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哲学的“原创性叙事”如何可能

【内容提要】随着人们对中国哲学常规性叙事不满足感的增强，要求改写中国哲学的愿望也变得更加强烈，并开始尝试超越之道。

文章从不同的角度和侧面，反思和检讨了中国哲学常规性叙事存在的问题，提出了走向中国哲学“原创性叙事”的途径和方式，认为建立多元的哲学观和哲学史观、通过历史时空的移动及广泛的对话参与寻求中国哲学的普遍性和差异性、在视域和范式的引导下获得观察中国哲学的深度视点、在领悟整体意义与深化部分研究之间形成中国哲学的良性诠释循环、追求对中国哲学的充分描述、复杂关联的说明及意义关怀等，对于造就中国哲学的原创性叙事来说，都是非常基本的。

【摘要题】哲学与哲学史【关键词】中国哲学/原创性叙事/范式对塑造中国哲学新形象的渴望和期待，促使人们提出了诸如“重写”、“改写”、“重建”、“重构”、“范式创新”、“创造性转化”等具有强烈激发意义的建设性说法。

这里我所使用的“原创性叙事”，也是以一种大胆的方式来预设中国哲学突破的“未来”前景。

我想有人可能已经着手谋划中国哲学原创性叙事的某种实质性方式和情景了，但这种具体的实践和能够带来转变的叙事方式，最终只能通过经受住历史考验的结果来体现。

因此，下面的讨论，主要不是中国哲学原创性叙事的实质性内容，而是通向和造就原创性叙事的基底性的思想方式和观念，是如何进行中国哲学重建的一些设想和预期。

一、多元“哲学观”的引导与“中国哲学”的转化作为前提，这里需要再次强调指出的是，以“哲学”这一名词来自西方从而认为“中国哲学”缺乏正当性这一看法本身，在理论和实际上的有效性，都不是不证自明的。

（注：出于对“中国哲学”观念的不满，提出替代性的术语（如“中国道术”）是可以理解的。

原则上我们也没有理由拒绝这样做。

其实，列举的话，可以替代的术语，还可以是“中国子学”、“中国道学”、“中国道理学”、“中国义理学”等等。

问题的关键是，替代的新术语，如果也像目前的“中国哲学”术语那样缺乏创造性的解释，就容易流于形式化，其意义甚至还没有“中国哲学”丰富。

）除了辞典式的哲学定义外，我们并不拥有统一的哲学概念及真理。

在反省和检讨中国哲学的过程中，我们要避免一味对“哲学”和“中国哲学”概念进行本质主义的界定和讨论，因为如果这样我们将会陷入“打破砂锅问到底”的无限后退。

我们最好把哲学放在不断变化着的历史时空和境况中来理解，这不仅符合哲学观念演变的实情，也符合哲学真理多样性的特征。

因此，当我们反省新时期20多年来甚至是百年以来的中国哲学的时候，我们也需要从一个变化的立场来观察。

“中国哲学”是一个历史性的概念，如果我们仍然坚持有一个本来的历史的话（就像冯友兰所区分的那样），那么只有在这种意义上中国哲学是确定不移的，除此之外，我们对中国哲学的理解和解释从来就不是固定不变的。

这决不是公然鼓励任意解释和塑造中国哲学，也决不是公然承认在各种不同的理解和解释之中没有高低、好坏的竞争。

实际上，经受住时间和历史考验而被选择下来的中国哲学解释方式，就表明它们具有非同寻常的典范意义。

从“中国哲学”术语的正当性出发，要改变令人不满的中国哲学现状，首先就需要建立起新的多元的“哲学观”和“哲学史观”。

如果我们把黑格尔的《哲学史讲演录》、文德尔班的《哲学史教程》、罗素的《西方哲学史》和梯利的《西方哲学史》等看成是西方哲学的原创性叙事，那么我们要问的是他们何以能够达到这种原创性叙事。

