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古中国与西亚文化交流
中国文明的起源与诸夏认同的产生
中国文明的起源与诸夏认同的产生中国文明，拥有着悠久的历史和广阔的幅员，是世界上最为独特的文明之一。
它的起源和发展，自古至今，始终吸引着无数人的目光。
同样，诸夏认同作为中国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引起了广泛的。
本文将探讨中国文明的起源和诸夏认同的产生，以深入理解这两者在中国历史和文化中的重要地位。
中国文明的起源可以追溯到数千年前的古代中国。
考古发掘表明，早在旧石器时代，中国土地上就有人类居住。
到了新石器时代，出现了以农业为基础的定居生活，人类开始逐步形成文明。
夏、商、周三代是中国文明的雏形，它们的历史记载于《史记》等古代文献中。
这一时期，出现了汉字、青铜器、城市等文明要素，标志着中国文明的诞生。
中国文明的特点和优势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中国文明历史悠久，拥有世界上最古老、最连续的历史记录之一。
中国文明幅员辽阔，涵盖了不同的地理环境和民族，形成了多元化的文化特色。
中国文明重视礼仪、道德和人伦关系，强调社会秩序和稳定。
中国文明拥有独特的哲学、文学、艺术和科技成就，为人类文明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中国文明对周边地区和世界的影响和贡献也是巨大的。
以汉字为例，它是世界上使用最广泛的文字之一，对日本、韩国等国的文字产生了深远影响。
中国的哲学、思想和艺术成果也对世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例如，儒家的“仁爱”思想、道家的“无为而治”等思想观念，以及中国的书法、绘画等艺术形式，都在全球范围内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诸夏认同是指对于中国文明和文化的认同感和归属感。
它的产生可以追溯到中国古代的华夏文明，而现代诸夏认同则是在中华民国的建立和发展过程中逐步形成的。
诸夏认同的主要内容包括文化、语言、历史等方面，它代表着一种民族自觉和文化的传承。
在现代社会中，诸夏认同的实际应用也十分广泛，主要体现在文化传承和国家认同上。
文化传承是诸夏认同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文化遗产，这些传统文化在诸夏认同的推动下得到了很好的传承和发展。
亚洲古代文明的历史变迁与国际交流
亚洲古代文明的历史变迁与国际交流亚洲古代文明以其悠久的历史、丰富的文化遗产和独特的发展轨迹而著称于世。
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亚洲大陆上孕育了许多辉煌的古代文明，包括古代印度、古代中国、古代埃及等。
这些文明经历了历史的变迁和演变，在其发展的过程中，与其他地区的国家和文化进行了频繁的交流与互动，形成了多元的亚洲文化格局。
古代亚洲各个文明的历史变迁与国际交流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各文明的繁荣与发展。
以古代印度文明为例，印度素有“文明的摇篮”之称，印度教、佛教以及梵文等文化元素深刻地影响着整个亚洲地区。
古代印度文明的变迁受到了不同文化的影响，起初受到伊朗-雅利安人的影响，后来受到希腊、波斯等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影响。
与此同时，印度也积极融入国际交流，早在公元前2世纪，印度就和希腊建立了密切的文化和商业交流，希腊文化对印度造成了深远的影响。
古代中国是另一个具有丰富历史文化的亚洲文明。
