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代长篇小说的创作
4.1950、60年代的革命历史小说
3）革命传奇：概念来源于中国古代英雄传奇，同时受到 了解放区文学马烽、西戎的《吕梁英雄传》、孔厥、袁静 的《新儿女英雄传》等的影响，在讲述革命斗争历史的时 候，注重故事情节的跌宕起伏、扣人心弦，强调故事的传 奇性和可读性，塑造的人物形象也往往具有强烈的传奇色 彩。
《青春之歌》的另一个突出的艺术成就是成功塑造了林道静 这个由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成长为革命知识分子的艺术典型 。
林道静的性格具有鲜明的二重性： 一方面，具有出身贵族家庭的小资产 阶级知识分子的幼稚、狂热、软弱、富于幻想等性格，一方面，具有劳动 人民的倔强、善良、富于同情心等性格。性格的矛盾性，使得她在追求光 明的道路中，必然经受更多的痛苦和磨难。
2）成长小说：又称启蒙小说，一般写作品主人公的人生成 长道路，表现主人公思想和性格由不成熟到成熟的发展历 程。成长小说最早出现在西方，是一种很重要也很常见的 小说艺术形式。概念形成是在德国，后来俄国文学理论家 巴赫金对它进行过科学的总结与阐述。
•在中国1950、1960年代特殊的革命文化语境里，成长小说 更倾向于专指那些描写主人公从一个普通人在中国共产党 的指引下，向一个革命者成长转变的小说。作者希望通过 对一个人由幼稚到成熟、由懵懂到有坚定的革命信念的历 史的叙述，来证明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这一伟大结果的 合理性和合法性。
1）就意识形态而言，革命历史小说是典型的阶级 文学、党性文学。
它不仅以中国共产党作为历史叙事的主体，而且全 力以赴地表现中国共产党在整个革命过程中的思想 理念以及方针政策。因此，从这个角度说，整个革 命历史小说实际上已经构成了一部中国共产党从成 立到发展再到夺得政权的“宏大叙事”。在这一宏 大叙事中，具体的革命历史小说犹如交响乐中的一 个又一个分乐章，成为了它的有机组成部分。
50~60年代的小说创作1
“我写《百合花》时，还是反右斗争处于紧锣密鼓之际。 社会上是如此，我的家庭也是如此……每天晚上，待孩子睡 后，不无悲凉地思仿起战争时的生活，和那时的同志关 系……战争使人不能有长谈的机会，但是战争却能使人深交。 有时仅几十分钟、几分钟，甚至只来得及瞥一眼，便一闪而 过，然而人与人之间，就在这一个刹那里，便能够肝胆相照， 生死与共。《百合花》便是这样，在匝匝忧虑中，缅怀追念 时得来的。”
缺陷： “对于中国农民英雄典型的塑造，应 该越完善越好，越理想越好！” 因而不免落入“高大全”的俗套。
（2）严志和 此形象在中国农民中更具有普遍性。 勤劳、朴实、善良，但又软弱、狭隘。反抗 与软弱的两重性格在他身上特别明显。
“什么也别扑摸，低着脑袋过日子吧！”
3. 《红旗谱》的艺术特色
在作品的主题和题材上，《红旗谱》真实描绘了中 国北方的农村生活、风土人情，描写了农民革命斗争， 表现了中华民族的伟大精神和性格。 借鉴了中国古典小说的技法来描绘生活，刻画人物。
茹志鹃的小说创作
一、生平与创作概述
祖籍浙江杭州，出生于 上海。1943年参加新四军。 1945年在华东军区文工团工 作,194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55年从南京军区转业道作家 协会上海分会，任《文艺月 报》编辑。1960年以后从事专 业创作。
主要作品：
短篇小说集有《高高的白杨树》、《静静的产院》 等。 新时期以来的作品有《冰灯》、《出山》、《剪辑 错了的故事》、《草原上的小路》、《儿女情》、《着 暖色的雪地》等。其中《剪辑错了的故事》获1979年全 国优秀短篇小说奖。
