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代追索

四代追索——“民国船王”家族对日索赔七十七年始末两艘船、四代人、七十七年。

民国时期的上海“船王”陈顺通和他的子孙们，终于从日本企业那里获得了应有的赔偿。

日本侵华战争前夕，陈顺通将他所创办的中威公司两艘轮船租借给日本大同海运株式会社（后称“大同”）使用。

次年，这两艘轮船突然“神秘消失”。

从状告日本政府到起诉“大同”……整整77年，陈氏的追讨官司经过四代人的“接力”，终于有了结果。

今年4月19日，上海海事法院扣押日本商船三井株式会社的轮船“BAOSTEEL EMOTION”号，迫使“三井”履行法院在7年前就做出的判决，赔偿中威船运公司和原告陈震、陈春两人1.9亿元人民币。

遗憾的是，“船王”陈顺通的第三代子孙、“中威船案”最重要主角陈春，未能等到船案最终的执行，已先于两年前离世。

这是一个经历将近一个世纪、投入几代人心血的家族传奇。

“船王”传奇20世纪初叶的上海，十里洋场，一派繁华。

这里是蜚声世界的“东方巴黎”，远东的经济、航运中心。

无数的中国家族企业在这里孕育、生长，经历繁荣和挫折，或消失于历史，或绵延至今。

陈氏家族的中威公司就诞生于此。

陈氏家族的故乡在浙江宁波冠英村。

浙江宁波人以精通商道著称于世，尤擅航运行业。

上世纪初，宁波只有一条航线通往上海，却走出了一个在世界航运史上占有一席之地的“宁波帮”。

其中包括知名的实业家、“华人世界船王”包玉刚等等。

1909年，只有14岁的陈顺通乘着父亲的木船，沿着乡邻前辈的航线，懵懵懂懂地闯进了上海滩。

经过同乡的引荐，陈顺通到一家汽船公司学习航海业务。

很快，这个聪明的宁波小伙子从一个见习水手变成了海运船长。

运气总是眷顾努力的人。

1926年北伐战争中，一次偶然的机会，陈顺通成功解救了“国民党四大元老”之一的张静江，并把他安全护送到大连。

因为赏识陈顺通的勇敢机智，张静江全力举荐这位沉默寡言的年轻人担任国民航运公司的经理。

从此，陈顺通肩负起了为北伐军暗中输送军火的使命。

北伐胜利后，张静江任浙江省主席，任命陈顺通为浙江建设厅厅长兼内河招商局局长。

但是，志在海运的陈顺通不久便辞去了政界职务，雄心勃勃地决心独资创办自己的海上航运企业。

张静江听说陈顺通有此愿望，提出要将原属国民航运公司的一艘货轮“太平”号送给他。

生性要强的陈顺通没有接受无偿恩赐。

多年在上海滩商界的摸爬滚打，他获得了丰富的人脉和极好的信誉，再不是刚来的那个毛头小子了。

闻名上海的均泰钱庄经理钱声远基于对陈顺通的信任，给了他高额的贷款。

于是，陈顺通在不到四十岁时，便买下了陈家的第一艘船——“太平”号货轮。

1930年9月1日，由陈顺通任经理的中威轮船公司正式成立了。

陈顺通之所以把公司命名为“中威”，因为这是中国有史以来第一家独资创办的海运公司，意为“扬中华之威”。

检修后的“太平”号货轮很快投入了运营，不足4年时间中，中威公司又向英国和澳大利亚购进了三艘货轮，命名为“新太平”、“顺丰”、“源长”。

至此，中威公司的轮船总吨位超过二万吨，在当时中国航运界居第二，跻身世界著名航运公司之列。

“中威”的航线由国内伸展到东南亚各国，他又开辟了中苏航线，北上海参崴。

陈顺通的海运生意做得顺风顺水，成为了名副其实的“船王”。

根据陈顺通之孙陈春的回忆，1936年陈顺通的母亲去世，蒋介石曾赠匾一副，上书四个大字：“母仪天下”。

可见陈氏家族确实显赫一时。

