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朱子和与王阳明思想之异同
王阳明的“去人欲而存天理”及其与朱熹理欲论之比较
王阳明的“去人欲而存天理”及其与朱熹理欲论之比较王阳明和朱熹是中国历史上两位重要的思想家，他们都对人欲与天理的关系做出了自己的阐述。
本文将分别介绍王阳明的“去人欲而存天理”以及朱熹的理欲论，并比较两位思想家的观点。
王阳明强调去除人欲、追求天理。
他认为人的本性是善良的，只是被外界的人欲所迷惑。
他主张通过内观和修身养性的方式，将人欲清除出心灵，以便人心与天理相合。
王阳明的“去人欲而存天理”意味着个体要摆脱私欲的束缚，追求心灵的纯净和与天理的契合。
他认为只有从内心去除人欲，人才能够达到心性的完善，达到与天理相符的境地。
朱熹的理欲论则强调对人欲的认同和合理引导。
他认为人之天理即为人之理欲，人的欲望是包含在人性之中的。
朱熹认为人性中的欲望是可以合理引导的，人要根据理性的指引去调节和克制自己的欲望。
他主张要尽量满足人的理性需求，同时抑制非理性的欲望。
朱熹的理欲论强调了理性与欲望的统一，认为人的欲望可以成为人生发展的动力。
两位思想家对于人欲与天理的关系有着不同的看法。
王阳明认为人欲是扰乱人心的障碍，而朱熹认为人欲是人性的一部分。
王阳明认为要完全清除人欲，只有这样才能实现心性的完善。
朱熹则认为人欲是可以通过合理引导和调控来达到人生的和谐，人应该根据理性的指引去调节自己的欲望。
两位思想家在对待人欲问题上存在着明显的差异。
对比两位思想家的观点，可以看出他们对于人性本质的看法有所不同。
王阳明认为人的本性是善良的，只是被人欲所迷惑，而朱熹则认为人的欲望是人性的一部分。
王阳明更加强调个体内心的修炼与纯净，而朱熹更加注重对欲望的合理引导。
王阳明的“去人欲而存天理”与朱熹的理欲论都是对人欲与天理关系的思考与阐述，两者有着较大的差异。
无论是追求人心的纯净与与天理的契合，还是在合理引导和调控欲望中寻求人性的和谐，都是思考人性与道德的重要视角，对于人的修养和个人生活的规划都有一定的启示作用。
朱熹与王阳明的格物致知
朱熹与王阳明的格物致知“孔孟朱王”，朱熹和王阳明是与孔子孟子并列的人物。
王阳明的王学是直接在批判朱熹的朱学基础上建立的。
这似乎必须提及那个有名的“庭前格竹”的故事。
据王阳明的《年谱》记载，他二十一岁时“一日思先儒谓‘众物必有表里精粗，一草一木，皆涵至理’。
官署中多竹，即取竹格之。
沈思其理不得，遂遇疾。
”王阳明在读了朱熹的书后，首先进行了“格竹”行动，但终于失败，导致他对朱熹的学说产生了怀疑。
现代人已经很难理解其中的一些词语了。
“格物致知”语出《大学》，可以解释成分析研究事物的原理以掌握事物的本质规律。
朱熹“格物”思想中的“物”，是指事物，“物，犹事也”，指天下万事万物。
朱熹“致知”思想中的“知”，是知识的意思，“知，犹识也”，是指包括知识的知和道德的识两部分。
朱熹的格物致知的途径包括直接地“接物”穷理，亦即身体力行去研究事物的规律，或间接地从书本上读书穷理，获取前人的经验和知识。
王阳明思想的“格物”之物指心之物，所谓“无心外之理，无心外之物”，在王学的体系里，一切物质化的东西都内化于心了，格物便是格心，是去恶归善，去人欲存天理。
王阳明认为“知”就是“良知”，即人的良心。
在王阳明的格物致知思想里，格物即是致良知，两者完全是一回事。
知行合一，是王学思想的基石。
在俺看来，“格竹”行动的失败，在于王阳明把探察外界客观事物的规律误认为探讨自己内心的道德了。
俺显然更倾向于接纳朱熹的格物致知思想，对于客观规律的获取，需要积极的详尽的观察与研究，而不仅仅是作理论上的内心的思考。
但俺也承认，俺更喜爱王阳明的学说，因为在王学中你能发现具有现代意义的独立的个体性的“自我”。
王阳明建立王学，乃是有感于当时理学已经进入末流，乡愿之辈横行，将那个社会闹得没有天理可言。
对于普通百姓而言，如何在这样一个无天理的社会中，找到个体的安身立命之所呢？王阳明的答案是“致良知”：我们只有求之于自己的良心；每个人都有良知，只要你能确保你的行为选择是具有道德意义的，你又能按你的选择去实施你的行为，你就可成为圣人。
