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唐朝对新罗佛教及其文化的影响
唐代佛教文化的兴盛与影响
唐代佛教文化的兴盛与影响唐代是中国历史上一个繁荣昌盛的时期，也是佛教文化兴盛的时期。
唐代佛教的发展对于中国佛教的迅速传播和深入民间，乃至中华文化的影响和推广有着重要的意义。
在这段充满历史意义的时期里，佛教的兴盛给中国社会带来了哪些影响呢？一、佛教文化的传入和开展唐朝时期，佛教信仰得到各方面的重视和支持。
这主要是因为唐朝刚建立，国内社会和宗教出现了很多问题，佛教成为了一种能够安抚人民心灵的重要宗教。
因此，唐代的皇帝不仅对佛教持有宽容态度，还会有意地支持和发展佛教教育。
唐代迎来了许多卓越的佛教学者，他们为佛教文化的繁荣发展做出了极大的贡献。
佛教文化的繁荣也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到了外来文化的影响。
唐代时期，印度佛教文化在中国得到了广泛传播。
再加上本土文化的不断融合和影响，佛教文化在中国国土上得到了广泛传播和深入发展。
特别是佛教对于诗歌的影响，使得唐诗在一定程度上向着佛学方向而发展，也使得佛教文化在中国人心目中得以深深地扎根。
二、佛教文化的影响佛教文化在唐代的广泛传播使得其对中国社会产生了很多影响。
首先，佛教文化与汉族文化在这个时期达到了糅合和混合，形成了中国独特的文化风貌。
佛教的普及也使人们关注到精神层面的问题，这对人们的思想开拓和文明进步有很大推动作用。
佛教的普及也使得一些不同阶层的人们都能接触到佛教的智慧，并且在这门宗教里寻找到精神上的寄托和自我认同。
同时，在唐朝时期，佛教也对中国教育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当时佛教学校的发展和繁荣吸引了大量的学生，也开始形成了一种以佛经为主要教材的教育体系。
这种以佛教为主要教育内容的教育体系也为现代中国教育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三、佛教文化的宗教交流唐代佛教文化也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与东南亚宗教的交流。
在唐朝时期，佛教便在各个方面的宗教交流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是唐代的“南传佛教”。
这种佛教由于其强调禅修和宗教体验，被许多中国人所接受。
通过这种宗教交流，唐朝佛教文化与其他亚洲国家的佛教文化，也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交流和融合。
试论唐朝与新罗文化的交流及影响
试论唐朝与新罗文化的交流及影响唐朝与新罗文化的交流及影响可以追溯到唐朝时期的7世纪至9世纪。
唐朝与新罗是同时代的两个重要国家，它们之间的交流和影响通过贸易、外交、文化交流等途径展开。
贸易是唐朝与新罗文化交流的重要途径之一。
唐朝与新罗之间的贸易往来源远流长，双方通过丝绸之路和海上贸易路线进行物品交换。
唐代的丝绸和景德镇瓷器非常受新罗贵族和寺庙的欢迎，新罗也将当地的财宝和特产如玉石、铜器、五彩陶器等送往唐朝，以换取中国的文化和技术。
外交也是唐朝与新罗文化交流的重要途径之一。
唐朝与新罗之间进行频繁的外交交往，互派使节和礼仪使来往。
唐朝皇帝多次派遣使臣到新罗访问，并为新罗王室授予官职和封号。
新罗也派遣使臣到唐朝学习政治、文化和宗教，并与唐朝的士人、僧人进行交流。
文化交流是唐朝与新罗之间交流影响最为深远的方面之一。
唐朝对于新罗的影响主要体现在政治制度、建筑艺术、文化习俗、佛教传播等方面。
唐朝的政治制度对新罗的政治制度有一定的影响，例如新罗在唐朝的启发下建立了类似唐朝的官僚体制和律令制度。
