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先驱商务印书馆
黄永军：中国文化走出去需要浙江精神
2011年12月23日，北京人民大会堂，新闻出版走出去先进单位表彰大会隆重举行。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长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宣部部长刘云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委员刘延东出席会议。
中央和国家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各省区市新闻出版局和出版单位、出版企业、新闻出版行业协会负责人出席会议。
群贤毕至，精英荟萃。
此时此刻，北京求是园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总经理黄永军作为全国图书出版界唯一的一位民营企业代表，与这些全国出版界的精英一起，亲耳聆听中央最高层领导的声音。
参加这次会议之前，他刚刚从老家浙江赶回来，作为中国第一个在国外开办出版社的民营出版人，他如今的足迹遍布世界各地，伦敦剑桥大学内有他的新经典出版社，法兰克福书展是他每年要光顾的盛会，美国、加拿大都有他大量的客户，他不停地在东西两个半球奔波往返，但是，他却在心中最深处珍藏着他的故乡。
每当他完成一个耗时多日的项目需要恢复疲惫的身心时，他会回到他的故乡；每当他做出一项重大的决策和选择的时候，他会回到他的故乡；每当他困惑徘徊寻找解决之道时，他会回到他的故乡。
没有故乡的人寻找天堂，有故乡的人回到故乡。
他是一个典型的浙商，白手起家，筚路蓝缕，艰苦创业，走向世界。
他的身上流淌着浙江文化的血液，他的成功得益于故乡精神的滋养。
抉择：他继承了老乡张元济的大业2011年的一个夏日，黄永军在他设着剑桥大学的办公室里，一边品着咖啡，一边和他远在美国纽约的客户通越洋电话谈生意。
窗外，可以看见一座座保留着中世纪风貌的古城建筑，高大的染色玻璃窗像一幅幅瑰丽的画面。
明镜般清澈的剑河之上，一只小船缓缓划过。
这里，曾孕育了人类历史上无数的伟人巨匠，包括60多位诺贝尔奖的获得者，三任英国首相。
CHINESE CULTURE GOING OUTNEEDS THE SPIRIT OF ZHEJIANGB usiness新锐XINRUIBUSINESSMAN 中国文化走出去需要浙江精神文∕武宁黄永军:56中国商人CBMAG 在黄永军看来，以商务印书馆创始人张元济先生为代表的历代精英和当今灿若群星的浙江企业家群体，共同创造了源远流长的“浙江精神”，而在中国文化走出去的潮流中，“浙江精神”必将远播世界，发扬光大。
语文人教版四年级上册作者叶圣陶资料
叶圣陶（1894．10．28～1988.2．16），原名叶绍钧，字秉臣。
江苏省苏州人。
现代作家、教育家、出版家和社会活动家。
叶圣陶的父亲在地主家做帐房，家境清苦。
1907年考入草桥中学，1912年中学毕业后因家境清贫，即在一个初等小学当教员。
1914年被排挤出学校，闭居期间作文言小说发表在《礼拜六》等杂志上。
1915年秋到上海商务印书馆附设的尚公学校教国文，并为商务印书馆编小学国文课本。
1917年应聘到吴县角（音lù）直县立第五高等小学任教。
1918年在《妇女杂志》第4卷2、3号上发表第一篇白话小说《春宴琐谭》。
1919年参加北京大学学生组织的新潮社，并在《新潮》上发表小说和论文。