诠释与建构:朱熹和王阳明知行观的比较研究
诠释与建构：朱熹和王阳明知行观的比较研究李训昌【摘要】通过对经典的诠释,朱熹与王阳明建构了具有不同理论视野的哲学体系.若单就知行关系而言,王阳明知行本体、知行合一说对朱熹知先行后、行重于知、知行并进的继承要大于批评；若关联本体论、工夫论而言,王阳明对朱熹知行观的批评则要大于继承.朱熹和王阳明知行观的比较研究,能进一步透显理学与心学的理论宗旨和理论特色,深化对理学与心学的理解.【期刊名称】《三峡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年(卷),期】2013(035)003【总页数】4页(P101-104)【关键词】朱熹;王阳明;知行观;比较研究【作者】李训昌【作者单位】南开大学哲学院,天津300071【正文语种】中文【中图分类】B244一、对知、行范畴的界定和使用对知、行范畴的界定和使用，朱熹和王阳明不尽相同。
如对《中庸》“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的解释，朱熹认为:学、问、思、辨，所以择善而为知，学而知也。
笃行，所以固执而为仁，利而行也。
程子曰:“五者废其一，非学也。
”［1］48王阳明则认为:笃者敦实笃厚之意，已行矣，而敦笃其行，不息其功之谓尔。
盖学之不能无疑，则有问，问即学也，即行也;又不能无疑，则有思，思即学也，即行也;又不能无疑，则有辨，辨即学也，即行也。
辨即明矣，思即慎矣，问即审矣，学即能矣，又从而不息其功焉，斯之谓笃行。
非谓学、问、思、辨之后而始措之于行也。
［2］45－46在朱熹和王阳明的解释中，《中庸》学、问、思、辨、行五目在知、行范畴上的归属并不相同。
以朱熹而言，学问思辨属知，是致知;笃行属行，是力行。
因此，在朱子哲学中，知、行关系一般表现为致知与力行［3］365。
以王阳明而言，学问思辨“敦实笃厚”即是行，而知则主要是指对良知本体的证悟，即学问思辨的“能”“审”“慎”“明”处，如他说“良知之外，别无知矣”［2］71、“良知之外，岂复有加于毫末乎?”［2］46与朱熹相比，王阳明一方面窄化了知的范围，另一方面则扩大了行的范围。
朱熹王阳明格物致知思想差异研究
朱熹王阳明“格物致知”思想差异研究“格物致知”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种重要思想，最早来自于《礼记·大学》。
在后来的发展过程中，人们对“格物致知”这一思想进行了深入的挖掘和研究，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两位学者就是朱熹和王阳明。
朱熹与王阳明在“格物致知”的理解与实践上有着许多的差异，本文将对两人的这些差异进行探讨。
一、《实践方法的不同朱熹认为，“格物”是通过发现事物的规律来加深对人生规律的认识，这需要通过“观察”和“分析”来实现。
而王阳明则认为，“格物”需要通过实践充实自己的经验以及不断思考来实现。
朱熹认为，“分析”是解决问题的最好方法，他提出了“致知格物”的方法，即通过对事物的观察和分析，来加深对人生规律的认识，进而“致知”。
他认为只有通过分析和推理，才能得到真正的知识。
而王阳明与朱熹在实践方法上有所不同。
王阳明认为，“格物”不仅包括思考和理智活动，还包括认识洞察和身体经验。
他提出了“良知即格”的理论，认为良知与创造素材或观察分析并不独立，良知其实是可以通过身体的经验来识别和发掘真理的。
他引用了一只砚台的例子，认为“看那个大小、扁高、上下阴阳，捻塞井盖的是用松精塞的”这一认识过程需要通过“摸拟”来完成。
二、《规律认识的不同朱熹和王阳明在“格物”中所关注的是不同领域的规律，他们在对于这些规律的认识上也有着不同的看法。
朱熹关注的是自然规律，他认为通过对于自然规律的研究可以了解人生规律，从而实现“知行合一”。
他强调通过自然规律的观察和分析来探讨人生规律。
而王阳明则注重的是人之间的规律，他认为通过交往和沟通可以更好地了解人生规律，通过“格物”的实践来发现真理，从而实现“致良知”。
三、《“致良知”的不同理解在“格物致知”思想的进一步发展中，朱熹和王阳明都提出了“致良知”的观点。
