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先秦文学言说方式看“寓言”文本发生?
先秦寓言知识点
先秦寓言知识点寓言的定义与特点先秦寓言是中国古代文化中的一种文学形式，通过故事的方式来传递道德和哲学的思想。
寓言通常是以动物或其他自然现象作为角色来展示人类的品质和行为，通过这些角色的互动来传递一定的道德教育或哲学思考。
寓言具有以下几个特点：1.简短明了：寓言故事通常较短，通过简练的语言来传递思想，让人们容易理解和记忆。
2.象征性强：寓言中的动物或其他角色往往象征着人类的某种特质或行为方式，通过这种象征性的表达来引导人们思考。
3.隐喻与寓意：寓言中的故事往往包含隐喻和寓意，通过阅读故事，读者可以领悟到故事背后的深层含义和哲学思考。
先秦寓言的起源与发展先秦寓言的起源可以追溯到中国古代的《诗经》和《楚辞》等文献中。
这些文献中有许多以自然现象和动物为主角的故事，通过这些故事来表达人们对社会和人性的思考。
随着时间的推移，先秦寓言逐渐发展成为一种独立的文学体裁。
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庄子》中的寓言故事。
庄子是中国先秦时期的一位重要哲学家，他通过寓言的方式来表达他对人类自由、自然和人性的思考。
庄子的寓言故事以幽默的方式描绘了人类的种种矛盾和荒谬，通过这些故事来引导人们思考生命的意义和人类的价值。
先秦寓言的教育意义先秦寓言作为一种文学形式，它不仅具有艺术价值，还有着深刻的教育意义。
首先，通过寓言故事，人们可以很容易地理解和记忆其中的道德和哲学思想。
寓言的故事结构简单明了，通过形象生动的角色和情节，使得抽象的道德和哲学概念变得具体可感。
其次，先秦寓言帮助人们反思自身的行为和品质。
通过寓言中的角色，人们可以看到自己身上的缺点和不足，从而引发对自身的思考和改进。
最后，寓言故事激发人们对于人类本性和社会问题的思考。
通过寓言中的象征和隐喻，人们可以更加深入地思考人类的行为动机和社会的问题，从而有助于培养人们的批判性思维和社会意识。
先秦寓言对现代社会的启示虽然先秦寓言诞生于古代，但它的思想内涵和教育意义在现代社会仍然具有重要的价值。
先秦说体文本研究
先秦说体文本研究研究主题：先秦“说体”文本研究研究背景：先秦时期，是中国古代文化发展的重要阶段。
在这个时期，诸子百家的思想纷呈，而“说”的形式成为了一种流行的文学表达方式，通常以对话的形式展开，用文字记录下来。
这种文本形式被称为“说体”，具有一定的独特性和特点。
研究先秦“说体”文本，可以深入了解当时社会思潮和文化发展。
研究目标：1. 分析先秦“说体”文本的特点和形式；2. 探索先秦“说体”文本的影响和意义；3. 研究先秦“说体”文本与思想、政治、文学之间的关系；4. 挖掘文本中的思想观点和哲学思考，对其进行解读和评析。
研究方法：1. 文本分析：对先秦“说体”文本进行详细的文本考察，包括语言表达、对话结构、思想等方面的分析；2. 历史研究：研究当时社会背景、政治环境、学术流派等，通过对历史背景的理解，解读文本的内涵和意义；3. 比较研究：将不同的“说体”文本进行对比分析，发现其异同之处，深入探讨不同文本之间的关系和发展演变；4. 哲学解读：从哲学角度出发，分析文本中的思想观点和哲学思考，探讨其对当代思想的影响和现实意义。
研究步骤：1. 收集先秦“说体”文本：收集并整理相关的文献资料，包括《庄子》、《墨子》、《论衡》等文本，构建研究资料库；2. 文本分析：对选定的文本进行详细的分析，包括形式结构、语言表达、思想观点等方面，把握文本的特点和内涵；3. 历史背景研究：研究当时社会背景、学术流派等，了解文本产生的历史条件和文化背景，分析其对文本的影响；4. 比较研究：对不同的“说体”文本进行对比分析，找出其共同点和差异，进一步理解文本的演变和发展；5. 哲学解读：从哲学视角，分析文本中的思想观点和哲学思考，探讨其在当时以及现代的重要性和意义；6. 结果阐释：将研究成果进行总结和整理，撰写研究报告或论文，将研究结果进行展示和发表。