如朱严两家几代人的斗争是由大闹柳树林、闯关东、脯红鸟事件、反割 头税等一系列故事来表现的，这些故事中又穿插着若干个小故事，层次 分明、环环相扣。
1950-70年代非主流小说
发表时被认为“不合时宜”。
小通讯员的性格： 质朴，憨厚，不善言辞，怯于与异性交往。
新媳妇的形象： 活泼可爱，热情，真诚。
对人性美、人情美的表达： 作家的创作目的 就是表现战争中令人难忘的、 而且只有战争中才有的崇高纯洁 的人际关系， 与通过这种关系体现出来的 人性美和人情美。 是通过对小通讯员性格和新媳妇形象的刻划来表 达的，而景物和往事则作了烘托。 （要注意把握普通人性与意识形态之间的张力。）
人物形象： 刘世吾 有着比官僚主义更为可怕的东西，即对党的工 作、对现实的冷漠。他的口头禅“就那么回事” 可以概括他的性格。刘世吾象征着现实对理想 的冲击，或者说理想对现实的妥协。 作品的深刻之处，还在于揭示了刘世吾的一套 似是而非的理论。
林震 林震是一个有理想、有朝气、富于原则性和正 义感的青年党员干部。他满怀热情地踏入社会， 面对现实生活中的种种复杂现象，他感到困惑， 并引发了他的思考和斗争。 这个形象渗透着作者对生活的理解、认识和理 想。
艺术特色： 1、细节描写。 2、笔调：从轻松到凝重。
女性视角（“我”）的作用： 1、在女性意识表达上。 2、在故事情节发展上。 3、在清丽风格形成上。
《红豆》 宗璞介绍：
现代女作家。原名冯钟璞。原籍河南省唐河县。 1928年7月生于北京。主要作品有：《红豆》、 《弦上的梦》、《三生石》、《宗璞小说散文 选》、《丁香结》等。
小说对革命与爱情关系作了回答：爱情属于革命 生活的一部分，爱情服从于革命。
提出革命与人性问题：革命（阶级性）无法彻底 压制住人性，因而流露了作者内心的矛盾。
艺术特色：
诗意化的意 境和散文化的笔法，形成了作品独 有的艺术风格，而温馨浪漫的情调 和浓郁含 蓄人情味则形成作品独特的文人韵味。因“红 豆”而引发的怀旧情绪和情不自禁的泪水，则 使作品带有一种温情脉 脉的“感伤美”。
3.1950、60年代的小说创作-概述
“探求者”是1950年代中期由高晓声、方之、陆文夫等江苏籍青年作家在 “双百”方针指引下自愿组织的一个文学社团。建团之初，便明确提出 “打破教条束缚，大胆敢于生活，严肃探讨人生，促进社会主义”的创作 宗旨。但遗憾的是，该社团还未来得及发展，就在1957年的反右派运动中 被解散，成员全部被打成右派。当时，高晓声有作品《解约》，陆文夫有 《小巷深处》等。
1950、1960年代，一方面是“左”倾思潮愈演愈烈，一方面 是小说创作尤其是长篇创作取得重大成就，原因何在？ 1）“左”倾政治运动、文学批评和文学创作，毕竟属于两 个范畴，前者对后者有影响，但不总是或绝对地决定后者的 全部状况。 2）“左”倾思潮本身有一个萌发、演进、膨胀的过程，一 方面它不断恶化，一方面又在国家意识和文艺工作者的努力 下，不断被纠正、调整。 3）一些作家采取各种方式抵制“左”倾思潮，在创作实践 中或公开、或隐蔽地进行自觉地抗衡。比如有些作家就有意 识地与现实题材保持一定的距离，沉入对历史题材的精心构 筑。 4）小说创作自有规律，经过长时间的艺术提炼，到1950年 代后期1960年代前期，正是到了收获的季节。
•代表作：赵树理的《三里湾》《登记》《锻炼锻炼》，柳青 的《创业史》，周立波的《山乡巨变》，康濯的《水滴石穿》 《春种秋收》，浩然的《艳阳天》，陈登科的《风雷》，李 准的《不能走那条路》《李双双小传》，马烽的《一架弹花 机》《我的第一个上级》《三年早知道》，谷峪的《新事新 办》，高晓声的《解约》，王汶石的《新结识的伙伴》，茹 志鹃的《静静的产院》，西戎的《赖大嫂》等。
1950-70年代主流小说
《红旗谱》的艺术成就 （1）小说塑造了一批个性鲜明的农民形象
