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语翻译理论

就西方而言，翻译理论研究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以下三个时期：古代时期：从公元前一世纪前后的罗马帝国到十八世纪末。

在这个漫长的时期里，翻译家们直接根据自己的实践对翻译作了初步的分析与论述（斯坦纳，1987 ：32 ），其代表人物有古罗马政治家和演说家西塞罗（前106-43 ）、古罗马诗人与文艺批评家贺拉斯、古罗马神学家奥古斯丁（前65-8 ）、古罗马宗教作家、《通俗拉丁文本圣经》的主要译者杰洛姆和德国宗教改革运动的发起者路德（1483 — 1546 ）等。

他们所关心的问题是如何正确地翻译希腊文学典籍以及基督教《圣经》，所采用的研究方法是语文学的，主要注重原文的文学特征，热衷于讨论译者是该让读者向原文靠拢（直译）还是让原文向读者靠拢（意译）的问题。

标志着这个时期结束的是英国历史学家与翻译理论家泰特勒（1747-1814 ）于其中提出著名的翻译三原则的著作《论翻译的原则》（1791 ）。

近代时期：从十九世纪初德国神学家和哲学家施莱尔马赫（1768 — 1834 ）发表题为《论翻译之方法》（1813 ）的论文起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

这个时期翻译研究的重点是在语言与思想的大范围内讨论原文的理解问题，代表人物除了施莱尔马赫以外，还有德国文艺理论家与翻译家施雷格尔（1767 — 1845 ），以及德国语言学家洪堡特（1767 — 1834 ）。

他们力图通过一般的语义模式来说明理解一段话语的过程，所采用的是带有浓厚哲学色彩的阐释学方法（斯坦纳，1987 ：34 ）。

现当代时期：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至今。

这是一个翻译活动本身日益受到社会的注意与重视、翻译理论研究也在深度与广度两个方向上快速向前发展的时期。

二十世纪世界文化发展中的两大思潮是科学主义（如哲学中的分析哲学）和人本主义（如哲学中的存在主义和现象学）。

由于受到十九世纪与二十世纪自然科学辉煌成就的影响，社会科学在整体上出现了自觉向自然科学靠拢的趋势，力图以纯客观的态度来研究对象。

但在另一方面，人本主义又在努力地抗争，力图维护社会科学所特有的人本性质。

两大思潮的碰撞使得社会科学的许多具体学科经历了从对客体性的单一强调走向主客体并重的过程。

二十世纪语言学所走过的道路便明显地显示出这种发展轨迹：从二十年代把语言视为结构实体、因而注重描述静态语言系统的索绪尔语言学，到七十年代后期开始的对语言的客观特性与语言使用者的交际能力同时并重的功能主义语言学的发展，便可以看到这一点。

（蓝峰，1988 ：6 ）翻译理论的发展也已经开始并且正在沿着这条科学与人文相结合的路子走。

翻译学科发展的趋势，是愈来愈全面地考虑与愈来愈严格地分析翻译过程中所有重要的因素（不仅仅是语言结构的因素，而且还有语言使用者的因素，尤其是社会文化因素）及其它们相互之间的影响，以便更加全面地解释翻译中的种种现象，使自己具有比较成熟的学科特征。

这个时期里出现了几个重要的流派：语言学派：现代翻译理论是从语言学派开始的，该派兴起于五、六十年代，它以结构主义语言学和转换—生成语法对语言结构所作的严密分析为基础，研究原语和译语之间在词法与句法上的一系列对应和转换规则，追求原文和译文的等值，其代表人物有英国的卡特福德（1965 ）、早年的奈达（1964 ）和前联邦德国的威尔斯（Wolfram Wilss, 1982 ）。

由于翻译总是牵涉到至少两种语言，因此人们从语言学角度对翻译进行研究是十分自然的；对于初习翻译者来说，语言学的翻译理论可能是最切近于他们的学习经验、因而也是最能够对他们提供启发与实际帮助的。