1921年，与沈雁冰、郑振铎等发起组织“文学研究会”，提倡“为人生”的文学观，并与朱自清等人创办了我国新文坛上第一个诗刊《诗》。
他发表了许多反映人民痛苦生活和悲惨命运的作品，出版了我国童话集《稻草人》以及小说集《隔膜》、《火灾》等。
1922年出版第一本短篇小说集《隔膜》。
1923至1930年，叶圣陶进入商务印书馆，开始从事编辑出版工作，并于1927年5月开始主编《小说月报》，同时继续文学创作。
1923年出版的《稻草人》是我国第一部童话集。
1928年创作了优秀长篇小说《倪焕之》。
1930年，他转入开明书店。
他主办的《中学生》杂志，是三、四十年代最受青年学生欢迎的读物，在社会上有广泛的影响。
“九一八”事变后，他积极投身抗日救亡活动，参加发起成立“文艺界反帝抗日大联盟”。
抗战期间，他内迁四川，先在中学、大学执教，后继续主持开明书店编辑工作，同时写下了不少散文小说诗词，从不同角度揭露了旧社会的黑暗和人民的悲惨生活，歌颂了在民族解放斗争中坚强不屈的普通群众。
在四川他还参加发起成立“文艺界抗敌后援会”，支援抗日前线的将士。
抗战胜利后，他参加反对国民党政府压制民主、争取出版自由的斗争。
1946年，叶圣陶回到上海后，积极投身爱国民主运动。
清末民国时期商务印书馆的无锡人
2021/2清末民国时期商务印书馆的无锡人◎郁有满（江苏无锡214001）商务印书馆，1897年由夏瑞芳、鲍咸恩、鲍咸昌、高凤池等创设于上海，它的创立标志着中国现代出版业的开始。
“在近百年思想文化和学术史上，北京大学和商务印书馆是两大重镇，是中西思想文化的两大汇聚点，它们一南一北，齐寿并峙，相互呼应，成为中国20世纪学术文化的双子星座。
”[1]这个清末崛起的颇具影响力的现代出版机构，不仅拥有全国一流的编译阵容、一流的印刷设备与技术，而且拥有庞大健全的发行网络，是中国近现代最大的文化出版企业。
从清末开始，无锡人至上海创业从业的人络绎不绝。
其中从事文化事业的人不在少数。
如文明书局、中华书局、北新书局、泰东书局、商务印书馆等，都有一批无锡人。
在商务印书馆早期的历史上，无锡人发挥的作用和影响令人瞩目。
创下多项第一的孙毓修在商务印书馆编译所中有两个人善骈体，一是孙毓修，一是王西神，两人都是无锡人[2]。
孙毓修（1871—1922），无锡城郊孙巷人，秀才，在清末南菁书院攻八股制艺，又从缪荃孙学版本目录。
1902年随美国女牧师学英文，还写了《中英文字比较论》一卷，可见英文水平很高。
1907年，孙毓修的同乡、银行家沈缦云给商务馆写信推荐孙，并附寄了孙翻译的《地理读本》，该书曾交给广智、图书、乐群等出版社，“皆不纳”。
张元济读了该书序言部分，很快回信，表示“极愿延聘”，孙毓修遂入馆，被聘为国文部和英文部主任。
1908年，孙参照西欧童话传说，编译《无猫园》《大拇指》等儿童读物。
自1908年11月至1923年9月，商务印书馆陆续出版了由孙毓修编译、编撰的“童话”丛书，共3集计102种作品。
除第三集4种由郑振铎编译外，其余都由孙主编。
这些读物成为中国最早出版的童话，使儿童文学成为独立的图书、文学类目[3]，哺育了一代作家，并使文学注入新气象，孙毓修因此成为中国儿童文学的“开山祖师”。
1910年始，孙毓修先后主编出版《少年杂志》“少年”丛书。
商务印书馆的文化抗战
商务印书馆的文化抗戰作者：陈传芝来源：《编辑之友》2011年第04期抗戰时期，商务印书馆(以下简称“商务”)在日本侵略军的军事围剿和文化洗劫中，通过图书出版维持商业生存的文化抗戰，大大加速了商务人与中华民族的精神觉醒，同时也加剧了商务印书馆、出版业与中国文化的现代化进程。
一、日军对商务的军事围剿与文化洗劫抗戰时期，商务印书馆已成为当时世界三大出版社之一(另两家是McMillan与McQraw－Hill)。