• 朱老忠：是小说刻画最成功的一个农民英 雄形象，他是跨越新旧两个历史时代的人 物，他的思想性格是在中国从旧民主主义 革命转向新民主主义革命这个特殊的历史 环境中形成的。性格特点是：嫉恶如仇、 刚正不阿；行侠仗义、爱憎分明；有胆有 识，深谋远虑；勇猛刚毅，风趣乐观。
• 蛤蟆滩上的“三大能人”的形象也描写得 非常生动。这三个人虽都因精明强干被称 为“能人”，但由于各人的身份性格不一， “能”的特点就各有千秋。
• 郭振山：阳奉阴违、装腔作势。
• 郭世富：外善内奸、贪婪狡黠。
• 姚士杰：阴险狠毒、诡计多端。
杨沫与《青春之歌》
作者简介
• 杨沫（1914～1995），当代女作家。原 名杨成业。祖籍湖南湘阴，1914年08月生 于北京。
• 1958年出版的代表作长篇小说《青春之 歌》，是一部描写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爱国 学生运动的优秀长篇，成功地塑造了知识 青年林道静这一艺术典型。
杨沫的作品：
• 中篇小说《苇塘纪事》 • 短篇小说选《红红的山丹花》
• 长篇小说《东方欲晓》《芳菲之歌》《英 华之歌》
• 长篇报告文学《不是日记的日记》、 • 散文集《自白——我的日记》《杨沫散文
• “重大”指当代的政治运动、中心工作， 如抗美援朝、农业合作化、大跃进等。
• 工业题材、农业题材、部队题材的作品地 位比较高，知识分子题材、“家务事、儿 女情”类作品地位低。
三、当代小说体裁状况
• 在小说体裁上，5、60年代的趋向是关注 “两极”，即短篇小说和长篇小说。中篇 小说被看作是一种不稳定的体裁，不管在 理论上还是在创作上，都没有受到重视。
第四章50、60年代散文第一节50、60年代散文概述
第四章50、60年代散文第一节50、60年代散文概述一、散文创作历程1、1949年－1956年为第一阶段：主要实绩表现在通讯、报告得到了空前发展。
其内容主要体现为两个方面：一是反映抗美援朝战争。
如巴金的《生活在英雄们中间》、魏巍《谁是最可爱的人》，刘白羽的《朝鲜在战火中前进》、杨朔的《鸭绿江南北》等；二是迅速及时的反映社会主义建设，如柳青的《王家斌》、华山的《童话的时代》、臧克家的《毛主席向着黄河笑》，杨朔的《石油城》、萧乾的《万里赶羊》等。
2、1957年－1966年，是十七年散文创作的第二阶段：当代散文的活跃时期。
这一时期的散文创作题材更为广泛，思想较为深刻，艺术较为精湛，作品数量多，出现了风格日臻成熟的作家和艺术趋于圆熟的作品。
如杨朔的《海市》、《东风第一枝》，秦牧的《花城》。
刘白羽的《红玛瑙集》、巴金的《倾吐不尽的感情》、冰心的《樱花赞》，吴伯箫的《北极星》、碧野的《情满青山》，方纪的《挥手之间》、峻青的《秋色赋》等。
报告文学体现出时代感、新闻性和歌颂性，与共产主义教育思想结合的特征。
报告文学直接服务于政治和政策倾向逐显端倪。
一些有影响的作品如刘白羽的《万炮震金门》、雷加的《三门峡截流记》、田流的《忠心耿耿》、穆青《县委书记的好榜样——焦裕禄》、徐迟的《祁连山下》等。
60年代初期，出现了杂文短暂的繁荣。
《北京晚报》开辟的以“燕山夜话”为题的杂文专栏，由邓拓主持，其后，《前线》杂志和《人民日报》先后开设了“三家村札记”（邓拓、吴晗、廖沫沙主持）和“长短录”专栏（夏衍、吴晗、廖沫沙、孟超、唐弢撰稿）。
这些杂文针砭时弊、尖锐活泼、坚持真理、旗帜鲜明，敢于触及社会中的一些矛盾，与歌颂性的散文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二、经验教训这个时期的散文由于受到“左”的文艺理论和“左”的僵化观念的影响，作家基于统一的思想表现模式，限制了散文创作题材和体裁的多样化，主要体现为豪言壮语式的歌颂，缺少真情的抒写，整体艺术成就不高。
《老人与海》作者与内容简介