唐代的建筑技术和艺术对新罗的宫殿、寺庙、塔楼等建筑有很大的影响，新罗的建筑艺术也受到了唐朝的影响。
唐朝的文化习俗如服饰、音乐、舞蹈等也对新罗产生了影响。
佛教是唐朝与新罗之间交流最为重要的方面之一，唐朝的佛教文化对新罗的佛教信仰和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新罗吸收了唐朝佛教的一些教义和礼仪，并发展出独特的佛教文化。
唐朝与新罗文化的交流及影响是双方长期和多方面的。
通过贸易、外交和文化交流，唐朝与新罗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互通有无，相互借鉴。
这种交流和影响促进了双方社会的发展和进步，丰富了双方的文化内涵，也为后来的文化交流奠定了基础。
唐朝与新罗之间的交流和影响不仅是两个国家之间的联系，更是东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唐朝的佛教文化与影响
唐朝的佛教文化与影响唐朝时期是中国佛教文化的鼎盛时期，此时期的佛教文化丰富而深厚，对于日后中国佛教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远而广泛的影响。
唐朝时期的佛教文化影响不仅仅局限于当时，而是对于后世佛教文化的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佛教传入中国历史可以追溯到汉朝时期，但是唐朝时期对于佛教文化的扶植和推广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唐代时期的皇室和士族阶层对于佛教十分崇敬，这也成为佛教文化得以快速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
唐朝时期的皇帝们对于佛教的扶植非常之高，他们甚至将佛教视作是国家的宗教，这使得唐朝时期的佛教文化得到的前所未有的快速发展。
唐朝时期的佛教文化具有非常浓郁的佛教禅意。
禅宗作为中国佛教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唐代时期也支持了禅宗文化的发展。
唐朝时期的一位皇帝，开元十年派出两位高僧至于印度求学，并用重金将佛经译为汉语，这对于汉传佛教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除此之外，唐朝时期佛教文化的发展也是在传播中成长的。
佛教文化的快速传播得益于唐朝仁宗时期打造的丝绸之路的重启。
这条通路在当时的经济和文化交流中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从印度到中国的佛教经脉得以通过这条通路实现快速的传递，这使得唐朝时期的佛教文化得以在短时间内大力发展和普及化。
唐代时期的佛教文化对于后世佛教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远而广泛的影响。
佛教文化系统的建设和体系的完备化，使得后世的佛教能够步入一个成熟的阶段。
唐朝时期佛教文化中的一些思想和方法论，如“金刚经”中的“空”，“心”的训练等思想对于后世的佛教文化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比如仁兄菩萨、普贤菩萨等类别的出现，让佛教更为的详细和系统。
总之，唐朝时期的佛教文化对于中国佛教文化的发展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不仅丰富和深厚了中国佛教文化的底蕴，而且对于日后中国佛教的发展产生了深远而广泛的影响。
论唐代的佛教影响
论唐代的佛教影响唐代是中国历史上最灿烂的时代之一，也是佛教发展最为繁荣的时期。