研究意义：1. 对先秦时期文化和思想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可以深入了解中国古代文化的脉络和思想发展的历程；2. 先秦“说体”文本作为文学形式的一种，对后世文化和文学产生了深远影响，研究其特点和内涵有助于对后世文学的理解；3. 对当代社会和人们的思考和价值观念具有一定的借鉴作用，通过对先秦“说体”文本的研究，可以启迪现代社会的思考和发展方向。
口头叙事与先秦语体、说体的形成
口头叙事与先秦语体、说体的形成先秦部分文体是口头叙事的产物。
语体与瞽史讲诵有密切关系，以道德教化为目的，通过对前代先王历史的追述，传承治国思想。
记事性的语体，言事结合，不仅记录人物间的言论对话，而且要记录历史事件的发展过程。
为了建构情节，瞽史们往往会根据情理和自己的生活经验进行合理想象，增添不少虚构的内容，以吸引听众，达到讲诵的效果。
而通过对经说体例和重出故事两个方面的分析，可以认为“说”这一文体最初的来源就是口口相传的故事。
随着社会功能变化和书写的普及，语体和说体在汉代以后分别有了不同方向的发展。
标签：先秦；口头叙事；语体；说体一、口头叙事与语体《说文·言部》对“语”的解释是：“直言曰言，论难曰语。
”段玉裁注：“论也。
此即毛郑说也。
语者，御也。
如毛说，一人辩论是非谓之语。
如郑说，与人相答问辩难之语。
从言，吾声。
”先秦典籍中出现与语相关的内容，大都表对话之意。
《诗经·大雅·公刘》：“于时言言，于时语语。
”孔疏：“直言曰言，谓一人自言；答难曰语，谓二人相对。
”①《礼记·杂记》“三年之丧，言而不语，对而不问”，郑注：“言，自言己事也；语，为人论说也。
”②所谓语，就是二人对说，有问有答，是记录问答对话之言。
张政烺说，语“既是文献记录，也是教学课本”③。
的确如此，《国语·楚语上》申叔时对贵族教育内容做了系统的阐释，列举教导太子的内容，其中提到“教之语，使明其德，而知先王之务用明德于民”，韦注：“语，治国之善语。
”④语体是以道德教化为目的，通过对前代先王历史的追述，传承治国思想。
1993年湖北荆门出土的郭店楚简中有类似格言的文句，整理者将其命名为《语丛》。
⑤郭店一号墓的墓主人是楚国“东宫之师”，也就是“顷襄王太子横的老师”。
⑥陪葬的书籍，暗示了墓主人生前“教師”的身份，也说明了这些书籍所具有的教育意义。
韦昭对《国语》文体的定义是：“采录前世穆王以来，下讫鲁悼智伯之诛，邦国成败，嘉言善语。
柳宗元寓言对先秦寓言的发展
柳宗元寓言对先秦寓言的发展柳宗元对于寓言小品文的主要贡献击中表现在对寓言故事创作成为独立文体和寓言小品文文学样式多样性的开拓上。
先秦诸子的寓言故事多是用来阐述自己思想主张和个人政治观念的例证。
不具备时效性和针对性，也没有出现代表某一类人、阶级的个性化人物。
先秦寓言故事并不单独出现，多是某个哲学思想内，为证明自己学说的例证。
柳宗元创作的寓言小品文具有非常鲜明的时代特征，通过塑造多位经典艺术（神话、动物、虫等）形象讽刺社会病态、揭露政治弊端。
具备完整故事情节、人物形象、思想寓意。
寓言故事创作独立成篇出现。
柳宗元寓言小品文的一个特点就是寓言故事独立成篇。
在先秦时代寓言作为附属品引证出现在先秦作品中。
直到千年之后，柳宗元开始创作寓言小品文才开始大量出现独立成篇的寓言故事。
柳宗元寓言故事不论题材、文学样式大都独立成篇（也有不独立成篇，数量较少，不做深究）。
作为一个完整的寓言故事大多情节完整，描写优美，思想情感指向明确。