《老人与海》作者与内容简介引导语：《老人与海》是海明威于1951年在古巴写的一篇中篇小说，是一本很好的文学作品，它奠定了海明威在世界文学中的突出地位，这篇小说相继获得了1953年美国普利策奖和1954年诺贝尔文学奖，下面为大家带来《老人与海》作者与内容简介，快来看看吧。
【主要内容】年老的渔夫桑提亚哥在海上捕鱼，前84天一无所获，第85天，他冒险去从未去过的深海打鱼。
他发现一条大马林鱼，耗时3天刺死了它，回归途中遭到鲨鱼五次袭击，他用鱼叉、船桨和刀子反击，历尽千辛万苦，终于回到港口，但巴林鱼仅剩下五幅巨大的白骨架。
故事简介：桑提阿果年龄越来越大了，运气似乎也更糟了。
84天以来，他天天出海，却又天天空船而归，连他的帆看上去都像是一面“标志着老打败仗的旗子”。
他的老伴死了，以前跟他打鱼的小孩曼诺林也在父母的强迫下，到其他船帮忙去了。
但曼诺林很尊重老人，每见老头回来，总要走下岸去，帮他收拾钓丝、鱼钩、鱼叉什么的。
老人的陋屋空空如也，老人与小孩说着晚上的饭菜(其实并不存在)，谈着喜爱的棒球队，将对话日复一日继续下去。
曼诺林照顾着老人，为他买来便餐，准备好明日用的鱼饵。
老人睡了，他不再像年轻时那样老梦见狂风巨浪、大鱼、搏斗之类的事，而是梦见异域他乡和沙滩上的顽皮可爱的狮子。
这是老人没打到鱼以来的第85天出海了。
天气晴朗，海面平静。
他向远海划去，决心冲破霉运，捕一条大鱼。
他一面划船，一面与大海、鱼、海鸟交谈，自孩子曼诺林离开他以后，他便养成了这种自言自语的习惯。
他感到钓竿动了。
他觉得在下面100寻深处，一条马林鱼正吃着钩尖上的沙丁鱼。
他拉拉钓丝，知道鱼很大。
鱼很聪明，上钩后并不惊惶失措猛拉猛扯，它只是拉着小船向浩渺的海面缓缓游去。
整个白天在奇怪的旅行中度过了。
老人拉着钓丝的肩酸痛异常。
此时，他多渴望孩子仍旧留在他身边，那就能搭一把手了。
同时，他对鱼也产生了奇怪的感情，他欣赏鱼的勇气和聪明。
夜里，老人很疲乏，他希望自己能睡上一会儿。
第二章 五六十年代的小说创作
幻灯片1第二章五六十年代的小说创作幻灯片2第一节五、六十年代小说概述●本时期小说的取材●本时期的小说体裁状况●本时期小说的形态幻灯片3一本时期小说的取材（一）历史（二）现实（三）分类与等级幻灯片4（一）革命历史题材民主革命抗日战争革命历史解放战争抗美援朝其它历史幻灯片5（一）革命历史题材●《小城春秋》●《青春之歌》●1、民主革命《三家巷》●《红旗谱》●《党费》●《七根火柴》幻灯片6高云览与《小城春秋》幻灯片7高云览与《小城春秋》●1956年12月，著名作家高云览的长篇小说《小城春秋》由作家出版社出版了第一版。
●高云览（1910－1956），我国现代著名华侨作家，生于福建厦门一个开小酒店的老华侨家里，幼年时家中生活贫苦。
他一生勤奋努力，笔耕不辍，至今可收集到的文学作品有近百篇。
活跃在厦门、上海及南亚如马来亚、新加坡、苏门答腊等地，以教书、经商为掩护从事抗战、反对内战的爱国行动，40年代后期成为陈嘉庚《南侨日报》的“大股东”。
1950年定居天津，从事专业创作，1956年患肠癌去世。
幻灯片8●1952年至1956年他写成《小城春秋》这部长篇小说，这是他酝酿了20多年、耗费了大半生心血的文学艺术结晶。
在国内外引起很大反响，当时曾有“北有《青春之歌》，南有《小城春秋》”之说。
是一部著名的描写革命知识分子生活和斗争的小说，它以1930年5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厦门破狱斗争为背景，以主人公何剑平、秀苇等人在革命道路上的成长及“厦联社”的活动为线索，反映了1927年到1936年中国革命斗争的一角，塑造了一群具有爱国主义思想和共产主义风格的英雄儿女形象。
《小城春秋》1981年被拍成电影，2005年，它成为中国电影评论学会、中国台港电影研究会评出的“中国电影百年百部名片”之一。