自唐太宗成为皇帝后，佛教开始获得帝王的关注和支持，成为一种国家文化和精神符号。
唐代佛教对中国社会和文化的影响是深远而持久的，下面就从历史和文化两个方面来探讨唐代佛教的影响。
一、历史影响1. 佛教与政治在唐代，佛教逐渐成为政治势力，佛教僧人也成为了政治活动的人物。
唐代中期，佛教僧人们曾多次参与政治事件，如天宝之变等。
同时，佛教也受到皇帝的高度重视和支持，很多皇帝都会亲自出席佛教法会，向佛祖祈福保佑国泰民安。
2. 佛教与文化佛教对唐代文化的影响也不可忽视。
佛教到达中国后，随着语言、书法、绘画等的交流融合而形成了独特的文化符号。
唐代佛教文化的代表作之一是石窟艺术，莫高窟、龙门石窟等都是佛教文化的杰出代表。
佛教文化也影响了各个领域，如唐代诗歌中常出现对佛教的借用和提及。
二、文化影响1. 形成“唐风”唐代的文学艺术史被认为是最伟大的一段历程，佛教在这一过程中也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佛教文化的影响渗透到了唐代诗歌、书法、绘画、音乐等艺术领域。
唐代的诗歌和绘画中，对佛教的诠释和表现无处不在，成为了“唐风”的特有元素。
2. 形成佛教禅宗唐代佛教影响的另一个重要方面就是佛教禅宗的形成。
禅宗是佛教中的一个分支，以坐禅和直指人心的方法为主要修行方式。
在唐代，禅宗经过了长期的发展和传承，成为了佛教中的一个重要流派，对日本、韩国等东亚地区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总之，唐代的佛教影响穿透了中国历史和文化的方方面面，成为了中国文化中不可忽视的一部分。
佛教文化也在唐代形成了独特的魅力和内涵，成为了我们后代学习和借鉴的宝贵文化遗产。
唐朝的佛教传播与文化影响
唐朝的佛教传播与文化影响唐朝被誉为中国历史上最辉煌的时代之一，不仅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取得了辉煌成就，而且在佛教传播和文化影响上也留下了深远的印记。
在唐朝时期，佛教得到了广泛传播和发展，成为了当时社会生活中不可忽视的一部分。
佛教在唐朝的传播始于隋朝，当时的唐太宗李世民对佛教持有一定的信仰，他在位期间，大力支持和推动佛教的发展。
李世民在位期间，尊奉佛教，奉行“同心合道”的治国理念，对佛教的发展给予了积极的推动，这也为佛教在唐朝时期的传播奠定了基础。
佛教在唐朝的传播主要通过多种途径进行，其中最重要的是佛教经典的翻译工作。
唐代各国如吐蕃、高丽、倭国等向中国派遣学僧到京城长安，学习佛教经典原典和中国的文化。
同时，唐朝也派遣了大量的僧侣到各国传播佛法，推动佛教的传播和发展。
佛教的传播与文化影响不仅表现在艺术上，还表现在哲学、文学和科学等领域。
在唐朝时期，佛教的哲学思想对中国的儒、道两家哲学产生了重要影响，对后来的宋明理学和理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同时，佛教也在文学艺术方面取得了重要的成就，如《金刚经》、《大般涅槃经》等佛经的翻译工作，使佛教的文学艺术得到了广泛传播和发展。
此外，佛教的传播与科学也紧密相关。
唐朝时代，佛教为中国的科学发展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佛教寺庙中的经院成为了当时研究宇宙和人类身心的学术中心，不少杰出的科学家都是在佛教的影响下成长起来的。
例如，唐代的著名佛教学者、科学家释道宣就曾对天文学进行系统的研究，提出了一些有创见的天文观点。
唐朝佛教的传播和文化影响也在社会道德和文化风尚上体现出来。
佛教强调“慈悲为怀、兼爱无私”的精神，对唐朝社会的道德建设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被誉为“德教”。