“船王”未曾想到的是，“中威”的荣光在不久后便成为了惨淡的浮云。

1936年前后，中日关系虽已经十分紧张，但是民间贸易并未中断。

这年10月14日，陈顺通代表“中威”与日本大同海运株式会社签订了定期租船合同。

合同中约定：将六千七百吨的“顺丰”号与另一艘五千吨的“新太平”号租给大同使用。

从船舶交付之日算起，租期为十二个日历月。

租船合同于1936年11月1日上午6时正式生效，租船人自1937年12月1日起收回船只并收取租金。

为了防止可能出现的意外事故，“中威”又以高额保险金，分别将两轮向日本的“兴亚”、“三菱”两家海上保险株式会社投了船体保险。

这一次，幸运之神似乎是故意“戏弄”了陈顺通——就在“中威”与日本企业“大同”的合同期内，1937年7月7日，日本发动了“卢沟桥事变”，抗日战争爆发。

“大同”从此断绝了和“中威”的联系。

巨轮失踪抗战爆发后，为了防御日军大举入侵，国民党开启了一项战时特别措施：征收民船，自沉于重要航道，封锁江海口。

被政府征召的轮船有99艘，陈顺通仅剩的“太平”号和“源长”号，也在此列。

“太平”号是中威公司的起家之宝，本来有机会躲过沉没的命运：镇守宁波的城防司令曾找陈顺通谈判，建议用别的旧轮船同“太平”号掉包，让“太平”换一个船名继续跑海运，只是全部收入要四六分账。

陈顺通对这个建议嗤之以鼻，于是，1937年年中，“太平”号和“源长”号终于在炮火中破舱下沉了。

为支持抗战，沉船也是“爱国”，让陈顺通糟心的另有其事。

此时已是1937年末，据陈顺通长子陈洽群的日记记载，从这一年的8月16日起，“中威”就再未收到来自“大同”的租金。

更可怕的是，过了大同公司租船合同截止日数天后，大同也未按时交还“顺丰”，“新太平”两艘船。

合同期满，陈顺通心心念念的这两艘船却下落不明了。

“顺丰”和“新太平”这两艘远洋海轮是中威公司的绝对主力，占公司轮船总吨位的三分之二。

其中的“顺丰”号，是当时中国吨位最重的一艘船舶。

这两艘船找不到了，陈顺通心中的焦虑可想而知。

祸不单行，中威公司与修船业务配套的中威机器厂同期被日本人侵占。

失去了轮船和工厂的“中威”，实际上已经是无本之木。

寝食难安的陈顺通决定，冒险东渡到已成为敌国的日本，查清“顺丰”和“新太平”的情况。

他将家里珍藏的字画古董翻了出来，求助于日本友人，以民间贸易往来的名义，于1939年春买了一张机票，直飞东京。

见到“大同”的法人代表后，对方竟然告诉他，“顺丰”和“新太平”两轮都被日本海军当局强行扣截征用，大同商社也濒临破产，一时丧失了兑现合同的实际能力。

愤怒的陈顺通想找日本海军部交涉，“大同”的代表劝他：“两国正在交战，你千万不可自投罗网，当局会把你当作中国间谍抓起来，还是忍一忍再看吧。

”陈顺通陷入绝望，没有心思质疑大同公司的说法，东京之行一无所获，回到中国后，陈顺通大病了一场。

1940年，经过陈顺通的再次询问，“大同”给“中威”寄出了一张“通知函”，仍然是把一切责任推给日本海军。

“中威”的风光已彻底成为过去，“中威”破产了。

陈顺通唯一能够指望的，是他保留的船只租赁合同和保单。

此后的数十年间，这些合同和保单无数次地呈递给政府和法院，它们是“顺丰”、“新太平”存在和所属的证据，见证了数十年的追索。

汪伪政权成立后，曾派人和陈顺通交涉，主动提出愿意出面斡旋，争取尽快让日本军方归还陈家的船，但是作为交换条件，陈顺通必须出任汪伪政权的上海交通部长，同时还许诺给他以优厚的待遇：除了高额薪金外，又赔给坐落在虹口租界内的日式花园洋房一幢，保镖四名。

