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对路翎的批评及路翎的反批评

当年对路翎的批评及路翎的反批评○刘卫东1949年4月南京解放后，路翎担任了南京军管会文艺处创作组的组长，1950年3月，由南京调到北京，在中国青年剧团从事剧本创作工作。

应该说，新政府对路翎还是比较重视的。

此时，路翎努力创作了大量作品，但是却遭到不同程度的批评。

这些批评并不能简单归为四十年代“七月”派与左翼批评家矛盾的延续，而是有着“新时期”批评界的独特内容。

路翎是一个有着很强创作个性的作家，也是在当时很少提出反批评的作家之一。

他在1949年前后的创作中，与理论界发生了哪些分歧，是本文试图讨论的问题。

一、对“工人阶级”题材作品的批评路翎在1949年1950年两年创作了一系列描写工人阶级的作品，包括《替我唱个歌》、《荣财婶的篮子》、《女工赵梅英》、《朱桂花的故事》、《“祖国”号列车》、《劳动模范朱学海》、《除地》、《林根生夫妇》、《英雄事业》等，编成一部集子《朱桂花的故事》（《十月文艺丛书》之一，天津知识出版社1951年版）。

如此集中描写自己不熟悉的工人阶级，对于路翎是首次，在题材方面显示了他在新的历史阶段“更新”自己的尝试。

正如他在1949年7月写的：“对于过去我无所留恋，我希望在这伟大的时代中，我能够更有力气追随着毛泽东的光辉的旗帜而前进。

”[1]但是，这部小说集遭到了批判。

路翎在同时期写的《人民万岁》、《英雄母亲》、《祖国在前进》等剧本也未能通过审查，不能上演。

《朱桂花的故事》在当时遭到了什么样的批评？陆希治的文章《歪曲现实的现实主义》[2]比较有代表性。

比较奇怪的是，该文将路翎的“态度”作为重点批评。

虽然开始承认，“作者在主观上是在企图探索工人工人阶级的思想感情，并通过生活把他们表现出来”。

但是，此文接着却拿路翎跟其他人比较：“他不像那些认真工作着的文艺工作者那样，即使他们的作品里也可能带有缺点甚至错误，但我们还是可以看出的他们的真正诚意的态度和辛勤劳动的痕迹，而路翎却轻率而又自命不凡地以他自己的灵魂取代了工人阶级的灵魂。

”批评路翎“轻率”和“自命不凡”，作者并没有什么根据。

从朋友的回忆录中，也可以了解到路翎有些“自尊高傲”[3]，这或许就是“轻率”和“自命不凡”的由来吧。

路翎身上孤傲的气质和对工人居高临下的视角使他的小说独异于当时其他作品。

但是，“工人阶级”已经成为新政权法定的、不容展示缺点的领导阶级。

对于在新的阶段如何看待“人民”的问题，路翎虽然有所认识，但是长期以来形成的“审视”和“鞭挞”的立场并没有彻底改变。

胡风最早提出“精神奴役创伤说”[4]，指出民众灵魂存在需要克服的缺点。

路翎的看法也是如此，他认为“政治斗争或实际斗争的胜利，并不能结束这个布满了几千年的精神奴役创伤的中国”，“我们底人民在主观情况（即旧习惯和旧意识地控制）上仍然是相当落后的”。

他批评“形式主义和机械主义观点的理论家，冷淡的虚伪的客观主义者”，认为“他们看不见具体的，就在他们身上、街上、贫民区里、工厂和农村里带着创伤而又向前奔突的活生生的人民”。

[5]显然，路翎对“人民”的看法与当时文艺界的主流观点是格格不入甚至背道而弛的。

批评者显然对路翎的工作不满意：“作者不但没有探索到工人阶级的灵魂深处，他连工人阶级的灵魂的门也没有摸到。

”路翎也试图写工人阶级的灵魂，但是，他还是没有改变已经形成的、“路翎式”分析人物的方法。

有论者曾指出路翎小说中的汹涌的“渴欲”：“这是一些被超常的欲望燃烧着、煎熬着的人们。

他们凶猛地挣扎，在每一瞬间都企图由一种生活方式、一种精神束缚中冲出去。

这种心理倾向、这种情欲，才构成路翎小说世界的最深刻的内在统一。

”[6]这一观察是准确的。

路翎笔下的人物不是按照既定的“工人阶级”理论而存在的。

对于如何描写人物的心理，路翎是有自己的见解的。

他说：“我的文学向往是描写出生活里的形形色色，也就是很多类别的人物以及他们，这些人物，这些形象的倾向；我的文学向往是描写出这时代的正面人物，连同着生长他们的土壤；连同着他们的土壤也描写出反面人物。