幻灯片9幻灯片10杨沫与《青春之歌》幻灯片11●杨沫（1914-1996），原名杨成业，祖籍湖南湘阴，生于北京。
中学时因家道中落而辍学，遂辗转奔波于河北保定、香河及北京等地，间或以乡村教师、书店店员和家庭教师为业，生活动荡不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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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代长篇小说的创作在题材的处理上，当代长篇小说侧重于表现“历史”，表现“逝去的日子”，这一时期的小说的创作，题材分布的区域，主要集中在“革命历史题材”和“农村题材”等方面。
这既指作品的数量，也指达到的艺术水平。
这种分布状况的形成，一方面是因为它们的“重要性”：它们是受到提倡的类别。
另一方面与作家的经验和文学“传统”有关。
新文学已提供了描述农村生活的许多经验；当代作家的许多人与农村有密切的联系；一批参加革命的知识分子在战争结束后，热衷于写出他们的有关“革命”的“记忆”；……有的题材领域，文学界的决策者虽也很重视并极力提倡，如所谓“工业题材”，却并未产生预期的成果。
对长篇和短篇的重视，各有其“功能”上的根据。
对于长篇，把握生活素材的规模和容量，是受到重视的一个主要因素。
对许多怀有“反映这个伟大时代”、写作“史诗式”作品的情结的作家来说，长篇小说是实现这种勃勃雄心的合适的形式。
至于短篇小说，当代对它的重视，则是认为它能迅速、敏捷地反映生活。
而对现实反应的快捷，对社会政治配合的及时，正是这个时期要求文学应具有的品格。
自然，从50年代开始，文学刊物的大量增加，对短篇创作在当代的发展，也起到推动的作用。
赵树理的《三里湾》（1955年），高云览的《小城春秋》（1956），曲波的《林海雪原》（1957），李六如的《六十年的变迁》（第1卷1957，第2卷1961），梁斌的《红旗谱》（1957），周立波的《山乡巨变》（上篇1958，下篇1960），杨沫的《青春之歌》（1958），冯德英的《苦菜花》（1958），周而复的《上海的早晨》（第1部1958，第2部1962），吴强的《红日》（1958），李英儒的《野火春风斗古城》（1958），冯志的《敌后武工队》（1958），刘流的《烈火金钢》（1958），欧阳山的《三家巷》（1959）、《苦斗》（1962），草明的《乘风破浪》（1959），柳青的《创业史》（第1部，1960），罗广斌、杨益言的《红岩》（1961），姚雪垠的《李自成》（第1卷，1963），浩然的《艳阳天》（第1部1964，第2、3部1966）等。
一、农村小说在五六十年代，以农村生活为题材的创作，无论是作家人数，还是作品数量，在小说创作中都居首位。
这种情况，既是“五四”以来新文学的小说传统的延续，更与当时文学界对表现农村生活的重要性的强调有关。
五六十年代农村小说艺术形态的两个发展趋势：一是对表现“现实斗争”的强调，即要求作家关注那些显示中国社会面貌“深刻的变化”的斗争，而这通常上指的是当时开展的政治运动，在农村进行的政治运动和中心事件，如农业合作化、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农村的两条道路斗争等，成为表现的重心。
乡村的日常生活、社会风习、人伦关系等，则在很大程度上退出作家的视野，或仅被作为对“现实斗争”的补充和印证。
二是为了达到描写上的“深入核心”，作家在立场、观点、情感上，要与自己的表现对象（农民）相一致。
作家和表现对象（农民）在视点、情感、反应上的“同一”的这种设计，是“创作上的群众观点”，据此，“人民大众的立场和现实主义的方法才能真正结合起来”。
这种要求，其目的是推动作家迅速进入有关农村的叙述的“规范”。
