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分币写景散文

怀念分币写景散文怀念分币写景散文前不久一位朋友告诉我，他在乡下的家被盗了。

由于父母在城里买了房，他很少去老家，老家房子由他叔叔照看着，屋里虽没有什么贵重物品，一些破家什掉了也不足为贵，令朋友沮丧的是他从小学到中学十多年间收藏的一百多元近四千枚硬币没了。

我揶揄道，小偷说不定就是朝着那些硬币来的呢！算了吧，一两顿饭而已。

朋友说，怎能以现在的价值计算呢，那时糖一分钱三个，炒胡豆才两分钱一两呢！再说，收藏了那么多年呢，那里面，装满了我的整个童年。

我慢慢的收敛了笑，不由自主地和道，是啊，那里面写满了我们这代人整个的童年。

我的童年是在八十年代度过的，记忆里满是一段一段的贫穷而耐人寻味的多资多彩的童年生活。

小学班上有位同学家里特别穷，学费总是拖了又拖，辍学前的一学期学费竟让老师给垫上了。

这好像是第二学期开学老师很恼怒地讲的，所以至今仍记忆犹新：八块多钱呢，我一月工资才二十多块，经得起几回垫！这学期谁再欠就不许上课！可这一招并不能奏效，不上课对于那时的孩子来说应该是件快乐的事。

上面这位同学以前不知被赶出过教室好多次，在外面玩耍呗。

当时大家没什么游戏可做，除了跳绳和藏猫猫，男孩子最喜欢的就是蹲在地上打烟牌——把平装软烟盒折成三角牌状放在地上用巴掌使劲的扇，全扇翻为赢。

前面讲到这位同学就是个打烟牌的能手，竟靠赢来的烟牌卖钱，一分钱五张，讨价还价后还可以一分钱六张七张，他又把这些钱一分一分的积攒起来。

在一个深秋的星期天上午他跑到我家，让我陪他一起上街去买鞋。

我有些惊讶，说你学费还没交呢。

他说管他的，这钱可是我挣的！继而他悄悄告诉我，是打烟牌赚的，有一元多呢，你可不能告诉别人哟，我请你吃糖！于是，在那个冬天他脚上有了崭新的解放牌胶鞋，我也吃上了好几回他花一分钱买的三个糖中的一个，于是我们便成了无话不说的好朋友。

对他打烟牌赚钱的事我自然是守口如瓶。

看着他磨破了皮的不时还滴血的大手威风猛扫地时，我和他总是心照不宣地笑。

然而没有不透风的墙，大伙也不都是傻瓜，见他老是赢，赢了又倒卖出去，有人一揣摸再一张扬，渐渐就没人和他打烟牌了。

再后来有人告了老师，老师把他这种行为简单的定义为，对他进行了严厉的批评教育，同时以打烟牌不卫生有害身心健康为由禁止了这项活动。

从此，这位同学就沉默寡言打不起精神来，一如现在的工人下岗一样失落。

接着第二年春天他就没来学校了。

前几年我也是一名农村小学教师，时不时想起这位同学，不禁设想如果时光逆转我是当时的老师我该如何面对。

也许，我会从微薄的工资中抽出几元钱来，说，拿去买双鞋吧，学费也不用缴了我垫上，打烟牌能赚几个钱，看你的手，泥巴进伤口呢，多不卫生！或许，当我了解到他的境遇后，说不定会对打烟牌运动大加提倡，甚至规定谁不让这位同学参加就挨批评，我会多给他提供赚钱机会的。

可又一想真*蛋，时光怎会倒流？即使倒流了，我同样还不是个捡到一分钱定会拿去换三个糖而决不会跑去交给*察叔叔的小学生？这可是事实，有回我和班上另一位同学为用捡来的一分钱换三颗糖还是称五钱胡豆发生争吵被告了老师，还被罚站了半天讲台。

