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问题的人类性与哲学思想的独创性：关于传统哲学当代性的思考(孙正聿——教育部重点人文学科中心主任)

传统哲学的现代意义哲学问题的人类性与哲学思想的独创性——关于传统哲学当代性的思考孙正聿内容提要　传统哲学的当代意义,其真实的根据在于哲学问题的人类性和哲学思想的独创性。

作者认为,传统哲学的当代性,首先是根源于其深层的、深厚的、深刻的人类性,因此越是人类的,越是当代的;其次是源于对人类性问题的时代性课题的理论自觉,因此越是自己时代的,越是当代的;再次是源于对人类性问题的个体性求索,因此越是具有独创性的,越是当代的。

关键词　传统哲学　当代性　人类性　独创性一、重新思考传统哲学:越是人类的,越是当代的 在对“哲学”的解读与阐释中,人们经常依据马克思关于“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的精神上的精华”¹的论述,突出地强调“哲学”的时代性,并往往以此为根据去批判一切“超时代”的“哲学狂想”或“哲学妄想”,特别是以此为根据去批判以黑格尔哲学为集大成的整个传统哲学,认为传统哲学的根本性弊端就在于把哲学视为“超时代”、“超历史”的“永恒真理”、“终极真理”,并因此失去了超越自己时代的存在根据。

这就从根本上否定了传统哲学的当代性。

毫无疑问,上述的解释与批判是有根据、有道理的。

问题在于,当我们这样解释与批判的时候,必须考虑到下述问题,否则我们就会不可避免地陷入窘境:其一,我们经常强调马克思主义是“普遍真理”,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为人类揭示和提供了关于“自然、社会和思维发展的普遍规律”,而“规律”并不会随着人类历史时代的发展而变更,那么,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否是“超时代”、“超历史”的?其二,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于一个半世纪之前,当我们在今天论证马克思哲学的“当代性”的时候,我们是否同样隐含着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超时代”的认可?其三,如果产生于19世纪中叶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具有“超时代”特性,为什么产生于其前的包括黑格尔哲学在内的整个传统哲学,以及产生于其同时代的现代西方哲学就不具有“超时代”特性?其四,如果马克思以前的传统哲学不具有“超时代性”,为什么自古希腊的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到德国古典哲学的康德、黑格尔的哲学仍然被当代人所认同,甚至许多当代哲学家从“回到康德”直至“回到希腊”?我们之所以会在上述问题上陷入窘境,在笔者看来,就是因为我们孤立地、片面地、甚至是绝对化地强调了哲学的“时代性”、“历史性”,而简单地、庸俗地、甚至是机会主义地否定了哲学的“人类性”或¹《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20页。

“超时代性”。

应当看到,任何思想家的任何论断都有其特定的背景和特别的针对性,因而总是突出地强调问题的某个方面,即毛泽东所说的“矫枉必然过正,不过正不能矫枉”¹。

马克思在《科隆日报》第179号的“社论”中,是从“哲学”是否“应该在报纸的文章中谈论宗教事务”这个问题出发,直接针对“爱好宁静孤寂,追求体系的完满,喜欢冷静的自我审视”的“德国哲学”,特别是针对这种哲学与“反应敏捷、纵论时事”的“新闻报道”所形成的“鲜明对照”,提出“哲学不是在世界之外”,“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的精神上的精华”º,突出地强调和论述了哲学的时代性。

值得深思的是,马克思由“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的精神上的精华”所引发的直接论断,却是“必然会出现这样的时代:那时哲学不仅在内部通过自己的内容,而且在外部通过自己的表现,同自己时代的现实世界接触并相互作用。

那时,哲学不再是同其他各特定体系相对的特定体系,而变成面对世界的一般哲学,变成当代哲学的哲学”。

马克思认为,这样的哲学,就是作为“文化的活的灵魂”的哲学,就是“世界化”的哲学»。

马克思在自己的论述中,既强调了哲学的“时代性”,即“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的精神上的精华”,又凸现了哲学的“人类性”,即“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文化的活的灵魂”。

