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乘旦
纪录片大国崛起学术指导钱乘旦教授做客锦江大讲堂

纪录片《大国崛起》学术指导钱乘旦教授做客锦江大讲堂本报讯(学院新闻中心记者王潇)4月21日晚,纪录片《大国崛起》学术指导、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历史学科组成员钱乘旦教授做客锦江大讲堂,为我院师生带来题为“大国崛起对中国的启示”的精彩演讲。
讲座开始前,院长李志强教授代表全院师生对钱乘旦教授表示热烈欢迎。
他说:“作为电视纪录片《大国崛起》的学术顾问,钱教授的学术成就不仅得了业内的广泛赞誉,也得到了党和国家的认同。
2003年11月,他曾与齐世荣教授一起向中央政治局第九次集体学习作《15世纪以来世界主要国家发展历史考察》的专题讲解。
他是尊贵的演讲者,是共和国的同龄人。
今天,我们有幸聆听到钱教授的精彩演讲,是我们锦江人的荣耀!”学术报告厅内响起经久不息的掌声,传达出我院师生对钱教授的景仰与对演讲的期待。
“我从此起彼伏的掌声中感受到了锦江学生满腔的热情,这让我很感动!”钱乘旦教授开始了长达三个小时的演讲。
钱教授的讲座一开始就牢牢地把大家吸引住了。
他说,任何课题都需要明晰概念的界定。
因此,我们必须弄明白大国与强国的概念。
世界强国是指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开始形成起,对世界整体发展和格局的变化产生过重大影响的国家。
这里所说的“世界性大国”,不是人口和面积意义上的大国,而是在历史“成为全世界的历史”之后出现的具有全球性影响的国家。
15世纪以来,人类社会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原先割裂的世界开始真正意义上地连成了一个整体,彼此隔膜的世界各国开始相互认识和了解,也展开了相互的竞争。
在近现代以来的世界舞台上,有九个国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先后登场,对人类社会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
它们是: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法国、德国、日本、俄罗斯、美国。
随后,钱教授依次介绍了上述九个国家通过不同方式、在不同时期内完成的强国历程,展现出各自鲜明的不可重复的时代特征和民族个性,同时也探讨了某些相通的规律。
讲座中,钱教授运用地图、图表和翔实的史料,并结合他渊博的知识、幽默诙谐的语言,旁征博引,妙语连珠,将繁杂的历史讲演得浅显易懂。
钱乘旦视频-钱乘旦先生在不平衡发展

钱乘旦视频|钱乘旦先生在不平衡发展
钱乘旦先生在不平衡发展
下面是WTT整理的钱乘旦先生在不平衡发展,供大家参考!
钱乘旦先生在《不平衡发展:20世纪历史与现代化》一文中称:“西方现代化经几百年的发展,其优与弊都已经十分清楚。
二战后企图修补这个社会,修补在
钱乘旦先生在《不平衡发展:20世纪历史与现代化》一文中称:“西方现代化经几百年的发展,其优与弊都已经十分清楚。
二战后企图修补这个社会,修补在两个方向上进行:一是修补资本主义,二是修正民族国家。
”下列选项符合此处修补、修正的分别是( )
A.成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建立欧盟
B.成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成立世界银行钱乘旦先生在不平衡发展
C.建立社会福利制度、建立欧洲共同体
D.实行国家对经济的宏观调控、建立世界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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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英国史研究_钱乘旦