在日本侵略者的两次空前的摧毁与洗劫中，商务人开始了艰苦的生存突围。
作为我国现代出版业的先驱和巨擘，商务突围更多地是文化抗戰：既维持自己的商业生存，又坚持启蒙民众、文化救国的使命。
商务印书馆的抗戰始于1932年的“一?二八”事件。
当时，日军海军陆戰队司令盐泽幸一说：“烧毁闸北几条街，一年半年就可恢复。
只有把商务印书馆这个中国最重要的文化机关焚毁了，它则永远不能恢复。
”“一?二八”事变中，商务印书馆总馆厂遭受的直接经济损失达到1633万余元。
”…商务提出了停业和解雇上海所有职工的决定。
到1932年7月14日，商务印书馆在上海各大报刊出了复业启事：“敝馆既感国人策励之诚，又觉自身负责之重，爰于创巨痛深之下，决定于本年8月1日先恢复上海发行所之业务，一面在上海筹设小规模之制版工厂，借以继续其36年来贡献我国文化教育之使命。
”8月1日复业那天，“为国难而牺牲，为文化而奋斗”的标语悬挂于河南路(福州路口，今上海科技书店)发行所内。
此时正赶学生开学之前，为抓紧教科书的供应，总经理王云五调动所有剩余资金，运到北京、香港印刷分厂，集中精力赶印秋季教科书，开始了商务艰难的恢复与重建。
1933年4月，“商务”出版了《复兴教科书》，接着又相继编印了大规模的《大学丛书》《小学生文库》《四库全书珍本初集》《四部丛刊续编》《四部丛刊三编》《丛书集成》《中国文化丛书》《世界各国经济史丛书》第2辑、《万有文库》《幼童文库》《世界文学名著丛书》《百衲本二十四史》等。
马裕藻生平
马裕藻马裕藻（1878—1945），字幼渔，祖籍浙江鄞县（今宁波鄞州），近代文化名人，北京大学著名教授。
早年受业于近代教育先驱叶浩吾，后留学日本。
1913年5月在“读音统一会”上率先提出《注音字母》方案获大会通过，被聘为北大教授，1918年至1926年连续八年担任校评议员，参与北大建设。
1920年起任北大国文系主任，任职长达14年，期间努力调和新旧二派，曾聘请鲁迅等名家来北大任教。
作为中国第一部官方正式颁行的法定汉字注音——注音字母的首倡者，对汉语正音、传播国语作出了突出贡献。
终其一生，将革命救国与治学报国贯穿结合，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创新和近代教育事业的做出了有力贡献。
姓名马裕藻逝世日期1945年字幼渔主要任职北大国文系主任出生地宁波市鄞州区主要成就汉字注音，传播国语出生日期1878年子女马巽、马珏人物关系（图片+链接）目 录1 人物生平·早年求学·建功北大·强国文系·秉公维权·留平守节·溘然长逝 2 大事年表 3 学术沿承 4 学术贡献 ·强“国文系” ·立“国学门” ·主定“国音” ·倡颁“标点” 5 家族传奇 ·北大“五马” ·“四代”佳话 6 人物轶事· “好好先生” ·马裕藻与反清革新派 ·马裕藻与鲁迅 ·马裕藻与胡适 ·马裕藻与钱玄同夏康农 ·马裕藻与后学 7 回忆纪念1 人物生平早年求学青少年时期的马裕藻，因父亲马海曙事业有成，延请浙江杭县叶瀚在家中设馆，讲授四书五经等儒学传统经典，有幸受业于这位近代教育先驱、维新人物、著名学者，接受了中国式的现代化启蒙教育。
1898年，马裕藻、陈德馨夫妇到上海，结识了浙江籍的革新派人物蔡元培、章太炎、张元济、陶成章、夏曾佑、吴敬恒等人，其中蔡元培、章太炎对马裕藻一生产生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张元济与新文化传播的海上叙事
张元济与新文化传播的海上叙事陈 军一遥想社会变革中的张元济和商务印书馆，浮现若干深有意趣的话题。
张元济是百年中国颇具传奇的出版先驱，在当年士阶层转型的时代风潮中，与蔡元培很相像。
