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历史第七分册整理

1 第七分册 第一单元 儒家文化与古代中国 第1课 先秦儒家与两汉经学 孔孟之道 儒家是在乱世求治的过程中应运而生的学术思想流派。春秋时期，社会处在变革，转型阶段，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孔子针对礼崩乐坏，动荡纷争的现状，提出了一系列治国救世的主张。他认为必须重建周礼的权威，遵循宗法制度的原则，以“礼”的规范约束人们的一切言行，使社会成员安分守己，恪守传统的等级秩序，才能消除人欲横流、名分紊乱的时弊。 “复礼”的关键在于“为仁”。“仁”是儒家思想的核心。孔子以“仁”作为最高的道德准则，并解释说“仁”就是“爱人”，尤其是爱自己的亲人。为“仁”之本应从最亲近的血缘关系入手，首先是孝顺父母、敬爱兄长，然后由近及远，推而广之。若能形成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叙、朋友有信的状态，便能恢复礼制，实现社会秩序的安定与人际关系的和谐。 孔子还以“义”作为判断所有事物的价值标准，人们的言行举止符合“礼”的规范和“仁”的精神，就是“义”。正人君子应重义轻利。 战国时期，儒家学派的代表是孟子和荀子。孟子认为人性本善，而这正是儒家道德准则仁、义、礼、智的基础和开端。他明确提出“民为本，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民本思想，并将孔子“仁”的观念发展为“仁政”学说，希望统治者以民为本，推行仁政，结束连年战乱、民不聊生的局面。由孔子创立，孟子继承、发展的儒家学说，后人习称“孔孟之道”。 荀子则从“性恶论”出发，更注重外在的社会规范和刑罚制度对人的制约作用，政治上主张礼法兼治、王霸并用。荀子的思想在后世也有不小影响。 儒学的经学化 汉初以来，一度沉寂的儒学减受重视。汉武帝继位后，锐意进取，经营开拓，需要积极有为的思想学说为其治国安邦提供理论依据，这成为儒学地位迅速上升的契机。 汉儒大家首推董仲舒，他兼采阴阳五行学说，糅合改造，形成新的儒学体系，他将天道与人事相比附，系统提出“天人感应”之说。政治上倡导“君权神授”，认为天是万物的主宰，天子受命于天，秉承天意治理人世，所以臣民必须服从天子；同时，天又对天子进行监督考察，通过祥瑞和灾异予以褒奖或谴责。伦理上强调“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认为君臣、父子、夫妻的等级差别出于天的安排，并将仁、义、礼、智、信视作为人处世永恒的道德准则。后人习称“三纲五常”。 董仲舒应诏先后三次向汉武帝上策建言，阐述自己的理论，并顺应武帝加强中央集权的需求，提出“大一统”的主张，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思想上的一统维护政治上的统一。他的建议被汉武帝采纳并实行。 此后，儒学在各家学说中获得“独尊”地位，成为统治者极力推崇的官方 2

意识形态。儒家典籍被称为“经”，解释和阐发儒家经典成为专门的学问，称为“经学”。武帝规定《诗》、《书》、《礼》、《易》、《春秋》为“五经”，设立五经博士，专事儒经的研究与传授。后又在长安兴办太学，教授五经，入学者完成学业经考试合格，即可担任官职。郡县也建立地方学校，配有经师授学，以培养管理的后备人选。由于经学的研习、传授为学者的入仕开辟了通途，因此通经致用成为文人学士的普遍要求。汉代以来，儒学逐渐成为历代王朝的统治思想和传统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影响广泛而深远。

第2课 宋明理学 朱熹的理学 唐代中期以来，儒学的研习、传播面临新的严峻挑战。由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出现一系列重大变化，延续近千年的经学体系既不符合时代的认识水平，也不适应现实社会的需要。儒家极力维护的社会等级秩序以及相应的伦理纲常遭到巨大冲击。为此，有学者大声疾呼：复兴儒学，直接继承孔孟“道统”。 自宋初开始，众多儒家学者致力于儒家经典的重新诠释。他们在排拒佛、道的同时，融合佛、道思想，将儒家的伦理、政治学说提升到哲学思辨的高度，就宇宙本原问题展开广泛而深入的探讨，创成一个以“理”为核心的更加精致完备的新儒学体系——理学。在构建理学体系的过程中，贡献最突出的有程颢、程颐和朱熹。 南宋的朱熹为理学的集大成者，他在继承、发扬“二程”之学的基础上，融会贯通诸家之说，形成一个庞大而完整的理论体系。其中的核心是天理论，而关键仍落实到天理与人伦的沟通。他认为天理既是宇宙的本原，又存在于现实世界之中，人世间的伦理纲常就是其具体体现：“天理流行，触处皆是，„„‘父子有亲，君臣有义’之类，无非这理”，“天理，只是仁义礼智信之总名；仁义礼智，便是天理之件数。”他指出人性本如明珠，与天理一致，但为后天欲望所蒙蔽，所以要“明天理，灭人欲”。 朱熹高度强调了人们对天理的自觉意识，力图将外在的社会规范转化为内在的主动追求。为此，他们提出“格物致知”的认识途径和“正心诚意”的修身公式，要求人们通过一步步的体验、领悟，逐渐达到道德与天理一体的最高境界。 朱熹的学说后经历代统治者的推崇成为居于正统地位的官方哲学和维护君主专制的思想工具，世人习称为“程朱理学”。