而它在艺术效果上，则既限制了取材的范围，也窄化了作家体验、描述的“视点”。
在当代的农村小说中，存在着两个有影响、艺术倾向却有所不同的创作“群体”：一是赵树理等山西作家，另一是柳青、王汶石等陕西作家。
比较起来，柳青等更坚定地实行表现“新的人物，新的世界”的决心，更重视农村中的先进人物的创造，更富于浪漫的理想的色彩，具有更大的概括“时代精神”和“历史本质”的雄心。
如果从另一角度来观察，那么，柳青也许更像是乡村的“外来者”，虽然他与所描写的土地和生活于其上的劳动者，已建立了密切的关联。
而赵树理则更像“本地人”，虽然他也获得一种超越性的眼界和地位。
他们的小说在关注、支持农村的变革和现代化进程，关注“新人”的出现和伦理关系的调整和重建时，柳青等更为重视的是新的价值观的灌输，而赵树理等则更倾向于在农村的传统中发掘那些有生命力的素质。
就小说而言，柳青等所借鉴的是西方和我国新文学的现实主义小说的传统，而赵树理更推重的是话本、说书等“宣讲”、“说话”的“本土资源”。
1.赵树理和山西作家对于赵树理等山西作家的创作，是否可以看作一个小说流派，人们的观点并不一致。
但他们的创作仍形成了某些有迹可寻的共同性。
这包括：一、地域的特征。
赵树理、马烽等长期生活、工作在山西，作品也多取材于晋西北、太行山和太岳山盆地及汾水流域。
山西乡村的民情风俗参与了他们小说素质的构成。
二、写作与农村实际工作的关系。
小说的艺术自足性受到怀疑；“不作旁观者”的文学主张，不仅是叙事意义上，而且更是小说社会功能上的。
赵树理的“问题小说”的观念，他们关于写小说是为了“劝人”，能“产生指导现实的意义”的预期，是写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三、按照生活的“本来面貌”来写。
但又认为，“本来面貌”须以一个有先进思想的农民的角度来所见、所闻、所感。
四、重视故事叙述的完整和语言的通俗，以便能让认字不多的乡村读者接受。
关于这个“流派”，评论界使用的称谓有“山西作家群”、“山西派”、“《火花》派”、“山药蛋派”等。
这个“流派”的作家，除赵树理外，还有马烽、西戎等。
赵树理（1906—1970），山西沁水县人。
1940年代，以《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李家庄的变迁》等作品，在解放区和国统区的左翼文学界获得很高声誉。
50年代以后的主要作品有：短篇小说《登记》、《“锻炼锻炼”》，长篇《三里湾》等。
另外，还创作有鼓词、小调、秧歌、上党梆子等民间文学作品。
赵树理的这些小说，大多取材于晋东南他的家乡。
他与这个地区人事保持着密切而持久的联系，因而，故事和人物也依然具有来自“生活底层”的那种淳朴、诚实的特色。
他继续着打通“新文学”与“农村读者”的隔阂的试验。
在小说观念上，也坚持小说写作与农村“实际工作”同一的理解。
不过，后来他似乎不再特别坚持把小说当作农村工作指南的那种看法，而更突出了从传统戏曲等相承的“教诲”的功能观。
“俗话说，‘说书唱戏是劝人哩！’这话是对的。
我们写小说和说书唱戏一样（说评书就是讲小说），都是劝人的。
”写小说便是要动摇那些习以为常、但不合理的“旧的文化、制度、风俗、习惯给人们头脑中造成的旧影响”。
因而，在《登记》、《三里湾》、《“锻炼锻炼”》等作品中，虽说农村开展的“运动”仍构成它们的骨架，但他在日常生活中所展开的关于社会风习、伦理的变革在农民心理、家庭关系、公私关系上留下的波痕和冲突，是留给读者印象最深的部分。
1950年代，不仅文学写作的规范更加严密，而且激进的经济、社会变革进程对农村传统生活的全面冲击，使“社会发展”与“传统”的冲突，引发作家尖锐的内心忧虑。
赵树理的那种建立在对民俗、民间文化的体认基础上的艺术想像，受到抑制而不能得到充分施展。
