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边境区经济发展及边境区经济合作评述_李铁立

一直以来，边境区这一特殊区域的经济发展问题并没有引起区域经济学界的足够重视。

一方面，在理论上，由于边境区作为区域的一种特殊类型，紧邻国家边界，它的经济发展强烈地受到国家边界的影响，因此，对这一区域类型的研究较比普通意义上的区域问题更加复杂，为理论研究带来了较大的难度；另一方面，在实践领域，边境地区在各国的经济发展中相对落后，并不占有重要地位，有关学术领域常常是将其笼统地划归为“欠发达区域”。

更重要的是，以往国家边界是相互封闭的，并没有出现较大规模的边境区经济合作现象，经济现实并没有为理论研究提出新的课题。

这一情况在２０世纪中后期发生了变化，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兴起和发展，国家边界对贸易和生产要素流动的阻碍作用大大降低，并出现了大量在毗邻国家间边境地区的经济合作现象，引起学术界的重视。

同时，其它相关学科的发展也为综合研究边境地区的经济发展和边境区间的经济合作提供了更多的理论借鉴，使得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得以不断发展。

边境地区经济发展和经济合作是区域经济和贸易问题研究范畴，由于受国家边界的影响强烈，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始终伴随着对普遍意义上的国家边界的理论分析，并从空间的角度探讨在经济一体化过程中，是否影响到国家内部和国家间经济活动的空间结构，如果影响，这将给边境地区带来怎样的影响以及边境地区经济合作实现途径等问题。

一、边界对边境区经济发展和经济合作的影响由于紧邻国家边界，边界对边境地区的影响要比对国家内部非边境地区更加强烈，由此，导致边境地区具有不同于其他非边境地区的经济结构。

另外，边境区经济合作在地理范围上主要涉及国家边界两侧较小范围，这种经济合作与更大地理空间的区域经济合作最大的区别就是国家边界效应的影响始终贯串合作的整个过程。

（一）边界对边境区经济发展和经济合作的双重影响边境区经济合作是边境区经济行为体的互动过程，这种经济行为的互动一方面要受到边界的影响，另一方面也对边界具有重新塑造的作用。

瑞特（Ｒａｔｔｉ）认为，它具有法律、控制和财政功能。

它分割了两个经济系统，延长了经济行为体互动的空间和时间距离，为跨边界经济合作带来困难［１］。

安德森和多德（ＡｎｄｅｒｓｏｎａｎｄＤｏｗｄ）从边界本质的角度来研究其对跨边界经济合作的影响。

他认为，边界本质上具有复杂性。

这来自于边界固有的政治、文化和经济内涵［２］。

由西方边境区经济发展及边境区经济合作评述李铁立（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国际经济贸易学院，广东广州５１０４２０）摘要：近年来，伴随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边境区经济发展与经济合作引起了学术界的重视，尤其是当认识到这种经济合作对于更大空间范围的区域经济合作有着积极的推动作用情况下，寻求制约边境区经济发展与经济合作的原因以及解决这些制约因素的途径的研究日益增多。

文章分别从边界对边境区经济发展和经济合作的影响、一体化条件下边境区经济发展、实现边境区经济发展与经济合作的途径等三个方面对西方现有的研究成果进行总结和评述。

关键词：国家边界；边境区经济发展；边境区经济合作中图分类号：Ｆ１２７文献标识码：Ａ文章编号：１００２－０５９４（２００５）０６－０００８－０５收稿日期：２００５－０３－０８作者简介：李铁立（１９６８－），男，辽宁丹东人，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国际经济贸易学院副教授，博士、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国际经济合作、区域经济学。

国际经贸探索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ａｎｄＴｒａｄｅＲｅｓｅａｒｃｈ第２１卷第６期２００５年１１月Ｖｏｌ．２１Ｎｏ．６Ｎｏｖ．２００５８DOI:10.13687/ki.gjjmts.2005.06.002于跨边界经济合作是一个社会经济现象，边界的这些属性总是交织在一起共同作用于经济行为体。