王守仁 “致良知”

第5课 儒家文化的传播 辐射东亚 3

秦汉以来，中国文化先后传入朝鲜、越南、日本等东亚国家，形成以中国文化为轴心的东亚文化圈，因儒学的影响尤为深远，所以也称“儒家文化圈”。 越南 朝鲜 日本在仿效中国体制进行制度建设和社会改革时，儒家文化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第二单元 西学东渐与近代中国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中体西用论继承和发展了林则徐、魏源等人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是洋务派以借法自强、兴办洋务的指导思想。 不仅促进了西学新知的传播和社会观念的变革，也使中国在现代化道路上迈出了第一部。 随着时势的推移，西学的内涵不断扩大，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认识到仅在器物层面零零星星地学习西方并不能实现国家富强。一些人明确对中体西用论提出批评。 进化论的输入 甲午战争后，在民族危机的刺激下，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派发起了旨在救亡图存的维新变法运动。在各地创办报刊、组织学会、开办学堂，大力宣传维新变法思想。积极向西方寻求救国真理，吸取和借用西方社会政治学说，作为思想武器。 1897年严复在报纸上发表译著《天演论》,将进化论系统地介绍到中国。以“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为主旨，对进化论进行诠释阐明自己维新变法主张，认为实行变法就能“自强保种”，否则就要亡国灭种，为“天演”所淘汰。这给甲午战争的中国敲响了警钟，在思想界起到了振聋发聩的作用。 共和革命思潮 三民主义 为了挽救民族危亡，争取国家的独立和富强，以孙中山为代表的民族资产阶级提出了建立民主共和国的奋斗目标，并主张用革命的手段来实现这一目标，掀起了共和革命的大潮。 1894年孙中山创建兴中会，提出“驱除鞑虏 恢复中华 创立合众国政府” 1905年成立中国同盟会确立“驱除鞑虏 恢复中华 创立民国 平均地权”十六字革命纲领，在《民报》将这一纲领概括为“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 简称“三民主义” 是一个比较完整的资产阶级革命纲领。

第7课 新文化运动的勃兴 “德先生”与“赛先生” 辛亥革命促成了君主制度的终结和中华民国的建立，使中国历史越出了改朝换代的旧轨，一度给国人带来很大的希望。然而，民国初年的帝制复辟以及随后出现的军阀统治、军阀混战和种种社会危机，又将人们的希望击得粉碎。一些先进的知识分子从辛亥革命失败的教训中认识到，要实现真正的民主共和，就必须彻底批判中国的旧思想、旧文化和旧礼教，引进民主和科学。由此，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新文化运动。 4

1915年9月，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主张破除陈腐的封建意识，自觉更新思想观念，吹响了新文化运动的号角。《青年杂志》从第二卷第一号起更名为《新青年》1917年初，陈独秀受聘为北京大学文科学长，《新青年》也从上海迁至北京。在北京大学任教的李大钊、胡适、钱玄同等人先后加入该刊编辑部或为该刊撰稿，形成了一个新文化阵营。聚集了一大批新文化人的北京大学，在蔡元培的主持下，也逐渐发展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中心。 新文化运动的主要内容是提倡民主与科学。陈独秀借用这两个词的英文发音（Democracy和Science），形象地称之为“德先生”和“赛先生”。所谓民主就是要宣传民主思想，建立民主政治，用民主精神来反对封建专制和军阀独裁；所谓科学不仅仅是指各种具体的科学知识，更重要的是指在看待客观事物时要运用科学观点、科学方法，提倡科学精神，运用科学法则，反对迷信、盲从和武断。 中西文化论战 《新青年》问世后，公开宣称“所谓新者就是外来西洋文化，所谓旧者就是中国固有之文化”，主张以新易旧、以西方文化取代中国固有文化。如此激烈的批判态度和鲜明的文化取向，激起了一些人的强烈反对。从1916年起，《东方杂志》主编杜亚泉陆续发表文章，抨击新文化运动，陈独秀、李大钊等人进行了针锋相对的反驳。由此，引发了一场关于中西文化问题的论战。 五四运动之后，传统文化受到猛烈冲击，西方新思想、新观念大量输入，完全斥拒外来文化的论调已根本站不住脚。章士钊、梁启超等人又先后提出“新旧调和”论、东西文化“化合”说，梁漱溟则明确主张维护儒家文化。中西文化问题的论证更广泛地展开。李大钊、胡适、瞿秋白等人以《新青年》、《每周评论》等杂志为舆论阵地，积极参加论战，深刻阐述了新文化取代旧文化的历史必然性。 在中西文化论战中，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积极宣传新思想、新文化，强调文化的时代性和不同社会发展程度的差异性，扩大了新文化的影响，进一步传播了与传统文化彻底决裂的新文化的精神，其主流无疑是正确的，但他们忽视甚至否定文化的传承性甚至民族性，存在着绝对化、简单化的倾向。 马克思主义的传播 马克思主义的传播 李大钊的《庶民的胜利》《我的马克思主义观》

第10课 社会生活的变迁 交通通讯的改进 唐胥铁路建成通车，这是中国人自办的第一条铁路。 民间社团的兴起 强学会 社会习俗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