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里士多德及柏拉图

浅析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在摹仿说上的异同一、中文摘要：古希腊两大哲学家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名为师生，但他们二人在对于艺术本质的认识上却有着根本的不同，虽然他们对艺术本质的理论阐述都源于古希腊的传统理论—“摹仿论”。

理式摹仿说是柏拉图文艺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创立文艺理论独立体系的则是亚里士多德，然而师徒俩关于诗人应摹仿现实的性质存在着根本的分歧。

本文将通过梳理摹仿说的起源，以及探究二者对摹仿论的异同，浅析摹仿论这一西方文论本质观。

二、关键词：摹仿; 理式 ;灵感一、摹仿说的起源古希腊的思想家和文论家历来重视对艺术美本质的讨论，“摹仿”一词一直是古希腊文论的重要词语。

根据古代文献的记载，毕达哥拉斯(约公元前580—前500)提出“音乐是摹仿天体运动，数的和谐”，这是古希腊最早的“摹仿说”。

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约公元前540—前480)提出“艺术摹仿自然”，认为艺术是和谐的，这在文学史和思想史上具有开篇的意义。

随后，德谟克利特(约公元前460—前370)继承并发展了这一学说，认为：艺术不仅要摹仿自然，而且要摹仿社会和效仿好人。

这是第一位从研究自然过渡到研究社会的哲学家。

苏格拉底(约前469—前390) 也是一个摹仿论者，他主张摹仿人的“精神方面的特质”。

“摹仿说”同样是柏拉图文艺理论的重要部分，他的理式摹仿论实际上是关于事物和世界的抽象概念，但是被绝对化、神秘化而作为先于现实世界而独立存在的精神客体。

后来师从于他的亚里士多德发展了这一学说，提出艺术摹仿现实的唯物摹仿论，成为摹仿论的集大成者。

至此，西方文艺摹仿学说得到极大的发展，后来的文艺摹仿思想大多伏源于此。

二、“理式”论是柏拉图艺术论的本质1、泛化的艺术概念柏拉图所了解的“艺术”和我们眼中的“艺术”是相互区别的两个概念。

古希腊时期，人们对艺术的理解比较广泛。

绘画、诗歌、音乐、雕刻之类是“艺术”；手工业、农业、医药、烹调之类也是“艺术”，这些凡是可以凭专门知识来学会的工作都叫“艺术”。

在我们看来，“艺术”只限于前一类，至于后者，我们则大多叫它们为“手艺”。

柏拉图认为，感性世界正如赫拉克利特所说的是一个不断流动变化的世界，其中的事物都是既存在又不存在、既确定又不确定的，我们对它们不能形成任何真理性的知识，只能形成意见。

只有当我们为这些事物确定了“定义”，我们才能说有了确定的知识。

2、唯一真实的“理式”在柏拉图看来，我们每天所见所感的客观世界并不是真实的世界，只有“理式”世界才是真实的，现实世界不过是理式世界的摹本而已。

依他看，“我们常用一个理式来统摄杂多的同名的个别事物，每一类杂多的个别事物各有一个理式”，宇宙间只有“理式”、“原理大法”——他所谓的“理式”才是真实的，现实世界只是这一“理式”的具化现象，是“摹仿”理式而来的，是理式的影子或摹本。

柏拉图讲的真实，其实并不是以客观事实为参照物，而是以“理念”为参照物。

“理念”其实就是一种不依赖于人的主观意识和客观事物而独立存在的精神实体。

木匠则摹仿这个床的理念，制作出个别的床，这只是一个与真实体相似的东西；画家再摹仿木匠的床，画出一个艺术的床。

这样，艺术世界是摹仿现实世界而来，现实世界是摹仿理式世界而来，所以，画家画的这个床就成柏拉图说的“摹仿的摹仿”，“影子的影子”，“和真理隔着三层”。

他认为，“从荷马起，一切诗人都只是摹仿者，无论是摹仿德行，或是摹仿他们写得一切题材，都只是影象，并不曾抓住真理”，无论是木匠或是画家，都不能认识到理式，因为二者都不过是摹仿而已。