但是正如人们正愈益深刻地认识到的那样，翻译活动决不仅仅是一种语言文字的转换操作，它在本质上是一种特殊的语际交流活动，涉及到一系列的超语言范畴，涉及到语言外其他的文化系统。

语言学派的弱点就在于它只注重原文和译文在语言上的对等，而忽视了话语的交际功能以及翻译活动与社会文化之间的关系，有见树不见林之虞。

（近二十年来语言学派开始注重研究话语层面上的等值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早期研究的缺陷。

）交际学派：交际学派出现于七、八十年代（以Nida & Reyburn, 1981 为代表），其理论渊源是信息论（又称通讯理论或交际理论）和社会语言学。

该派认为：人类语言是一种复杂的信息系统；翻译则是一种特殊的信息传递活动，它同其他种类的信息传递一样，遵循着信息理论中的一些基本原则，如在信道接受力给定（亦即译语读者的接受能力一定）的情况下，为了降低信息的难度（高度），就必须用明显的形式表示出其中暗示的部分，因而增加信息的长度（宽度），故而译文常常会长于原文。

社会语言学对于交际学派理论的贡献是区分了语言的不同功能。

根据这种区分，判断译文有效性的标准便是它实现原文中相应功能的程度。

交际学派深刻地分析了翻译中信息传递的种种困难，突出了接受者的重要性；它所提出的“翻译即交际”的命题已经广为人们所接受。

它的欠缺在于没有研究不同话语层面上语言符号的特点，也没有很好地分析语言和文化间的深层关系。

语言学派和交际学派有时被统称为翻译中的科学派，因为它们采用了信息论和被认为是一门科学的语言学的描写与分析方法来解释翻译的过程以及处理翻译中的问题。

美国翻译研讨班学派：六十年代初，美国爱奥瓦大学首次开设翻译培训班，在其主任、诗人安格尔（Paul Angel ）的积极倡导与推动下，耶鲁、普林斯顿、哥伦比亚、得克萨斯、扬伯瀚大学以及纽约州立大学等著名高校都先后设立了翻译培训班以及各种层次的翻译专业。

美国文学翻译协会也于七十年代后期成立，并出版了题为《翻译》的学术杂志。

一个围绕着翻译培训班的学派随之形成，其代表人物有诗人兼翻译家庞德（Ezra Pound ）等。

该派以哈佛大学教授理查兹（I.A. Richards, 1929 ）的理论为依归，注重文学翻译实践，以及通过翻译研究来理解文学作品，其研究重点和方法与古代时期的语文学派比较相象。

文学—文化学派：包括两个有相似地理与文化背景的学派，即七十年代初发祥于低地国家（荷兰与比利时）的“翻译研究”派和七十年代末兴起于以色列的多元体系派。

它们都起源于地处当代世界主流文化边缘的小国家，且其理论渊源都是本世纪初的俄国形式主义。

“翻译研究”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是荷兰阿姆斯特丹大学翻译教授霍姆斯（James Holmes, 1972 ）、比利时学者、后移居美国并任教于得州大学奥斯汀分校的勒费维尔（Andr é Lefevere, 1978a ）和英国学者、沃里克大学教授巴斯内特（Susan Bassnett, 1980 ）。

该派认为以逻辑实证主义为哲学基础和主要方法的语言学派翻译理论无助于增进人们对于文学翻译的了解，因而沿用了近代翻译时期的阐释学方法，从意义的传递开始，研究翻译的过程以及这种过程如何既影响到译文及其文化（如美学规范）的发展，又影响到原文及其文化的延续，试图以此将各种文学翻译的理论统一起来，建立一种能够指导产生译本的理论。