·二十世纪中国历史学回顾·中国的英国史研究钱乘旦中国的英国史研究和整个世界史研究一样,从一开始就与中国走向世界、实现现代化的目标联系在一起,反映了国人寻求国家强盛的曲折经历和中国知识分子报国报民的拳拳之心。
一中国第一位真心实意希望了解世界的知识分子是林则徐。
道光十九年(1839年),他在广州任职时组织幕僚编写了《四洲志》,第一次比较系统地介绍了外国的历史地理知识,其中关于英国历史的记载有一两千字。
这些记载多有似是而非之处①。
林则徐未能出版《四洲志》,他在充军途中将书稿交给魏源。
1841年,魏源将搜集到的各种见闻、笔记、奏折等与《四洲志》合为一书,取名《海国图志》。
书中除收入了《四洲志》全文外,又增加了关于英国其他方面的许多摘录,其中摘自《环志略》的一节文字最详且相对准确,不过仍然有一些是道听途说。
自鸦片战争起,为寻求富国强兵之路,中国知识分子试图从西方国家历史中寻找它们富强的原因。
左宗棠在为《海国图志》重刻本所作的序中说:“百余年来中国承平,水陆战备少驰。
适泰西火轮车舟有成,英吉利遂蹈我之瑕,兵思逞……”②。
将西方的强大归于器物之发达,这是中国人受到西方“器物”打击后第一个本能的反应。
中国的世界史研究(其中很重要的一个部分是英国史研究),就是在这个“经世致用”的背景下开始的。
到光绪年间,许多西方历史著作被译成中文,其中包括英国史著作。
笔者所见到的最早一部纯英国史译著是《大英国志》,刊行于光绪七年(1881年)。
该书·161·①②左宗棠:《重刻海国图志·叙》。
林则徐译撰《四洲志》,辑为王锡琪《小方壶斋舆地丛钞》第十二秩。
译者是一位英国传教士,他向中国介绍英国历史,意在说明英国的强盛是上帝的旨意,一切国家“所以盛衰升降者之原于上帝”①。
这是第一部较完整地介绍自古至维多利亚女王时期的英国史译著。
英国史知识也出现在早期出版的世界通史译著中,这些译著包括《泰西新史揽要》(1898年)、《万国通史》三编(1900—1905年)、《万国史略》(1906年)等等。
历史的“训诫”:现代经济的目的何在

专访钱乘旦: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中国英国史学会会长,《大国崛起》和《公司力量》的学术顾问历史的“训诫”:现代经济的目的何在李海强黄晨霞中国的崛起,如今不是一个愿望,已经成为了一个事实。
过去三十年,经过改革开放带来持续性快速发展,中国的GDP总量已经超越日本,居全球第二,而2008年的经济危机,似乎也加速将中国推向了世界舞台的中心。
在钱乘旦看来,中国正走到了现代化建设的“第二、三步”之间。
钱是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中国英国史学会会长;从域外诸国到观照中国,他试图从发达国家几百年来的变化发展中总结经验教训,探讨世界现代化的基本轨迹,以求对中国现代化有所借鉴。
按照他的研究,一个国家要完成现代化建设,必须经历三个阶段:即建立现代国家、发展现代经济和建立现代社会。
而对当下的中国而言,一方面,经济的发展“取得了成绩,但还依旧任重道远”;而另一方面,社会全方面的整合的问题越来越多地涌现,如何建设一个现代化的社会,也已经变得刻不容缓。
而相比经济发展本身,钱乘旦认为,一个“更重要、更根本”的问题,便是我们要去追问“现代经济的目的”。
在某种程度上,这也正是历史的“训诫”。
19世纪上半叶,即将完成工业革命的英国,也遭遇了这种“目的意识”缺失带来的挑战。
历史学家哈孟德夫妇(J.L.Hammond和Barbara Hammond)说过:“工业革命带来了物质力量的极大发展,也带来了物质力量相伴着的无穷机遇。
然而,这次变革并没有能建立起一个更幸福、更合理、更富有自尊心的社会,相反,工业革命使千百万群众身价倍落,而迅速发展出一种一切都为利润牺牲的城市生活方式。
”最终,贫富的分化、阶层的对立以及人文匮乏震惊了整个英国社会,就连后来成为保守党首相的本杰明·迪斯雷利((Benjamin Disraeli)也在当时惊呼:英国已成为“两个民族”的国家,一个是富人,一个是穷人,两个民族将会开战。
诸多内生性的社会压力,最终促成了英国上下各阶层的觉悟,由此,英国开始了持续了将近百年时间的现代化社会建设。