中国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
自古以来，中国就是东亚地区的文化中心和政治中心。
在中国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中国的政治、军事、经济以及科技成就对亚洲乃至整个世界发挥了巨大影响。
中国古代文明的变迁与亚洲其他文明之间的交流也是紧密相关的。
早在古代时期，中国丝绸之路的开辟，将中国和西方联系在一起，推动了贸易与文化的交流。
古代中国的文化元素，如道教、佛教、儒家思想等，也通过交流与其他文化相互渗透、影响，形成了独特的亚洲文化。
古代埃及文明在非洲亚洲交界的尼罗河流域中璀璨绽放，其世界奇迹般的金字塔与庙宇留存至今，是古老文明中的辉煌之一。
古代埃及的历史变迁与国际交流也是不可分割的。
埃及与希腊、罗马等地区之间的交流，是古代埃及文明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
通过海上贸易和军事征讨，希腊影响渗透到埃及，特别是埃及的亚历山大城成为了古代地中海贸易的重要中转站，带动了埃及文化的繁荣。
古代亚洲各文明之间的交流不仅仅局限于经济、文化层面，还涉及到政治和军事的交往。
古代亚洲各国之间的互动塑造了复杂的地缘政治格局，形成了多元而有趣的国际关系。
指起始于古代中国长安或洛阳,经甘肃、新疆,到中亚、西亚,并连接地中海各国的陆上通道。
指起始于古代中国长安或洛阳，经甘肃、新疆，到中亚、西亚，并连接地中海各国的陆上通道。
丝绸之路，指西汉（前202年-8年）时，由张骞出使西域开辟的以长安（今西安）和洛阳为东起点（一说以洛阳为起点），经甘肃、新疆，到中亚、西亚，并联结地中海各国的陆上通道（这条道路也被称为西北丝绸之路以区别日后另外两条冠以丝绸之路名称的交通路线）。
因为由这条路西运的货物中以丝绸制品的影响最大，故得此名。
其基本走向定于两汉时期，包括南道、中道、北道三条路线。
广义的丝绸之路指从上古开始陆续形成的，遍及欧亚大陆甚至包括北非和东非在内的长途商业贸易和文化交流线路的总称。
除了上述的路线之外，还包括在南北朝时期形成，在明末发挥巨大作用的海上丝绸之路和与西北丝绸之路同时出现，在元末取代西北丝绸之路成为路上交流通道的南方丝绸之路等等。
丝绸之路一词最早来自于德国地理学家费迪南·冯·李希霍芬
（Ferdinand von Richthofen）1877年出版的《中国》，有时也简称为丝路。
虽然丝绸之路是沿线各国共同促进经贸发展的产物，但很多人认为，中国的张骞两次通西域，开辟了中外交流的新纪元。
并成功将东西方之间最后的珠帘掀开。
从此，这条路线被作为国道踩了出来，各国使者、商人沿着张骞开通的道路，来往络绎不绝。
上至王公贵族，下至乞丐狱犯，都在这条路上留下了自己的足迹。
这条东西通路，将中原、西域与阿拉伯、波斯湾紧密联系在一起。
经过几个世纪的不断努力，丝绸之路向西伸展到了地中海。
广义上丝路的东段已经到达了韩国、日本，西段至法国、荷兰。
通过海路还可达意大利、埃及，成为亚洲和欧洲、非洲各国经济文化交流的友谊之路。
古代历史中的重要文化交流事件
古代历史中的重要文化交流事件从古代的秦汉时期，到中世纪的世界贸易网络，再到如今的全球化时代，文化交流一直是人类社会发展和演变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古代历史上，有许多重要的文化交流事件对人类文明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本文将聚焦于这些重要的古代历史中的文化交流事件，探讨它们的意义和影响。
第一，中国丝绸之路。
中国丝绸之路是古代时期最重要的贸易路线之一，连接了东方和西方，将中国的丝绸、茶叶、瓷器等宝贵商品运往欧洲、非洲和中东。
这条古代贸易路线不仅仅是商品的交流，更重要的是人与人之间的文化交流。
