至于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贯通焉，则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矣。

”同时朱熹也重视“居敬”的涵养工夫，他说：“学者工夫，唯在居敬、穷理二事。

此二事互相发，能穷理，则居敬工夫日益进；能居敬，则穷理工夫日益密。

”对于“穷理”与“居敬”二者的关系，他主张“须先致知而后涵养”。

而陆九渊认为，理具于心，心即是理，故不必心外求知。

道德修养的首要工夫乃是“发明本心”：“苟此心之存，则此理自明，当恻隐处自恻隐，当羞恶、当辞让，是非在前，自能辨之。

”至于“穷理”，陆九渊并不反对，他说：“理只在眼前，只是被人自蔽了，因一向误证。

他日逐只是教他做工夫，云不得只如此。

见在无事，须是事事物物不放过，磨考其理。

且天下事事物物只有一理，无有二理，须要到其至一处。

”他讥讽朱熹“格物穷理”是“支离事业”，而自己的“发明本心”则是“简易功夫”，“易简工夫终久大, 支离事业竟浮沉”，他认为自己的方法更容易达到明理尽性的境地。

（四）、“无极”与“太极”朱熹强调“无极”与“太极”的合一，并用形而上形而下区分天理与阴阳、五行和万物。

形而上的“道”，无形但确实有，它存在于物之先，又流行于物之中，因而它是永恒的、绝对的宇宙本原和客观的精神实体。

阴阳、五行、万物作为形而下者，只能是天理的派生物，这就突出了“理”作为万物造就者及主宰的地位。

陆九渊否认“无极”，不论天理与阴阳有形而上、形而下之别。

他认为，世界只是一个“心”的世界，“心”外无理，“心”外无物，一切都可以从“心”中寻找到，因此没有必要把世界分为形而上与形而下两部分，道与器、理与气都统一于一个“心”中。

可以看出，朱熹重在精神性的天理客观化，使之成为独立于主体之外的宇宙本体，而陆九渊则尽力把客观的天理主观化，重在“理”与“心”的合一。

三、朱陆之争评价综上所述，朱熹理学与陆九渊心学在基本前提上并没有根本分歧，他们都以明理做人为目标，都认为万物万事背后有一终极之理。

他们的分歧，主要在于如何阐释作为伦理纲常最终根源的“理”，以及通过怎样的方法达到“理”的要求。

朱熹的理学以“性即理”为核心，认为理在人身上的体现是性，主张“道问学”，即物穷理，通过向外的格物渐趋达到启发天赋的“在心之理”。

陆九渊的心学则以“心即理”为出发点，认为万物之理莫不会通于心，主张“尊德性”，发明本心，通过向内的洞悟，顷刻而知之人的根本。

朱陆二人对先贤思想理解不同，体悟出的得道之法各异，但他们都是为了维护儒家道统，可谓殊途同归。

正如明儒黄宗羲所说：“二先生同植纲常，同扶名教，同宗孔孟，即使意见终于不合，亦不过仁者见仁，知者见知，所谓学焉而得其性之所迁，原无有背于圣人，矧夫晚年又志同道合乎！”理学和心学正是在不断的争论中，相互吸收，渐趋融合，为传统儒学在宋明的发展开辟了道路，也指明了儒学以后的发展方向。

朱陆之争的结果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各持己见，不分上下。

这表明，心学正是在程朱理学的理论思维模式出现疏漏的条件下产生的，它的出现对程朱理学有一种取而代之的潜在力量。

任何一种思想体系都不可能穷尽人类全部真知，并且，也只有以各自所长彼此互补所短，才能使一个时期的学术得到大的发展，使各自的学说更为完善。

朱陆的争论加速了理学体系的分化，从此，理学学者分为两大派别，各自按照自己的思维方式构建理论体系。

心学与程朱理学的并存、交锋，一方面深化了各自的思辨程度，另一方面也使双方在对立中相互吸融、合流，促进了中国古代理论思维的发展，同时也造就了宋明时期学术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

当然，朱陆之争对于当代的学术和教育也有借鉴意义。

朱陆两人在鹅湖之会上进行了公开辩论，其后一有问题便书信讨论，他们对待学术的态度为当代学人树立了典范。

就其思想特点而言，朱熹主张的是一种先天他律道德，而陆九渊主张的是一种先天自律道德；朱熹强调的是道德的规范性，而陆九渊强调的则是道德的主体性。

朱陆二人对于学术的思辨性思考，值得今天学人借鉴和学习。

就教育方法而言，朱熹重视“格物致知，循序渐进”，以及陆九渊重视“发明本心，道德修养”的方法，仍然为当代教育所提倡。

理学和心学互相吸收，渐趋融合，取长补短，延续了儒学的脉络，为当代学术思想的发展提供了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