因此,我们不能以哲学的“时代性”去否定哲学的“人类性”,否则我们就无法解释古往今来的任何一种“真正的哲学”的生命力,特别是无法解释马克思哲学的“当代性”。

在我看来,离开马克思哲学的“人类性”,就不足以理解和解释马克思哲学的“当代性”。

在关于马克思哲学“当代性”的论证中,人们往往着眼于我们今天仍然生活在马克思哲学得以形成的时代,即着眼于我们与马克思的“同时代”性。

如果认真思考一下,就会发现这样的论证是贫乏的:首先,20世纪是人类历史上翻天覆地的新世纪,人类的文明形态、人们的存在方式以及人们的思想观念都发生了空前的革命,把20世纪称作人类历史的“新时代”决不会言过其实;其次,如果从市场经济取代自然经济、现代社会取代传统社会为标准来划分“时代”,从而说明我们与马克思的“同时代性”,那么,我们就无法解释,为什么处于这一过程之中的西方近代以来的哲学,特别是以康德、黑格尔为代表的德国古典哲学不具有“同时代性”?最后,如果仅仅从“时间”来划分“时代”,那么,晚于马克思的当代西方哲学是否比马克思哲学具有更强的“当代性”?这样,问题就回到对哲学的“当代性”的理解,特别是对马克思哲学的“当代性”的理解。

在我看来,我们既不能离开哲学的“时代性”去看待哲学的“人类性”,也不能离开哲学的“人类性”去看待哲学的“时代性”;哲学的“人类性”就蕴涵于哲学的“时代性”之中,而哲学的“时代性”则是对“人类性”问题的历史性回答。

因此,马克思哲学的“当代性”,从根本上说,是在于它的深层的、深厚的、深刻的“人类性”。

哲学作为人类把握世界的一种基本方式,即区别于神话、宗教、艺术、伦理和科学的一种特殊方式,其特殊之处就在于,它把人的存在,以及由人的存在所构成的人与世界之间的关系,特别是人在这种关系中所具有的存在价值,作为自己的“反思”的对象。

古今中外的“哲学”,不管其研究对象有何种差异,研究方法怎样变革,派别之间有多少冲突,理论形态有多少更新,但总是对人自己的反思,“人是哲学的奥秘”。

这就是哲学问题的人类性。

正是人类性的哲学问题,构成“真正的哲学”的“超时代”的“当代性”。

作为理论形态的人类自我意识,或者说,作为人类关于自身存在的自我意识的理论形态,任何真正意义上的哲学,都是以理论的方式表征了人对自己的理解,表征了人对人与世界关系的自我意识,因而都具有“超时代”的“人类性”,也就是人类自我理解的“当代性”。

例如,贯穿于全部哲学史的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哲学冲突,就是以理论的方式表征了人类关于自身既源于自然又超越自然的自我意识,因而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哲学冲突具有无可否认的“当代性”,历史上的任何一种唯物主义哲学或唯心主义哲学,也都在哲学地思考人自身的悖论性存在中显示了自己的“当代性”。

¹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220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219～220页。

《毛泽东著作选读》上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7页。

二、人类性问题的时代性课题:越是时代的,越是当代的 诉诸哲学史,我们会惊讶地发现,人类性的哲学问题,从来不是以抽象的“人的问题”而存在,恰恰相反,人类性的哲学问题总是表现为具有特殊内涵的时代性课题。

因此,以人类性问题为根据的哲学的当代性,又取决于每个时代的各种哲学对自己时代的哲学课题的理论自觉。

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对哲学史作出这样的概括:“人的自我异化的神圣形象被揭穿以后,揭露具有非神圣形象的自我异化,就成了为历史服务的哲学的迫切任务。