篇幅也从之前的三五句增加到百字、数百字。
一则寓言故事就是一篇独立的文章，单独地表现一种思想感情。
这也就意味着柳宗元创作的寓言小品文已经完全从原先的哲学思想著作、历史著作当中独立出来。
作为一种单独的文体进行创作，作品赋予单独的思想情感。
柳宗元寓言小品文的另一个特点就是文学样式多样性。
柳宗元开拓性的采用了多种散体文学样式“传记”《种树郭真驼传》、“戒”《三戒》、“记”《永州铁炉步志》、“对”《设鱼者对志伯》、“说”《鹊说》等；用骚体或赋体创作的寓言有《骂尸虫文》、《有蝮蛇文》、《哀溺文》、《斩曲几文》等。
诗体寓言也有《行路难》二首、《放鹤鸽词》、《笼鹰词》等多首。
此外柳宗元还尝试创作过一些小说体寓言代表作有《河间传》、《滴龙传》等。
柳宗元在多种文学样式的尝试都是开创性的尝试，在寓言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
柳宗元对先秦寓言文学的继承与开拓，让寓言文学有了跨越式发展，并成为一种独立文体。
使得每一篇寓言故事都有自己的人物、故事情节、寓意。
先秦诸子寓言研究
新教师教学教育研究中国的寓言是一种悠久的文学，更是一种特色的文化，春秋战国时期是寓言蓬勃发展并达到高峰的时期。
文学作为一种社会意识是对当时社会存在和社会现实的直观反映，同时受到文学自身在表现形式上的自我突破的影响，致使这一时期的社会寓言既在表现形式上呈现出丰富多彩的状态，又在思想内涵上呈现出理智的思维，在先秦时期的文学作品中，寓言故事占有十分重要的分量和地位，很多寓言作品将历史作为主要内容，不仅有着鲜明的时代特征，而且描绘的人物形象突出、更是有着极强的文学意义。
一、墨子寓言的主要特点墨子生活于战国之初，开创了墨家学派，墨子及地址编辑收录了《墨子》，其中进行了大量的叙事说理，而且推理和譬喻的手法运用较为典型。
较之于其他诸子的寓言，《墨子》中注重于日常行为的紧密关联，对于事情的起因，发生和经过以及事件发生的具体背景进行详细的交代，但有很强的叙事性和说理性，为寓言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比如在《非攻》中木子用很多故事对于损人利己的行为进行了批判，认为一个人如果不检点自己的行为，经常性的欺凌周围的人，那么他早晚是会受到惩罚的。
并且通过这一寓言将道理比喻和引申为战争兼并是非常不义的，这一修辞主要运用的是譬喻，较之比喻更隐晦、更不容易表达，对于寓言的规律和特点尚缺乏科学有效的把握，可以说尚且处于寓言的萌芽阶段，但为比喻的精细化发展和便捷化运用打开了一扇之门。
二、孟子寓言的主要特点儒家重礼而轻文、在儒家的学说之中我们看到的更多的是社会伦理层面的论述，而对于文学性的东西则是处于其次的，而孟子则是其中的另类和佼佼者，他的很多学说和寓言是非常注重文学性的，而且孟子是以雄辩著称的，有着非常良好的辩论思维和辩论能力，同时孟子也主张譬喻手法的运用，将其中的一些潜在的隐藏的旨意通过前面部分的寓言论述和叙事描绘，进而实现深刻道理的彰显。
孟子的寓言往往有着明快的寓言、充沛的气势、强烈的情感、充满锋芒的鼓动性，以强烈的情感再加上逻辑的梳理，而且有时候气势恢宏、层层推进、大气蓬勃。
先秦寓言的发展进程
先秦寓言的发展进程寓言即虚拟的寄寓于他人他物的言语，先秦时期是我国寓言文学的发生期。
先秦说理散文中有大量的寓言，本是为说理而存在，但由于其自身深厚的意蕴和生动形象的艺术特征，所以能过脱离说理文字而独立，成为一种文学样式。
战国时期是我国社会的大动荡，大变革时期，在意识形态领域，出现了“诸子百家”。
他们代表不同的学术流派，不同社会阶层，不同的政治集团，纷纷登上政治舞台，奔走在各国之间，宣传自己的思想见解和政治主张。
因此，寓言的大量出现，是先秦诸子说理散文的一个特点，尤其是策士游说辞的一大特点。