人们当然可以从许多方面去说明这一点，但贯穿其中的一个根本之点则是，这些书写西方哲学史的人们，都对“哲学”和“哲学史”持有一种深刻的“观点”，也就是说，他们都拥有一种通过自觉意识而形成的“哲学观”和“哲学史观”。

这表明，有所突破的哲学史，都需要一种深度意识之下的哲学观和哲学史观来引导。

同样，建立新的中国哲学的原创性叙事，不管是经过反思之后接受一种哲学观和哲学史观，还是提出一种有自己独见的“哲学观”和“哲学史观”，都需要在哲学和哲学史上抱有一种“观”，以作为他驾驭和处理“中国哲学史”和历史上中国哲学家哲学思想的根本见解。

他在这种根本见解之下书写出的中国哲学史，自然就会以一种独特的面貌呈现出来了。

20世纪50年代以前，引导中国哲学写作的哲学观和哲学史观，是在西方哲学影响之下形成的“多元”哲学观和哲学史观。

基于多元哲学观和哲学史观的中国哲学言说，不仅使中国哲学呈现出了丰富多彩的面貌，而且也建立起了一些中国哲学的原创性叙事，如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还有他的《中国名学史》）、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当然还有《中国哲学简史》）、张岱年的《中国哲学大纲》等。

50年代以后，我们的哲学观和哲学史观，是被统一在政治意识形态框架之内的“一元的”哲学观和哲学史观，哲学史的书写虽然也由哲学观和哲学史观来引导，但其强行统一则造成了中国哲学形象的千篇一律化和公式化。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哲学开始从政治意识形态的哲学观和哲学史观中解放出来，但我们却没有造就出具有生命力和影响力的“哲学观”和“哲学史观”，这与我们惊叹当代中国缺乏有影响力的“哲学家”和“哲学史家”，不过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

对于“哲学”、“哲学史”和“中国哲学”，我们常常处在一种无意识的“无观”状态中，虽然我们都在从事这项工作。

如果中国哲学要走向多元的原创性叙事，改变目前的“无观的中国哲学”或“无观的中国哲学史”状态，那么我们就要走向深度性的多元“哲学观”和“哲学史观”。

作为对西方哲学内容划分方法的运用，在中国哲学的内容划分中，至今在相当程度上我们仍沿袭着形而上学（还有宇宙观、本体论等）、认识论、逻辑学、辩证法、伦理学（或人生哲学）等方法，这也需要加以检讨和调整。

即便中国哲学中存在着认识论和逻辑意识，它们在中国哲学中的意义和所处的位置，也与西方哲学有着很大的差别。

它们在中国哲学中没有得到充分的发展，就是由它们在中国哲学中所处的从属性位置决定的。

区别于作为信仰而存在的宗教，如果我们把哲学主要看成是建立和提供根本“信念”的理论的话，那么中国哲学作为渊源流长的信念体系，也许可以用新的方法来划分。

如划分为三方面，一是提供宇宙和世界实际上是什么和如何的回答，可称作世界根源信念；二是提供理想的人生和社会应该是什么和如何的回答，可称作人间理想和价值信念；三是提供人类和社会和谐秩序如何建立以及与宇宙如何保持统一的回答，可称作规范和实践信念。

由这三方面所构成的中国哲学信念体系，简单说一是对于真实世界的信念，二是对于理想生活的信念，三是对于规范和行动的信念。

显然，在中国，这三者是紧密相联的，不仅理想和价值信念与世界根源信念（或者说实然世界信念与应然世界信念）紧密相联，而且规范和实践信念也与世界根源信念密切相联，因为在中国哲学中，合理的规范和行动方式，也常常被认为是内在于天道秩序的。

以这种划分方式去重新组合和编织中国哲学图案，也许可以克服西方哲学框架带来的削足适履之弊。

二、在普遍性与差异性之间19世纪末以来，中国哲学一直在为自己的“正当性”而进行理智上的苦斗，这整体上又被认为是中国传统学术和学问向现代转变的一部分。

由于“现代”的尺度来自西方世界，因此当中国哲学被提出并作为“现代性事业”而展开时，它所依据的参照物和标准，就是西方哲学（或者是更广义的西方文化）。

这就产生了将中国哲学正当化的一种类型或者说是主要类型，即在中国哲学称谓及中国哲学本身中寻求相同或接近于西方哲学的“共同性”和“普遍性”；与此相对，中国哲学不同于西方哲学的地方，则被认为是中国哲学需要弥补的缺陷。