佛教弘扬的“以心为主”的思想，对唐代文艺创作产生了重要影响，使唐代文艺成为“心灵文艺”，注重表现内在感受和情感体验。
总的来说，唐朝的佛教传播与文化影响在当时是不可忽视的一部分。
佛教的传播不仅推动了文化交流和学术研究，还在社会道德、文学艺术和科学发展等方面产生了深远影响。
试论唐朝与新罗文化的交流及影响
试论唐朝与新罗文化的交流及影响唐朝和新罗文化是东亚历史上两个重要的文明，它们之间的交流与影响对于双方的文化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唐朝作为中国历史上一个辉煌而繁荣的时期，其政治、经济、文化均处于鼎盛时期，对于周边地区的影响力也是非常强大的。
而新罗作为古代朝鲜半岛上一个重要的王朝，其在文化、宗教、艺术等方面都有独特的发展，与唐朝之间的交流对于新罗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本文将试论唐朝与新罗文化之间的交流及其对双方文化的影响。
唐朝与新罗之间的交流可以追溯至古代，早在公元4世纪，新罗就与中国各个朝代就有了外交、贸易和文化交流。
作为唐朝的邻国，新罗在唐代时期与唐朝有着频繁的交往，两国之间的贸易往来非常频繁。
在政治上，唐朝曾多次向新罗派遣使臣，并签订了多项条约，双方建立了正式的外交关系。
在经济上，新罗因地处海岛，对外贸易十分发达，唐朝向新罗输入了大量的丝绸、铜器和其他奢侈品，而新罗则向唐朝输送了大量的黄金、银、斑鸠等特产。
而在文化交流方面，唐朝与新罗之间的文化交流更是达到了巅峰。
唐朝与新罗之间的文化交流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宗教方面的交流。
佛教是一种源自印度的宗教，因为其延展得非常迅速，很快就传入了中原和朝鲜半岛。
唐朝与新罗之间的佛教文化交流十分频繁，唐朝弘扬佛教文化，将佛经、佛像和佛教艺术等传入了新罗，对新罗的佛教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新罗也派遣了大量的学者赴唐学习佛教文化，使得唐朝的佛教文化也在新罗得到了传承和发展。
其次是文学艺术方面的交流。
唐朝是中国文学艺术的鼎盛时期，盛产了李白、杜甫等众多文学家和诗人。
唐朝的文学艺术作品也传入了新罗，对于新罗的文学艺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新罗也向唐朝输入了许多文学艺术作品，双方在文学艺术方面的交流对于双方文化的融合、发展都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试论唐朝与新罗文化的交流及影响
试论唐朝与新罗文化的交流及影响唐朝与新罗文化交流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公元7世纪初，唐朝的开放政策和新罗的海上贸易使得两国间的文化交流得到了增强。
双方不仅在政治、经济上有着密切的往来，而且在文化艺术领域也有着广泛的交流。
唐朝和新罗文化交流的历史对于两国文化的发展和交融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
唐朝和新罗的文化交流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佛教文化的交流。
唐朝时期，佛教在中国达到了空前的繁荣，同时也进入了新罗。
双方对佛教的研究和传播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唐朝的玄奘法师曾经历海路前往印度朝拜佛祖，结果游历十年，前后跨越了南亚大陆，从而获取了许多珍贵的佛教经典，这些佛经中就包括了许多新罗的佛经。