但是两位学者针对“致良知”的理解存在一定的差异。
朱熹认为，“致良知”是通过“格物”来“致知”，从而提高自己的道德水平。
他认为只有通过对于事物的观察和分析，才能找到真理，从而提升个人修养。
朱熹王阳明格物致知思想之比较-- 兼论阳明学与朱子学的关系
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Journal of L anzhou U niv .(Social Sciences )1998,26(1):84～90 V o l.26 N o .1 1998P 84-90 朱熹、王阳明格物致知思想之比较Ξ——兼论阳明学与朱子学的关系陈声柏(兰州大学哲学与社会学系硕士研究生,兰州 730000)内容摘要 对“为学之方”的重视是宋明理学的一贯传统。
朱熹和王阳明关于这一点的思考集中体现在他们各自的“格物致知”思想里。
本文旨在通过王阳明与朱熹“格物致知”思想的比较,以期置其于王阳明思想形成的历史进程中说明阳明学与朱子学的关系。
关键词 格物致知 心 理 即物 致良知中图法分类号 B 24417,24812“格物致知”语出《大学》,《大学》本是《小戴礼记》中的第42篇,它的基本内容为“三纲领”、“八条目”,《大学》在儒家经典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同样,“格物致知”思想在朱子学和阳明学中也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格物致知”作为一种修养功夫,是为学之始,是至圣人之下手处。
孝宗即位,语求直言,朱子上封事说:“帝王之学,必先格物致知,以极夫事物之变,使义理所存,丝悉毕照,则自然意诚心正,而可以应天下之务。
”①王阳明也说:“防于未萌之先,而克于方明之际,此正《中庸》‘或慎恐惧’、《大学》‘致知格物’之功,舍此之外,无别功矣。
”②可见,在对格物致知修养方法的重视上,朱王是完全一致的。
但是,关于格物致知在《大学》中的地位以及对其思想的理解上,朱王又存在重大差异。
朱子认为,《大学》全文没有出现对格物致知的解释是“阙文”造成的,解释诚意的传文没有出现在八条目中应有的位置上,是由“错简”造成的。
于是朱子在《大学章句》中一方面作了一个“格物致知传”来弥补所谓阙文造成的不连贯,一方面把传文中诚意的解释移到正心之前。
王阳明则一反朱子的作法,认为既无阙文,也无错简,悉从旧本,以此来摆脱朱子的补传及其对格物致知的解释,以便把格物致知纳入心学体系的解释。
朱熹王阳明“格物致知”思想差异研究
103朱熹王阳明“格物致知”思想差异研究周 昊（西北政法大学，陕西 西安 710199）摘 要：“格物致知”是中国哲学的一个重要的思想概念，就不同时代对其不同的诠释而言，其中最具代表性和比较性的就是宋明时期理学家朱熹和心学家王阳明对其的阐释，二者在存在着一部分内在的继承关系的背景下，最终走向了截然不同的发展路径。
本文将以本体论、功夫论、知行观三个维度为出发点，探究朱熹和王阳明在“格物致知”思想最终发展的成果上产生差异的原因，把视角放在当时的历史进程中，来更好地理解二者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
关键词：格物致知；心；理；致良知从汉代《大学》中总结出三纲八目以来，“格物致知”在后来的学术史中，就作为中国哲学的一个重要概念而历代相传相解。
客观的来说，自明清时期理学产生，程朱和陆王虽同为在宋明理学内部的唯心主义阵营的代表，但在思想上却充斥着激烈的对抗，而这种“理”与“心”的交锋，在丰富了宋明理学内涵的基础上，促进了其各自的思想在各个范畴和概念类的多元化。
因而朱熹和王阳明作为在“理学”和“心学”上的集大成者，他们的部分思想一方面针锋相对，一方面，则又处处可见其批判和继承，这一点在二者对于“格物致知”思想的不同诠释上体现的尤为显著。
