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文学史“作家作品中心论”批判
《彷徨》：鲁迅的现代主义思想和对中国社会的批判
彷徨：鲁迅的现代主义思想和对中国社会的批判引言在20世纪初，中国社会争先进入了一个动荡不安的时期。
这个时期充满了政治腐败、道德沦丧和社会的混乱。
作为一位杰出的文学家和思想家，鲁迅以其对现实的观察和敏锐的洞察力，提出了他独特的现代主义思想，同时对中国社会进行了深刻而尖锐的批判。
本文将探讨鲁迅在他的作品中所表达的现代主义思想，并分析他对中国社会问题的批判。
鲁迅与现代主义思想1.现代主义思想简介：现代主义是20世纪初欧美文学和艺术领域中一种重要派别，强调个体主义、反传统、反权威等核心理念。
2.鲁迅与西方现代主义接触：鲁迅经历过留学日本与法国，在那里接触到西方现代主义文化，并受其影响。
3.鲁迅对传统文化的质疑：鲁迅批判封建传统文化的束缚和僵化，提倡解放个人自由和思想。
4.鲁迅对个体命运的探索：鲁迅通过刻画个体生活的困境和挣扎来展示现代社会中人们的无奈与孤独感。
鲁迅对中国社会的批判1.重视民众命运：鲁迅关注中国底层劳动者和农民的贫困、悲惨命运，揭示社会不公正和阶级差异。
2.坚决反抗封建主义：鲁迅通过作品批判官僚体制、男权主义和封建伦理观念对个人自由和人权的侵害。
3.指责知识分子的虚伪与背叛：鲁迅深刻揭示知识分子在权力面前的妥协和背叛，指责他们对社会问题漠不关心。
鲁迅作品中表达现代主义思想与批判中国社会问题的例子1."狂人日记"：通过一个精神畸形但敏锐地触及社会问题的主角，质疑封建道德和知识分子的虚伪。
2."阿Q正传"：通过阿Q这个形象，批判中国人对命运的无奈与沉默，揭示社会不公平以及自卑感带来的羞辱。
3."药"：通过一个反叛者的内心独白，揭示了对现代生活中虚假和世俗化的批判。
结论鲁迅作为中国现代主义思想的重要代表之一，通过其作品深刻地揭示了社会问题，并提出了对传统文化和社会结构的批判。
他对中国社会问题进行的探索和反思，拓宽了人们对现代主义思想及其在中国背景下应用的理解。
中国现代文学中的社会批判
中国现代文学中的社会批判中国现代文学是一个多元而丰富的领域，通过对社会现象的批判，作家们展示了他们对社会问题的关注和思考。
这些作品通过不同的形式和主题，揭示了社会的弊端和不公，引起了读者的共鸣和思考。
本文将以几个代表性的作品为例，探讨中国现代文学中的社会批判。
一、《围城》《围城》是钱钟书的代表作之一，通过对上海小市民的生活进行描写和分析，展现了中国社会中的种种荒谬和虚伪。
小说中的主人公方鸿渐是一个具有文化自卑感的知识分子，他面对社会的各种压力和诱惑，最终选择了妥协和逃避。
小说以幽默的笔调揭示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束缚以及知识分子的无奈和矛盾。
通过对社会现象的批判，钱钟书深刻地反思了中国社会的价值观和道德观念。
二、《红高粱家族》《红高粱家族》是莫言的代表作之一，通过对中国农村的描写，展现了中国社会中的封建残余和农民的苦难。
小说以一个家族为背景，通过对家族成员的命运和遭遇进行叙述，揭示了农民在封建社会和现代社会中的困境和无奈。
小说中的人物形象鲜明，情节曲折动人，通过对农民的生活进行真实而深刻的描写，莫言批判了封建社会的不公和农民的艰辛。
三、《活着》《活着》是余华的代表作之一，通过对一个普通农民的一生进行叙述，展现了中国社会中的苦难和人性的扭曲。
小说中的主人公福贵在中国历经了战争、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等一系列社会动荡，他失去了家庭、亲人和尊严，最终成为了社会的边缘人。
小说以朴实的语言和细腻的描写，呈现了中国社会中的荒诞和人性的悲剧。
通过对社会现象的批判，余华深刻地反思了中国社会的历史和现实。
四、《白鹿原》《白鹿原》是陈忠实的代表作之一，通过对一个家族的兴衰和命运进行叙述，展现了中国社会中的封建残余和人性的扭曲。
小说以一个村庄为背景，通过对村民的生活和命运进行描写，揭示了封建社会和现代社会中的不公和农民的苦难。