他们既有同乡和翰林院同僚之谊，又在戊戌突变，缇骑四出，朝廷关闭变法通道之际，先后由朝入野，踞于出版和教育两大要津，传播新知，开启民智。
自晚清以降，继严复后，唯独他们二人在教育救国的漫漫长途上，用力之巨，收效之著，被学界誉为一时瑜亮。
但细察彼此心路，在政治倾向和社会立场上，二人实有明显差异。
蔡是对朝廷和康梁失望，主动挂冠而去。
张是感恩光绪面谕，全力参与变法，而被“革职永不叙用”。
张元济受李鸿章庇护，由盛宣怀安排，担任南洋公学译书院院长，后兼代总理（校长）。
他积极创设特班，请出绍兴办学受挫的蔡元培为总教习。
尤其不易的是，他在一九○二年主动辞去官办学堂高位，投身印刷小作坊的商务印书馆创业。
张元济上任后即设编译所，聘蔡为所长，并与蔡元培、高梦旦三人合编中小学新式教科书，一时影响甚广。
当革命声势日盛时，蔡元培毅然筹备光复会，加入同盟会，试制炸弹，力主暗杀清廷政要，成为翰林造反第一人。
张元济则联手立宪派实力人物，举全力“保路”和“立宪”，推动朝廷加快张元济（1867-1959）和平改革进程。
但终因不能割舍与庙堂的精神联系，以致辛亥激变之际，酿成商务的“教科书危机”。
几年前被高梦旦重金聘来的陆费逵，趁武昌起义爆发，暗中邀约几位同仁，编写了一套适合共和政体的教科书。
他们做事缜密，丝毫没让张元济察觉。
就在一九一二年一月一日，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当日，陆费逵在四马路商务发行所隔壁挂上中华书局招牌，推出用五色旗作封面的《中华小学教科书》。
其中编有专门解释共和主张的新课文，很快被各地学校认购一空，一下就把黄龙旗为封面的商务教科书，挤到了市场角落。
陆费逵还从商务拉走不少骨干，他确实是一位不甘久居人下的能人。
高梦旦为拴住他的心，还将侄女许配给他，坊间为此流传“赔了侄女又折兵”的笑闻。
关于经济学的出版社
1、商务印书馆：商务印书馆是中国现代化出版业的先驱，在出版界特别是特别是社会科学类的书籍出版社方面保有独特的地位。
经济学原来并非商务的强项，在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中有门的经济学系列，但主要是早期经典著作，象两论，象马歇尔、凡勃伦、熊彼特。
对我个人而言，商务的书意义却也非常。
我在大学里所学专业归属于经济学一类，但我一直对经济学没什么兴趣，直到看了商务1993年版的《现代经济学前沿专题（二）》，虽然大部分看不懂，但一两篇就足以让我害了上对经济学的单相思——盛洪《经济学透视下的民主》、张宇燕《制度经济学：异端的见解》——对于还在学政治经济学、资本论这些古典经济学时期传统理论的我，震撼是在所难免的。
由中国留美学者经济学会组织，汤敏、茅于轼主编的这套书共三册，由海外或海归学者用评论的方式介绍经济学部分领域内的重要成果，是当时最有价值、最具影响力的经济学专业介绍论文集（田国强的评论）！三册书都加印过，有的还加印了几次，销售状况非常好，并且还带动了一股“前沿”专题热，后来社科文献、中国税务纷纷效仿。
现在书店里，商务版经济类图书也小有规模，其中精品也不少，特别是译著，象戈森著《人类交换规律与人类行为准则的发展》、弗里德曼著《资本主义与自由》、特里芬著《黄金与美元危机》，埃格特森著《新制度经济学》，柯武刚等著《制度经济学》，而且很有几本比较新的，象汉译世界学术名著系列出了诺斯著《经济史上的结构和变革》、阿卡蒂玛森著《贫困与饥荒》，2002年出了谢康、乌家培编译的2001年诺贝尔奖经济学奖得主的论文精选，最近又出了田国强主编的《现代经济学与金融学前沿发展》，都是专业性很强的，不愧于商务的品牌形象。