钱乘旦等著_欧洲文明_民族的冲突与融合_

某一具体历史事件,则从中美两国的首脑、外交部门、媒体、精英分子等不同阶层的倾向、意见等多维视角来解读。
第三,史论结合,夹叙夹议。
作者不仅让历史活灵活现地呈现于读者面前,而且在论史时深刻的见解,让人如淋春风,酣畅淋漓。
虽置身于历史,却如同谈论的是现实。
在导言中,作者首先对中国传统民族思想及其在近代的危害作了精辟的分析,提出了以非理性排外主义为主要内容的传统民族主义,与以人民主权和全民国家思想为核心的近(现)代民族主义的概念及区别。
在此基础上,作者认为,现代民族主义是自觉的、理性的、有组织对外抗争,但是这种抗争在反对西方欺凌的同时,并不反对西方先进文化,也不是像“义和团那样驱逐所有外国人”。
在评价清政府在中美关于粤汉路权的交涉中获得初步胜利时,作者对民意、舆论在外交中的影响力作出了深刻分析,指出在“现代社会集中反映国民意见的舆论,不仅对国家的外交政策有巨大影响,而且可用来作为支持力量”。
当谈到美国为了稳定与秩序而支持袁世凯时,作者指出“稳定不因为绝对专制的权力的建立而实现”,独裁、高压的结果只能是“中国的长期动乱”,“中国社会的稳定只有通过加速民主化进程才能实现”。
类似的独到而透彻的分析,比比皆是。
不过,在笔者看来,中国民族主义的产生、发展是内在的、外在的、政治的、经济的等多种因素作用的结果,但作者在书中很少提到这些因素对中国民族主义的影响,以至于读后让人产生这样一种错误印象,即美国对华政策是影响中国民族主义的惟一因素。
此外,虽然作者在导言中,一再表明将探讨美国对华政策与中国民族主义之间的互动关系,但书中多数笔墨用于强调美国对华政策对中国民族主义的影响,而中国民族主义对美国政策的影响却犹如蜻蜓点水,论述得相对不够充分,从而使得这种互动关系的揭示,至少是不全面的。
不过,暇不掩玉,总体而言,该书仍然不仅称得上近年来研究中国民族主义运动的一步优秀著作,而且无疑也是研究中美关系史的一部力作。
(储昭根)钱乘旦等著:《欧洲文明:民族的冲突与融合》贵州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477页 20世纪八、九十年代之交,随着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以美苏两大阵营之间的冷战为中心的雅尔塔体系宣告终结。
钱乘旦:大国崛起之路--浙江人文大讲堂

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导钱乘旦嘉宾简历:钱乘旦,男,江苏人,历史学博士,荣誉文学博士(英国)。
现任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世界史研究院院长,博士生导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历史学科组成员,国家社科基金专家评审组成员,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中国史学会理事,中国英国史研究会会长,英国皇家历史学会通讯会士等职。
著有《走向现代国家之路》、《英国通史》、《世界现代化进程》等。
主编《现代文明的起源与演进》、《欧洲文明:民族的冲突与融合》、《在蓝色海洋的一边――欧洲文明》等,译著有《剑桥艺术史》、《帝国斜阳》、《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等,撰写论文百余篇。
曾与齐世荣教授合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九次集体学习时讲解“十五世纪以来世界主要国家发展历史考察”专题,担任中央电视台12集电视纪录片《大国崛起》学术指导。
其著作多次获奖,包括国家教委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一等奖、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江苏省教委人文社会科学一等奖、吴玉章奖等。
1991年获“有突出贡献的中国博士学位获得者”称号,1996年获国家级“特贡专家”称号。
