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辞海》新闻人物条目注释商榷(之一)

田鹏飞《辞海》是一部兼有字典、词典和现代百科的综合性大型辞书，历经四次大型修订，进步多多，至2009年版（通称第六版）出版，无疑是我国辞书编纂史上一大卓越工程，是当代最高水平的大型辞书之一，学界声誉甚隆。

然而，以其卷帙浩繁，涉及的知识遍及浩如烟海的历代典籍与现代百科知识，任何团体和个人都不可能穷尽，有所疏漏实所难免。

白璧容有微瑕，无损其光辉，为使其下次修订更加完善，笔者拟就新闻史上部分人物条目有所商榷，如蒙读者、编者是正，则十分感谢。

1．邓拓（一册P425.1）注释说：”福建闽侯人。

原名子健、云特，笔名马南邨、丁曼公、向阳生等。

1930年参加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曾任《晋察冀日报》社长兼总编辑、新华社晋察冀分社社长、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经济组组长等职。

1944年主持编辑出版第一部《选集》。

新中国成立后，任《人民日报》社社长兼总编辑、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主席、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中共中央华北局书记处候补书记、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

主编理论刊物《前线》。

文化大革命中被迫害致死。

著有《燕山夜话》，与吴晗、廖沫沙合写杂文《三家村札记》。

主要著作收入《邓拓文集》（4卷）。

”此条注释，觉得有三点必须辨正、补充：一、注释中“与吴晗、廖沫沙合写杂文《三家村札记》”的说法，行文表达有二点不够准确一是当初三人合作分写杂文之行动，确乎是写，而后合集成书，即为著作，已不再是零篇散帙之文，则其行为已成“著”，非止于写了；二是于书名之前只以杂文体制冠之，易误解为单篇杂文，则行文逻辑表述不周延，失却文篇集合之类名，必于杂文体裁类别之后加个集字，才显得行文逻辑周延而准确。

二、于词目人物平生著作仅举杂文二书，而于治学重要一面却失举其史学著作《中国救荒史》、《论中国历史的几个问题》二书；又于文学方面失举《邓拓诗词选》、《邓拓散文》二书，则于人物平生事业的表述即显得残缺不全了。

三、注释仅以政治人物叙其经历略备，而于其学术文化历史之贡献失举史学、文学著述四书，就不见其学者（史学家）、诗人的身份了。

由此及彼，亦见释文失其学术定位的概括语，显得注释有目无纲。

那么，注释之首须先总释作“中国当代杰出新闻工作者、史学家、散文作家、诗人”，而后叙其简历、著作，才显得注释完备。

顺便提，邓拓平生所作旧体诗词五百余首，寓意深刻，雅韵铿锵，清新刚健，出色当行，向为读者所称道。

故其诗人之文化定位牢牢其确，绝不是虚誉。

2．范长江（一册P572.2）注释略作：“中国新闻工作者，原名希天，四川内江人。

1935年7月以《大公报》特约通讯员身份采访西北，发表大量旅行通讯。

1936年任《大公报》记者，西安事变后赴西安、延安，向全国报道西安事变真相、陕北革命根据地景象和中国共产党的方针政策。

……1939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1941年在香港与邹韬奋等创办《华商报》。

1942年转入苏北解放区，先后任苏皖鲁边区新闻学校校长，新华社华中分社、华中总分社、《新华日报》华中版社长。

1946年任中共南京代表团发言人、新华社南京分社社长。

新中国成立后历任新华社副社长、上海《解放日报》社长、新闻总署副署长、《人民日报》社长、国家科委副主任，中国科协副主席等职。

著作编为《范长江新闻文集》。

”此条注释不够完善，需补充三方面：、注释所言：“1935年7月以《大公报》特约通讯员身份采访西北，发表大量旅行通讯”，未明通讯是如何写出、内容如何、影响如何，皆须说明，实则历时十月，行程四千余里，首次向全国公开报道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真象，后汇集成《中国的西北角》一书，1936年由天津大公报馆出版，此书与其时斯诺《西行漫记》同样，成为震撼全国的著作。