经过丝绸之路，东方文化传入西方，中西方的艺术、科学、哲学等方面都有了深刻的影响，形成了独特的文化融合。
第二，希腊城邦的兴起与文化传播。
希腊是古代世界最重要的文化中心之一，其城邦体制和民主政治为后世提供了重要的借鉴和启示。
古希腊城邦通过贸易、移民等形式与周边地区进行了广泛的文化交流。
希腊的哲学、文学、艺术等传承和发展了古代文明，对整个欧洲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并成为西方文化的基石。
第三，罗马帝国的征服与文化融合。
罗马帝国在古代是最强大的帝国之一，其征服行动不仅扩展了疆域，还带来了文化的交流和融合。
罗马将征服的地区纳入自己的版图，引入了许多外来文化元素，如希腊艺术、埃及宗教等，同时罗马文化也对被征服地区产生了重大影响，形成了独特的罗马文明。
第四，伊斯兰教的传播与文化变革。
伊斯兰教是古代最重要的宗教之一，其在7至8世纪迅速传播到亚洲、非洲和欧洲各地。
随着伊斯兰帝国的建立，伊斯兰文化与其他文化进行了广泛的交流与融合。
伊斯兰艺术、建筑、科学等在全球范围内影响深远，对中世纪的欧洲文艺复兴产生重要影响。
第五，古代印度文化的传播与影响。
古代印度是世界上最早的文明之一，其在古代的科学、哲学、艺术等领域取得了辉煌成就。
古代印度文化通过贸易、佛教传播等形式传入东南亚、中国、中亚等地，与当地文化发生了深入的交流与融合，形成了独特的文化景观。
这些重要的古代历史中的文化交流事件对人类文明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重新定义上古史：青铜文明，起源于中国，西迁带到中亚西亚
重新定义上古史：青铜文明，起源于中国，西迁带到中亚西亚自古以来，欲求知识，必往中国。
可是很遗憾，近50年来，出了很多很多，买办知识分子。
咦，三星堆出了青铜器，哦，那是中亚西亚人来中国，把技术带来的。
最近有部BBC的纪录片说，古希腊人到中国，指导秦始皇做兵马俑。
BBC这是自砸招牌。
这种操作，国内国外里应外合玩弄舆论，属于历史虚无和篡改历史。
性质恶劣。
三星堆2号祭祀坑，青铜人面具中亚西亚有什么条件，比蚩尤部落更早掌握青铜工艺《尸子》：“造冶者，蚩尤也。
”蚩尤部落，最早掌握青铜工艺。
中国造纸术，1270年前，怛罗斯之战后，才开始传入中亚。
1270年前，造纸都搞不定，中亚西亚人在唐朝几千年前，就在玩青铜器？西汉时期（公元前206年），即2227年前，中国就已经有造纸术。
虽然造纸术工艺，远远没有制作青铜大鼎复杂、困难，但就是比青铜工艺晚至少2840年发明。
历史就是这样发展的，按照事物发展之规律。
文字普及是很久以后的事，而且仅限于上层社会。
在这之后，才会有书写用纸需求，才会推动造纸术的发明创造。
但上古时候，文字仅掌握在王族、祭司极少数人手里，不外传也容易失传。
所以，拿文字来评判上古文明，是属于不智，无知的体现。
即使出土了也看不懂。
而那些口耳相传的神话传说，反而是非常重要的历史载体，至今还在流传，能够被人听懂。
生存是硬道理。
上古时候，发明青铜工艺后，首先想到的，肯定不是在上面画画写字，而是制作实用工具，越简单越直接，就越好。
青铜兵器，是最早的青铜器。
炎帝、黄帝、蚩尤蚩尤部落开创了青铜工艺。
世界上没有哪件青铜器，年代能比蚩尤造的青铜兵器更早。
中亚西亚，可能会出土极少数小型青铜器，比如青铜刀，但也是从中国一路西迁带过去。
路途遥远，背个青铜大立人，扛个青铜大面具，还不如拿把防身用青铜刀来得实在。
石器时代、玉器时代、青铜时代，皆始于中国古人的采矿知识，十分丰富，《管子·地数》记载：“有丹砂者下有黄金，上有慈石者下有铜金，上有陵石者下有铅、锡、赤铜，上有赭者下有铁，此山之见荣者也。
中古世界的中西交通和文化交流
中古世界的中西交通和文化交流作者：马克垚来源：《月读》2016年第07期中古时期人类社会生产进步，技术发达，来往增加，亚欧大陆上的文化交流比上古时期有了明显的提高。