现场实录钱乘旦:各位早上好,谢谢大家光临,今天我讲的题目是《大国崛起之路》。
首先我们要了解什么叫做世界强国,什么叫做世界大国,这个世界强国、世界大国这个概念,它只能够是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开始形成以后,对世界整体的发展和格局的变化产生重大影响的国家。
世界大国只有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格局出现以后,才开始出现,在此之前,我们人类文明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曾经有过世界大国或者是世界强国,比如西方的罗马帝国,中世纪的波斯帝国,还有屹立于东方世界的中华帝国,但是没有在世界范围内发挥过世界性的作用,所以这些国家都是地区性的大国强国,还谈不上世界大国。
那么世界大国只能够是在一个世界性的全球性的格局体系形成以后,对整个世界的发展产生了影响的。
这些个大国、强国才能叫做世界大国、强国,因此按照这样一个理解,有九个国家在不同的时期,曾经是世界大国,或者现在是世界大国,它们是葡萄牙、西班牙、荷兰、德国、英国、法国、苏联、美国、日本。
西方那一块土:钱乘旦讲西方文化通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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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02 内容摘要 04 精彩摘录 06 作者介绍
思维导图
本书关键字分析思维导图
社会
政治
通论
时期
战争
特征
欧洲
文化
学生
文明 国家
世纪
土钱
文化
英国
社会
希腊
民族
殖民
内容摘要
本书原型为北京大学全校本科学生通选课,适合于非历史专业本科学生选修。本书主要内容是用历史学、文 化学、社会学的方法动态地介绍西方文明的特点、形态、其发展的过程、演变的经历、各时期的不同表征及相互 之间的关联等。通过学习,学生可以对西方文明有相对宏观同时又比较深入和系统的了解,懂得西方社会是如何 形成的,如何变成现在这样,它的价值基础是什么,各时代的特征如何,各时期的文化成就及它们如何反映时代 精神,人们应当如何认识当代西方文明和西方社会,等等。本课程还适当介绍世界上其他相关文明的某些方面, 以图通过对照而使学生更深刻地认识西方文明的特征。
奴隶贸易与全球贸易 体系
美洲的开发 大国争霸
殖民地的遗产 新民族的缔造
美国精神与“美国梦” 美国崛起
民族主义与国家 战争与社会
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 现代文明的悖论
作者介绍
钱乘旦,男,汉族,1949年生,江苏金坛人。1973年参加高考,考入南京大学英语系。1985年于南京大学历 史系获博士学位后,曾赴哈佛大学和爱丁堡大学作博士后。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务院学位委员 会历史学科组成员。现任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院长。
目录分析
山川湖泊与自然环境 人类的出现
钱乘旦的“现代化”——送给每一位历史人

钱乘旦的“现代化”——送给每一位历史人中国正在现代化的道路上狂飙突进,而国内现代化研究的领军人物——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钱乘旦,却在各种场合发出不那么乐观的声音。
无论是在中南海还是大学教室,无论是通过专题片《大国崛起》还是自己的学术专著,钱乘旦始终在提醒人们:不要过于信任现代化,那注定是一条不平静的旅程。
研究历史的目的是服务当下中国英国史研究、现代化研究的领军人物,英国皇家历史学会通讯会士,美国哈佛大学、英国爱丁堡大学博士后……这样的学术身份,让钱乘旦罩上了一层“西洋”色彩。
而他的许多做派确实也像个西方学者,尤其是英伦学者。