小说中的人物形象丰满，情节曲折动人，通过对中国农村的描写，陈忠实批判了封建社会的腐朽和农民的艰辛。
通过对以上几个代表作品的分析，可以看出中国现代文学中的社会批判主题在不同作家和作品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现代文学理论批评的现代性特征
现代文学理论批评的现代性特征现代文学理论批评的现代性特征“五四”文学革命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引起了划时代的变革，也开始了文学理论批评的新阶段。
虽然比起创作，理论主张的阐述和文学批评的运用，显得不够活跃、充分，成就也有所不如；但文学革命却发韧于理论的倡导，然后才有创作的实践，在以后的一次又一次的革新和变动中，理论批评也经常起着开拓道路的作用。
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呈现出鲜明的现代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理论的开拓性在“五四”文学革命的倡导者中，胡适率先提出文学改良的倡议；陈独秀明确地提出了文学革命的口号；周作人倡导“人的文学”的主张，主张的“平民文学”、“民众文学”；鲁迅、李大钊、周作人等认为必须从文学语言、形式的改革，进入到作家思想和作品内容的革新，将文学革命推向深入；李大钊还从社会经济的变动说明文化思想的变动，给这场革命的发生作出了马克思主义的解本文由收集整理释，揭示了它的社会本质和历史必然性。
此外，钱玄同、刘半农、傅斯年等人也纷纷提出革新文学的看法。
这些主张，就政治态度、思想体系、文学观点而言，互有差异和分歧；但总的说来，都是反对封建主义的旧文学，提倡民主主义的新文学，他们共同掀起了一场中国文学史上前所未有的伟大变革。
这些倡导者还就建设怎样的新文学，作了多方面的理论上的探讨。
这些理论批评文章本身，构成了中国现代文论的第一批文献。
现代的文学批评是随着新的文学创作的出现而逐步开展起来的，以新的理论主张为依据，促进新的文学成长。
如在关于郁达夫的小说《沉沦》和汪静之的诗作《蕙的风》的辩论中，周作人、鲁迅等人以个性解放、现代爱情的观点，批驳了指责这些作品“诲淫”的非难。
闻一多关于郭沫若《女神》的评论，发现并肯定它的时代精神，同时批评了它缺乏地方色彩（民族性）的倾向，进而指出“诗同一切的艺术应是时代的经线，同地方纬线所编织成的一匹锦”（《〈女神〉之地方色彩》），同时强调了文学的时代性和民族性。
在各家（比如沈雁冰、成仿吾、冯文炳、张定璜等人）关于鲁迅和《呐喊》的褒贬取舍中，鲜明地表现出持有各种理论观点的批评家对于同一个作家作品截然不同的理解和评价。
中国现代文学中的文化批判与反思
中国现代文学中的文化批判与反思中国现代文学是一座丰富多彩的文化宝库，其中蕴含着丰富的文化批判与反思。
在这些文学作品中，作家们通过对社会现象、人性弊端以及传统文化的反思，揭示了中国社会的弊病和问题，同时也提出了对于未来发展的思考和期望。
首先，中国现代文学中的文化批判主要集中在社会现象的揭示上。
作家们通过对社会现象的细致观察和深入思考，呈现出一个个社会现象的真实面貌。
例如，鲁迅的《狂人日记》通过对疯狂的社会现象的描绘，批判了当时中国社会的腐败和虚伪。
这个故事中的主人公，一个被社会所逼疯的人，成为了对社会弊病的象征。
通过这个形象化的描写，鲁迅成功地将社会的疯狂暴露在了阳光下，引起了读者的深思。
其次，中国现代文学中的文化批判还涉及到人性的弊端。
作家们通过对人性的深入剖析，揭示了人们内心的黑暗面。
例如，莫言的《红高粱家族》通过对一个家族的历史变迁的描写，展现了人性的贪婪、残忍和欺骗。
小说中的人物形象鲜活而真实，他们的行为和思想暴露出了人性的丑陋。
这种对人性的批判和反思，使读者对自己的行为和思想进行了反思，从而引发了对于人性的深刻思考。
此外，中国现代文学中的文化批判还涉及到对传统文化的反思。
作家们通过对传统文化的重新审视和思考，揭示了其中的弊端和问题。
例如，余华的《活着》通过对一个农民的一生的描写，批判了封建礼教对人性的压迫和摧残。
小说中的主人公在传统文化的束缚下，失去了自由和尊严，最终活成了一个行尸走肉。