一、朱熹对“格物致知”的诠释“格物致知”作为中国哲学的一个重要概念，它最早是出现在《大学》，在汉唐诸儒以及新儒学思潮的进一步发展后，逐步确立了《大学》的核心地位，从《大学》开始，“格物致知”也作为三纲领八条目中的内容，被正式提出，成为儒家对于理想人格的最终确立标准里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而朱熹对其也是十分关注。
他在《大学章句集注》中将大学分为经传两部分，又对“格物致知”做了一个基本的解释，即天下万事万物都有一“理”字，日积月累的向外探求实践，以至其极，经年累月后，一旦融会贯通，便能通晓天地之间的全部奥妙。
把“格物致知”从文本上拆分来看，“格物者，格，尽也。
须是穷尽事物之理，若是穷得两三分，便未是格物，须是穷尽得到十分，方是格物。
朱熹和王阳明在“格物致知”解释上的根本区别
朱熹和王阳明在“格物致知”解释上的根本区别作者：卓涵来源：《青年时代》2019年第16期摘要：格物致知是儒家思想中的一个重要概念。
朱熹和王阳明，作为宋明理学两大对峙学派的代表人物，对格物致知的解释截然不同。
朱熹注重在事物上求理求知，而王阳明注重致本然之良知于事物。
正是这种不同，导致了程朱理学和阳明心学在治学路径上的方向差异。
关键词：朱熹；王阳明；格物致知；致良知朱熹和王阳明是双峰并峙式的宋明理学大师，但两人的学问宗旨有根本不同，尤其在“格物致知”的解释和发挥上，两人的区别最为明显，造成了后世不同的治学方向。
一、朱熹对格物致知的解释：格物穷理“格物致知”语出《大学》。
《大学》云：“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
致知在格物。
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
”[1]朱熹惟恐人们理解不透，对于“格物致知”做了详解：“所谓致知在格物者，言欲致吾之知，在即物而穷其理也。
人心之灵莫不有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惟于理有未穷，故其知有不尽也。
是以《大学》始教，必始学者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以求至乎其极。
至于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贯通焉，则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矣。
此谓物格，此谓知之至也。
”[2]朱熹认为道理散见于事物上，需要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格尽天下万物，大道才能贯通。
但，朱熹的观点其实是有违儒家之道、孔孟之训的。
儒家正统观点是良知天赋。
孔夫子虽然很少言天道和性，但他的言行是绝对支持后来的孟子的良知天赋说的。
孔子曰：“吾有知乎哉？无知也。
有鄙夫问于我，空空如也。
我叩其两端而竭焉。
”[3]孔子坦陈他并非生而知之者。
可为何一问便知，并非他事先花了很多精力储备了大量知识和技能，而是因为他有“一以贯之”的道，即良知。
孔夫子有一颗尊崇周公的诚心，所以，遇到祭祀周公这类事情，他会主动去学习祭祀周公的礼仪。
农夫问他事情，能就着事物的本末，逐步启发农夫，自己也逐渐明白了事理。
二、王阳明对格物致知的解释：致良知于事事物物与朱熹不同，王阳明则说：“致知，致吾心之良知于事事物物。
朱熹和王阳明的天理观
朱熹和王阳明的天理观朱熹和王阳明都是中国哲学史上的重要人物，他们的天理观具有一定的相同点和不同点。
相同点：1. 都认为天理是宇宙万物的本原。
朱熹认为，天理是宇宙万物的本原，万物皆禀受天理而生，包括人类。
王阳明也认为，天理是宇宙万物的本原，万物皆禀受天理，人类也不例外。
2. 都认为天理是道德规范的来源。
朱熹认为，天理是道德规范的来源，人类应该遵循天理，按照道德规范行事。
王阳明也认为，天理是道德规范的来源，人类应该遵循天理，追求内心的良知和道德境界。
3. 都认为天理是人类智慧的源泉。
朱熹认为，天理是人类智慧的源泉，人类通过学习和思考可以认识天理，掌握宇宙万物的规律。
王阳明也认为，天理是人类智慧的源泉，人类通过内心的良知可以认识天理，实现内心的良知和道德境界。