战国时代，君德浅薄，多庸主暴君，游士为说服君相，说辞大都不以直接方式，往往引类譬喻，借动物、植物或人们生活中习见的其他事物为喻，循序渐进地达到辩说的目的。
《孟子》中少数就近取譬，生动有趣的寓言故事，多采用民间流传的故事，具有通俗浅显，诙谐有趣的特点。
如“齐人有一妻一妾”（《离娄下》），人物毕肖，结构完整，情节生动，具有很强的戏剧性，成功地以齐人言行譬喻官场中那班钻营富贵利达之徒，讽刺他们的卑鄙无耻，揭露他们灵魂的丑恶。
《庄子》一书采用的寓言，往往超越时空的局限和物我的分别，奇幻异常，变化万千。
《庄子》常以寓言代替哲学观点的阐述，用比喻、象征的手法代替逻辑推理的论述。
较少直接发表自己的观点，表明自己的态度，而是让读者从奇特荒诞、生动形象的寓言故事中去体味、领悟其中的哲理。
《庄子》的寓言故事同时也是其深沉情感的流露。
《韩非子》的寓言故事主要取材于历史事迹和现实，很少拟人化的动物故事和神话幻想故事，没有超越现实的虚幻境界和人物。
不想庄子寓言那样诡怪，但韩非寓言在艺术上并不平淡，而是构思精巧，语言幽默，于平时中见其妙，具有耐人寻味、警策世人的艺术效果。
总之，寓言作为一种十分有效地说服方式，是伴随着战国游说活动的频繁而发展起来的。
先秦两汉赋体寓言与诗体寓言叙事分析——以《晏子春秋》和《焦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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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造出了对话体的叙 事场 景 ； 《 焦 氏易林》 作 为演《 易》 之文 ， 是 我国古代诗体 寓言发展 的最 高峰 。其 四言韵语 、 声画相交 的叙
事空间和“ 似谶似谣” 的话语模式 ， 构成其 鲜明的叙 事特征 。赋体 寓言和 诗体寓 言的叙事模式 ， 凸显 了寓 言作 为早 期 口传叙
Ｃ ｈ ｕ ｎ ｑ ｉ ｕ ” ｔ ｈ ｒ ｏ ｕ ｇ ｈ ａ ｇ ｒ ｏ ｕ ｐ ｏ ｆ ｔ ｙ ｐ ｉ ｃ ａ ｌ ｅ ｘ ａ ｍｐ ｌ ｅ 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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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诸子寓言的特点
先秦诸子寓言的特点
哎呀呀，咱来说说先秦诸子寓言的特点哈！
先秦诸子寓言那可真是超级有意思呢！就拿《韩非子》里的“守株待兔”来说吧，一个人整天傻乎乎地守在树桩子旁边等兔子撞上来，这多逗啊！这就体现了先秦诸子寓言的一个特点——简洁明了呀。
它不像长篇大论让人看着就头疼，简简单单却能说明大道理，多厉害！这就好像是一把小钥匙，能轻松打开智慧的大门，你说神奇不神奇？
还有啊，《庄子》里的那些寓言，哇，那叫一个天马行空！比如“庄周梦蝶”，他居然能梦到自己变成蝴蝶，还在那纠结到底自己是庄周还是蝴蝶呢！这想象力，简直绝了！这也是先秦诸子寓言的特点之一哦，充满了奇思妙想，就像给你打开了一个奇幻的世界，让你忍不住想要去探索，去发现！这不就和我们看科幻电影一样刺激嘛！
再来看看《列子》里的故事，“愚公移山”大家都知道吧？愚公那么大年纪了，还想着要搬走大山，多有毅力啊！这就反映出先秦诸子寓言具有深刻的教育意义，能教给我们好多道理呢，像是要坚持啦，要勇敢啦！这就好比是我们人生路上的一盏盏小灯，照亮我们前行的方向，多宝贵呀！
先秦诸子寓言就是这么独特，这么有魅力！它们用最简单的故事，传达着最深刻的道理；用最奇妙的想象，开启着我们的智慧之门；用最生动的形象，教育着我们怎么做人做事。
