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算通讯8.3

A c t u a r i a l C o m m u n i c a t i o n sVolume 8, No.3June 2012内 部 交 流地址：上海市武东路100号邮编：200433 电话：65908161 传真：65903925 Email：ck@主编：谢志刚顾问：许谨良名誉主编：Hans U. Gerber责任编辑：刘丽莎 赵桂芹 杨步青 周军 王越男 沈立 吴杰 崔亚上海市保险学会精算专业委员会会刊承 办上海财经大学三星财产保险(中国)有限公司资 助图1：2012年1月5日，上海财经大学保险精算研究中心与美国“风险灯塔”研究公司共同组织了“金融系统性风险的监管——精算方法在保险子系统中的应用”研讨会。

图为王树勋教授做主题演讲。

图2：2012年5月12日，“慕尼黑再保险杯2012大学生精算数学竞赛”在全国六个城市（北京、天津、上海、合肥、长沙、成都）同时举行，来自多所高校的645名学生参加了本次竞赛。

图为上海赛场实景。

精算通讯第八卷第三期偿付能力2012年3月29日,中国保监会发布《中国第二代偿付能力监管制度体系建设规划》(保监发〔2012〕24号,以下简称《规划》,见文献[1]),并成立了由中国保监会正、副主席挂帅的制度体系建设领导小组,负责这项建设工作。

《规划》提出要用3至5年时间,形成一套既与国际接轨、又与我国保险业发展阶段相适应的偿付能力监管制度体系,相关工作正在有序展开。

建设一套偿付能力监管制度体系是一项结构庞大、内容复杂的工作。

以欧盟第二代偿付能力制度体系(Solvency II )为例,从2001年开始正式启动,耗费了巨大的人力和财力资源,但至今还看不到明确的实施日期和前景,支持和反对的意见旗鼓相当,都很激烈。

由于名称上的类似,自中国保监会发布《规划》之后,许多关心我国保险业发展的海内外同仁纷纷询问:我国保险业是否正在建立一套平行或类似于欧盟Solvency II 的监管制度体系?我国第二代与第一代偿付能力监管制度体系究竟有何不同?未来我国实施第二代偿付能力监管制度体系,是否意味着要求保险公司增加更多的资本金?6月4日,中国保监会第二代偿付能力制度体系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印发《工作简报-第2期》(文献[2]),披露了推动这项制度体系建设工作的五个步骤以及2012年度所要完成的三项工作任务,还具体介绍了关于制度体系建设工作的13个分解项目名称,包括已经启动的6个研究项目。

6月27日,中国保险行业协会与中国精算师协会还联合组织召开了“第二代偿付能力监管制度体系建设研讨会”,有两位主要相关领导和四位演讲人在会上进一步介绍了部分课题组的工作进展,尤其是介绍了制度体系整体框架的初步设计。

制度体系建设领导小组这种公开透明的工作方式,充分体现了中国保监会《规划》中所倡导的“调动全行业力量、提高工作透明度、以及加强国际交流”的工作机制。

也正是得益于这种透明机制,使得包括笔者在内的业内外、海内外众多同仁得以了解制度体系建设领导小组和决策层关于这项重大制度体系的建设理念、思路及其落实进程,使大家谢志刚*上海财经大学金融学院保险精算研究中心【摘要】通过识别和界定我国第二代偿付能力监管制度体系的建设目标,结合前期相关研究积累,本文对比分析了中国保监会关于该制度体系建设《规划》中、以及制度体系建设领导小组《工作简报第1-3号》中所披露的初步设计方案,包括分析了该制度体系建设的基本原则、整体框架和制定监管资本要求的计算标准等问题,认为目前的思路和初步设计没有达到建设目标所要求的高度,并针对这些问题提出九条建议。

【关键词】保险监管第二代偿付能力监管制度体系*注:笔者衷心感谢任志辉先生、张文渊先生和赵桂芹老师的讨论与修改建议。

1--精算通讯第八卷第三期偿付能力的思考和研究工作更能有的放矢,以形成支持实现《规划》目标的积极力量。

基于笔者长期参与我国偿付能力监管制度体系建设相关研究活动的经验积累,以及对我国第二代偿付能力制度体系建设工作进程的关心和了解,本文以独立的研究视角,针对制度体系的建设目标、基本原则、整体框架设计、以及技术层面的资本计算标准等关键议题进行分析,包括汇集一些业内同仁的观点和建议,抛砖引玉,形成一些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希望有助于实现《规划》目标。

基于目前已经披露的相关资料,我们还难以明确回答什么是我国“第二代偿付能力监管制度体系”?但可以明确回答的是,什么“不是”我国第二代偿付能力监管制度体系?因为我国“第二代偿付能力监管制度体系”还没有形成具体内容。

除了建设目标比较明确之外,在建设理念、基本原则、包括整体框架设计等诸多关键要素上,都存在商榷和探讨的空间。

首先,在翻译名称上我国“第二代偿付能力监管制度体系”与欧盟第二代偿付能力监管制度体系(Solvency II)完全一样,加之我国“第一代”偿付能力最低资本的计算标准又借鉴了欧盟“第一代”(Solvency I)的标准,自然会让人觉得我国也要步欧盟之后尘,建立类似的“第二代”。

但如果仔细阅读和领会《规划》内容,尤其是认真学习项俊波组长的讲话稿之后,就会发现,我国的“第二代”决不会再像当初建设“第一代”那样,去仿照欧盟的“第二代”(Solvency II)了。