因此，玄奘法师的回国，就将中国佛教的知识和新罗佛教的知识相互融合，进一步促进了佛教文化的交流。
二是文学和诗歌的交流。
唐朝是中国文学的黄金时期，而新罗的文学也十分繁荣，两种文学风格十分不同，但是在唐朝时期，唐朝的文学对新罗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尤其是唐诗对新罗的影响更为明显。
新罗王朝也有自己的文学，最早的纪传体史书《三国史记》，记载着新罗的历史和文化。
唐代的杜甫、白居易等人的诗歌作品，虽然没有大量传到新罗，但是却给新罗文化的发展带来了重要的启示和影响，例如象征主义，逝去不浅，身负遗恨的情调，在新罗文学作品中得到了继承和发展。
三是艺术和建筑的交流。
唐朝是中国建筑和艺术的黄金时期，而新罗的艺术和建筑也同样繁荣，但是两个国家的艺术和建筑有很大的差异。
唐朝的建筑、彩绘、雕刻等艺术影响到了新罗，尤其是唐朝的彩绘艺术对新罗的影响最大。
唐代建筑风格在新罗也有了一些展现。
新罗艺术在造型和表现手法方面比唐代更为清丽和明快，相互融合使得两国的艺术和建筑形式得以交流和发展。
最后，唐朝和新罗文化交流的历史对两国文化的发展和交融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它促进了中国佛教文化在新罗的传播，也使得新罗文化在唐朝得以融入和发展。
在两国不同的文化融合的背景下，形成了各自独特的文化风格和特点，并逐渐深化而成。
唐代佛教文化的特点与影响研究
唐代佛教文化的特点与影响研究唐代（618年-907年）是中国历史上辉煌的时期之一，因其繁荣的文化、政治和经济而著名。
佛教文化在唐代的发展也被视为历史上一个重要的话题。
本文旨在探究唐代佛教文化的特点和影响，以便更好地理解这一时期的文化和社会。
一、佛教文化在唐代的特点1. 大规模传播和发展在唐代，佛教经历了一次巨大的传播和发展，迅速扩展到了中国各地。
根据历史记录，唐代有大量的佛教寺庙、僧侣和信徒，这为佛教的发展和影响奠定了基础。
2. 积极参与文化交流佛教文化在唐代积极参与和推动了文化交流。
佛教对汉儒学、道家思想和其他宗教或哲学体系的交流有很大的贡献。
这种交流促进了文化的发展和多元化，同时也进一步加深了佛教在中国的影响。
3. 推广译经和创作佛教文学作品唐代是佛教译经史上的黄金时期，大量的佛经被译成中文，对中国文化的宗教和哲学思想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同时，唐代的佛教文学也达到了高峰，丰富了中国的文化和文学遗产。
4. 倡导敬佛、供佛、参佛佛教在唐代被普遍认为是一种神圣的信仰，对人的行为和品德有强烈的影响。
唐代的民众通常会尊重佛教，参加佛教活动，供奉佛像，并推崇佛教的价值观和道德标准。
二、佛教文化在唐代的影响1. 建立了佛教文化传播的基础唐代佛教的传播奠定了中国佛教文化发展的基础，为后来的发展创造了条件。
唐代佛教的译经、文学、婆罗门、哲学和宗教思想广泛地与其他文化体系相互渗透和交流，形成了中国独特的文化氛围。
2. 深刻影响了当时的社会和文化唐代佛教对当时的社会和文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特别是对文学、艺术、哲学和社会伦理的影响。
佛教不仅带来了一种新的精神信仰，而且对当时的社会文化、个人行为和政治体制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3. 佛教文化影响了中国和世界唐代佛教文化的影响不仅局限于中国，而且对世界其他地区也产生了影响，特别是对东南亚和日本的佛教信仰和文化产生了强烈的影响。