从表面上看，因为他承认了艺术摹仿现实世界，似乎就肯定了艺术的真实性，但是，现实世界也不过摹仿理式世界而已，所以，这就在根本上否定了艺术的真实性。

而真正能认识到“理式”的人是“爱智慧者，爱美者诗神和爱神的顶礼者”，即柏拉图认为的哲学家。

站在哲学家的立场，柏拉图要求寻找的是真知和普遍的真理，而像诗歌书画等艺术给人的只是迷惑的幻相。

3、哲学家的崇高地位在《理想国》中，他将人性分为三个部分，最好的是理智，其次是意志，最坏的是情欲。

只有当意志和情欲受节制于理智，才能达到人格的正义。

同时，在理想国中，应有相对应的三个阶级：哲学家代表理智，管理国家秩序的武士相当于意志，工商者等则是情欲，只有当武士和工商受统治于哲学家时，才是理想的人，才能建立起理想国。

所以，在他看来，只有哲学家才能担当起认识真理，统治国家的任务。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柏拉图对文艺从总体上持贬斥的态度，认为诗人和艺术家们的摹仿“题材没有什么有价值的知识；只是一种玩艺，并不是什么正经事；从事于悲剧的诗人，无论是用短长格还是英雄格，都不过是高度的摹仿者”，文艺作品“讨好群众”，“对于真理没有多大价值，逢迎人性中低劣的部分”，这无助于人们对真理的认识，并会阻碍人们的认识能力。

他拒绝诗人“进到一个政治修明的国家里来，因为他培养发育人性中低劣的部分，摧残理性的部分”。

4、“迷狂似”文艺创作灵感说柏拉图的艺术摹仿论并不否认艺术是一种创造，并且从创造主体和心理方面试图揭示艺术创造的实质，并提出了著名的“灵感说”。

诗人所做的优美篇章“本质上不是人而是神的，不是人的制作而是神的昭语”，诗人“只是神的代言人，是一种轻飘的长着羽翼的神明的东西，不得到灵感，不失去平常理智而陷入迷狂，就没有能力创造，就不能做诗或代神说话”。

柏拉图认识到了艺术创造时这一灵感的“迷狂状态”的重要性，只是他的解释不科学。

柏拉图的思想源于自己雅典贵族的出身。

柏拉图要保卫的是正在走向没落的贵族阶级，所以他强调的“理式”，实际上就是神。

他强调的理式的普遍真理性和永恒性，实际上意味着贵族统治的永恒性。

三、在延伸中完善的亚士摹仿论亚里士多德的摹仿说在中世纪并没有受到重视，影响不是很大。

到了文艺复兴时代，亚里士多德的摹仿说才被得到重新的肯定和推崇。

亚里士多德对艺术模仿自然的理论进行了全面的总结、修正、创新，已从古希腊早期思想家所说的艺术对自然事物的摹仿，转移到着重对现实中人的行为的摹仿，摹仿论在亚里士多德的文学艺术本质观中最终得以完善，并成为西方文论传统的主流。