这种对传统文化的批判和反思，引发了读者对于传统文化的重新思考和对于自由和尊严的珍视。
然而，中国现代文学中的文化批判与反思并不仅仅是对问题的揭示，更重要的是对未来发展的思考和期望。
作家们通过对问题的批判和反思，提出了对于未来的美好向往和期望。
例如，杨绛的《我们仨》通过对家庭和亲情的描写，呼吁人们重视家庭和亲情的重要性。
小说中的家庭温馨和睦，传递出了对于美好家庭的向往和期望。
这种对未来的思考和期望，使读者对于现实中的问题有了更加积极的态度和行动。
中国现代文学中的政治批判与社会议题
中国现代文学中的政治批判与社会议题中国现代文学是中国社会发展的一面镜子，反映了社会的变迁和人们的思想观念。
在这些文学作品中，政治批判和社会议题经常成为作者表达自己观点的重要方式。
本文将从不同角度探讨中国现代文学中的政治批判与社会议题，以期加深我们对这一领域的理解。
首先，政治批判在中国现代文学中占据重要地位。
在中国历史上，政治一直是社会发展的核心问题，因此，作家们往往通过对政治的批判来表达自己对社会现象的看法。
例如，鲁迅的《狂人日记》以疯狂的主人公来批判封建社会的腐败和愚昧，引起了广泛的共鸣。
同样，余华的《活着》通过描述一个普通农民的悲惨命运，揭示了社会改革中的问题和人性的扭曲。
这些作品中的政治批判不仅是对当时社会现象的反思，也是对人性的深刻思考。
其次，社会议题也是中国现代文学中的重要内容。
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社会问题也日益凸显。
作家们通过文学作品来呈现这些问题，并引发公众对社会议题的关注。
例如，王小波的《黄金时代》以女性主人公的视角，揭示了女性在传统家庭中的困境和对自由的渴望。
这部小说不仅引起了广泛的讨论，也对中国社会对待女性权益的认识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另外，莫言的《蛙》通过讲述一个农民在城市中寻找儿子的故事，探讨了城乡差距和社会不公的问题。
这些作品通过描绘社会议题，引发了公众对社会问题的思考和讨论。
此外，中国现代文学中的政治批判和社会议题也体现了作家们的文学追求。
他们希望通过文学作品来传递自己对社会的观察和思考，以期引起读者的共鸣和思考。
作家们往往通过刻画人物形象、描绘社会环境和构建情节来表达自己的观点。
他们通过文学的形式将政治批判和社会议题巧妙地融入作品中，使其更具有艺术性和感染力。
例如，莫言的《红高粱家族》通过讲述一个家族的兴衰，反映了中国近代历史的变迁和人性的复杂。
这部小说通过细腻的描写和复杂的情节，使读者对历史和人性有了更深入的思考。
总之，中国现代文学中的政治批判与社会议题是作家们表达自己观点的重要方式。
朱自清的文学批评与文学思想
朱自清的文学批评与文学思想朱自清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重要人物，不仅是一位杰出的作家，也是一位卓越的文学批评家和文学思想家。
他的文学批评以独到的洞察力和深刻的思考而闻名，深深影响了中国文学界的发展。
一、朱自清的文学批评风格朱自清的文学批评风格独树一帜，以平实、简明的语言表达权威观点。
他强调作品的思想性和情感性，并注重作品与社会的关系。
在批评中，朱自清提倡“严谨的价值批评”，主张以理性审视艺术作品，并从中寻找价值，而非局限于主观情感或流行口味。
他的批评作品中充满了思索和反思，既对作品本身进行评价，又对中国文学历史及当时社会背景进行分析。
二、朱自清对文学的评价标准朱自清对文学的评价标准主要包括艺术性、真实性和永恒性。
他认为好的文学作品必须具备艺术性，即用语准确、形象生动、富有音乐美，并能够引起读者共鸣。
同时，作品也要具备真实性，即揭示生活的本质和现实，具有真实感和说服力。
而永恒性则要求作品能够超越时空的限制，长久地影响和启发人们的思考。
三、朱自清的文学思想朱自清对文学的思考贯穿于他的作品和批评中。
他强调文学创作的价值在于对人性的揭示和思想的发表，主张作家应该关注社会现实，呼吁作家要有感悟力和责任感。
他在《匆匆》一文中写道：“我只知道凡是人的，都值得同情，都值得怜悯。