它们就像是一颗颗璀璨的星星，在历史的天空中闪耀着光芒，让我们永远都能从中汲取智慧和力量！这就是我对先秦诸子寓言特点的看法，你们觉得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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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先秦文学言说方式看“寓言”文本发生作者：孙敬华来源：《文教资料》2015年第07期摘要：散见于诸子散文的“寓言”言说，是先秦诸子严格遵循礼乐政治言说原则，为了论证自己观点主张，使言说对象能信服并接受其见解而服务的。
其虚构和编制的目的，在于阐释自己观点和见解的正确性，或借寓意主题言说自己的理想抱负，或借某种形象言说自己的人生价值观。
在简洁而又引人入胜的人物形象中，在耐人寻味的“寓言”情节及主旨中，在由浅入深、由表及里的生动形象而又充溢着无可辩驳的睿智辩论中，诱导和启发言说对象由衷地折服于自己观点，从而达到使言说对象诚服接纳、甚至采用自己观点的效果而服务。
关键词：寓言言说方式隐喻讽谏散文，是先秦文学的主流形式，历史散文、诸子散文多以“寓言”言说来构建文章的论证性、说理性、阐释性，成为散文议论中的一个重要有机组成部分，据陈蒲清《中国古代寓言史》统计：《庄子》有186则；《韩非子》有325则；《吕氏春秋》有283则；《战国策》有54则。
这种散文言说的构建形式与符合周礼的礼乐政治言说构建形式密不可分，正如先秦时期的宗教、政治、法律、道德、伦理、教育等意识形态一样，被先秦礼乐制度结构为一体，作为礼乐政治的表达形式而存在，“文学艺术”也被当作礼乐政治的工具和手段。
“古未尝有著述之事也，官师守其典章，史臣录其职载。
文字之道，百官以之治，而万民以之察，而其用已备矣。
是故圣王书同文以平天下，未有不用之于政教典章。
”（1）说明先秦时期一切文学作品皆出于礼乐政治形态的需要而存在。
同样，《国语·周语上》：“故天子听政，使公卿至於列士献诗，瞽献典，史献书，师箴，瞍赋，矇诵，百工谏，庶人传语，近臣尽规，亲戚补察，瞽、史教诲，耆、艾修之，而后王斟酌焉，是以事行而不悖。
”（2）有力地证明所谓先秦的文学言说形式，本质上不过是周代礼乐政治言说形态的方式，因此，对先秦礼乐政治言说内容和言说形式的认识，是研究和厘定先秦文学言说内容和形式，特别是研究先秦“寓言”文本发生的重要前提和保证。
一、先秦礼乐政治言说方式先秦时期的礼乐制度严格规定了君与臣、臣与民、父与子、夫与妻等不可僭越的等级地位和伦理秩序，于是在言说环境中就不可避免地形成了由于言说主体和言说对象在地位等级上的差异性，礼乐政治言说就要求和严格规定言说者在言说内容、言说行为、言说表情等方面必须符合和体现周礼所规定的伦理原则。
于是“讽谏”，即用含蓄委婉的言说内容、言说形态进谏就成为先秦礼乐政治言说的主流和时尚。
《周礼·冠仪》：“礼仪之始，在于正容体，齐颜色，顺辞令。
容体正，颜色齐，辞令顺，而后礼仪备。
以正君臣，亲父子，和长幼。
君臣正，父子亲，长幼和，而后礼义立。
”（3）在言说形式上，既要“庄敬恭顺”，又要尽职尽责，《礼记·曲礼下》：“为人臣之礼，不显谏，三谏而不听，则逃之。
子之事亲也，三谏而不听，则号泣而随之。
”在言说内容上，即使是国君有过，臣子也不能直言不讳，而是要一不言君恶，二要言说委婉。
《赵国策·赵策》：“事主之行，竭意尽力，微谏而不哗，应对而不怨，不逆上以自伐，不立私以为名。
子道顺而不拂，臣行让而不争。
”父母有过，儿女也不能直言相向，言语尖酸刻薄，而要和颜悦色，言语柔和。
《礼记·内则》：“父母有过，下气怡色，柔声以谏。
谏若不入，起敬起孝。