一方面，跨边界经济交往经常涉及到国家主权、外交等方面问题，中央政府对边境地区的控制比对国内其他地区更强。

从经济联系来看，这些地区在历史上往往与国内其他经济中心联系更密切，使边境区的经济行为表现出更多的内向性（Ｉｎｗａｒｄ－ｌｏｏｋｉｎｇ）。

另一方面，由于“经济人”驱利性的存在，边境区经济行为体总是寻求跨边界经济交往，以拓展经济行为空间，因此又表现出一定的外向性（Ｏｕｔｗａｒｄ－ｌｏｏｋｉｎｇ）。

作者认为，可以将边界对边境区经济发展和经济合作的影响归纳为两个方面。

一方面，它是两个经济地域系统的分界线，是国家对外经济贸易政策的集中体现，比如出于保护民族工业和国内市场而设置的关税和非关税贸易壁垒，以及边界两侧基础设施的不配套、海关规制的不同、语言、文化的差异，加之信息传输的障碍，使其限制了跨边界生产要素、商品、服务和资本的自由流动，阻碍了国家间经济的联系，降低了资源配置和市场利用的效率；另一方面，边境区经济合作的参与方均为边界两侧较小地理空间的区域，边界不但是经济地域的分界线，在当前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集团化的背景下，它也是国家间经济交往的接触面，山边界所带来的经济合作的机会，使边界两侧区域经济交往具有天然优势。

（二）边界对贸易和生产要素自由流动阻碍作用的机制边境区经济发展和经济合作的实现途径的前提是深入地认识边界对边境区经济结构和跨边界经济互动的不利影响的内在机制。

近年来，边界对生产要素的流动阻碍作用的机制及其程度成为这一领域研究的热点。

基于新古典理论经济人的有限理性和追求效益最大化的假设，汉克（ＨｅｎｋＨｏｕｔｕｍ）将空间看成是均质的，认为边界的人为设置对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具有阻碍作用，使给定资源不能在更大空间实现最优化配置，并破坏经济发展的空间均衡，降低了边境地区的空间可达性。

边界的存在使跨边界经济交往的空间和时间距离延长，其空间摩擦成本大大高于均质空间成本［３］。

安德森（Ａｎｄｅｒｓｏｎ）从社会学的角度分析认为，边界对贸易和生产要素的阻碍作用不应该仅仅从物理距离角度来考察，他强调非物理因素如社会、文化差异的影响也是非常重要的［４］。

一些学者使用重力引力模型对比国内与国际贸易流量和发生的频率来分析边界对贸易和生产要素流动的影响，并用“边界效应”概念来反映这种阻碍作用，但结论却大相径庭。

布鲁克尔（Ｂｒｏｃｋｅｒ）通过对欧盟各国间边界效应的研究得出，平均上，跨边界贸易流量比国内贸易下降１／６。

麦克伦姆（ＭｃＣａｌｌｕｍ）对同一地区的研究支持了布鲁克尔的观点，他的下降比例是２０％。

但魏（ｗｅｉ）针对ＯＥＣＤ国家的估计数值是２．５％。

也有学者研究了一体化对边界效应的影响，尼特什（Ｎｉｔｓｃｈ）对欧盟国家的研究发现，１９８０年代初边界对贸易的阻碍作用下降最快，这正是欧洲一体化发展最快的时期，在这之后一体化对边界的影响逐渐下降［５］。

这个结论后来被海德和梅尔（Ｈｅａｄ＆Ｍａｙｅｒ）的研究结论所证实。

他们还发现，目前欧盟国家间强烈的边界阻碍作用不仅仅来自于非关税壁垒，更主要是来自于消费者对国内产品的偏好［６］。

这个结论暗示，边界的阻碍作用是本质的，通过欧盟一体化政策来实现完全一体化是不可能的。

与此相反，罗斯（Ｒｏｓｅ）从欧盟制度安排的角度分析政策对边界的影响，他在列举了与政策有关的因素后认为，国家不同的货币体系是边界效应的关键，他估计欧盟实现统一货币区以后边界对贸易的阻碍作用将下降一半［７］。