真的，那时小孩捡到一分钱如获至宝并不奇怪，如是卖零食的老头哪天多找了几分钱，定会神秘兮兮的告诉同伴：那老头多找我两分钱呢，下午请你吃糖。

同样，大人们在商店买东西多找了几毛钱也会变成妇女们饭后闲时的谈资，因为那时邻里之间借了一毛两毛钱通常都是要还的。

前不久在食堂排队买饭，掏钱时一个硬币掉到了地上，后边一个女孩说你钱掉了。

我埋头看了下是个角币，本不打算去捡，但一想别人出于一片好意，不捡似乎就辜负她这句话了。

待我正准备弯腰去拾，女孩却说，一毛钱！大有否定她先前的那句话并肯定我弯腰的付出不止一毛钱之意。

我犹豫了一下，抬头望了她一眼，顿觉她是那种爱滥献殷勤的女孩，于是下意识地我迅速大幅度的弯腰拾起了我的一毛钱。

女孩也许也看懂了对她的反感与不屑，在我伸直腰的那刻，只听她轻轻哼了一声。

我也不知是由于弯了下腰还是其他原因，脸上竟慢慢的热了起来。

后来我才刻意地想到，要是我当时掉下的是分币就好了，如果女孩的思维还不致于像她的举止那么简单而稍具想象力的话，她许会惊讶地料定：这家伙还收藏分币呢！但我此时身上是没有分币的，包括现在，有的只是对于分币的一串串记忆。

八十年代里父亲给别人帮一天工的工钱是二块五毛钱，父亲总是高兴地回忆说，帮一天工够抽一个月的烟了。

因为父亲那时常常抽的是八分钱一包的劣质香烟。

而现在他抽的烟都是不下五元一包的。

他说，现在最差的烟都是一块多呢，你总不会让我抽它们吧！哎，现在的东西怎么越来越假了，就是这五块的也不抵过去那八分一包的来劲！的确，现在市面上不再有平装烟，而且大都是翻了“盖”的，加了“嘴”的，可假烟出现了，假酒也出现了。

父亲说有人喝假酒中毒而死的事，他就很庆幸自己不喝酒，至于烟嘛，他说好像还没人抽假烟死的。

最令我头疼的，还是时下不得不时时提防的假钞。

买东西见店主高举着钱用那自以为明辨是非的眼光在上面晃来晃去时，我心里就发虚，生怕他嘴里迸出句“换一张”来。

一朝遭蛇咬，十年怕井绳啊，去年有次拿了张五十元面额纸币买东西别人只把钱用力甩了甩就让“换一张”，我莫名其妙的问怎么了，店主竟怪异地打量了我好一会儿才说你娃还装糊涂哇，用假钞可是犯法的哟。

我恍然大悟后怒从心起，这可是我苦苦铮来的血汗钱呀，我也不知道它是张假钱！但我知道我实在是有口难辩，顿时羞得面红耳赤无地自容，只好快速换了钱逃也似的走人。

自此，我对所谓的大钞就没了好感，再后来听说十元的五元的都有了假的，这便更进一步加深了我对分币的怀念之情。

我想分币总不该有假的吧。

听一位在银行工作的朋友说，照现在的物价看，分币的造价就比面价大，所以现在就没发行分币了。

听他这么说，我也曾产生过收藏分币的念头，可由于种种原因，一直未付诸行动。

比如有回在马路上遇到一个中年妇女手中握着几张分币，打招牌似的伸过来：大哥给点零钱吧！本来我是非常反感这类不愚不残的人出来乞讨的，我总觉得一个完全具备劳动力的人应自食其力，可有人出来靠乞讨为生不说，竟还唆使六七风的学龄儿童“弃学从乞”，这是我们作为教师多么痛心和愤怒的事啊！当我见她伸过来的是好些年没见过的分币时，不免多看了几眼，妇女便横截过来，大有不给钱不放行的势头。

我虽很气恼，但心中猛生出一个念头——不知算不算邪念：何不给她点零钱换回分币！可当我把一雹钱递出时却难以启口向她要那几张他币。

至今想来也真可笑，居然还想从乞丐手中拿钱。

这使我不由想起前两年在乡下教书时与一帮同仁自编自演的一则关于乞丐的小品，大概就来源于此吧，其中“精点”片断为：“（可怜地）先生，给点零钱吧！”“（不耐烦地）别处去吧，没零钱！”“（神秘地）没事，我可以找你！”“（生气地掏出百元大钞）你能找吗？”“（作掏腰包找钱状）能找！”……至于结局就不用讲下去了，因为不管结局如何，讲下去就没意思了。

八十年代中后期，街上卖起了冰棍，三分钱一支。

能吃上一支冰棍，这对我们来说已是够奢侈的了。

大人们总得同卖冰棍的讲价：五分钱两支行不？而现在，一支冰糕至少五毛钱，一元两元一支的更是常见。

试想如果买一元的冰糕，有谁还会讲价：九角行不？如有这种人，别人一定以为你脑子有毛病！反过来，如某种商品为九毛钱，或若干元带九毛的，卖没一角的零钱找你才是常事，如果你偏要扭着人家找那一毛钱，别人也会认为你脑子有了毛病。