不过，也有差的，商务出的中国的经济学的作品不怎么的，除了茅于轼早期作品《择优分配原理》之类，大多数都是国内二流甚至更差一点的经济学家的作品，有些根本就是抄来抄去的教材，让人大跌眼镜。
其实商务的书，并不是随处可见，折扣空间小是致命原因。
第八单元第三课 清末变法图强的尝试和文教革新-2020春人教版历史和社会八年级下册学案
第三课清末变法图强的尝试与文教革新第1节维新变法运动1．公车上书2.维新派的活动(1)活动与表现(2)代表人物及其主张确提出中国要变法图强，必须学习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制度。
他将历代帝王斥为“民贼”，呼吁“伸民权”“设议院”，实行君主立宪制度思想的传播严复严复在《国闻报》上介绍西方社会进化论名著《天演论》。
他特别强调“物竞天择”“优胜劣汰”的进化论观点。
他认为，国家只有实行变法，才能由弱转强，这样才符合进化的规律，否则将会走向灭亡严复巧妙地运用进化论来阐述自己的变法主张，让国人耳目一新，轰动一时(3)影响：维新派倡导立学会、办报纸的活动起到了启发民智、制造舆论的作用。
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得到了广泛传播，议论时政、集会结社蔚然成风，维新变法新局面逐渐形成。
3．戊戌变法(“百日维新”)康有为梁启超严复谭嗣同(1)背景：①1897年冬，德国出兵强占胶州湾，引发了列强瓜分中国的狂潮。
在严重民族危机的激发下，维新变法运动迅速高涨。
②光绪帝接见康有为，表示不做“亡国之君”，让康有为全面筹划变法。
(2)领导阶级：资产阶级维新派。
(3)时间：1898年6月11日－9月21日(历时103天，史称“百日维新”)。
(4)变法开始：光绪帝颁布诏书，宣布开始变法。
1898年是农历戊戌年，历史上称这次变法为“戊戌变法”。
(5)变法的主要措施(6)结果：新政措施的推行，触动了以慈禧太后为首的顽固派的利益，遭到强烈抵制和反对。
清廷中的维新派与顽固派的矛盾开始激化。
9月21日，慈禧太后发动政变，囚禁光绪帝，捕杀维新派，变法失败了。
这场变法运动历时103天，史称“百日维新”。
(7)影响：戊戌变法是资产阶级维新派发动和领导的一场救亡图存的爱国运动。
戊戌变法虽然失败了，但在思想文化方面产生了广泛而持久的影响。
(8)性质：一场资产阶级性质的改良运动。
(9)教训(启示)：资产阶级改良道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是行不通的。
中国必须要立足革命，从中国实际出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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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先驱商务印书馆：开风气，印善本，译西哲
作为中国历史最悠久的出版机构，商务印书馆与北京大学被誉为中国近代文化的“双
子星”。
青年时代曾在商务印书馆工作过的茅盾，20年前曾填过一首词，称赞这家
出版社在近代的维新大业中，“曾开风气，影印善本，移译西哲”，“数出版先驱，
堪推巨擘”，这是至高无上的评价。
民国时期的商务印书馆（资料图）
开学了，几乎每一名小学生的几案上都会摆放一本《新华字典》。
作为世界出版史上发行量最大的辞书，《新华字典》已经走过了50多个年头，而他的母亲商务印书馆已然迎来了自己116岁的大寿。
回溯商务印书馆的发展史，不得不提及清政府在甲午战争中的惨败。