1、以哲学为逻辑起点的艺术论亚里士多德首先是个伟大的哲学家，他虽然是柏拉图的学生，但却抛弃了他的老师所持的唯心主义观点。

他的理论著作《诗学》在第一章就开宗明义的提出“什么是艺术的本质”这一问题，在他看来，“艺术的本质就是摹仿”，这是对古希腊早期摹仿论的继承。

但是他首先把艺术和技术区分开来，明确肯定了艺术本质就是摹仿，而技术则已分离艺术的范畴。

亚里士多德抛弃了柏拉图的唯心主义观点，恢复了摹仿说唯物主义的内涵。

他指出，脱离特殊并先于特殊而独立存在的普遍是没有的，实际存在的只有木匠制造的特殊的、个别的、具象的床。

一切艺术都是现实的摹仿，这是亚里士多德对艺术与现实关系的唯物主义解释，是对艺术本质的科学回答。

2、艺术摹仿真实的现实世界他在《诗学》第一章还写道“史诗和悲剧，喜剧和酒神颂以及大部分双管萧乐和竖琴乐—这一切实际上都是摹仿。

只有三点的差别，即摹仿所用的媒介不同，所摹仿的对象不同，所采取的方式不同。

”这里所说的“酒神颂”，“双管箫乐”和“竖琴乐”都是古希腊时期的抒情诗。

亚里士多德把抒情诗、诗、悲喜剧并称为三大类，认为它们都是幕仿的结果，所不同的只是其幕仿所用的媒介，所取的对象，所采用的方式而已。

所谓“幕仿所用的媒介不同”，也就是“用什么”摹仿。

很明显的看出，他认为艺术的目的不在于个别而在于一般，通过个别描述揭示出现象的内在本质规律，表现出事物的必然性和普遍性，做到了个别与一般、特殊与普遍的矛盾统一。

可以肯定的说，他摒弃了柏拉图的艺术是对理式摹仿的论断，而郑重提出艺术就是对现实的摹仿，而现实是真实的，非理式的影子。

“摹仿说”是他阐释文艺问题的出发点。

他在《诗学》中提出了三种摹仿：按照事物已有的样子、按照事物应有的样子、按照事物传说的样子摹仿。

对应这三种模仿对象，实际是三种创作方法，即艺术创造的“再现”、“表现”、“再现与表现的统一”。

他认为历史学家的职责在于叙述已发生的事，而诗人的职责在于“描述可能发生的事”，所以“诗所描述的事情带有普遍性”。

亚里士多德的“摹仿”，也不是简单地“再现”，而是“创造”。

他把“摹仿”艺术看作是摹仿者对摹仿对象的能动反映。

在他的观点中，亚里士多德把文艺所摹仿的现实世界的具体事物看成是“第一实体”，而且文艺这种摹仿不仅能反映客观事物的真实面貌，还应该揭示事物发展的内在规律；艺术不是简单地再现事物的外形，而是反映现实生活的内在本质规律，因此艺术要比现实更真实，更具有普遍意义，更美。

3、闪现理性光辉的艺术再现思想亚里士多德认为文艺摹仿的对象是人生，文艺的根本任务是摹仿现实，再现人生。

亚里士多德主张，在不违背规律或必然的前提下，文艺创作应当允许虚构。

同时，亚里士多德认为，人天生就具有艺术摹仿的能力，艺术摹仿不是被动的复制和抄袭，他将艺术创造变被动为主动，这就肯定了人作为艺术创造者的主体地位，而不是“代神立言”，给艺术家一个合理的地位。

他指出，人是万物之灵，人从孩提时就具备了摹仿的本能，人对摹仿的作品总是感到快感。

亚里士多德认为柏拉图提出的理念世界根本不存在，而感性世界是真实的，摹仿感性世界的艺术同样是真实的，艺术的力量正在于它摹仿的是现实世界，因而它能够把握真理。

柏拉图把艺术看成是对自然、也就是对理念的影子的摹仿，而亚里士多德把人的生活看做是艺术摹仿的主要对象，艺术所摹仿的是“各种性格、感受和行动”，是“有行动和感受的人物”。

这样，就彻底否定了柏拉图的灵感说，这充分说明了这两位思想家、文论家思想的矛盾对立面。

车尔尼雪夫斯基在《论亚里士多德的<诗学>》一文中指出：“亚里士多德的诗学没有一字提及自然：他说人、人的行为、人的遭遇就是诗所摹仿的对象。

”亚里士多德对“摹仿”本身也作了深刻的解释，他这样阐释：摹仿的艺术的任务不是去简单的再现事物的外形，而是要去表现他们内在本质。

他所赞成的是对“应当有的事”的摹仿，而反对把摹仿当作对事物本来面貌的机械再现，他主张根据可然律和必然律去摹仿，对事物加以适当的理想化，进行艺术的创造。

他提出文艺摹仿的对象是“在行动的人”，是人的行为，人的性格，人的遭遇，人的情感，即人的生活，这就使对文艺本质的认识深化了。

这思想对文艺复兴以及后来的现实主义文艺理论家发生了很大的影响。

摹仿论是亚里士多德美学思想的基本内容，这在美学史上占据高远的地位并具有深刻的意义。

首先，亚里士多德以“摹仿”为艺术的核心，全面而系统的研究了艺术的相关问题，独创了一个完整的摹仿论艺术理论体系；其次，他赋予“摹仿”以更加深远的意义，即它的再现功能，在创新中完善了文艺本质观。

据此，我们可以知道，和柏拉图相比，亚里士多德所谓的艺术，是合情合理，合乎规律的，它并不停留在平庸地摹仿现实，而是必须对现实进行概括，经过提炼把现实生活集中表现出来，从这一点看，亚里士多德的文艺理论具有辩证唯物主义艺术观的萌芽，并且可以说是现实主义艺术观的起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