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唯物主义的真实意义

历史唯物主义的真实意义孙正聿【专题名称】哲学原理【专题号】B1【复印期号】2007年11期【原文出处】《哲学研究》(京)2007年9期第3～7页【作者简介】孙正聿，吉林大学哲学基础理论研究中心。

【编者按】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础和核心，马克思“划时代的哲学革命”的实质就是创建了历史唯物主义。

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关系到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建构，也是哲学研究的一项长期任务。

《哲学研究》继今年第3期发表了孙正聿教授的《历史的唯物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新世界观》后，又刊发了商榷和回应的文章，以作为把这一研究引向深入的开端。

历史唯物主义不是书斋里的学问，对它的研究乃至发展、创新，不能仅仅限于抽象的概念思考或文本解读，而是必须面向生活实践。

今天，全球化的发展、知识经济的出现、现代化的推进和世界格局的变化都提出了新的挑战，中国的改革开放更提供了大量的新经验、新问题。

善于把时代的问题转化为哲学自身的问题，在解释和解决中国和世界的重大现实问题中表现出历史唯物主义的强大的生命力，是哲学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责任。

历史唯物主义对全部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都有指导意义。

当前，理论和现实中的大量争论都涉及到历史唯物主义问题。

我们应当拓展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领域，关注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历史学、文化学等学科中的哲学问题，在与其他学科的对话中发展历史唯物主义，并显示出它在理论上和方法上的独特价值。

《历史的唯物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新世界观》一文发表后，得到学界的关注。

读过李荣海先生与之商榷的《历史唯物主义的解释原则及其世界观意义》（见《哲学研究》2007年第8期；以下简称“李文”）后，我感到有些理论问题进一步凸显了出来，其中的一个重大问题仍是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意义的问题。

一、世界观及其解释原则当人们把哲学定义为“理论化、系统化的世界观”时，人们对“世界观”概念本身的理解不仅是有歧义的，而且正是由于这种歧义构成了对哲学的不同理解。

这就是说，在对“世界观”的理解中，蕴含着各不相同的解释原则；只有揭示这些不同的解释原则，才能澄明各种不同的哲学世界观。

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明确地揭示了由三种不同的解释原则所构成的世界观理论：一是以客体的或直观的解释原则所构成的旧唯物主义的世界观，二是由抽象的能动的解释原则所构成的唯心主义的世界观，三是以人的感性活动为解释原则所构成的马克思主义的新世界观。

这三种解释原则构成了三种世界观，亦即构成了三种不同的哲学。

马克思主义的哲学革命，从根本上说是关于世界观的解释原则的革命。

正是以人的感性活动为解释原则，马克思主义哲学才超越了“把理论引向神秘主义”的全部旧哲学，实现了从“解释世界”到“改变世界”的哲学革命。

探索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解释原则，这是我所写的《历史的唯物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新世界观》一文的基本出发点；正是在这个根本问题上，该文构成与“李文”的原则性分歧。

关于“世界观”，“李文”的理解是关于整体世界的观点，并具体地表现在唯物主义、辩证法、意识论、认识论和历史观之中。

在我看来，“李文”对世界观理论的这种理解和解释，恰恰是忽视了马克思的以“人的感性活动”为解释原则的哲学革命的真实意义，因而仍然是以旧唯物主义的客体的或直观的解释原则来看待世界观——把世界当作与人的感性活动无关的“直观”的对象。

在与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相区别的意义上，我曾把这种解释原则称之为“观世界”的解释原则。

（参见孙正聿，2001年）正是由于对“世界观”及其解释原则的不同理解，本文认为，传统哲学教科书的根本问题，在于其关于世界观的解释原则，即：它是否超越了旧唯物主义的“客体的或直观的”解释原则，而贯彻了马克思主义的“实践”的或“人的感性活动”的解释原则。

因此，传统哲学教科书的深层的理论困难在于对如下问题的理解：人对世界究竟是怎样的关系，究竟应当以怎样的解释原则来构建合理的世界观；或者说，马克思主义哲学究竟怎样理解人与世界的关系，马克思主义哲学究竟以怎样的解释原则构成自己的世界观。

正是针对世界观的解释原则，我才提出“历史的唯物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新世界观”的问题，并得出历史唯物主义就是马克思主义新世界观的基本结论。

因此，只有在世界观的解释原则的意义上展开讨论，才能推进传统哲学教科书的改革，从而在新的世纪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

二、历史唯物主义的解释原则我之所以认为传统哲学教科书的主要缺陷不是表层的体系结构安排上的“逻辑困难”，而是一种哲学意义上的深层的“理论困难”，是因为我们面对着这样一个根本性的理论问题：“是否存在一种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世界观’，还是仅仅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观’？”在这里，我是从马克思主义新世界观的解释原则提出问题的，是从历史唯物主义与这一解释原则的相互关系提出问题的。

“李文”以主要篇幅讨论的问题是：把“历史”作为解释原则的唯物主义，还是否是把“历史”作为研究对象的唯物主义？这种说法模糊了我所提出的问题，从而也冲淡了问题的实质。

我所提出的问题是：究竟如何理解马克思主义的新世界观？这个新世界观的“理论硬核”或“解释原则”到底是什么？是否存在“独立于‘历史唯物主义’之外或超然于‘历史唯物主义’之上的‘辩证唯物主义’”的解释原则？我在自己的文章中所得出的基本看法是：“正是针对全部旧哲学的‘世界观’，马克思以‘历史’即‘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观点重新理解人与世界的关系、意识与存在的关系，创立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新世界观’”。