故于注释中应点出书名、内容、影响。

此书是作者对中国革命的一大贡献，应该表出，不应隐没其革命历史的功绩。

二、注释失叙：1937年2月9日，与范长江做通宵长谈，此行撰写《陕北之行》及《塞上行》二书，报道陕北革命面貌及领袖人物，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在全国产生巨大影响，这也是为中国革命所作出的重大贡献，注释应当谈到这一点，而不隐没其革命历史的功绩。

三、注释失叙其非正常死亡一事。

文化大革命中受尽摧残折磨与人格凌辱，于1970年10月23日被“四人帮”迫害致死于博闻新闻河南确山。

记录此事，既彰“四人帮”之历史罪恶，也可引为革命的历史教训，所以注释不应隐没历史真象，以为殷鉴。

本条请参考：①杨钟岫、文世昌《风雨传媒·范长江跑新闻》重庆出版社，2006.12.1；徐培汀、裘正义《中国新闻传播学说史·范长江的新闻思想》，重庆出版社，1994年版：②蓝鸿文著《范长江记者生涯研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9年5月版。

3．邵飘萍（三册P1984.2）释文略作：“中国新闻记者、新闻学者，名镜清、振青，浙江东阳人。

1911年辛亥革命后，在杭州主编《汉民日报》，因反对袁世凯，三次被捕入狱。

……1918年创办《京报》，并任社长，同时参与创办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

1919年8月《京报》被军阀查封，被迫再度赴日本。

1920年秋回国，复刊《京报》，兼任平民大学、法政大学教授。

1925年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

次年4月26日被奉系军阀杀害。

著有《实际应用新闻学》、《新闻学总论》、《综合研究各国社会思潮》、《新俄国之研究》等，所撰新闻通讯和评论编为《邵飘萍选集》。

”此条注释缺漏、释义未明，需补充四点：一、注释于其名字之表述缺失有二：一是未点明“飘萍”为其笔名，大行于世，本名反为所讳，故宜明确点出于本名之后日：“以笔名行”，就恰当了。

二是于报刊署名尚有“阿平、青萍”等，因同时尚有新闻记者林白水（名万里，字少泉），以倡言无忌，触怒反动军阀，被借端杀害，1985年国家民政部追认为革命烈士。

则青萍、白水恰成佳对，二人不幸皆以倡言民主自由、揭露军阀阴私丑行而同遭杀害，此亦传诵一时。

故本条释文亦应点出：“时署青萍”，为宜。

二、注释中“因反对袁世凯，三次被捕入狱”，语义未明反对袁世凯之原因，易误解为个人恩怨，谬矣。

故宜点出“窃国专制”，乃使语义、逻辑完善。

三、注释所谓“1919年8月《京报》被军阀查封”，原因未明，削弱了文章的表达力度。

须点明：“五四运动时，飘萍激于爱国义愤，于报端公开揭露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卖国罪行，触怒段祺瑞政府，下令查封《京报》。

”时至今日，何必隐讳而致义不明。

四、注释“次年(1926)4月26日被奉系军阀杀害”，其因未明，宜点出：“三-一八惨案发生后，支持群众反帝反军阀斗争，以及揭发军阀秘闻，时值奉系军阀张宗昌兵败冯玉祥，奉直联军入京，即以‘勾结苏俄，宣传赤化’之名逮捕，杀害于天桥。

”以明因果。

以上可参《郑逸梅选集》一卷P184 -185，二卷P120 -124：徐培汀、裘正义《中国新闻传播学说史》P139-324。

4．张季鸾（四册P2879.1）注释略作：“中国新闻记者。

……1905年留学日本，……l912年任南京临时政府秘书，1913年在北京创办《民立报》。

宋教仁被刺后，著文声讨袁世凯，被捕。

出狱后返沪，1916年重返北京，接办《中华新报》。

1918年因揭露安福系将胶济铁路抵押给日本的秘约再次入狱。

1919年任上海《中华新报》总编辑。

1926年与吴鼎昌、胡政之接办天津《大公报》，任总编辑兼副总经理，直至病故。

……著作编为《季鸾文存》。

”张季鸾乃我中华20世纪上半叶杰出的老报人，忠勇果毅，刚正率直，功业多多，大业煌煌，而本条释文平平叙事，多有未彰，宜为拈出，以再现历史的真象，不掩人之善绩。

本着不溢美、不隐恶的传统史德，其可拈而出之的约有六个方面：一、1913年以宋教仁被刺案，著文讨袁而遭牢狱之灾：1918年以揭露安福系出卖国家主权，将胶济铁路抵押日本的卖国行径，而再陷图圄，却未堕报人之职志与爱国之忱。