”[7]他也主张写正面人物，但主张写正面人物生活的土壤。

另外，他认为“要将人物突破一般性类型的模糊和社会各种碰触形成的假象描写出来，更深刻地反映社会”[8]，也就是说，他主张写一些“不一般”的能够与其他“典型”不同的人物。

所以，路翎尽管也写了一些“工人阶级”中的“正面人物”，却屡屡发生偏差，不适合当时的要求。

可以说，路翎是较早关注工人阶级生存状况的现代作家之一，他在40年代早期的《卸煤台下》等小说中就写了许小东、孙其银等许多工人形象。

1949年后笔下的工人阶级，是他创作的自然延伸。

在《女工赵梅英》中，路翎写赵梅英为了向上爬和多拿钱，当了一阵生产积极分子，当发现爬上去也多拿不到钱时，就变成了一个光说怪话的落后分子。

最后，在党的感召下终于幡然悔过。

路翎曾谈到他写这篇小说的动机：“解放以后的《女工赵梅英》，描写了党的耐心等待和教育落后的政策，和错误的女工赵梅英的转变。

我和许多人一样，佩服这种政策，所以来描写它。

”[9]路翎希望写出新社会人的转变，但是这一点不能被主流批评界接受。

对比一下《王家斌》（柳青）等作品对社会主义“新人”的歌颂，就可以知道路翎的小说中的人物是多么不合时宜。

因此，批评者认为路翎写的不是工人阶级，而是一些“浓厚的个人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思想”的“流氓和无赖”。

二、对“抗美援朝”题材作品的批评受到批评后的路翎也急于寻找机会证明自己。

正在这时，中国作家协会组织作家去朝鲜体验生活，他立刻报名到了朝鲜战场。

从1952年底到1953年7月，路翎一直在朝鲜战场访问、体验生活。

这个举动说明路翎还是想多改造自己的思想。

回国后，他在较短时间内发表了多篇反映朝鲜战争的作品，如《初雪》（1953）、《洼地上的“战役”》（1954）、《战士的心》（1953）、《你的永远忠实的同志》（1954）。

1954年，侯金镜在《文艺报》发表了《评路翎的三篇小说》[10]，对路翎的作品集中进行了严厉批评。

侯金镜对路翎的批评是以细读的形式展开的，比较芜杂，但是就讨论的问题来讲，可以约略概括为如下两点。

1、过多地写到了个人情感，宣扬个人主义。

《洼地上的“战役”》写了志愿军战士与朝鲜姑娘的“爱情”。

小说中，爱情鼓舞着王应洪和王顺。

因此，候金镜批评说：“个人温情主义已经战胜了集体主义，和纪律相抵触的这种爱情已经冲破了纪律的约束，‘照亮了’他俩的心，并且帮助他俩生长了不可战胜的力量。

”对其他小说的批评，侯金镜坚持的是同一个标准：不能写战士的个人情感。

《战士的心》采取的是多棱镜似的结构，不是以一位主人公为主，而是挖掘了战场上多名战士的内心世界。

侯金镜批评说：“作者对人物的描写方法是：差不多每一个人物在完成一个艰巨的任务或是在紧张的情况下面，都做一次有关个人幸福和个人痛苦的回忆，然后这个回忆就产生了战斗的力量。