无论举手投足还是遣词造句,钱乘旦都洋溢着一种绅士风度;他撰写的专著,也往往诗意纵横、文采飞扬,让人联想到汤普森、褒曼等英国思想家兼有抒情与文学品质的作品。
钱乘旦与共和国同龄,是一个“老三届”,十几岁就中断了学业,到苏北泗洪插队,一呆就是6年。
在那个大动荡的年代,钱乘旦凭借“读书”这个天生的兴趣,在插队岁月中奠定了迈向未来的基石。
“文革”结束后两年,钱乘旦顺利考入南京大学历史系,师从蒋孟引先生研究“世界历史”,学术潜力从此喷薄而出。
1987年,钱乘旦的第一部著作《走向现代化国家之路》出版,成为国内第一部系统探讨现代化研究的著作。
书中,钱乘旦提出了现代化发展的“三种模式”:以英国为典型的和平、渐进方式;以法国为典型的革命、暴力方式;以德国为典型的旧统治者主导现代化的方式。
10年之后,钱乘旦又出版了《世界现代化进程》,对这些模式作了进一步阐述,并对各国经济发展模式也进行了探讨,指出英、法等国采用的是“自由主义”经济发展模式,德、日等采用的是“统制式”经济模式,前苏联等采用了计划经济的发展模式,等等。
作为一位历史学教授,钱乘旦遵循中国传统“以史为鉴”的思路,注重历史的借鉴和训诫作用,其立意在求其用于当世。
他着力从发达国家近几百年来的变化发展中总结世界现代化的基本轨迹,力求对中国现代化有所借鉴,这一研究思路因立意深远而见称于学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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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乘旦:资本主义发展史上的"大国"兴替一、西班牙、葡萄牙、荷兰:重商主义时期资本主义的早期阶段是重商主义阶段。
重商主义是一种经济理论,但更是一种实践。
重商主义和后来的经济理论相比,尤其是和20世纪以后的经济理论相比,只是一种非常简单的思想。
按照重商主义理论,财富唯一的表现形式是贵金属,简单地说就是金和银。
我们都知道金银是货币,它们不是财富本身,而是财富的衡量标准或保存手段。
可是重商主义把金银看作财富唯一的体现形式,这样一来,任何人要想富有就要拥有更多的金银。
但重商主义是讨论国家贫富的一种理论,所以所谓的财富多少,是针对国家而不是针对个人的。
弄到最多的金银,可以采用什么方法呢?实际上无非两个途径,一是经商、贸易,二是暴力抢劫。
我们发现在15、16世纪之交,西方有些国家走出国门开始进入海洋,做什么?第一经商,第二掠夺,经商不过瘾就掠夺。
最早的殖民主义国家飘洋过海到处觅宝,结果出现了“地理大发现”。
没有地理大发现,我们这个世界还不成为一个“世界”;地理大发现之后,不同的地方都联系起来了,形成了“世界”,一个世界体系。
地理大发现的目的是什么?就是追求财富,而且财富的概念非常明确,就是贵金属,是金银。
这样我们就能理解西班牙和葡萄牙在那个时期的所作所为。
尤其是西班牙对所谓新大陆的劫掠极其残暴,充满了血腥。
印第安人90%以上被消灭了。
为了填补人口空缺,就开始从非洲进口黑奴,这样又造成一种新的类型的商业贸易,即奴隶贸易。
这就是在资本主义早期发展阶段的情况,西班牙和葡萄牙代表着重商主义的早期阶段。
我们可能要问:为什么最早出现在大国舞台上的是西班牙和葡萄牙,而不是其他国家?最主要的原因是这两个国家在欧洲最早从封建分裂状态中走出来,形成了自己统一的国家,出现了强大的中央政府。
当时,国家统一的形式表现为绝对主义王权(我们过去翻译成“专制王权”),在欧洲所有国家中,这两个国家最早出现这种国家形态。
资本主义追求金银财富,绝对主义王权则执行和推动重商主义,两者结合,才使西班牙和葡萄牙成为近代以后世界上最早的“大国”。
但西班牙和葡萄牙的重商主义是早期重商主义,在这个阶段我们看到更多的是一种血腥的暴力、直接的抢劫、赤裸裸的争夺。
西班牙和葡萄牙当时在很大程度上保留了中世纪的封建主义残余,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19世纪。
到19世纪两国残存的封建主义因素仍然相当多,因此,它们没有继续发展。
17世纪,西班牙和葡萄牙被一个新兴国家取代,这个国家就是荷兰。
17世纪是荷兰的世纪,荷兰有一个绰号叫“海上马车夫”,非常贴切地表述了荷兰的特点。