”这句话表达了他对人性的关注和同情之情。
朱自清还积极探讨散文的艺术性和特点，提倡自然、朴素的写作风格，并常用散文形式来宣泄个人情感和思想。
他的散文作品《背影》、《春》等广为流传，以深情细致的笔触展现了生活中的点滴，触动了读者的内心。
四、朱自清的影响与启示朱自清的文学批评和文学思想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他对文学的理性思考和批评观点的倡导，为中国文学界提供了新的方向和方法。
他的作品和思想引领了中国散文的发展，并对后来的一代作家和文论家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朱自清的文学批评与文学思想表明了文学对社会的重要作用，它可以启迪人们的思想，净化人们的心灵，传递正能量。
文学作品中的社会批判
文学作品中的社会批判文学作品是艺术创作的一种形式，不仅能够传递情感，表达美感，更可以通过作品中的人物、故事情节等元素来对社会现实进行批判。
在许多经典文学作品中，都能够看到对社会不公、阶级冲突和人性扭曲等议题的深刻反思。
下面，我们就来看看一些具有代表性的文学作品中的社会批判。
一、《红楼梦》《红楼梦》是中国古代文学中的经典之作，被誉为“中国文化的巅峰”。
这部小说不仅有着精美的描写和丰富的情节，更将封建社会的黑暗面呈现在读者面前。
从人物设定到情节展开，小说中都深刻地反映了封建社会中女性的地位低下、官场腐败、贪欲横行等问题，多次对封建社会进行了深刻的批判。
二、《1984》《1984》是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的著名小说，也是20世纪最有影响力的文学作品之一。
小说中所描绘的极权社会可以说是人类历史上最黑暗的时期之一，让人们又一次深切地认识到暴政所带来的危害。
作品中通过主人公温斯顿的视角，对极权主义的现实和危害进行深刻的揭露和批判，引人深思。
三、《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是苏联作家奥斯特洛夫斯基的代表作品，描写了一个工人革命家的成长历程及其在工业化时代中的历史使命。
小说中所描述的社会环境、生产现场等细节，都体现出了肆意发展的工业化所带来的劳动力严峻的残酷生活。
作品中充满了对剥削制度和阶级压迫的控诉，具有强烈的社会批判意义。
四、《动物农场》《动物农场》是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的另一部经典作品。
小说主要讲述了动物们反抗人类占领和剥削的故事，具有很强的寓言意义。
作品中虽然以动物为主人公，但所表达的是对人类社会中权力腐败、阶级压迫等问题的批判。
小说对于当时的苏联社会和社会主义制度进行了尖锐的批判，也引起了广泛的社会关注和反响。
以上是一些著名文学作品中的社会批判，通过对这些作品的分析，我们可以认识到文学作品可以不仅仅是娱乐，更可以是深刻的社会批判。
文学作品中的社会批判可以引发思考和反思，推动社会进步和文化发展。
中国当代文学史三大批判运动的内容及影响
中国当代文学史三大批判运动的内容及影
响
一、对电影《武训传》批判始终是围绕xxx制定的中心问题展开的，文学受到政治因素的极大影响，贬低了农民革命的作用。
其中xx宣扬义学成功，而进行起义却失败了，二者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二、对xxx《红楼梦研究》批判，xxx等利用对《红楼梦》研究的批判主要是为了开展反对古典文学领域毒害青年三十余年的xx派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斗争，而xx的《红楼梦辩》一书则是《唯心论》的代表作品，当头之作，因此被人们的批判程度广度也更为深刻。