正是忧虑于当代激进的经济、政治变革对农村传统生活和道德的过度破坏，对建立在劳动之上的传统美德的维护和发掘，成为他后期创作的主题。
与《小二黑结婚》、《传家宝》、《登记》、《三里湾》等表现“小字辈”挣脱老一辈的障碍而走向新生活不同，在《套不住的手》、《互作鉴定》、《实干家潘永福》中，老一辈农民身上的品格，被叙述为年轻一代最重要的精神传统。
赵树理五六十年代的小说艺术，总体面貌与以前并无重大变化。
这些“渊源于宋人话本及后来的拟话本”的作品，由于作者对某一形式的“越来越执著”，导致“故事行进缓慢”，有“铺摊琐碎”、“刻而不深的感觉”。
2.柳青的《创业史》柳青（1916—1978），陕西吴堡县人，1938年到延安后开始小说创作。
在写作《创业史》之前，出版有长篇《种谷记》（1947）和《铜墙铁壁》（1951）。
50年代，柳青较长时间生活在陕西长安县某乡村，参与了当地农业合作化的过程。
这期间，除了不多的散文特写和中篇以外，都在为拟议中的宏篇巨构《创业史》作准备。
《创业史》原计划写四部。
1960年第一部在刊物上连载，次年出版单行本。
“文革”发生，使写作计划中断。
“文革”结束后，改定了第二部上卷和下卷的前四章，但整个计划终于未能完成。
对于这部小说的主旨，作者作过这样的说明：“这部小说要向读者回答的是：中国农村为什么会发生社会主义革命和这次革命是怎样进行的。
回答要通过一个村庄的各个阶级人物在合作化运动中的行动、思想和心理的变化过程表现出来。
这个主题思想和这个题材范围的统一，构成了这部小说的具体内容。
”作家对农民的历史境遇和心理情感的熟悉，弥补了这种观念“论证式”的构思和展开方式可能出现的弊端，但反过来，这种写作方式还是极大限制了作者生活体验敞开的程度。
小说第一部出版后，在文学界获得极高的评价。
《创业史》运用了夹叙夹议的叙述方式。
在人物语言方面，采用经过提炼的口语，而叙述语言则是充分书面化的。
这构成了一种对比。
叙述语调与人物语言的距离，有助于实现叙述者对故事的介入，显示叙述者“全知”的“权威姿态”：直接揭示人物的情感、心理、动机，“观察”、“监视”人物的思想、心理、行为与“历史规律”的切合、悖逆的程度，对人物、事件作出解说和评论；虽然这种评论常用诙谐和幽默的方式进行。
在小说的艺术形态上，柳青似乎并不追求像赵树理那样的“大众化”和“民族形式”，也不追求故事性和行动性。
但这并没有妨碍它获得批评界的赏识。
有关《创业史》的争议：1960年，邵荃麟在《文艺报》编辑部的一次会议说：“《创业史》中梁三老汉比梁生宝写得好，概括了中国几千年来个体农民的精神负担。
但很少人去分析梁三老汉这个人物，因此，对这部作品分析不够深”；“我觉得梁生宝不是最成功的，作为典型人物，在很多作品中都可以找到。
梁三老汉是不是典型人物呢？我看是很高的典型人物。
”在此前后，严家炎撰写的评论《创业史》的文章，也表达了相近的观点。
他不同意《创业史》的最大成就在于塑造了梁生宝这个“崭新的青年农民英雄形象”的“流行的说法”，认为在反映“农民走上社会主义道路”这个“伟大事件的深度和完整性上”，《创业史》的成就“最突出地表现在梁三老汉形象的塑造上”。
他的根据是两个不同的方面：一是形象的“丰满”、“厚实”，即美学的标准；另一则是在“两条道路斗争”中处于观望、动摇的“中间状态”农民的表现，在揭示社会生活面貌的“深度和广度”上的意义，即题材的价值问题。
与此相关，严家炎指出，梁生宝在当代农村小说“新英雄人物”塑造中，虽然是“水平线上”的，但其成功程度，并不像大家所推崇的那样。
他提出这一形象在塑造上的“三多三不足”的缺陷：写理念活动多，性格刻画不足；外围烘托多，放在冲突中表现不足；抒情议论多，客观描绘不足。
在争论中，严家炎又进一步指出梁生宝形象的过分理想化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