”以此达到和实现《礼仪·燕仪》强调的“上下和亲而不怨”的和睦的人际关系，因此用“以彼而言此”的言说方式，来化解由直接指责批评而带来的言说主体和言说对象之间可能产生的过激反应。
《国语·召会谏厉王弭谤》用“防民之口，甚于防川”的道理讽谏厉王不要过分自信手中的权力而低估民众的力量。
《战国策·邹忌讽齐王纳谏》邹忌以自己亲身经历：“妻”、“妾”、“客”对待自己“身体昳丽”的不同态度，讽谏齐王要广开渠道，听取和采纳多方面的意见，以此完善治国策略。
《战国策·触龙说赵太后》：触龙以生活情形，历史事实为谈话内容，在融洽和睦的言说氛围下，与赵太后一起探讨了怎样才是对子女真正的爱的问题。
通过婉委的劝谏，最后说服赵太后送长安君到齐国做人质。
《左传·郑伯克段于鄢》中颖考叔以“食舍肉”，“小人有母，皆尝小人之食，未尝君之羹，请以遗之。
”来讽谏庄公与其母和好，等等。
这种严格遵守周礼体制，符合伦理原则的礼乐政治言说方式，成为先秦时期一切言说形式的主流和时尚，已必然成为先秦时期的文学言说的主流和时尚。
二、先秦文学的主要言说方式正如《诗经》在臣子、名士游说各诸侯国时所使用的目的一样：（1）言说《诗经》以达到对时政进行美刺的讽谏效果。
（2）赋诗言志，从《诗经》中“断章取义”来委婉地表达自己意愿。
（3）以诗教化，把《诗经》作为宣传和教化周礼的工具和手段。
先秦贵族、“士”阶层把对《诗经》的学习和接受当作是一种重要的政治外交言说方式和生活交往言说方式。
《论语·阳货》“不学诗，无以言”；《论语·季氏篇》“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
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
”学习《诗经》的目的不在于诗本身，学诗的意图不是为了了解作者是谁？诗的真实含义是什么？技巧如何？怎样写诗？等等，而关注的是在群雄争霸背景下的现实政治与隐藏于《诗经》字面背后意义相关的真实意图，借用对《诗经》中某些句子的言说来隐喻自己的某种思想或愿望。
《左传·文公十三年》载：鲁文公和晋侯谈判结束后，在归国途中遇见郑伯，郑伯宴请文公，想请文公代他向晋侯说情，表示愿意与晋和好。
这场政治外交是以言说《诗经》的方式完成的。
“郑伯与公宴于棐。
子家赋《鸿雁》。
季文子曰：寡君未免于此。
文子赋《四月》。
子家赋《载驰》之四章。
文子赋《采薇》之四章。
”特别是孔子在遵循周代礼乐政治言说方式下修《春秋》时所形成的“春秋笔法”，即《左传》成公十四年记载君子曰：“《春秋》之称，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污，惩恶而劝善，非贤人谁能修之？”（4）这一委婉其说，借曲笔来掩盖君恶的言说方式受到普遍推崇和仿效。
于是用“以彼而言此”来阐释和论辩自己思想观念成为当时诸子散文言说方式的主流和时尚。
更为重要的是作为“士”阶层的诸子百家，他们生活在一个社会动荡、各地诸侯称雄争霸时代。
他们既无世袭之贵，又无匹夫之勇，因此，传播已有文化，建构诸子各自思想，不仅是他们谋生手段，而且已成为诸子向社会言说，进而对社会施加影响，甚至改变社会格局的重要谋略和手段。
先秦诸子在言说形式上他们既出于要遵循礼乐政治言说方式的伦理规范需要，又要想尽办法力争使言说对象接纳自己的观点。
但诸子的观点并非言说对象能够轻易接受、采纳，于是“隐喻”成为建构诸子散文中阐释、论证、说明自己思想观念的重要内容和依据。
庄子散文就多以“寓言”言说来阐释自己的哲学思想，正如郭庆藩在《庄子集释》卷九注：“言出于己，俗多不受，故外借耳。
”“寓，寄也。
以人不信己，故托之他人。
”《庄子·寓言》说庄子：“寓言十九，重言十七，卮言日出，和以天倪。
寓言十九，藉外论之。