近年来该派更加重视考察译作与政治、历史、经济与社会制度之间的关系。

多元体系派理论的主要阐发者是特拉维夫大学的埃文—佐哈尔（Itamar Even-Zohar, 1978 ）和图瑞（Gideon Toury, 1980 ）。

“多元体系”指的是由文学内部及文学外部的相关系统构成的整个网络体系，这些相关系统之间存在着等级关系：那些创生新项目和新模式的系统常被称为“一级系统”或主导系统，而那些巩固与强化现存的项目和模式的系统则被称为“二级系统”或次级系统。

该派认为：在整个人类历史上，次级文学系统不断地向主导系统挑战和渗透，进而转变成主导系统。

翻译文学必须被包括在多元系统之内，而且在小国家以及新兴国家里，翻译文学可以发挥中心的作用。

翻译作品和文学多系统之间的关系既不能归为“一级”的，也不能归为“二级”的，而是一个变量，它取决于文学系统内部起作用的特定环境（Gentzler, 1993 ：114-117 ）。

“翻译研究”派和多元体系派在翻译思想上的差别在于：前者更相信原文与译文之间可以达到功能等值，相信译者能够产生等值的译文，而这种译文又进而可以对译语文化中的文学常规和文化规范产生影响；而后者则相反，他们更相信译语文化中的社会规范和文学常规主宰着译者的美学预设与先见，并进而影响其翻译决策（同上，107 ）。

这两派在诸如文学系统之间文化上的相互依赖性、文本的能产性以及所有文本的文本间相互关联性质（intertextuality ）等方面为翻译研究以及随后的后现代文化理论提供了极有价值的启示，但是它们关心的重点显然更多的是在文学与文化方面，而不是在语言。

解构学派：产生于六十年代后期处于政治与社会动荡之中的法国，其思想积大成者为法国解构主义哲学家德里达（Jacques Derrida, 1978, 1985b ）。

严格说来，解构学派并未提出具体的翻译理论，但是由于它从语言的角度出发来研究哲学，认为古往今来所有哲学所关注的中心问题就是翻译这个概念，并且站在与西方思想传统完全相反的立场上，借助对翻译的讨论提出了一系列关于语言和哲学的重大问题，所以它在当代翻译理论研究中占有独特的地位。

我们在前面述及的所有流派的理论都是以一个基本的假定为前提的，那就是：存在着原文和它在译语社会里的再现。

而解构派的理论却完全否定了这个假定，它认为原文并不存在，文本中并没有什么深层结构或预先决定的意义。

它拒绝任何类似于“原文”与“译文”、“语言”与“意义”的划分，指出：在翻译中，可以看到语言并不指向任何外在的事物，而是指向它自身，因此，原文和译文之间存在的符号指意链是一条可以无穷无尽地向后追溯的链子，即译文是更早的译文的译文……（Gentzler, 1993 ：145-149 ）。

解构学派理论的价值在于它启发我们：应当避免用任何先见来阐释和评价译文。

但是在彻底否定原文的同时，解构理论实际上也从本体论的意义上否定了翻译自身。

在对原文的存在表示怀疑这一点上，解构派同后期的“翻译研究”派比较一致。

巴斯内特在近年来所著的《比较文学》一书中回顾了翻译研究发展的三个阶段。

她指出：第一阶段的翻译研究以对传统翻译观，尤其是“等值”概念的挑战诘难为特征；第二阶段的翻译研究的重点是描绘特定时期翻译活动的模式，历史研究方面的成果不断涌现；而第三阶段的翻译研究则把“翻译看作是摆布文本的一个过程，在这里多元论取代了忠实原文的教条，原文这个概念本身受到来自多方面的质疑（Bassnett, 1993; 转引自韩加明, 1996 ：49 ）。

”对原文地位的质疑是二十世纪相对主义思潮在翻译研究领域中的反映，具有相当的广泛性。

从时间上说，它可以追溯到本世纪更早些时候德国语言哲学家与文艺批评家本雅明（Walter Benjamin, 1892-1940 ）的翻译思想；从空间上说，它在巴西后殖民主义学者和加拿大女权主义研究者那里都得到了生动的阐发与表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