正是基于这种认识，我在文章中明确地提出：“这个‘新世界观’的实质内容是‘新历史观’，这种‘新历史观’的真正意义是‘新世界观’。

在马克思恩格斯所实现的哲学革命的意义上，‘新历史观’构成‘新世界观’”。

这就是说，历史唯物主义当然是一种“历史观”；然而，正是由于人们通常仅仅从“历史观”去理解和看待历史唯物主义，因而没有在“世界观”的意义上理解和看待历史唯物主义的真实意义。

《历史的唯物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新世界观》是要论证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的真实意义，而不是论述把“历史”作为研究对象的“历史观”。

在我看来，正是由于“李文”仅仅从“研究对象”来理解历史唯物主义，因而也只是从这个角度来看待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意义”。

“李文”提出，“马克思主义哲学世界观体现在本体论、自然观、社会观、实践观等等之中；没有历史观等，就不可能形成辩证唯物主义。

历史观等构成了马克思哲学世界观的内在结构，这是哲学世界观的主要内涵的基本方面”，“没有唯物史观，就不可能形成统一的唯物主义的世界图景，因而也就不可能有辩证唯物主义”。

在这里，“李文”强调了历史唯物主义作为“新世界观”的两点根据：其一，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体现在包括历史观在内的各个哲学领域，这些领域都具有世界观意义；其二，历史唯物主义在这个“新世界观”中具有某种特殊的重大意义。

“李文”的这种论证，一方面模糊了自然观、历史观、社会观、实践观所具有的世界观意义与我所论证的马克思主义新世界观的解释原则的关系，另一方面则显露了他所坚持的关于马克思主义新世界观的解释原则——独立于历史唯物主义之外或超然于历史唯物主义之上的辩证唯物主义，而这正是传统哲学教科书的解释原则。

“李文”说，“我们没有必要纠缠于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孰先孰后的无谓争执。

然而，“李文”的观点恰好表明，关于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讨论决不是一种“无谓争执”。

当然，这种争执并不是“李文”所说的“孰先孰后”的争执。

这是因为：其一，讨论这个问题有十分重要的现实针对性，即通常是把辩证唯物主义界说为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而将历史唯物主义视为把辩证唯物主义“推广和应用”于历史领域而形成的历史观；因此，如何理解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就不是二者“孰先孰后”的问题，而是怎样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新世界观的问题。

其二，讨论这个问题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即关涉到怎样理解马克思主义的新世界观及其根本的解释原则，从而关涉到怎样在当代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因此这个讨论决不是“无谓争执”。

《历史的唯物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新世界观》一文正是基于这两点考虑而形成的。

马克思主义的新世界观是在马克思的哲学革命中诞生的，是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硬核”或“解释原则”而彪炳于世并与其他哲学区别开来的。

因此，只有在马克思所实现的哲学革命的意义上，才能深刻理解马克思主义的新世界观。

在我看来，马克思的哲学革命具有双重内涵：一是理论旨趣和理论使命的革命，一是理论硬核和理论内容的变革。

就前者说，马克思主义哲学不是沿着旧哲学的逻辑追寻“世界何以可能”，而是从“创立新世界”的历史任务出发追寻“解放何以可能”（参见孙正聿，2002年），因此，把马克思主义的新世界观分解为“本体论、自然观、社会观、实践观”，就不仅仅是模糊和冲淡了马克思所实现的哲学革命，而且会把追寻“解放何以可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等同于追寻“世界何以可能”的旧哲学。

就后者说，马克思主义哲学不是以“客体的或直观的”解释原则描述“世界究竟怎样”，而是以“人的感性活动”的解释原则反思“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因此，仅仅把“历史”作为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对象，就不仅仅是模糊和冲淡了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意义，而且直接导致以旧唯物主义的“客体的或直观的”解释原则去解读马克思主义的新世界观。

因此，问题的实质既不是“李文”所论证的自然观、历史观、社会观、实践观是否具有“世界观意义”的问题，也不是“李文”所说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孰先孰后”的问题，而是如何理解马克思的哲学革命所蕴含的新世界观的解释原则的问题。

从“解释原则”的角度重新反省“世界观”，特别是重新探索马克思主义的“新世界观”，这是在新的世纪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大的“前提性、基础性”问题。

作为一家之言，我作出的论证是，马克思主义的新世界观不仅是对唯心主义世界观的根本性批判，而且也是对旧唯物主义世界观的根本性超越。

“无论是‘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以‘直观’的方式解释人与世界的关系，还是全部的唯心主义哲学以‘抽象’的方式解释人与世界的关系，它们的‘世界观’都不是人与世界的现实的（真实的）关系，因而都只能是‘把理论引向神秘主义的神秘东西’，都只不过是以其‘神秘东西’来‘解释世界’，而无法‘改变世界’。

只有超越这些‘神秘东西’，‘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来回答人对世界的关系，才是真正的‘改变世界’的马克思主义哲学。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立是真正意义的哲学革命，它在唯物主义的历史上实现了从‘直观’的唯物主义到‘历史’的唯物主义的革命，从旧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到历史唯物主义的‘新世界观’的革命。

”历史唯物主义关于“世界观”的解释原则，集中地、深切地体现了马克思的“解放何以可能”的哲学使命和马克思的“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哲学内涵，因而是马克思主义的新世界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