”《你的永远忠实的同志》写战士间的矛盾是如何解决的。

炮兵连的班长朱德福与战士张长仁产生了矛盾，在个别谈话和会议中都没有得到解决，可是在冲突吵嘴时两人都理解了对方，化解了矛盾。

毫无疑问，在当时，路翎观察战士们的角度是独特的。

有研究者后来认为：“这是当时已很罕见的探索情感、心理的丰富性的作品。

”[11]这正是让批评家感到不舒服的地方。

1949年后文艺界过分要求作品“载道”，而且是“集体主义”的道，忽视作家的情感和个性的流露，否则就是“个人主义”。

而“个人主义”即使在路翎看来，也是要不得的，他不认为自己是“个人主义”，这也是他不满批评家的指责的原因。

路翎在写人物时，从来不主张做静态的展示，而是一定要写人物灵魂的搏斗和变化。

他说：“我十分坚持心理描写，正是在重压下带着所谓‘歇斯底里’的痉挛、心脏抽搐的思想与精神的反抗、渴望未来的萌芽，是我寻求而且宝贵的；我不喜欢灰暗的外表事象的描写。

”[12]他创作观无疑受胡风影响。

胡风提出作家要有“主观战斗精神”，他认为“客观对象没有人底意识之前，是‘不受作家主观影响的客观存在’，但成了所谓‘创作对象’的时候，就一定要受‘作家主观影响的’，否则就不会有什么‘创作’”。

[13]路翎是将他与现实“搏斗”的痕迹呈现在小说的人物中的，这些人物心理活动的出发点与集体主义的要求有悖。

2、歪曲战士的心理。

批评家对路翎刻画的战士形象和战士心理活动非常不满。

关于路翎作品中的问题，侯金镜指出：路翎的作品“抽去了集体主义和阶级觉悟的巨大力量，而代以渺小的甚至庸俗的个人幸福的憧憬，并且把它当作人民军队战斗力的源泉。

”在批评者看来，这是一个涉及到战士战斗的动力的问题：“歪曲了士兵们的真实的精神和责任感”。

之所以会犯错误，侯金镜认为路翎主要是歪曲了战士的生活。

他说：“路翎的这几篇作品在主题思想上所以有严重的错误和缺点，最重要的原因，就是违反生活的真实，以自己的臆测来代替生活，以自己不健康的感情代替作品中人物的思想情绪的违反现实主义的倾向。

”按照侯金镜的观点，小说中应该展现克服个人主义的爱国主义。

他认为：“我们的爱国主义思想基础是在个人幸福与整体利益的一致上，而且是在不断克服个人意识的斗争中产生的，热爱一条小河、小河里的鱼、健壮的妻子，不一定就是爱国主义，只有把这一些和‘团体的利益’发生紧密的、不可分割的联系，它们才可以发出爱国主义的光辉，才能给人以勇敢战斗，自我牺牲的力量。

”对比一下同时期的关于朝鲜战争的作品，就可以发现其他作家自觉实践了这一理论。

朝鲜战争期间，出现了大量歌颂志愿军的作品，结集为《朝鲜通讯报告文学选》（3辑109篇作品）和《志愿军一日》（4编426篇作品）。

其中的代表作魏巍的《谁是最可爱的人》可以说完全体现了侯金镜的要求，这部作品说明了前线战士的无畏牺牲精神的思想来源于后方的人民。

丁玲在当时谈魏巍的创作时，高度评价：“今天我们文学的价值，是看它是否反映了在共产党领导下我们国家的时代面影。

是否完美地、出色地表现了我们国家中新生的人，最可爱的人为祖国所做的伟大事业。

”[14]而为一定政治目的写作，是路翎极为反对的。

他反对强加在艺术上的政治内容：“将政治目的直接地搬到作品里来，我们不能要，因为他毁灭了复杂的战斗热情，因此也就毁灭了我们底艺术方法里的战斗性。

”[15]路翎坚持自己的主张，认为自己这样是完成政治任务的另一种方式。

三、路翎的反批评被批评后，路翎写过短文试图辩解，但未能刊发。

他经过一段时间的思索，写了4万余字的长文《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批评？》予以回击。

这是路翎理论文章中最长的一篇，也是他因胡风案入狱前发表的最后一篇作品。

从文章中不难看出路翎的气愤，他是以“最后的奋斗”[16]的心态来写这篇文章的。

路翎最不满意的，是对方的批评态度。

他说：“我的批评家们对于我的几篇小说的内容的理解是错误的。

我的批评家们从事先做好的结论出发，把作品按照这种理论的要求倒装上去，有的就干脆从捏造出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