不同点：1. 朱熹认为，天理是外在的客观存在，人类需要通过学习和思考才能认识天理。
而王阳明则认为，天理是内在的良知，人类只需要通过内心的体验和领悟就能认识天理。
2. 朱熹认为，人类需要遵循天理，按照道德规范行事。
而王阳明则认为，人类应该追求内心的良知和道德境界，实现内在的自由和真正的幸福。
3. 朱熹认为，人类的认识和行为都应该符合天理。
而王阳明则认为，人类的内心良知是自由的，人类的意识和行为都应该听从内心的良知，实现内在的自由和真正的幸福。
朱熹和王阳明的天理观具有一定的相同点和不同点。
他们都认为天理是宇宙万物的本原、道德规范的来源和人类智慧的源泉。
但是朱熹强调外在的客观存在和遵循道德规范的重要性，而王阳明则强调内在的良知和追求内在的自由和真正的幸福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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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朱子和与王阳明思想之异同
朱熹——宋朝理学的集大成者，他继承了北宋时期程颢、程颐的理学，完成了客观唯心主义的体系。
认为理是世界的本质，“理在先，气在后”，提出“存天理，灭人欲”。
朱熹学识渊博，对经学、史学、文学、乐律乃至自然科学都有研究。
在思想上有理气论、动静观、格物致知论、心性理欲论等观点。
王守仁——明代最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文学家、书法家、哲学家和军事家。
是陆王心学之集大成者。
他发展了陆九渊的学说，精通儒、释、道三教思想。
思想主张——心外无理、知行合一、致良知、惟求其是。
一、相同之处
朱子和王守仁都是我国古代儒家思想集大成者，两人都是唯心主义者，同出于封建社会之中，两人生活的年代虽有很大不同，但思想上有诸多想通，两人都主张“存天理，灭人欲”，为封建社会发展扫清道德障碍，主张“明人伦”的教育目的。
朱熹和王阳明都认为天地间有一个理在，这个理是天底下万物都遵循也应该遵循的准则，人是因为有私欲在，所以理不明，这个准则没有发挥最大的作用，所以社会就乱。
反过来，要解决现实的社会问题，就应该从人的私欲克制下手，以修身为手段，使自己的私欲缩小到一定程度（朱熹认为应该完全消失）就是君子，再缩小到没有就成了圣人，王阳明即使归宗儒家后思想也经历了从理学中蜕变的再自成一家的过程。
这算是早年的相同。
后来二者产生的分歧越发大了，王阳明认为儒家的精髓并不在乎所谓的理想准则而在于完整的人格，也就不太说理，转而用心这个名词了
二、不同之处
朱熹与王阳明的区别确实是在“性即理”与“心即理”上，但这个东西并不玄乎，可以用大白话说清楚。
朱熹讲性即理，认为人的本性是好的，但是我们在生活过程中会逐渐形成许多偏见，包括潜意识里的偏见（理学上叫未发之前），比如“我长得不好看”、“我没用”等等，人的全部思想行动由这些前提条件出发，同时产生了许多负面情绪，遮蔽了人的眼睛、影响了人的行动。
这些偏见（包括由此而来的情绪）不是人的本性，不是天理，而是人欲，是习气（理学上又叫客气，“客”是外在的意思），朱熹要灭的就是这些东西。
他把这些东西看作是人心里的墙，人要努力拆掉自己心里的墙，拆出来的路就是人的本性，就是天理。
朱熹是拆迁队的。
王阳明不讲性即理，他讲心即理。
他的意思就是，难道我不把墙拆掉，我就一直站在这里拆，别的都不干了吗？墙是死的，可是人是活的，我们绕着墙走，照样前进。
表面上看，绕着墙走是走弯路，但走起来却更快，因为你一直傻站在那里拆墙，拆掉一面走一段，虽然走的是直路，可是费时费力，事倍功半。
那个弯路在王阳明看来才是真正的直路，墙就在那里，你不去撞墙就是了，绕过去跟你拆掉他，结果都是一样的：都是从这面墙前边走到了这面墙后边。
朱熹的观点是，只要我们向前走，我们总会遇到墙。
阳明的观点是，只要我们向前走，我们总会找到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