说来也怪，我们念小学时的学费总是带“毛”的。

例如有学期学费八块一，开学父亲只给了我八块钱，说就让那一毛钱先欠着，有了再交。

果然，老师在记账本上写着某某欠一毛。

期末了，老师还点名：甲欠三块一，乙欠八块一……某某还你一毛呢！他当然不是像鲁迅笔下的咸亨酒店掌柜的说孔乙已你他十九文大钱那样说说而已，他是让没交清的都回家去拿的。

当时我们都恨透了老师，今之将心比心，一个班几十个人，没交的加在一起决不是个小数目，并且他是一视同仁的，无论你欠一毛二角，只要没交清就得回家去拿。

等我交上几张零分币，老师还一张一张地数上好几遍，末了说才九分呢，还有一分呢？买糖了？吓得我瞠目结舌无言以对。

最后还是老师宽宏大量说一分钱就算了才算了事。

现在已记不清是不是真的拿了那一分钱买糖吃了，但那糖的甜味总是记得的，一分钱三个的那种如今看来是极普通的半成品糖回味起来也比现在三毛钱一个糖都甜。

对于分币，记忆最深刻的还是二叔在过年时送给我和堂北堂妹们作为压岁钱的那一匝总共一元的分币。

二叔是做破烂回收生意的，每次卖了钱就拿到银行换一些分币，作为本钱再走村窜乡地回收破烂。

一顶草帽，一挑竹担子，颈上系一条旧汗巾，一手掌着担子，一手拿一根粗树枝做的拄棍兼打狗棒，边走边吆喝“破铜烂铁拿来卖哟——”瞧，这便是二叔了。

如果有小孩去拾了破烂来卖，二叔还会征求小孩们的意见：是要钱还是要糖？原来二叔的扁担上，一头的口袋里是分分钱，一头的装的是糖。

小孩卖了一分钱嚷着要四个糖，二叔总会笑着慈蔼地给添上的。

然而我倒不记得吃过二叔多少糖了，只是过年时，不论是赔是赚，二叔都会换回几匝崭新的分币，有时一分，有时两分，但不会是五分的。

现在想来可能是二叔觉得小孩花钱越零越好，让人找钱麻烦不说还容易出错，也可能是他考虑到一百张一分的或五十张两分的要比二十张五分的厚实行多，拿在小孩手中有份量些。

反正那时我们几兄妹是不懂更不会细想的，我想聪明的二叔是懂的。

大年初一，我们几兄妹一定起得很早，等从二叔手中拿到钱就跪在地上给他老人家磕头行五体投地礼，说“给二叔拜年了”。

这便是忙碌了一年的二叔最高兴的时候。

在我们村里，给长辈拜年磕头是多年的老规矩，要是谁领了饷钱没行礼定会被当场的人笑得面红耳赤才罢休。

有一年最小的弟弟就犯过这毛病，竟羞愧得大哭，反倒让大人说了不少好话才劝住。

二叔其貌不扬，身高不到一米六（我小学毕业就差不了多少有他高了，现在堂弟堂妹们都比他高出了许多），总爱穿件蓝黑色的旧衣服，但在我们心目中是无比伟大的，即使现在长大了，我们几兄妹对他仍存着十分的敬畏。

儿时的我们每当拿了钱总是找个僻静的地方一遍一遍地数，脸上的笑也是会挂上好些天的，因为一元钱对于一个小孩子来说一分两分地花是够花上好一阵子的。

直到上了五年级，二叔说你都满十一岁了，就不用磕头了，别人会笑的。

我也知道人大了有些难为情，但我听了心里还是产生了与本该高兴才是的情绪相对抗的一种难以觉察的感觉。

我想大概也是从这个时候开始吧，我懂得了反省，反省以前给二叔磕头多半是冲着他手中的钱的吧。

每想到此，我心里就难免生出一丝愧疚。

上了初中后的第一个除夕夜，二叔把我叫到一边，悄悄塞给我一匝钱，说，这虽不比他们的厚，但多些，上初中，花钱也多些，可别告诉他们哟。

我当时愣了愣，后来偷偷一看，全是五分的，又数了数，大概是两块吧，可由于太激动，数了几遍也没数清。

再后来初中毕业考上师范，已是九十年代了，这在我家虽算不上什么光宗耀祖的事，可比起父辈们在五六十年代被折腾得连小学都没毕业来却是一件多么值得庆幸的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