三、对xx文艺思想的批判，在xx与xx的对立中，xx明确地维护了xx，在《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一文中，xx指出是有为的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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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承认，作家作品是文学史中最重要的文学现象，也是最显著的文学现象。
就目前的世界性文学评价体系来说，是否具有伟大的作家和经典性的作品，一直是衡量一个民族或国家或时代的文学成绩的最重要标准。
客观公正地说，文学流派、文学思潮、文学社团、文学批评、文学教育以及文学体制、文学传媒等，其结果最终都要不同程度地体现在作家和作品上。
文学思潮、文学流派、文学社团、文学传媒、文学教育、文学批评的发达与繁荣本身并不能直接证明文学的发达与繁荣。
同样，文学体制的合理性也不能直接作为衡量文学成就的尺度，文学成就最终要归结为作家和作品，要以作家的作品说话。
但是，文学史不是文学成就史、文学结果史，文学史同时更是文学发展史、文学过程史。
把中国现代文学史写成中国现代文学作家和作品史，虽然突出了中国现代文学的成就，并且非常有利于文学教育，但从文学的历史过程来说，这是有明显的缺陷和弊端的。
它强调了“文学”但却淡化了“史”。
据黄修己先生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史“作家论型”模式是从1956年《中国文学史教学大纲》开始确立的，“《大纲》则创立了以作家为基本单位所构搭的体例，不妨称之为‘作家论型’，即以文艺运动分割出文学阶段后，将各阶段作家依其地位分成大小队列，依次排列。
”(注：黄修己：《中国新文学史编纂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81页。
)但需要补充说明的是“作家论”的深层根据是“作品论”。
也就是说，作家的地位和成就是根据相应的作品的价值和地位来决定的。
这样，可以说，1956年的《中国文学史教学大纲》确立了中国文学史“作家作品中心”的编写模式。
但中国现代文学史以及推而广之的中国文学史的“作家作品中心论”模式的确立和迅速地获得广泛的认同，其理论背景和知识基础是非常复杂的。
中国传统的历史观念、西方“文学史”概念作为话语方式的权力、中国自本世纪初以来文学史的本土建构积淀等，从深层上规定的影响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作家作品中心论”模式的建立。
我们把当今的中国文学史和自《史记》以来的中国正统的史著相比较，发现二者在模式上何其相似乃尔，不同在于，“二十五史”叙述的是帝王将相、王公大臣以及其他社会名流，而中国文学史叙述的则是作家作品。
二者的叙述逻辑更是惊人地相似，都是按地位和功绩排座次，其地位的高低与叙述的章节和篇幅成正比例关系。
这里，中国传统的历史观以及表述方式对中国现代文学史的“作家作品中心”模式应该说具有深层的影响。
同时，“文学”及“文学史”话语深刻地影响中国文学史学科的建构。
中国古代只有“艺文志”、诗话、词话以及历史层累性质的经籍“注疏”。
现代意义上的“文学史”概念是从西方引进的。
而“文学史”作为概念其背后是更大的、具有整体性的西方话语，诸如比较表面的哲学、历史、伦理学、法学、心理学、教育学以及更为深层的理性、逻辑、进化、科学等概念，文学、哲学、历史的分科本质上是西方理性主义话语的产物。
所以，西方话语是一个整体或者语言学说中所说的“系统”，而中国古代话语则是另一种体系。
当西方话语没有从整体上进入中国的时候，“文学史”概念在古代汉语语境中是不具有独立意义的，就是说，它事实上不能脱离它的语言体系而独立地进入古汉语中。
中国古代只有西方意义上的文学现象而不存在西方式的文学表述或命名，所以，西方“文学”概念在中国得以通行，它必须以对中国文化现象进行重新分割作为前提，也就是说，文学作为概念及其疆界是和哲学、历史、语言学这些概念以及相应的学科疆界同时确立的。
在这一意义上，20世纪初，文学史概念在中国的种种境遇实际上反映了话语之间的冲突，以及中国现代话语形成的过程。