但是陈顺通不愿背“汉奸”的罪名，拒绝了这个提议。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

被日本强掠的“顺丰”和“新太平”应该物归原主了。

此时的陈顺通刚满50岁，无所事事的他经常到上海外滩凭栏远望。

“顺丰”和“新太平”的桅杆，却没有出现在黄浦江上。

“船王”还不知道，这两艘船此时早已因触礁而永沉海底了。

追索伊始抗日战争结束后，国民党的接收大员们纷纷从后方飞抵上海，将大批由日伪吞并的民间企业财产揣进自己口袋里。

抗战危急时刻，国民政府曾征调民船沉船锁江，这时也该给船东们作出补偿了。

上海三十三家船东，共有三百六十万美元的抗战损失费。

但这笔钱却并没有发到船东们手中。

国民政府将这三十三家船东合并，各家应得的抗战损失费作为股金，强行成立了“复兴航运公司”。

这三百六十万美金的补偿款中，“中威”占有十分之一：三十六万美金。

陈顺通是航运界的前辈，又是航运界的抗战功臣，当时的中央交通部特授予他一级勋章。

但此时，陈顺通对国民政府已经失去信心，他不想加入“复兴航运公司”。

陈顺通长子陈洽群与蒋纬国交好，通过他的协助，陈顺通取得了蒋介石的手谕，特许中威公司退出“复兴航运公司”，但是陈家只获得了赔偿金的一半——十八万美元。

陈顺通的心里，仍然挂念着“顺丰”和“新太平”两艘船。

他把这些钱一部分投往香港，争取东山再起，一部分作为与日方交涉的活动经费。

追索之路还没开始，1947年，陈顺通被检查出胃癌晚期。

知道自己可能时间不多了，他加快了讨船的步伐。

日本战败后，“大同”依然是把所有责任推给日本海军部。

于是，在1947年2月15日，陈顺通给盟国驻日本占领军最高司令官麦克阿瑟写信，请这位美国五星上将出面，敦促日本新政府维护国际公法，协助中威公司收回“顺丰”和“新太平”两艘轮船，并赔偿由于日方违约而造成的全部损失。

37天后，陈顺通收到了麦克阿瑟亲笔签名的打字回信。

信中的内容让身体已十分虚弱的陈顺通深受打击。

麦克阿瑟写道：“‘顺丰’和‘新太平’二轮已在战争期间不幸灭失，‘中威’须于实物之外另求补救之道。

”这几行字让“船王”几乎当场晕厥。

在病榻上，陈顺通叫来中威公司的常年法律顾问魏文翰，字斟句酌地给麦克阿瑟回信，同时提供了当年地合同副本，求他给予帮助。

这封凝聚着老“船王”最后一丝希望的复信，通过航空挂号直邮东京的麦克阿瑟，但是再未收到美国将军的一丁点回音。

两年的无望等待后，1949年11月14日，陈顺通去世，死于晚期胃癌。

最后的时刻，陈顺通仍然头脑清晰。

他立下遗嘱，托付长子陈洽群全权处理“顺丰”和“新太平”二轮的索赔事宜。

1958年春，陈洽群自上海迁居香港。

他在香港重新注册了中威公司，目的就是为了讨船。

抵港不久，他就开始尝试与“大同”联系，但是“大同”每次都以人事变动和船只为日本政府夺取、应由日本政府负责作答的说法搪塞。

1961年春，心有不甘的陈洽群第一次踏上日本领土，开始了陈家第二代的追索之路。

“陈洽群告日本国”在日本战后迅速崛起的上世纪60年代，陈洽群不停地穿梭于香港与东京之间。

当年大同海运株式会社二战期间负责为日军运送军火，与政府关系亲密。

“我们不好处理，都怪这场战争啊！”这样恭敬的推脱，是陈顺通从日本政府处和企业处得到最多的回复。

陈洽群的性格和老船王有很大的不同，他更倔强，也更强硬。

由于大同公司坚持1940年给“中威”“通知函”的立场，把一切责任推给日本政府，陈洽群迫不得已，只得以“大同”1940年的“通知函”为依据，在1961年转向与日本政府交涉，主张对两轮的债权和所有权。

与此同时，陈洽群也对案件涉及的相关证据展开调查，他发现船案的复杂性，远远超出了他的想象。

“中威船案”原告的主要代理律师叶鸣曾于上世纪90年代在美国报纸撰文《中威船案：五十八年旷世之讼始末》，对陈家在日本的追索过程详尽地进行了叙述。

他在文中说，陈洽群当时在日本聘请的律师经过调查告知，两艘船于1937年8月22日在日本大阪港同时被自称是日本海军的人员扣押，之后日本通信省又宣布两轮为其所有，并于1937年10月将两轮租给原租船人大同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