这使得唐代佛教成为中国文化影响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成为中华文明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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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2008-12-02 作者简介:王臻(1969-),男,山东诸城人,延边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历史系副教授,历史学博士,研究方向为古代中朝关系史。
第26卷第3期2009年7月东 疆 学 刊Do ng jia ng Jour nal V ol.26N o.3Jul.2009试论唐朝对新罗佛教及其文化的影响王 臻(延边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吉林延吉133002) 摘 要:佛教作为世界性的宗教,传入中国以后,在唐朝时期得到了长足的发展,达到了鼎盛。
与唐朝同时代的朝鲜半岛上的统一新罗,积极借鉴唐朝佛教发展的成果,创立了与唐朝类似的宗教派别,涌现出了许多著名的佛教大师,新罗佛教在朝鲜佛教史上谱写了最辉煌的篇章。
并且,新罗在汉字、汉文学、天文学、印刷术、建筑风格、雕塑绘画艺术等方面,也深深地打下了唐朝佛教文化的烙印。
关键词:唐朝;新罗;佛教;文化;影响中图分类号:I 312.9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007(2009)03-0006-05 一、深受唐朝影响的新罗佛教派别佛教与基督教、伊斯兰教并称为世界三大宗教,是广泛流行于亚洲的宗教和哲学,它对东方世界的宗教、文化、社会生活发挥了重要作用。
相传佛教于公元前五世纪产生于伽毗罗卫国(今尼泊尔境内),创始人是乔达摩·悉达多,佛教的基本教义为“四圣谛”、“八正道”、“十二因缘”等[1](P4)。
佛教产生后,影响力颇大,迅速传入别国和地区,其中中国和朝鲜半岛也先后输入了这一宗教。
在中国,佛教是大约在公元一世纪两汉交替时从印度通过西域传入内地的。
史载,公元前2年(汉哀帝元寿元年),“博士弟子景卢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授《浮屠经》”[2](魏志·东夷传),这即是佛教传入中国的最早记载。
此后,整个三国时代,佛教的流传都是微弱、缓慢的;南北朝时期,佛教获得进一步的发展。
到了唐朝,佛教达到鼎盛。
唐朝时期,佛教传播派系众多,主要有八宗:其一为三论宗,隋代吉藏创立,后流传于唐,以所谓破邪显正、真俗二谛、八不正道为其法义,称之为三论宗;又因其阐扬“诸法性空”,故又称法性宗。
其二为天台宗,创始人是隋朝的智颛,后隋唐之际的灌顶弘扬该宗。
因智颛曾率弟子居于天台山,故名;又因开宗和所依据的根本经典为《法华经》,故名法华宗。
其三为净土宗,创始人是善导。
该宗认为佛所居住的现实世界是“净土”,那里“无有众苦,但受诸乐”,因而人们应该求往生净土。
其四为唯识宗,唐玄奘赴印求法,回国后创立了中国佛教的唯识宗,因玄奘长住长安慈恩寺,故又名慈恩宗。
该宗宣扬一切事物“唯识”所变的观点。
其五为律宗,唐僧人道宣创立,主要是研习及传持戒律。
其六为华严宗,创始人法藏,以《华严经》立宗。
其七为密宗,梵僧善无畏、金刚智、不空来华翻译传播形成,其教义认为法身佛大日如6来治理智光遍照一切处,是宇宙万物之本体。
其八为禅宗(分北禅宗、南禅宗),始祖为印度僧人菩提达摩。
六祖慧能是禅宗的发扬光大者,提倡心性本净、佛性本有、直指人心、见性成佛。
中朝两国山水相连,自古以来文化交流不断。
佛教通过中国传入朝鲜是在公元四世纪后半期,此时正是中国东晋十六国佛教开始空前发展时期。
朝鲜半岛三国,最先输入佛教的是地处北方的高句丽。