其次,如果把美国保险监督官协会(NAIC)上世纪九十年代推出的“风险资本监管报告制度”(RBC module)也看作是美国的第二代偿付能力监管制度体系,那么,我国的“第二代”即使会在一些技术细节上借鉴美国的“第二代”,但也决不会是简单的照搬或仿照。

总之,按照中国保监会《规划》中的建设目标,我国第二代偿付能力监管制度体系既不会模仿欧盟的Solvency II体系,也不会照搬美国的RBC模型,甚至不可能将欧、美的体系中的内容各自拿出一部分来拼凑为一套新的监管制度体系。

我国“第二代”与我国“第一代”偿付能力监管制度体系之间,最显著和最明确的差异就是建设目标不同。

什么是我国第二代偿付能力监管制度体系的建设目标呢?笔者认为,就是项俊波组长在2012年4月18日在“第二代偿付能力监管制度体系建设启动会”讲话中表述的四个“有利于”(文献[3]):1)有利于提高行业防范化解风险的能力,维护国家经济金融安全。

2)有利于促进行业转变发展方式,增强保险业服务国民经济大局的能力。

3)有利于提高保险监管水平,增强金融监管的协调性。

4)有利于提高我国保险监管的国际地位,增强我国对国际金融新秩序的影响力。

其中,第4)个“有利于”特别关键,它把我国“第二代偿付能力监管制度体系”的建设目标提升到了“国际政治”的高度,与“第一代”已经完全不在同一个层面上了。

笔者在研究欧盟Solvency II和美国RBC报告制度过程中,曾经撰文(文献[6])指出,欧盟建设Solvency II和美国推出RBC报告制度,主要动因并不是因为他们发现之前已有的制度有太多的不妥,因而需要对其进行改进或革新,而是有其政治目的。

欧盟启动Solvency II主要目的是为了深化欧洲保险市场监管制度体系的统一程度,而美国推出RBC制度则是为了提高联邦政府的监管协调水平,降低各州各自为政的保险监管格局。

“四个有利于”所表述的建设目标,首先明确了我国第二代偿付能力监管制度体系与欧盟SolvencyII和美国RBC报告制度之间的关系。

形象地比喻, 2--精算通讯第八卷第三期偿付能力这种关系就好比人民币与欧元和美元之间的关系,是一套与我国经济发展水平和要求相适应的、能体现和代表新兴发展的保险市场风险特征的监管制度体系。

其次,“四个有利于”还区分了我国“第一代”与“第二代”偿付能力监管制度体系之间的差异,一个未必十分恰当的比喻是,好比原来的国有保险公司与现在同时在海外和A股上市集团保险公司之间的关系,看上去,人还是那些人,事还是那些事,但所处的环境完全变了,客户和投资者包括社会公众对公司的期望和要求变了,希望高管增加的工资以及支付的中介服务成本能够与创造的价值相匹配,因而公司的组织架构和管理体系也必须改变,管理者的经营理念也必须改变,原来是学习、借鉴和实践,现在是在其基础之上的制度创新,是参与国际合作与竞争,还要承担应有的国内和国际责任。

明确了制度体系的建设目标之后,关键在于要有与之配套的制度体系设计,包括所要遵循的基本原则和整体框架设计。

《规划》中的第五部分为我国第二代偿付能力监管制度体系建设提出了三条基本原则:(一)以我国国情为基础;(二)与国际保险监管规则接轨;(三)以风险为导向。

第(一)条最容易理解。

不仅我国保险业的偿付能力监管制度体系建设应以我国国情为基础,任何法律规章制度和具体规则的制定,都应以我国国情为基础。

中国共产党信仰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必须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但关键是落实。

通过对比我国《银行业关于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的制定过程,可以看到要落实这条原则并非容易,国际“压力山大”呀。

这种对比也帮助笔者理解了项俊波组长讲话中那句意味深长的话:“目前,保险业尚未形成全球统一的偿付能力监管模式,国际保险监管格局的变化,为我国参与和影响国际金融保险监管规则的制定,提供了一个千载难逢的机遇”(文献[3])。

第(二)条原则相对比较模糊,直观理解为符合国际保险监督官协会关于保险监管的26项核心原则(ICP)和共同框架(Common Framework,文献[10]),但ICP和Comfram是整个保险监管的核心原则和框架,而偿付能力监管只是其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需要更为具体的建设原则。

为此,有必要对比和分析一下欧盟为建设Solvency II的三项基本原则(文献[6]、[11]):1)风险敏感2)原则导向3)市价计量“风险敏感”(risk sensitive)原则正好对应我国《规划》中第(三)条:“以风险为导向”(risk-oriented)原则,这确实已经成为国际共识,不仅保险监管如此,整个金融监管都是如此。

“原则导向”,我国《规划》尚未提及。

笔者曾经分析和研究过这条原则的来龙去脉(文献[7]),认为这是一条针对美国传统会计准则中过于复杂和具体的技术规则的“矫枉过正”的原则,“原则”决不能够代替“规则”,缺乏具体规则支持的监管体系可能导致系统性风险的发生。

因此,欧盟主张的“原则导向”不仅不适用于我国,也不适应于欧盟建设其Solvency II制度体系。

如果真有那么一天,欧盟的Solvency II宣告彻底失败,笔者认为应该主要归因于这条原则。

可喜的是,在由中国保险行业协会与中国精算师协会共同组织、于2012年6月27日在北京召开的“第二代偿付能力监管制度体系建设研讨会”上,中国精算师协会主席魏迎宁先生在其主题发言中明确提出,建设我国第二代偿付能力监管制度体系要遵循“原则导向与规则导向相结合”的原则,笔者完全赞同这一重要观点,并建议将文字修饰为“原则与规则协调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