……重言十七，所以已言也，是为耆艾。
”（5）“重言，长老乡闾尊重者也。
”《庄子集解》卷七谓姚云：“其托为神农，皇帝、尧、舜、孔、颜之类，言足为世重者。
”《庄子集解》卷七：寓言，“室云：…寄寓之言，十居其九。
‟案：义在此而言寄于彼。
”“鸿蒙、云将、肩吾、连叔之类，皆寓言耳。
”（6）说明所谓“寓言”、“重言”就是假借他事或他人的话语来阐述或论证自己所要说明观点和主张的言说方式。
庄子之所以借用“寓言”、“重言”来阐释自己的思想观念、人生哲理，是“以天下为沈浊，不可与庄语。
以卮言为曼衍，以重言为真，以寓言为广。
独与天地精神往来，而不敖倪于万物。
不谴是非，以与世俗处。
其书虽环玮，而连犿无伤也。
其辞虽参差，而諔诡可观。
彼其充实，不可以已。
”（7）同样，为了使自己的言说更具讽谏力、说服力，诸子不仅讲究和追求论辩技巧，而且更注重选取源于生活而又高于生活的典型素材作为言说内容，从而使自己的说理更加生动形象，明白易懂，分析论辩更加精辟透彻，观点见解更具说服力。
因此，诸子在言说时常常或比方于物，或托物于事，或以圣贤之事之语劝说，或以他人话语对比君王行事之误。
“战国之文，既源于六艺，又谓多出于《诗》教；何谓也？曰：战国者，纵横之世也。
纵横之学，本于古者行人之官，观春秋之辞命，列国大夫，聘问诸侯，出使去对，盖欲文其言以达旨而已……是则比兴之旨，讽喻之义，故行人之所肄也。
纵横者流，推而衍之，是以能委抑而入情，微婉而善讽也。
”（8）因此，本身就具有篇幅短小、具体生动，变抽象为形象、化高深为浅显等优势的“寓言”言说，就被诸子广泛采用。
从而为先秦历史散文、诸子散文中出现的“寓言”言说奠定坚实基础。
三、“寓言”文本言说的发生先秦时期，社会结构急遽变化，激烈的社会大变革和阶级关系变动，促成了各种政治主张的产生和不同哲学派别的形成，由于政治主张和哲学思想的不同，形成了诸子百家纷纷著书立说，彼此诘难，相互争鸣的形势。
他们在宣扬和传播自己政治主张、思想观念时，出于既要遵循礼乐政治言说方式，又要想方设法营造和睦愉悦的言说氛围，在避免激怒言说对象的前提下，进一步使言说对象信服于自己观点，甚至乐于接受、采纳他们的思想主张的需要，于是“寓言”言说就理所当然地成为诸子宣扬和传播其政治主张、思想观念的主要言说内容和重要言说手段。
因为“寓言”言说具有以下特点：1.以具体形象的方式言说抽象道理寓言，顾名思义，就是含有寓意的言语，是一种借助具体形象来说明抽象道理的言说方式。
寓言具有双重结构：表面看是一个语言精练、形象鲜明、情节单一、常用想象、怪诞和夸张的手法来塑造具有荒诞色彩的人物、事件或主题，即“寓体”，而故事背后却隐含着自己对时政真知灼见的思想和见解，即“寓意”。
是先秦诸子兜售其政治主张、哲学思想的重要依据和言说手段。
于是以具体形象言说抽象道理（化抽象说理为具象叙述），或不离具体的抽象言说（在具体形象的叙述中说理）成为主流。
这种思维的运思方式和言说方式，是言说主体和言说对象在言说环境氛围下达到“上下和亲而不怨”的最佳效果而采取的言说表现手段，其言说目的是通过“寓言”的“能指”，达到和实现诸子思想的“所指”。
庄子采用“寓言”、“重言”的言说方式，不仅出于遵循和符合礼乐政治言说伦理原则、以及世人多不信于自己言说的考虑，也是出于使言说对象能形象地理解和接受自己思想观念的需要。
以散见于《庄子》散文中的“寓言”言说为例，其“寓言”所刻画的重点不在于故事情节建构的跌宕曲折，人物形象塑造的生动形象，场景描摹的具体细腻，而在于言说主体与言说对象的大量对白，甚至有些连篇累牍的对话，假借他人（它物）之口来表达思想观念、哲学主张。
通过对言说内容的精心设计，使人感到庄子说理的精析巧妙，议论的磅礴气势，思想的博大精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