比如常说的中国的知识论和逻辑学不发达，中国哲学思维模糊、观念含混等。

按照这种“求同”的思维方式，中国哲学的正当性、普遍性和共通性，是通过西方哲学的普遍性和共通性来认定的。

这可以说是一种立足于“西方哲学的普遍性”思考问题的立场，胡适和冯友兰等人的中国哲学正当化工作，所采取的基本上就是这样一种方式。

（注：冯友兰在《论人生哲学之比较》中所做的工作，重点就是寻找中西哲学的共同世界。

）然而，站在一种超越西方现代性甚至是反西方现代性立场上的人，则通过中国哲学不同于西方哲学或者是通过只为中国哲学所具有的东西来强调中国哲学的正当性和优异性。

这可以说是一种立足于“中国哲学的特殊性”思考问题的立场。

从这种立场出发，越是能够从中国哲学中发现它不同于西方哲学的东西，中国哲学就越具有自己的特独性，从而也就越具有自己的自立性和自足性价值。

譬如，熊十力、梁漱溟、牟宗三等基本上就是这样做的。

总而言之，19世纪以来中国哲学的正当化建构，主流的思维都是在西方哲学的参照之下展开的，但采取的“实质性”方式则恰恰相反：一种是从转化和革新中国哲学的需要出发，重点通过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的“同质性”来理解和说明中国哲学，以此使中国哲学获得“普遍的意义”，起主导作用的是“可公度性”思维；与此相反，另一种则是通过与西方哲学的“异质性”来强调中国哲学的独特性，以显示中国哲学的自身意义、性质和内在价值，起决定作用的是“差异性思维”。

严格而言，把中国哲学正当化的这两种类型或者两种立场，至今仍或明显或不明显、或有意识或无意识地表现着。

现在，人们一般不再把“西方哲学”作为“标准哲学”或“普遍”的哲学来看待了，但仍然相信它作为思考和研究中国哲学的最重要的参照是不应该拒绝的。

把西方哲学从标准哲学转换为哲学多元对话的一种参照，并立足于中国哲学自身获得中国哲学的普遍性，自然就使普遍性超越丁“单一西方”的意义；此外，中国哲学不同于西方哲学的一些特性，自然也就不能再简单地视之为天然的缺陷了。

同理，在中国哲学的思考中，我们必须克服只看到普遍性或者只看到差异性的“单向度”思维方式。

中国哲学决不只是“普遍性”的注脚，也决不只是一系列偶然特殊事件的相加。

哲学家及其所处的时代，他们的思考和行动，他们的生活都是一次性的，正像天下没有完全相同的“事体”一样，我们也没有完全相同的哲学家。

每一个哲学家的生平和文本都是惟一的，正是这种“惟一性”，构成了哲学事件和文本的众多性，也构成了哲学的多样性和差异性。

对这些众多事件和文本本身的叙述，就构成了哲学史事务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也构成了哲学史丰富多彩的条件。

谁要是对特殊的事件和个别的行为没有感受性和敏感性，谁对历史就是麻木的。

同时，哲学家的生平活动和文本，都是带着“意义”的，都是在追求一种真实的世界、追求一种人类的理性生活和信念。

谁要是对此没有统觉和领悟，哲学史对他来说就不过是一笔流水账，他最多也不过就是一个高级记账员而已。

健全的理智要求我们在可公度性、普遍性与不可公度性、特殊性之间采取一种“双向性”的立场。

我们要在中国哲学的差异性世界中发现出普遍性的意义，在中国哲学的普遍意义世界中又看到紧贴着移动的历史时空的多样性和差异性。

这样，差异自然就是“普遍中的差异”，而普遍自然也是“差异中的普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