特别是这一时期出现了阿拉伯帝国和蒙古帝国两个无与伦比的大帝国，使亚欧大陆各处更紧密地联系起来，交通运输日加发达，文化交流日益频繁，人类社会的进步也加快了。
中古时期中国正值唐、宋帝国时期，文明昌盛，国力强大，唐代的长安是一个国际性的大都会。
以长安为中心，通过国内交通干线，连接起通向国外的道路，东达朝鲜、日本诸地，东南行可顺运河、长江以出海，南下广州也可远航南洋、印度各地及波斯湾一带。
从长安向西，出玉门关西行，经新疆，有三条陆路可通中亚、西亚以及印度，这就是著名的丝绸之路。
在这些路上，大批商人、驼队终年往来不绝，把中国的丝绸、锦缎、陶瓷等运往西方，也把中国的先进文化技术传播到西方。
唐帝国疆域远及中亚一带，与阿拉伯帝国相接，双方的文化得以广泛交流，中国的造纸术，就是先传到撒马尔罕，然后通过阿拉伯人再传入欧洲各地。
中国的火药也是通过阿拉伯人传播到西方的，火药中的重要成分硝石，被阿拉伯人称为中国雪，就是明显的例证。
中国当时称阿拉伯为大食，大食人来华经商的很多，在广州居住的据说曾达到12万人。
唐朝的杜环居留大食十余年，到过西亚以及东北非洲，他在库法看见许多中国工匠，从事纺织、绘画、金银制造等。
中国的丝织技术不久为阿拉伯人所掌握，各色丝织品从阿拉伯输往欧洲各地，被称为“库非叶”“大马士革”等。
宋元时期，中国的海上航行技术、海外贸易比以前有了更大的发展。
船体木板用榫接合，或用铁钉钉住，再用桐油、麻丝、石灰等嵌缝，以防渗漏和锈蚀，所以船只坚固。
船舱内分割为若干个水密舱，即使有一个或两个舱漏水，也无倾覆之虞。
中国水手会利用季风远航，在海上用罗盘定位。
船舶大者可至载重300吨，乘坐五六百人。
中国海船远航南洋群岛、印度东西海岸、阿拉伯海，以至东非海岸，把大量的丝绸，特别是中国陶瓷运往所到之处，以致有人主张应该有一条海上陶瓷之路。
中国的古代文明与世界文明的交流
中国的古代文明与世界文明的交流古代中国是一个拥有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同时也是一个多民族、多文化交融的国家。
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古代文明与世界各地的文明发生了广泛而深入的交流。
这种交流不仅促进了双方文化的繁荣与进步，也使得人类文明得到了较为全面的发展。
本文将就中国古代文明与世界文明的交流进行论述。
一、商周时期的贸易交流商周时期被认为是中国古代文明的起点，也是中国与外部世界进行交流的开端。
在商周时期，中国的商人和他们的商队通过丝绸之路与西亚、中亚以及东亚地区的商人进行频繁的贸易交流。
这种交流使得中国的丝绸、铜器、青铜器等特产得以远销外地，同时也引入了许多外来的奢侈品和文化。
二、汉代的丝绸之路汉代是中国古代文明最繁荣的时期之一，也是中国古代与世界交流的高峰期。
在汉朝时期，中国的丝绸成为了外国商人和统治者们争相追求的奢侈品，而丝绸之路因此而得名。
通过丝绸之路，中国与罗马帝国、印度、波斯等地既进行了商品交流，也实现了文化和思想的交流。
佛教、佛塔和一些汉代壁画中描绘的外国人面孔，都是古代汉与外界交流的见证。
三、唐代的外来文明融入唐代被誉为中国古代文化的巅峰时期。
在唐朝时期，中国与中亚、东亚、西亚以及欧洲的各个国家和地区进行了长期的贸易与文化交流。
唐朝时期，随着丝绸之路的逐渐通畅，很多外国人和外国文化涌入中国。
近千年后的诗歌、绘画、建筑等各个方面都受到了外来文明的影响，融合了多种外来的元素，使得唐代文化显得特别丰富多样。
四、明清时期的海洋贸易随着明清时期海上交通的发展，中国的古代文明与东南亚、南亚、东非以及欧洲各国之间的贸易有了更大的规模和频率。
明清时期的中国海洋贸易使得许多商品和文化进入了中国，同时中国的瓷器、茶叶等特产也通过海上贸易传播到了海外。
这种海上贸易不仅促进了中国经济的繁荣，也促进了中国与世界各国之间的文化交流。