于是,对天国的批判变成对尘世的批判,对宗教的批判变成对法的批判,对神学的批判变成对政治的批判。

”¹这种概括精辟地揭示了整个西方哲学所经历的三大过程,即:近代哲学以前的确立“人的自我异化的神圣形象”的哲学,也就是形成和确定上帝本体论的哲学;近代以来的揭穿“人的自我异化的神圣形象”的哲学,也就是由上帝的自然化、物质化和精神化所构成的上帝人本化哲学;现代的揭露“人的自我异化的非神圣形象”的哲学,也就是以人类理性的自我批判为根本内容,以对“尘世”、“法”和“政治”的批判为主要对象的现代哲学。

确立“神圣形象”、揭穿“神圣形象”和揭露“非神圣形象”,这是完全不同的哲学任务,因而也构成完全不同的哲学理论。

这就是哲学的不可逃避的时代性。

对于哲学的这种时代性,即使是被视为“理性放荡”的黑格尔也是非常清醒的。

他说:“妄想一种哲学可以超出它那个时代,这与妄想个人可以跳出他的时代,跳出罗陀斯岛,是同样愚蠢的。

如果它的理论确实超越时代,而建设一个如其所应然的世界,那么这种世界诚然是存在的,但只存在于他的私见中,私见是一种不结实的要素,在其中人们可以随意想象任何东西。

”º但是,黑格尔同样清醒地看到,具有时代性的哲学,却如同“花蕾、花朵和果实”的自我否定:“花朵开放的时候花蕾消逝,人们会说花蕾是被花朵否定了的;同样地,当结果的时候花朵又被解释为植物的一种虚假的存在形式,而果实是作为植物的真实形式出而代替花朵的。

这些形式不但彼此不同,并且互相排斥、互不相容。

但是,它们的流动性却使它们同时成为有机统一体的环节,它们在有机统一体中不但不互相抵触,而且彼此都同样是必要的;而正是这种同样的必要性才构成整体的生命”»。

花蕾孕育了花朵,花朵又孕育了果实;但花朵的怒放正是否定了花蕾,果实的结出也正是否定了花朵,这个否定的过程,正是以新的形式与内容肯定了先前的存在。

这样来看哲学史,它就不是一个徒然否定、一无所获的过程,而恰恰是一个“扬弃”的过程、结出果实的过程。

这样理解的哲学史,才是哲学的发展史。

这样的哲学史就是以时代性的课题和内容来求索和回答人类性问题的历史。

确立“神圣形象”、揭穿“神圣形象”和揭露“非神圣形象”,这表现了完全不同的哲学任务,但却蕴涵着共同的关于人的哲学思考,即为人自身的存在寻求根据的哲学思考,因而涵盖着任何真正意义的哲学思考所不可逃避的人类性问题:标准与选择的关系,主体与客体的关系,感性与理性的关系,个性与共性的关系,小我与大我的关系,理想与现实的关系,思维与存在的关系,人与世界的关系,如此等等。

而如果借用我对“传统哲学”与“现代哲学”的概括,所谓“传统哲学”,其实质是理论地表征了人的“没有选择的标准的生命中不堪忍受之重的本质主义的肆虐”;而所谓“现代哲学”,其实质是理论地表征了人的“弱化了标准的选择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的存在主义的焦虑”。

因此,愈是具有深刻的时代性内涵的哲学,就愈是具有超时代的人类性价值,也就是哲学的当代性。

在我看来,正是由于马克思深刻地理解了哲学问题的人类性,深切地把握到了哲学的人类性问题的时代性课题,因此,马克思哲学才具有鲜明的、强烈的、睿智的“当代性”。

马克思并不是像许多现代西方哲学家那样,空泛地批判黑格尔哲学的“泛逻辑主义”或“理性的放荡”,而是以深沉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哲学目光,尖锐地指出了这种“无人身的理性”哲学与近代以来的人类生存状况的关系,深刻地揭示了黑格尔哲学的“超时代性”的“时代性”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