当哲学、历史、语言学这些概念还没有完全引进的时候，文学史的概念缺乏它自己语言体系的定位，中国文学史便出现了本世纪初的流离、游移、边界晃荡的状况。
中国古代历史作为文化方式虽然非常发达，并且积累了丰富的知识，但中国古代没有文学史。
“文学史”是从西方引进的概念，同时也是对文学进行重新言说的话语方式。
按照索绪尔的观点，词语的意义是在词语的比较中根据整体性原则确定的，就是说，词义与语境有很大的关系。
“文学”作为从西方输入的概念其语义也是这样，它的意义实际上是在和同样是从西方输入的比如“哲学”、“历史”、“教育”、“文化”、“伦理”等概念的相互关系中确定的，正是在和它们的区别的过程中“文学”确定自己的知识边界。
在中国古代，文学是一个非常宽泛的概念，它不仅包括今天所说的文学，同时还包括文字学、经学、音韵学、历史学、文章学等，所以，早期的中国文学史比如林传甲的《中国文学史》、黄人的《中国文学史》。
虽然“文学史”理念是从西方引进的，但“文”的概念却是中国传统的，文学史总体上表出明显的中西杂揉的痕迹。
随“文学”概念的进一步西方化，以及更为广泛的西方话语的引进和被接受，中国文学史越来越走向审美性和艺术性的作品模式，即“作家作品中心论”。
二十年代初期凌独见说：“从来编文学史的人，都是叙述某时代有某某几个大作家?某大作家，某字某地人?做过什么官，有什么作品?作品怎样好坏。
”(注：凌独见：《国语文学史纲》，商务印书馆( 上海)，1922年版，“自序”。
)也就是说，“作家作品中心论”的文学史模式在20年代就已经非常普及。
当然，我们承认“文学”和“文学史”作为话语方式是从西方引进的，它们对我们目前的“作家作品中心”的文学史模式具有深刻的影响。
但同时我们也承认，“文学”和“文学史”的概念在引入中国的过程中，由于语言体系的不同以及深广的文化的不同，它们都发生了变异，即中国化了。
所以，近代以来，中国在引入过程中逐渐确立的“文学”和“文学史”话语又具有中国性。
在这一意义上，目前的“作家作品中心”的文学史模式是逐步建立起来的。
而在这逐渐建构的过程中，赵家璧主编的《中国新文学大系》显然是一个重要的“事件”。
旅美学者刘禾曾对《中国新文学大系》在中国现代文学合法化、经典化的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做过专门性的研究。
她的观点是：“新文学大系”在确定新文学的经典的过程中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自从胡适、郑振铎、鲁迅以及《大系》的其他编者奠定了经典性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观的基础后，这种千篇一律的叙述在中国大陆、在美国和欧洲被一遍一遍地讲述着。
”“《大系》出版以来，后来的文学史著作扩展了其内容，并使自己跟上时代以适应1927年以后现代文学史的新发展。
但《大系》的概念范式—分期、体裁等等—在后来中国大陆学者所写的文学史中几乎没有任何改变。
……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通过抹去《大系》所包括的一些作家来建立一种政治上正确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观。
”(注：刘禾：《跨语际实践—文学，民族文化与被译介的现代性(中国，1900-1937)》，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323、327页。
)五四新文学之后，文学史对新文学在整个五四以来的文学史中的地位如何确定，很长一段时间都很混乱。
五四时期，陈独秀、胡适都希望用新文学取代旧文学，并且胡适还试图在“中国文学史”的书写中论证新文学的历史必然性以及“新文学运动”的彻底胜利。
但新文学并没有事实上取代旧文学，相反，五四之后新文学还有一个消沉的时期。
上世纪30年代的时候刘半农还抱怨曾轰动一时的白话诗，“然而到了现在，竟有些像古董来了”。
(注：刘半农：《半农杂文二集》，上海书店出版，1983年版，第352 页。
)《中国新文学大系》的编纂以及其它相类似的新文学叙述活动则以一种话语权力的方式重塑了新文学。