什么是马车夫?就是运输队。
荷兰人17世纪在世界海洋上到处跑,跑来跑去运输商品,赚取了无数的商业利润。
荷兰通过海上贸易,把重商主义推向比较成熟的阶段。
今天人们在商业活动中继续使用并且是非常熟悉的许多方式,比如说信贷、金融、簿记等等,都是在荷兰创造或完善的。
荷兰创造了早期的信贷制度和金融体系,更重要的是创造了银行——在荷兰之前,人们只知钱庄而不知银行。
荷兰的做法是让国家出面来提供担保,在此基础上把欧洲很多闲散的资金吸收到荷兰,积聚起非常雄厚的商业资本。
荷兰的经历说明,一个世界强国必须在世界上起金融中心的作用,这个经验为后来其他资本主义国家提供了先例,所以后来的资本主义大国都在不同阶段上充当世界金融的中心,比如英国、美国等。
荷兰取代葡萄牙和西班牙是有道理的。
在西班牙和葡萄牙的早期重商主义中,封建因素太多,到荷兰的时代这些残余被清除。
荷兰是商人的国家,这和荷兰的历史发展有关。
历史上,荷兰从来没有成为一个独立国家,一直到16世纪都是这样。
荷兰独立的政治实体是在16世纪才出现的,当时荷兰反抗西班牙的统治,通过解放战争组成独立国家,走上世界舞台。
荷兰很早就是一个商人的社会,是商人城市组成的地区。
1560年荷兰已经拥有1000多艘商船,是中世纪欧洲最强大的海上强权威尼斯最强盛时商船总数的三倍。
到1700年,荷兰拥有1万多艘商船,这个数字非常庞大,当时记载说荷兰沿海布满了港口,港口中停泊着无数船只,桅杆竖立在那儿就好像是树林一样。
二、英国和法国:自由资本主义时期荷兰的强大维持了一个世纪左右,到18世纪就衰落了。
取而代之的是两个新的国家,英国和法国。
这两个国家在资本主义发展阶段上都各自接连走出了两步,它们的影响更大,在世界上取得控制权的时间更长。
这两步,第一步是从早期重商主义走向晚期重商主义;第二步是从商业主义走向工业主义。
这是走向现代世界的关键两步。
晚期重商主义和早期重商主义的理论差别其实不大,两者的出发点基本相同,都把贵金属看作是财富的唯一体现形式,看作是国家基本的追求目标。
但是如何得到最多的贵金属?两者看法则不相同。
晚期重商主义在如何少买多卖问题上有自己的看法,它认为卖东西应该是卖自己的东西,只有这样才有牢靠的保障。
别人的东西也可以卖,但卖别人的东西终究有风险,天灾人祸一来,别人的东西就没有了,你就无法卖;没有东西卖了,从哪里去获得金银呢?这是晚期重商主义非常重要的思想。
自己的东西从哪里来?这是一个问题。
自己的东西最好就是自己生产出来,农业生产的粮食可以卖,但赚不了多少钱;最好是卖制造品。
这样一来,手工业生产就重要了,因此,国家鼓励生产,尤其是鼓励手工业的发展。
英、法在这个方向上迈出了重要一步,使它们和荷兰的情况不再相同。
荷兰在18世纪开始衰落,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它的重商主义始终停留在早期阶段。
荷兰太小,资源也太少,今天这个荷兰已经比原来大出1/3了,是填海造出来的。
原来的荷兰面积更小,很难在生产的方向上取得突破。
英、法的资源要丰富得多,人力资源也多,一旦把注意力转向生产,工业主义的倾向就会出现。
换句话说,工业革命的前提之一是社会注意力转向生产,尤其是制造业生产。
生产环境如果比较好,有比较好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制度保障;同时对生产的需求不断增加,对产品的接受能力非常大(包括海外市场),这时,人们就会想尽办法保证需求得到满足。
这种情况下,如果已有的人力资源和生产潜力已经发挥到最大,仍无法满足市场需要,人们就会在其他方向上想办法,会在新的技术、新的生产组织方面考虑问题,在这种背景下,工业革命就出现了。
这就是英、法为什么又迈出了第二步。
都铎王朝统治下的英国和波旁王朝统治下的法国都具备了向现代社会过渡的一些条件,即它们都走出了中世纪,走出了封建分裂状况,形成了统一国家和强大的中央政府,在强大政府的保证下,执行着重商主义的经济政策。
我坚持一个非常基本的观点,就是重商主义并非个人行为,而是国家行为。
在英国和法国,当它们建立了统一国家、克服了封建分裂状态之后,强大的国家政权推行晚期重商主义的经济政策,使国家出现了较快发展,并且把自己变成欧洲强大的国家——英国成为海上强国,法国成为陆上强国。