高句丽是公元前一世纪初至公元七世纪中叶间先后在中国东北地区和朝鲜半岛建立的一个政权,它的这种特殊地理条件就决定了其在传播中国文化到朝鲜半岛的过程中具有桥梁作用。
据史书记载,佛教最早传入高句丽是在其第十七代国王小兽林王时期,372年(小兽林王二年)6月,由“(前)秦王苻坚遣使及浮屠顺道,送佛像经文”[3](卷十八,高句丽本纪六,小兽林王二年夏六月条)。
此后佛教又传入百济。
新罗传入佛教的时间较晚,大约是在五世纪初讷祗王(417～458年在位)时期,由高句丽传入的佛教:“初讷祗王时,沙门墨胡子自高句丽至一善郡……所谓神圣,未有过于`三宝’,一曰佛陀,二曰达摩(即`法’),三曰僧伽……”[3](卷四,新罗本纪四,法兴王十五年条)。
新罗国王大兴寺庙佛塔,铸造金佛铜像,并建立了寺院管理机构,派出僧侣渡海赴唐朝学经求法,大量引进唐朝编撰、翻译的佛教经典,积极鼓励对佛教思想的研究,于是佛教在新罗得到了广泛传播,极大地推动了新罗佛教文化事业的发展。
当时,凡是在中国盛行的佛教学派和宗派几乎都传播到新罗,其盛况简直同唐朝一模一样,尽管这是新罗佛教对唐佛教的依存和模仿的表现,但事实上新罗佛学者在质量上已达到了能够与唐佛学者竞相媲美的程度[4](P227)。
新罗佛教界开始有了宗派分立。
其一,密宗,据《三国遗事》记载,632年,新罗僧明朗入唐,接受了唐朝的密教。
635年,明朗回国,修建了四天王寺,并曾用密法击退了唐高宗派遣的讨伐军,因而被尊奉为“神印宗祖”[5](卷五,神祝第六,明朗条)。
其二,戒律宗,创立者为慈藏。
636年,他入唐求法,加入到中国律宗,学习各种戒律。
643年,慈藏回国,致力于弘传戒律,从而创立了新罗的戒律宗[6](P295)。
其三,华严宗,开山祖为义湘。
义湘曾留学唐朝,学习中国华严宗教义,回国后开创了新罗的华严宗,传授华严经教义。
义湘克服了早期佛教哲学家的将世界本体与现象彼此分离加以讨论的缺点,从二者统一的角度进行考察,将新罗佛教哲学向前推进一步[7](P289)。
其四,中道宗,始祖为元晓。
元晓虽未到过唐朝,但其接受了唐朝的法性宗(三论宗)思想,在此基础上,他建立起一种新的佛教客观唯心论形态—中道宗。
由于元晓的中道宗与唐朝的法性宗既类似又有差异,故又称为“海东(法性)宗”。
元晓的著作《晓公疏》和《海东疏》,在唐朝广为流传,引起当时佛学界的重视[8](P176)。
其五,慈恩宗(唯识宗),开山祖为曾赴唐跟唐玄奘学法的圆测。
该宗认为客观世界的诸种事物有三种“自性”,即遍计所执性和依它起性及圆成实性,同时他们宣扬“三性”离不开“识”[9](P108)。
新罗的禅宗,起初有北禅、南禅两派。
北禅始祖为神行(信行),入唐拜慧空为师,回国后传北禅。
南禅始祖为道义,784年入唐,师从智藏学南禅,821年回国创此宗。
新罗禅宗最后又分裂派系,到高丽时期正式形成为九山,这九山祖师都是入唐求法僧人,与中国禅有密切关系。
九山分别为:须弥山—利严(师云居,唐之僧侣),凤林山—玄贤(师章敬),狮子山—哲鉴、折中(师南泉),圣住山—无染(师麻谷),崛山—梵日(师盐官),桐里山—惠哲(师盐官),迦智山—道义(师盐官),实相山—洪陟(师西唐),曦阳山—道宪(师沧州僧)[10](P31)。
由上述内容可以看出,新罗佛教派别的创立深受唐朝佛教的影响,例如新罗的密宗、戒律宗、华严宗、慈恩宗、禅宗,分别是效仿唐朝的相关宗派而创立的,新罗的中道宗则是借鉴了唐朝的法性宗而建立起来的;并且,新罗各佛教派别的创始人,大多师从唐朝的佛教大师,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新罗与唐朝的佛教派别有着明显的渊源关系,新罗佛教的发展是唐朝佛教与新罗民族传统文化融合的产物。
二、新罗入唐求法僧与法华院唐与新罗并存时期,其佛教文化交流之所以兴盛,是与两国僧人互至对方国度进行传教与求法分不开的。
唐朝方面赴新罗的僧人,有毗摩真谛、农迦陀、佛陀僧伽、义林、法安等人,他们都曾在新罗国都皇龙寺译经。