“新文学大系”实际上是建立了一套新文学的话语，通过这套话语的确立最终使新文学合法化。
并且，“新文学”话语具有专断性。
这种专断性的话语最后成为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的基本话语方式，这就使“新文学”从语言学的深层次上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书写中一直具有霸权的地位。
“新文学大系”所确定“新文学”的术语、概念、范畴特别是“作家作品中心”的叙述模式，后来一直为中国现代文学史所沿用。
二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大凡有地位的作家，都有相应的经典性的作品。
作家的“级别”和“等次”与作品的“级别”和“等次”是相一致的。
这与现实生活中作家按照行政“级别”排序和按照道德修养与人品的伦理性等次有很大的不同。
在这一意义上，中国现代文学史“作家论型”从根本上又是“作品论型”。
纵观中国现代文学史，我们可以看到，对历史上优秀作品的介绍、分析和赏析占了文学史很大的篇幅，这与中国现代文学史作为学科的教育性质有很大的关系。
在目前，中国现代文学既是一个学术领域，但更是一个学科。
在中国，文学史教育是文学教育的一个重要途径和方式，当今中文学科的文学知识教育与文学水平教育主要是通过文学史教育的方式来实现的。
所以，大学中文系专业设置中，文学史占的比重很大，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分量尤其重。
与这种文学教育理念相一致，我们现行的文学史特别强调对优秀作家和作品的分析，文学史研究的重点与非重点往往以文学的成就作为标准，文学史教科书在文字篇幅上的多少与作家和作品的轻重成正比例，对于学习来说，文学评论的标准就是在这种文学史学习的过程中不经意地建构起来的。
这样，相应地，文学史就变成了文学成就史和杰出作家史，而文学发展史包括文学史、思想史等相对地被忽略了。
“作家作品中心论”这种模式既符合中国史传传统，在方式上也能够为人们所接受，同时又便于教学和编纂，所以，这种模式得到广泛的认可，不断地被沿袭，以至形成一种根深蒂固的传统，即“本位观”。
我们看到，不论是“现代文学史”还是“当代文学史”，都是这样一种模式。
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曹禺、艾青、赵树理、柳青、王蒙、贾平凹等构成了中国现代文学的代表，他们的作品构成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典范，一部中国现代文学史就是一部中国现代作家作品史。
因此，中国现代文学家的“本世”、“世家”、“列传”便构成了中国现代文学史的主体。
于是，中国现代文学史的“重写”便体现为一种作家和作品的重新排座次，便体现为作家的发现与作品的发现以及与此相对应的作家的消隐与作品的消隐。
这实际上反映了我们重主流、重成就、重名作家、重名作品这样一种中国文学本位观。
必须承认，对于文学史来说，作家、作品是最重要的。
优秀的作家和作品应该得到突出的介绍和书写，“以史为鉴”应该说是文学史最重要的目的之一，而学习优秀作家的创作经验和以经典的作品为学习的楷模，把文学知识、文学理论的学习融于经典作品的分析和欣赏之中，这可以说是文学的“以史为鉴”的最为正常的方式。
但文学史不论是从发展线索来说，还是从文学现象来说，都不只是作家与作品，还有作家和作品赖以存在的前提性基础，比如文学思潮和流派、文学的社会接受和承传方式、文体演变的内在性规律等，这都应该是文学史的重要内容。
它们和时代的文化、哲学、伦理道德等共同构成了文学作品的根基，就学习而言，同样是重要的内容，也值得借鉴。
中国现代文学史为什么不能写成文学接受史、文学思潮史、文学形式流变史呢?现代解释文学理论和接受美学已经充分证明，文学作为一个完整的过程，不仅包括“每一件艺术作家写出作品，同时还包括读者接受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