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进入常规增长时代

摘要：
主要观点：中国经济由于内外部环境的变化，将不可避免地转变增长方式，由此造成经济进入常规增长时代。

行文脉络：提出观点；分析中国奇迹的原因；论述四个方面发生了变化；论述内外部环境变化将对中国经济造成的影响。

中国奇迹的原因：改革开放政策的成功；良好的国际经济环境；低估的要素价格；人口红利；
什么使得推动增长的因素发生了变化？
第一，世界经济高速增长原来是因为新兴市场的崛起和信息技术的普遍应用。

如今，债务危机困扰全球经济。

第二，人为压低要素价格的做法不可持续。

经济结构失衡。

第三，人口结构的变化推动中国人口快速逼近“刘易斯拐点”
这些变化将对中国经济产生深远的影响。

一是生产成本和产品价格都将承受巨大的向上的推力。

二是经济增长速度可能会略有放缓。

三是收入分配的状况可能得到改善。

在劳动力过剩时，工资水平很难增长，而人口红利的消失，则可能改善收入分配的格局。

黄益平：中国经济进入常规增长时代
中国经济正面临新的重要转折，增长速度将放慢，通货膨胀将提高，收入分配将改善，产业更替将加速
中国在改革期间持续保持10％左右的经济增长率，被称为“中国奇迹”。

创造这个奇迹主要归功于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但是，一些特殊的因素，例如，良好的国际经济环境、低估的要素价格和“人口红利”等，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不过，现在，这些因素已经或者即将开始消失，这将推动中国经济的下一个重要转型：从“经济奇迹”到常规增长。

这个转型也许需要几年的时间才能完成。

转型之后，中国的经济增长会放慢、通胀水平会提高、收入分配会改善、产业更替会加速。

经济增长将更多地依赖自主创新，这终将决定中国能否避免曾经困扰部分拉美国家的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尽管初期经济起飞很成功，但后续增长乏力。

“奇迹”不长在
在经济改革的30多年间，中国由一个封闭的、以农业为主的落后经济，迅速崛起为一个开放的、高度工业化的现代经济，确实是史无前例的，被称为“经济奇迹”也不为过。

到2010年底，中国经济的规模将超过日本经济。

而且，如果高速增长的趋势保持下去，中国就可能在20年内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

十年前，国际投资者普遍将中国看作一个非常重要的新兴市场经济体。

到今天，想要判断世界经济形势，他们就必须首先了解美国与中国的经济状况。

中美在国际经济中的重要地位由此可见一斑。

中国政府曾经公开否定了G2决策模式，但事实上，美中协商机制已经在很多国际事务领域发挥作用。

既然是“奇迹”，它便不是常态，是很难长期持续下去的。

“中国奇迹”也不例外。

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究竟是如何炼成的？首先应该归功于市场化改革，我们放弃计划经济、走市场化的道路，极大地提高了经济效率。

此外，还有一些特殊的贡献因素。

比如，过去几十年，世界经济长期处于“大稳健”之中，宏观环境越来越稳定；中国长期实行产品市场放开而要素市场扭曲的改革策略，人为地压低生产成本，刺激生产、投资与出口；滞后的金融开放与资本项目管制既降低了资本的成本，也暂时提高了金融体系的稳定性；最后，过去几十年人口结构在变化，劳动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不断上升，形成了有利于经济增长的“人口红利”。

然而，所有这些因素已经或者即将开始发生变化。

过去，世界经济高速增长，得益于新兴市场经济的崛起和电脑技术的普遍应用。

但是，在经历全球危机之后，
世界经济的增长潜力已经下降。

现在，大家都担心欧洲债务危机的问题，其实，真正值得担忧的是主要市场经济国家的庞大的债务负担。

美国和英国的公共债务已经大体占到各自GDP的100％，而世界上超过40％的国家的财政赤字已经高于各自GDP的10％。

从短期看，如此庞大的财政负担，势必影响它们继续实施经济扩张政策的能力。

从长期看，维持和消化高额债务将挤占经济资源。

美国的历史数据表明，每当债务负担超过90％，其GDP增长率就会比债务负担小于30％时平均低5个百分点，而CPI则高5个百分点。

这些情况表明，国际经济环境已经开始转向低增长、高通胀。

不对称的市场化
中国30年改革的基调是市场化，但是，中国的市场化改革的策略其实是不对称的：产品市场基本都放开了，要素市场的扭曲依然十分普遍和严重，劳动力市场、资本市场、土地市场和资源市场基本上都是如此。