埃文斯（Ｅｖａｎｓ）将空间距离、居民对本国产品偏好、关税和非关税壁垒、交易成本等变量引入模型估计，得出结论是，交易成本变量是边界效应的主要原因，它可以单独解释４６％的边界效应［８］。

实际上，我们可以将边界效应概括为显性的和隐性的影响两个方面。

显性影响主要指与国家贸易政策相关联的关税和非关税壁垒对边境区经济发展和经济合作带来的不利影响；隐性影响主要指由于社会、文化、语言、习俗等方面的差异而导致的边境区经济行为体间经济交往中产生的高于国内经济行为体经济交往的交易成本，比如，由于跨边界交往信息传输效率的降低而增加了信息的搜寻成本，以及由于分属不同国家或者民族的经济行为体间缺乏信任感和安全感使跨边界经济交往的难度大大高于边境地区与国内其他地区等现象。

二、边界开放条件下边境区经济发展企业是区域经济活动的主体，经济活动的内在联系及其对区位的选择往往是区域经济发展的初始动力。

区位理论作为区域经济学的理论源泉，主要研究经济活动空间组织规律，尤其注重企业区位选择对区域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

９区位理论认为，边界固有的本质属性限制了市场区的扩张，分割、扭曲了中心地市场空间组织，使企业市场潜力大大降低。

因此，企业倾向选择远离边界而到国家经济中心区进行投资建厂，这将导致边境区经济活动密度趋向稀疏，阻碍了边境区经济发展。

而在开放边界条件下，考虑到运输成本对企业区位选择的影响，边境区由于贸易壁垒的消除牙口减小，靠近邻国市场的低的进入成本使边境区成为企业区位选择的有利地区。

新经济地理学从开放边界对经济活动空间调整的角度分析了经济一体化对边境区经济发展的影响。

企业和劳动力的区位决策导致空间均衡，劳动力和企业的空间均衡分布依赖于向心力（经济活动的地理集中）和离心力（经济活动的地理分散）。

如果向心力占优，就将出现经济活动集聚的核心区和经济活动稀疏的边缘区。

空间均衡的离心力来源于具有相对稀缺性不可流动的生产要素、不能进行运输的商品（房屋等）和集聚的外部不经济。

向心力是吸引企业和消费者到特定区域集聚的力量，一个经济活动集聚的区域具有的较大内部市场，可以通过生产和消费的前后向联系提高企业利润和工人的消费效用。

一方面，由于大量地方商品的可得性，使劳动力偏好大的市场区（前向联系）；另一方面，靠近大市场，企业与消费者的可接近性，增大公司市场范围并提高其利润（后向联系）。

对企业来说，通过空间的集聚，还可以就近获得中间产品，从而节约运输和生产费用（前向联系）。

克鲁格曼和伊里桑多（Ｅｌｉｚｏｎｄｏ）、藤田（Ｆｕｊｉｔａ）认为在经济一体化过程中国家内部的区位也受到很大的影响。

在边界封闭的经济体中，经济活动的区位指向是内向的，但在开放边界的经济体中，经济活动的区位指向是外向的。

在这种情况下，国内市场的重要性降低，原有的国内市场中心区对企业的吸引作用下降。

这可能导致企业从原来的中心市场区位移到新的区位，使国家的经济活动重新布局［９］。

汉森（Ｈａｎｓｏｎ）对美国和墨西哥边境区进行了实证研究。

根据新经济地理学市场潜力模型，他认为在边界封闭的经济体中，位于边境区的公司有较小的市场区，市场潜力小，在该经济体中，它属于经济活动稀疏的边缘区。

如果假设在一个边界对贸易和要素流动没有任何阻碍作用的极端情况下，从大尺度区域的角度来考虑边境区，则可以将其看成是中心区，这要求有效的跨边界的前后向联系。

也就是说，贸易自由化和经济一体化有将边境区从国内的边缘区转变成大尺度区域共同市场的中心区的倾向。

汉森将之称为向“中心边境区”（Ｃｅｎｔｒａｌｂｏｒｄｅｒｒｅｇｉｏｎ）的转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