1926年，与吴鼎昌（任社长）、胡政之（任经理）携手合作，执掌《大公报》，出任总编辑，遂高张“不党、不卖、不私、不盲”之大纛以为办报大政方针。

不党，即不结党营私，不偏不倚，不党同伐异，一本公心，评点世间万象；不卖，即不出卖灵魂，不损人格道德，不为功名利禄而出卖报人之职志，绝不出卖国家民族之利益；不私，即不谋取小集团及个人之私利，而言行必出以一派公（国家、民族、时代、社会、历史）心：不盲，即处事必明辨是非曲直、善恶美丑，严守正直立场，而不盲目随声附和某派之宣传、言论、观点和主张。

这种报人品格，注释遗漏，遂成缺憾，宜为拈出而彰明之，再现历史的本来面目，以见实事求是的史德。

二、1924年1月1日马克思主义传承而发扬光大者、无产阶级革命导师列宁逝世，张季鸾时任《中华新报》总编辑，即于显著版面撰文刊发长篇社论《列宁逝世》，赞颂“列宁之理想则为人类的，其事则为世界的。

”彼时能有此等见识，殊为难能可贵。

注释岂得疏漏，漏则陋也，必当补而完善之，才见出历史的真面目。

三、抗日战争爆发，力主团结、抗战，救亡图存。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张即撰文《日军占领沈阳长春营口等处》的社评，主张“明耻教战，救亡图存”；1937年“七·七事变”，消息传来，张即于上海版《大公报》发表《艰苦牺牲的起点》之社评，鼓舞国人抗战到底：同年12月8日，又于武汉版刊行社论《最低调的和战论》，呼吁“不分党派，同心奋斗”，提出抗战到底，必定胜利的信念，并鼓励士气，“中国就永不亡，民族精神也就永不至衰落”，文章刊出，影响极大。

1938年12月1日，《大公报》迁重庆，2日即刊社评《抗战大局》，大声疾呼：“唯有忍受一切苦难，不怕一切牺牲，战下去！战下去！”如此言论甚得民心，致使重庆《大公报》发行量达九万七千余份。

此等爱国热忱，殊堪表彰，则注释亦不当漏而不宣。

四、由于张季鸾主持笔政的《大公报》坚持“团结抗战”的言论与主张，为国际新闻界所关注，1941年5月，《大公报》荣获美国密苏理新闻学院荣誉奖，重庆新闻界为之举行庆祝会，这都是张季鸾的功绩，注释亦当表而出之，以再现历史之天然。

五、张季鸾劬劳积瘁，于1941年9月16日病逝重庆，、秦邦宪、陈绍禹、吴玉章等特发唁电：“季鸾先生在历次参政会内坚持团结抗战，功在国家。

惊闻逝世，悼念同深。

肃电致悼，藉达哀忱。

”周恩来、董必武等唁电称：“季鸾先生，文坛巨擘，报界宗师。

谋国之忠，立言之达，尤为士林所矜式。

……痛悼何堪！”蒋介石唁电称，“季鸾先生，一代宗师，精诚爱国忘劬积瘁，致耗其躯。

……斯人不作，天下所悲。

怆悼之怀，非可言罄。

”国共两党高端之唁电，可见张氏功业，于国于民于时于史关系之重大，皆可证成其“爱国民主人士”之历史地位，则注释之概括语中亦当补此，才成完整的注释。

六、注释总括语仅将张氏定位于“中国新闻记者”而已，失之于浅而并不确切。

考张氏非止一般新闻记者，乃国际驰名之新闻记者、业绩显赫之老报人，兹依其平生行事著述、品格似宜概括为“中国著名报人、报刊评论作家、爱国民主人士”，才与其实际学术文化历史地位与贡献相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