在随后签订的《马关条约》中，清廷被迫终止对外国人在华创办企业设禁，基于同样的考量，对中国人开办企业的限制也逐步放开了。
很快，上海等开放口岸掀起了民族工商业发展的热潮。
1897年，夏瑞芳、鲍咸恩、鲍咸昌和高凤池等人在上海创办了商务印书馆。
作为中国历史最悠久的出版机构，商务印书馆与北京大学被誉为中国近代文化的“双子星”。
青年时代曾在商务印书馆工作过的茅盾，20年前曾填过一首词，称赞这家出版社
在近代的维新大业中，“曾开风气，影印善本，移译西哲”，“数出版先驱，堪推巨擘”，这是至高无上的评价。
白手起家的小作坊
成立之初的商务出版社只有2部手摇小印机、3台脚踏圆盘机和3部手扳压印机。
平日里，夏瑞芳和鲍咸昌、郁厚坤三个人负责出版社的日常工作。
他们招聘了几名工人，承印商业表册、账本和教会图书等。
因为当时以出版商业簿记为主，故得名“商务”。
由于夏瑞芳经营管理有方，商务印书馆的生意蒸蒸日上、日渐红火。
夏瑞芳并不满足于此，他抓住了当时社会上的“英语热”，主动出击，翻译并引进印度的英语教材，命名为《华英初阶》、《华英进阶》，出版后深受读者欢迎，销路很好。
夏瑞芳尝到了甜头后，便邀请原翰林、当时任南洋公学译书院院长的张元济来馆主持教科书编写工作。
自此，商务印书馆开始走上了一条依靠教科书的发家之路。
当时的中国积贫积弱，新学教材主要引自日本，因此商务印书馆开始为中日合办，双方资本各10万元，由日本引进先进印刷技术。
1904年商务印书馆编印了最新国文教科书，几个月内就风行全国，接着还出版了各种中外工具书，销量也稳居全国第一。
到20世纪30年代，在教材出版领域日渐强盛的商务印书馆开始进军高等教育领域，这得到了著名教育家蔡元培先生的重视和支持。
从1932年到1949年，商务印书馆编印的《大学丛书》共有三百多种教材图书，其中的杰作如冯友兰《中国哲学史》、王力《中国音韵学》、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刘仙洲《机械原理》即使在今日，仍然是各学科必读的经典教材。
助推现代化进程
由于出版教科书的需要，商务印书馆的国外名著引进和翻译工作也随之轰轰烈烈地展开了。
著名翻译家严复译著亚当?斯密的《原富》、孟德斯鸠的《法意》、赫胥黎的《天演论》和斯宾塞的《群学肄言》等学术名著均先后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到1931年商务印书馆又把它们汇编为《严译名著丛刊》大量重印发行。
这些译著在细微之处无不践行严复“信达雅”的翻译标准，对后世的翻译理论和实践影响很大。
与此同时，中国翻译界的另一巨擘——林纾也被收入商务印书馆的旗下。
1902年商务印书馆开始编印《说部丛书》，大规模地出版了林纾翻译的外国文学名著。
1914年商务印书馆又结集出版了《林译小说丛刊》（100种），包括他的代表作小仲马的《茶花女》、斯陀夫人的《黑奴吁天录》、英国狄更斯的《块肉余生述》等。
改革开放后，商务印书馆的外文书籍编译工作迎来了新的春天。
1981年，商务印书馆正式汇编出版《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到2012年10月，该丛书已经出版到第十四辑，共收录599种。
多年来，《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始终保持简约朴素的设计方针，封面除了书名和作者外，几乎没有任何冗杂的装饰；学科领域通过书脊颜色的不同予以区别，如橘黄色代表哲学类，黄色代表历史学，绿色代表政法类图书，蓝色则表示经济学等，彼此之间绝不混淆，体现了学术的严谨性。