五、文化交流的影响与变革中国的古代文明与世界文明的交流不仅仅是商品、思想和文化物品的传递，更是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中国本土文化的发展和变革。
文明交流历史中的东西方文化交汇
文明交流历史中的东西方文化交汇文化是人类社会历史中最重要的内容之一。
纵观人类社会历史，东西方文化不断交汇，相互影响，这种相互影响是文化交流的一种重要体现。
今天我们来探讨一下文明交流历史中的东西方文化交汇。
一、早期的东西方文化交汇早期的东西方文化交汇是从丝绸之路开始的，丝绸之路是长达几千年的历史文化交流的通道。
中国的丝绸、瓷器、茶叶等商品通过丝绸之路传到了欧洲，而西方的金属器、玻璃制品、纺织品、珠宝等商品也通过丝绸之路来到中国，这些商品的交流推动了各种文化思想、宗教、艺术、科学等方面的交流和融合。
在早期的文明交流中，两个文化有许多相似之处，比如古希腊和古罗马的文化与中国周代的文化。
古希腊和古罗马的神话，艺术、法律、政治、哲学等方面受到了巨大的中华文明的影响。
而中国周代的文化也受到了古希腊和古罗马等文化的影响。
两个文化之间的交流促进了新的文明的形成和发展。
二、历史上的文化交流西方文化受到了极大的影响，比如迦南文化、印度文化、伊斯兰教文化等。
迦南文化和印度文化是东方文化的重要代表，通过古代商业贸易网络将这些文化向西传播。
伊斯兰教文化则是通过阿拉伯的征服者将其传播到西方。
在文化交流的过程中，人们探索了不同文化之间的技术和方法，从而大大促进了技术和科学的发展。
中世纪的欧洲从阿拉伯和印度贸易带来了印刷术、火药、指南针等重要的技术发明，这些发明和东方文化的交流直接促进了欧洲的文艺复兴和科学革命。
三、现代文化交流在现代世界，西方文化在全球范围内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和接受。
西方的音乐、电影、文学等文化产品在全球范围内受到了广泛的欢迎，这种文化输出和传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和贡献。
同时，东方文化也在西方得到了广泛的认可和接受，比如中国传统的文化瑰宝——昆曲，已经成为了国际文化交流的重要组成部分。
此外，现代世界的文化交流还涉及了字母、数字、科技等方面的交流和影响。
总之，文化交流是人类社会历史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不断推动着人类文明的进步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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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xxx与xx文化交流
自古以来,中国就与周边的国家和地区有着各种形式的接触,与西亚的文化交流就是其中最重要的部分之一。
本文在综合一些新的材料与证据的基础上,把中国与西亚文化交流的时间上推到新石器时代和青铜时代,这对于整体认识旧大陆各地区的交流具有启发意义。
一、彩陶与xx和xx早期的文化交流
近年来,我国有研究民族文化的学者发现,在我国盘古创世神话和彝族创世神话中都有左眼为日,右眼为月的描述,并认为这两个神话实际上是同出一源的变体,都源于西亚巴比伦混沌之神的传说。
还有彝族英雄神话支格阿龙中关于鹰和马的母题以及支格阿龙所使用的武器三叉戟都有浓厚的西方色彩(西亚、埃及、希腊)。
仅仅是通过神话母题的相似来证明中国古代神话与西亚古代神话有某种联系,给人的印象也许有些玄奥和牵强,然而,我国学者在新石器时代的彩陶上发现的与上述神话有关联的证据,的确使人信服。
首先是在陕西临潼姜寨仰韶文化遗址出土的一个虎首类人面彩陶葫芦瓶上(距今5000~6000年)和西亚萨马腊文化(在伊拉克北部,距今约7000年)遗址出土的一个人面瓮上都发现了“左眼睁”(表示太阳)、“右眼闭”(表示月亮)的人面图像。