7由新罗入唐求法的僧侣,根据《三国遗事》、《三国史记》、《韩国佛教史》、《续高僧传》、《海东高僧传》、《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中国佛教》等史书的记载,从六世纪前半期到十世纪初,共有一百余名入学僧,如明朗、惠通、明晓、圆胜、慈藏、道证、义湘、圆测、地藏、惠伦、惠业、求本等等。
这些入唐求法的新罗僧,在师从唐僧的过程中,大都加入了唐朝的各宗派,他们的游学地点,大多在唐都长安、洛阳、山西五台山、安徽九华山以及山东登州赤山新罗法华院等地。
其中一些新罗僧在新罗及唐朝佛教界都很有影响。
圆测,原为新罗贵族子弟。
627年,圆测赴唐求法,到长安元法寺,师从唐名僧法常、僧辨学习佛教经论,后应选进入西明寺辅助唐名僧玄奘弘法唯识论。
圆测参与了唐朝的佛典翻译事业,他对唐朝佛教的翻译事业、唐朝佛教文化的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
据崔致远撰《圆测和尚讳日文碑》记载,圆测曾应新罗神文王(681-692年在位)邀请回国,后返唐入寂[4](P166)。
义湘,俗姓金,是新罗佛教史上的“十圣”之一。
661年,义湘入唐,在长安终南山至相寺师从唐朝华严宗师智俨学习华严经。
671年,义湘回国后,“(新罗)国王钦重……号海东华严初祖”[11](卷4,义湘传)。
后来义湘奉旨于太白山(今庆尚北道荣州郡)浮石寺开弘《华严经》。
由于义湘及其弟子胜诠等的积极弘扬,华严经义在新罗迅速传播开来,势力日益扩大,影响遍及于全国。
慈藏,出身于新罗贵族之家。
在636年入唐求法,在唐住了七年,他主要学习华严学、律学精要等。
他曾奉唐太宗敕请,以国宾的身份入宫开讲《华严经》。
643年,慈藏回国,唐太宗予以隆重欢送,并赐大藏经一部。
回国后,慈藏被任命为非常职大国统,主管全国僧尼一切事务。
他亲自制定佛法之纲则仪规,即“慈藏定律”;讲授佛经中的律学和华严思想,创立了新罗戒律宗[5](卷三,兴法第三,东京兴轮寺金堂10年条)。
慈藏在新罗乃至整个朝鲜佛教发展史上,都具有重要的地位,因此被列为新罗佛教“十圣”之一。
慧超,主要研习金刚界教法并且成就卓著。
723年,慧超入唐求法,后赴印度访师求经和巡礼圣迹。
他的《往五天竺国传》载有当时唐与印度、西亚以及中亚各国的宗教信仰、历史地理、国家间相互关系、不同民族风俗习惯等方面的重要资料,是当时唐与印度等国友好联系的珍贵记录,也是记述中、朝、印等国友谊的珍贵文物[10](P18)。
慧超虽最后逝世于唐朝,但其事迹及研究成果后来传之于故国新罗,慧超在新罗密教的发展方面,有不可抹杀的作用。
地藏,原名金乔觉,本是“新罗王子金氏近属……”[12](卷694,7129页)。
653年,金乔觉来到唐朝,在今安徽九华山化城寺为主持,修身布道,是唐朝九华佛教的创始者,728年在唐圆寂。
他是一位接受汉族文化造诣很深的佛教高僧,唐肃宗曾敕他“金地藏印玺”,其信徒称他为地藏菩萨。
金乔觉在唐和新罗佛教交流史上,乃至中国和朝鲜文化交流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新罗除派留学僧赴唐求法外,还在唐朝设置“常住僧”,开设佛寺,从事佛教事业,从而也推动了新罗与唐朝佛教文化交流事业的发展,如新罗人张保皋在登州赤山村创建的法华院佛寺即是一个代表。
张保皋,又名弓福、弓巴。
829年,张保皋出任清海镇大使后,在我国山东半岛的文登县城内出资建立清宁乡赤山村法华院,以供新罗移民供佛和作法事活动。
张保皋对寺院的弘法活动非常关心,为寺院设置庄田,以保证本寺居住僧的衣食有度,还经常派人到寺中慰问,张保皋并且负责接待、安置及护送入华求法的新罗僧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