今日，《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是商务印书馆最为知名的社科学术丛书品牌，在学界颇受好评。
毁于战火的东方图书馆
日军入侵上海前夕，商务印书馆的图书出版量已占当时全国的52%，成为亚洲最大的出版机构，分支机构遍布陆港台及东南亚各地。
作为商务印书馆创办的公共图书馆，东方图书馆的前身是商务印书馆的内部资料室——涵芬楼。
1904年涵芬楼正式营建，经过多年苦心经营，到30年代时，东方图书馆藏古今中外书刊已达四十多万册，另有图表、照片5000余种。
其中，中文孤、善、珍本3700多种，35000多册。
更为荣耀的是，东方图书馆的方志收藏最精、最全，全国府、厅、州、县志已搜罗到的有1753种，占全国应有种数的84%。
东方图书馆不是一朝一夕的成就，张元济曾一言指出其中的艰辛：“十余年来，搜求未辍。
每至京师，必捆载而归；估人持书叩门求售，苟未有者，辄留之”；“当时凡遇各家藏书散出时，总是尽力搜罗。
”
东方图书馆名列亚洲第一的称号在外。
正因为此，日军认为“炸毁闸北几条街，一年半就可恢复，只有把商务印书馆、东方图书馆这个中国最重要的文化机关焚毁了，它则永远不能恢复”。
于是，这一座文化宝库在1932年“一?二八事变”中被日本侵略者先投掷炸弹、后纵火焚烧，整整烧了一天，彻底毁灭。
当天纸灰飞扬，弥漫上海上空，从闸北飘落到几十里外的沪西。
东方图书馆一夜之间突然消失，价值连城的善本孤本从此绝迹人寰，这不能不说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一大劫难。
有人甚至认为：火烧圆明园和商务印书馆被炸，是中国近代史上的最令人痛心的文明悲剧。
编印辞书和工具书的传统
商务印书馆的辞书和工具书的编辑出版工作具有优良的历史传统。
从1899年的《商务印书馆华英字典》开始，到1949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辞书就已经占到当时辞书总和的三分之一。
1919年初版的《国音学生词汇》，30年间重印达500万册。
1930年出版的《四角号码词典》发行数达200万册。
1927年初版的《英汉模范字典》重印达50万册。
1956年，原新华辞书社编写的《新华字典》开始由商务印书馆负责编辑出版，历经50多年的不断修订、完善，目前已成为世界上发行量最大的字典。
50年来，一代代商务人通过各种各样的努力，让《新华字典》既保持高品质高品位，又维持在“一斤肉”的低廉价格，使得每一个家庭的孩子都购买得起。
改革开放以来，商务印书馆在辞书方面继续出版了许多新的品种：如《汉英词典》（1978）、《古汉语常用字字典》（1979）、《新华词典》（1980）等。
近些年陆续出版的《现代汉语词典》第5版、《故训汇纂》及“新华”系列汉语辞书，“新时代”、“精选”、“牛津”、“朗文”等几大系列外语辞书，都深受海内外亿万读者的欢迎，成为图书市场上商务代表性品牌。
面对出版市场激烈的竞争，商务印书馆除继承和发扬原有的优势之外，积极探索，开辟了很多新的出版领域，在扶持国内学术研究、青少年和大众读物开发、世界汉语教学教材研发方面都取得了令人仰慕的成就。
现在，商务印书馆年出图书800种左右，其中新书350种左右，重印书450种左右；此外还出版《英语世界》、《汉语世界》杂志及《中国语文》、《方言》等重要学术期刊20种，以及部分音像制品。
商务印书馆现隶属于新组建的中国出版集团，正以崭新的姿态迎接我国文化体制改革和出版体制创新的机遇和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