这种相似并不奇怪,因为地处西北的古羌戎与西亚的文化交流也是便当的,两地发现的“左眼开,右眼合”这样一种母题的神面像,正说明盘古神话、彝族创世神话以及姜寨虎头变型葫芦瓶,可能都接受过来自西亚文化的某些影响。
(P114)其次是彝族古老的“变体彝文宗教示意书”中反映支格阿龙形象的彝族古代民间艺术、甘肃青海地区辛店文化(青铜时代)彩陶、新疆阿勒泰山洞岩画、伊朗西南部彩陶(距今约6000~7000年)和伊拉克萨马腊(距今约7000年)彩陶上的人物造型,其画法和艺术风格都完全一致。
由此可见,彝族文化中融入了西羌、西亚文化因素,也表明了中西文化交流在远古时期所达到的深远程度,大大超出我们今天的想像。
自新石器时代起,在中西文化交流中充当着重要中介的是我国西部古民族尤其是古羌族。
这一切都从彝族的文化中表现出来,因为彝族文化与甘青陕地区的马家窑文化、辛店文化等远古文化息息相通绝非偶然,本来彝族就是西羌先人南迁的后裔。
古羌人居西北湟渭之间,曾经几度迁移,既有东向发展的,也有南向川、滇、藏的,而经四川入滇者尤多,往西还有达到新疆帕米尔高原者。
对上述几件艺术品的初步探讨,可以看出彝族文化除了具有
深厚的中国文化积淀外,也融入了西亚等外来文化因素,对于研究古老中华民族的源头文化以及远古东西文化的交流与融合,都具有不可估量的价值。
二、小麦与xx和xx早期的文化交流
一般认为,小麦并非中原华夏族原产,而是由我国西部的先民们从遥远的西亚引入中原的,这是中国在新石器时代就与西亚有间接交往的又一个典型实例。
斯塔夫里亚诺斯认为中国(黄河流域)是在公元前1300年前后从西亚引进小麦的,我国学者新近的研究认为小麦传入中国内地的时间应在公元前3000年以前(距今5000年以前)。
关于小麦种植在黄河流域的起源,我国学者早已注意到古代文字和习俗中的一个有趣现象:
虽然早在周代小麦就被列入“五谷”之中,成为我国北方广泛栽培的重要粮食作物之一,但先民们并不以麦为贵,宗庙祭祀必称黍稷,富国安民则言贵粟。
我国古文献中的这一语言文化现象,实际反映了原产于中国的粟在古人生活中的地位至高无上,黍、稷之类皆属粟。
重粟不重麦这一古俗表明,小麦似乎不是华夏先祖自古耕食之谷,而更可能是后来从域外传入的作物。
(P47)在甲骨文中已有表示麦的字,这就是“来”字,“麦”字则是后起的。
“麦”字从止,“止”是足趾之“止”朝下的象形会意,表示降落,即罗振玉所说的“古降字”。
来麦二字,音近义同,相互借用,但在甲骨文中就已有各自所侧重的意思,来指“来去”之义,麦专指“小麦”之麦。
《诗经》中提到栽培麦时亦用“麦”而不用“来”,只有在纪念祖先引种麦类的《周颂》中,仍采用来这一名称,如《周颂·思文》中有“贻我来牟,帝命率育”的诗句,故《说文》释“来”为“周所受瑞麦,来牟。
天所来也”。
(P48)因此,来、麦从词源上证明使华夏族颇感神秘的小麦是外来的、引进的。
《山海经》中提及粮食作物时有黍稻而不见有麦,并说炎帝和黄帝之后裔皆“食黍”或“食谷”,这也说明早期的华夏先祖不知有麦,或还未引种小麦。
大概从殷周以降,人们对于小麦由来的具体情况早已一无所知,以至于本来真实的故事就演变成了模糊的神话传说。
于是,小麦“始从天降”之类的说法也就成了人们历代相传的知识。
这也从反面说明,古人虽然不清楚小麦是何时何地如何传入中国的,但很早就知道小麦并不是华夏故土原来就有的。
(P48)我国学者还通过对利、啬穑、每美等字的考证,得出我国栽培小麦的历史不早于公元前4000年,不晚于公元前
3000年。
(P49-50)小麦从公元前3000年引入中原到中唐以后取代粟成为黄河流域居民的主食,经历了三千多年的漫长岁月。
因此,至迟在距今5000年前左右,中国新石器文化就与西亚的史前文化有了直接或间接的往来,原产西亚的小麦就以新疆与河湟为中介传入中原地区。
三、xx与xx和xx早朝的文化交流
近年来我国学者林梅村在《商周青铜剑渊源考》中指出:
“正如现代考古研究所揭示的,中国文明有独立的起源,但中国从未脱离世界其他五大文明而孤立发展。
中国考古新发现以及中亚古代语言研究的最新进展为我们探讨商周青铜短剑渊源问题提供了重要线索。
大量证据表明,商末周初突然出现于中原的青铜剑是中外文化交流的产物”。
(P39)考古资料表明,青铜柳叶剑和青铜管銎斧最早产生于西亚杰姆迭特·那色文化(公元前3100~2900年),后经伊朗高原传播到中亚、南西伯利亚和蒙古高原。
这两种兵器的传播是在印欧语人大迁徙的背景下进行的,后来被广布于欧亚大陆的印欧语系游牧人普遍使用,所以,与印欧语人有关的青铜文化中基本上都有这两种兵器出土,其向我国的传播大致是由伊朗洛雷斯坦青铜文化到中亚的马尔基安纳文化、再到南西伯利亚的安德罗诺沃文化,最后,通过我国北方的鄂尔多斯青铜文化的中介作用约在周代传入中原地区。
古吐火罗人很可能在这一传播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他们在四坝文化衰落后,一度东进到鄂尔多斯草原,但公元前13世纪鄂尔多斯文化的兴起,遏制了古吐火罗人的向东迁徙并使其向南发展。
四川成都十二桥遗址和广汉三星堆遗址出土的晚商柳叶剑和模仿柳叶剑的玉剑大概与古吐火罗人的向南迁徙有一定的传承关系。
(P49)尤其是广汉三星堆遗址的仿柳叶剑玉剑的发展说明古代巴蜀在通过南亚与西亚有间接交往的同时,与西域并通过西域与更远的西部地区有间接交往。
历史语言学研究者发现丝绸之路上流行的17种古代东方语言或方言中的“剑”字无一例外都源于古印欧语,这是印欧人在向周围迁徙过程中与不同地区居民发生交往在语言上的表现,也可说是柳叶剑传播的语言学地图,汉语对“剑”的称呼很可能来自吐火罗语月氏方言,匈奴人对剑的别称“铤”亦然。
(P56)
关于青铜器与中西文化交流我们还可以找到佐证。
美国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的胡博在《齐家和二里头:
关于远距离文化的接触问题》一文中考察了内蒙古和甘青地区早期金属时代文化与中原地区二里头文化的关系,并依据西伯利亚几处遗址以及巴克特里亚马尔吉安纳文化群的最新碳14校正年代,认为中国早在青铜时代滥觞期即已受到异域文化的影响,还列举了许多实例,其中有伊朗出土的红铜爵和觚形器(P118)。
这两件红铜器出自伊朗南部克尔曼省克尔曼东北的沙赫达德。
该地位于卢特沙漠外缘,其文化性质与阿富汗到土库曼斯坦间的巴克特里亚-马尔基安纳文化群有密切关系,一个特点是有相当多的锤制金属容器,其中小型的有流容器和圆筒形饮器特别流行。
前者有些像中国的爵,后者像中国的觚。
(P118)伊朗沙赫达德的爵形器,其形制有与中国的爵相似之处,有流和尾,深腹平底,在这两点上接近二里头文闻一多的文学活动,特别是诗歌创作,也零星涉及闻一多的生活经历与学术活动,但对闻一多特立独行的人格气度与作为民主斗士的重要一面,除在建国后按照上级意图所写的《沈从文自传》(P150-151)中略有提及外,并没有形诸其他文字,由此可见,沈从文基本上是从文学角度,而不是从社会政治角度来论及闻一多的,表现出一个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在现代中国的文化生态与社会政治背景下的基本立场与价值准则,这与他一贯张扬的文学本体论立场是一致的。
同时,需要指出的是,沈从文的印象式批评,常有对于批评对象精微而独到的把握,但因灌注着过于强烈的主观情感和不无偏狭的个人感受,也常有琐碎与重复之嫌,由此形成沈从文诗歌批评的含混性与个人化风格,显然有别于那种逻辑严密的学院式批评,有着更多的从批评主体情感出发的印象式感悟,在他论及闻一多的时候,也明显地表现出这种特色与局限,这是需要加以辨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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