英国成为海上强国其实并不早,16世纪下半叶都铎王朝形成后英国才建立第一支海军,都铎王朝建立前,海洋对英国所起的作用都是负面的,它为入侵者提供了一条进入英国的大道,所有人都可以坐着船进入英国,进行入侵。
而一旦海军建立起来,海洋的重要性就体现出来,成为英国走向世界的通畅途径。
都铎王朝大力发展生产,保护和促进贸易,使英国第一次成为欧洲强国。
法国的波旁王朝也一样,它也动用国家力量执行重商主义,发展本国工商业,特别是发展手工业。
但两国侧重点不同,英国注重像羊毛这样的日用品,而法国比较偏重宫廷用品、贵族消费品,比如说香水,直到今天都有这种倾向。
一开始就出现的细微区别,到后来影响到工业革命的不同特征。
这样,英、法在17、18世纪都成为重商主义的欧洲强国。
但第二步是从商业主义走向工业主义,这一步的影响更大,工业革命就是在这个阶段出现的。
但这一步是绝对主义王朝统治所不能完成的。
绝对主义王权控制下的重商主义实际上是在国家严格控制下的经济活动,专制君主出于对自身利益的考虑而对各经济部门采取不同态度,会对经济发展产生强烈的束缚作用。
绝对主义王朝统治曾经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段里对国家的发展起积极作用,可是越出这个阶段,就会阻碍国家发展。
所以重商主义和绝对主义政权之间有非常微妙的关系。
这样看来,走出第二步的条件应该是在经济领域之外寻找新的环境和制度建构。
我们看到英、法的确在这方面出现了新动向,出现了推翻绝对主义君主制的努力,在英国表现为17世纪的革命和光荣革命,在法国表现为从大革命开始的一系列政治革命。
英国在17世纪爆发革命,旨在推翻君主专制。
但最终它是通过光荣革命克服了绝对主义王权、建立君主立宪制的。
光荣革命创造了新的政治制度,这就是君主立宪制,在这种制度下,君主仍然存在,但权力被议会取代,议会成了国家最高主权。
光荣革命后的英国出现宽松、平和的政治和社会氛围,并且一直维持到今天。
光荣革命后的300多年中,英国内部始终没有出现过其他国家所不断发生的内乱、动荡、内战和暴乱,这对英国来说是非常难得的,使它把注意力集中在经济发展上。
光荣革命后出现的新政治结构有可能让社会中的每个人为追求自身利益而发挥创造性,这种社会和政治形态在当时的世界是独一无二的。
18世纪,英国经济突飞猛进,前半个世纪是“农业革命”,后半个世纪爆发了工业革命。
工业革命一方面得益于国内市场扩大,一方面与殖民扩张有关。
英国殖民统治和西班牙、葡萄牙的不同,英国把殖民地当成帝国商业网络的组成部分,殖民地和母国之间是一种以生产为基础的商业往来。
这种关系及帝国在整个世界的大规模商业活动,使英国产品的需求量不断扩大,最终达到无法满足的程度。
这样,人们开始寻找新方法、新技术、新的生产组织形式等等,企图去满足无限扩张的需求,于是工业革命就被刺激出来了。
我想这就是英国最早发动工业革命的原因。
回过头来看法国。
无论是从资源的丰富、政府的强大、国力的增长,还是从各种资源的整合来说,法国都远远优越于英国,理应比英国更早发动工业革命。
但是法国没有做到这一点;问题出在法国的绝对主义王权统治没有像在英国那样及时消失,它太强大,太牢不可破。
法国直到18世纪末才终于启动推翻绝对主义君主制度的过程,结果就没有能及时从第一步迈向第二步;而在终于迈出第二步时,受到的干扰又太大。
推翻绝对主义君主制度的过程延续了很长时间,法国大革命本身就延续了25年,结果又没有能完成这个任务,后来又多次发动革命,才算初步解决问题,但这已经是19世纪中叶了,英国早已启动了工业革命。
可是法国的绝对主义阴魂不散,仍然以其他形式表现出来,到19世纪下半叶我们仍不时看到恢复个人统治的努力和企图,法国的政治氛围始终不利于经济发展。
英国的工业革命对法国造成了巨大压力。
工业革命一旦启动,就立刻对周边造成巨大压力,而法国是最早受到压力的地区,并且压力最大,所以它也最早体会到必须追上英国的步伐。
英法争夺海洋控制权已有一个世纪,18世纪两国一直在争夺世界霸权,法国已经居于下风,而英国的工业革命一爆发,法国就意识到不得不紧紧追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