这些扭曲的一个共同特点，就是人为压低要素价格。

比如，2007年，国际原油价格最高时达到每桶150美元，同期相应的国内价格却只有80美元。

根据我们的测算，所有这些扭曲在2006年达到顶峰，总量占到当年GDP的10％以上。

这些扭曲相当于变相地补贴生产者和投资者，人为地提高生产利润、增加投资回报，也间接地增强了中国出口产品的国际竞争力。

因此，它们在短期内促进了经济增长，同时也导致资源利用效率低下和经济结构失衡等问题。

近来，中国政府已经开始改革要素市场，试图逐步实现由市场机制决定要素价格。

要素市场改革滞后的一个特例，是金融市场改革和资本项目开放。

尽管改革已走过30多年，中国仍然具有金融抑制的典型特征，例如，利率管制、政府干预信贷决策和资本项目管制等。

根据我们的测算，中国金融自由化的进程迄今才刚刚走了大概40％的路程，远远滞后于多数新兴市场经济体。

金融抑制的后果是降低资本利用效率、压低实际利率水平，当然，至少能暂时保持金融稳定性。

正是由于比较严厉的资本项目管制，中国才没有在全球危机期间受到更大的冲击。

但是，这样的制度安排很难继续，除了资本效率偏低，更重要的是经济开放
以后，资本管制的有效性已经明显下降。

因此，除了稳步地推进金融自由化和开放资本市场，别无他法。

刚刚重启的人民币汇率政策改革，其实也是这个自由化过程中的一步。

人口结构的变化则推动中国经济快速逼近“刘易斯拐点”，与之相伴随的是“人口红利”的消失。

所谓“刘易斯拐点”，是指国内劳动力市场将由原来的供应过剩转向供应不足。

这个拐点在中国究竟什么时候会出现？经济学家们之间有很大的争议。

蔡昉等经济学家仔细地考察了实际经济形势后得出结论：农村劳动力数量被明显高估，而边际劳动生产率被低估，这表明，“刘易斯拐点”离我们要比很多人想象得近得多。

由于多年实施计划生育政策，中国的劳动力总量将在2015年前后开始下降。

当前，农民工在一些地方出现短缺，工资水平已经普遍上升。

这就意味着，过去将农民移进城里直接从事劳动生产的做法已经难以继续下去了。

要提高生产率，就必须依靠人力资本提升和技术研发。

走得慢些走得好些
上述四个方面的变化，将对中国的经济模式产生深远的影响。

重大影响之一，是生产成本和产品价格都将承受巨大的向上的推力。

不仅美国等主要市场经济国家的通货膨胀将显著提高，国内生产成本也将大幅增长，包括利率、汇率和工资等。

过去，央行将CPI的目标定在3％，而过去十年的平均幅度只略高于1％，这个水平远低于其他新兴市场经济。

相信未来十年的通胀压力会高许多，平均可能会达到5％左右。

另一方面，如果央行对通胀控制过于严厉，就有可能影响增长。

因此，最终的结果是我们将在某一阶段面对较高的通货膨胀。

这是国际、国内环境多种因素作用的结果，也是价格改革所必需的。

另外，适当的通货膨胀也有利于降低名义汇率升值的压力。

另一个重大影响，是经济增长速度可能会略有放缓，但是，如果它能够保持在7％-8％左右，依然将是非常出色的表现。

增长放慢的主要原因是世界经济的增速已经放慢，预计美国的增长潜力比危机前要低3个至4个百分点。

另外，美
英等国的经常项目逆差已经缩小，这些会直接影响中国未来的出口。

不过，更重要的是，要素成本上升、实际利率提高、人民币升值和工资迅速增长等因素，都会在一定程度上限制经济增长。

未来中国经济增长主要要依靠研发和技术革新。

这样的增长更有利于改善经济结构、提高增长质量，因此，也更加能够持续。

还有其他的一些影响，比如，收入分配的状况可能得到改善，这有利于实现刺激消费的政策目标。

过去，政府一直想方设法刺激消费，但是，把政策的重点放在改善社会福利体系上面，这些措施肯定是有积极意义的。

不过，过去十年，居民收入在GDP中的比重下降了十几个百分点，收入赶不上经济增长，要刺激消费就“难于上青天”了。

居民收入增长缓慢的主要原因是劳动力过剩和资本快速积累。

资本、劳动投入比直线上升，这自然增加了资本在收入分配中的比重。

在劳动力过剩时，工资水平很难增长。

而“人口红利”的消失和“刘易斯拐点”的到来，则可能改善收入分配的格局，特别是提高劳动者收入的比重。

这对于维持社会稳定和刺激消费（缓解增长对投资和出口的依赖）非常重要。

所有这些经济模式特征的改变，实际就是中国经济的下一个转型：从“经济奇迹”转向常规增长。

这个转型现在已经开始，完成转型过程也许需要几年时间，不过，在转型之后，中国经济将具有如下典型特征：稍慢的增长速度、较高的通货膨胀和得以改善的收入分配。

此外，产业升级换代的压力也会大幅度提高。

过去，我们通过压低生产成本保护了许多本来应该淘汰的产业和企业，但是，在生产要素实现市场化之后，它们都将直接面对市场，只有那些能够应用新技术、改善竞争力和提高经济效率的产业和企业才能生存下去。

总体看来，未来的增长也许稍慢一些，却更加能够持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