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居易

白居易
摘要
白居易，字乐天，晚年又号香山居士，河南新郑人，我国唐代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与元稹齐名，是继杜甫之后实际派文学的重要领袖人物，中国文学史上负有盛名且影响深远的诗人和文学家。

他是唐代诗人中，作品在生前流传最广的一位，且许多诗作迄今仍脍炙人口，影响深远。

提倡新乐府运动(主张诗歌创作不能离开现实，须取材于现实事件，反映时代的状况)他的诗歌题材广泛，形式多样，语言平易通俗，有“诗魔”和“诗王”之称。

官至翰林学士、左赞善大夫。

有《白氏长庆集》传世，代表诗作有《长恨歌》、《卖炭翁》、《琵琶行》等。

关键词：诗魔长恨歌通俗易懂讽喻
白居易的诗歌现存近3040首。

他最为重视的是讽喻诗。

但他影响最大的是新乐府诗。

代表作《新乐府》50首，集中体现了诗人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的诗歌理论，对当时社会的诸多问题提出了比较系统的规谏之辞。

如《卖炭翁》序为：苦宫市也，揭露朝廷以宫市方式强行劫夺百姓资财。

但《新乐府》诗也存在著从理念出发，形象性和感染力不足的缺憾。

白居易的感伤诗中最有名的是长篇叙事诗《长恨歌》，《琵琶行》。

《长恨歌》描写唐玄宗和杨贵妃的爱情悲剧故事。

前半篇对唐玄宗的好色荒淫，不理朝政而导致安史之乱有所讽刺，这是引起长恨的原因。

后半篇却以充满同情笔法描写唐玄宗的相思之情，使全诗的主题思想从讽刺转为同情的美意——杨的执著爱情。

这是长恨的正文。

在艺术的表现上，前半篇写实，后半篇穿插虚构的情节和幻想的仙境。

全诗语言声调优美，抒情和叙事交融一体，有很高的艺术成就。

白居易的诗歌平易浅进，勇於将白话并入诗中，将老旧的诗词格式进行改造，白居易主张君爱咬文嚼字，我爱老妪能解。

一次行於孤山寺，在堤上走呀走，吟出《钱塘湖春行》，并将诗吟给堤旁的老婆婆。

老婆婆听了觉得此诗极好，但是
帮白居易改了一个字。

白居易竟然大喜，便依了老婆婆，还连声谢过。

因此在当时已经流播很广，甚至远及日本、暹罗（泰国）诸国。

唐宣宗在《吊白居易》诗中写到：童子解吟长恨曲，胡儿能唱琵琶篇。

白居易曾将自己的诗分成讽喻、闲适、感伤和杂律四大类。

大体上，前三类为古体，后一类为近体。

前三类大致以内容区分，但有相交。

四类诗中，白氏自己比较重视前两类，认为讽喻诗反映了“兼济之志”；闲适诗显示出“独善之义”；都是他人生目标的直接体现。

感伤诗和杂律诗则“或诱于一时一物，发于一笑一吟，率然成章，非平生所尚”（《与元九书》）。

讽谕诗是白诗中的精华。

他的诗歌通俗易懂、流畅自然，代表作有《新乐府》五十首，《秦中吟》十首。

它们广泛反映了中唐社会生活各方面的重大问题，着重描写了现实的黑暗和人民的痛苦。

这些诗措辞激烈，毫无顾忌，突破了“温柔敦厚”的诗教传统，在古代批评时政的诗歌中十分突出。

讽谕诗在形式上多直赋其事。

叙事完整，情节生动，人物情节细致传神。

另一部分讽谕诗则采用寓言托物的手法，借自然物象寄托政治感慨。

这两类作品都是概括深广，主题集中，形象鲜明，语言晓畅明白。

部分《新乐府》还采用“三、三、七”言句式，有民间通俗文艺的痕迹。

闲适诗多抒写对归隐田园的宁静早年热心济世，强调诗歌的政治功能，并力求通俗，他的诗风格深入浅出，通俗易懂，可算是朴而近古，因此流传极广，对后代产生了深远影响。

所作《新乐府》、《秦中吟》共六十首，确实做到了“唯歌生民病”、“句句必尽规”，与杜甫的“三吏”、“三别”同为著名的诗史。

长篇叙事诗《长恨歌》、《琵琶行》等名篇则代表他艺术上的最高成就。

生活的向往和洁身自好的志趣。

不少诗也宣扬了知足保和、乐天安命的思想。

但也有些诗从侧面表现对现实的不满，说明他追求闲适只是无可奈何的解脱。

感伤诗以叙事长诗《长恨歌》《琵琶行》最为著名，形象鲜明，情节连贯，语言优美，同样是脍炙人口的篇章。

《长恨歌》歌咏了唐玄宗和杨贵妃的婚姻爱情故事，既有“汉皇重色思倾国”的寄讽，更有“此恨绵绵无绝期”的感伤和同情。

《琵琶行》则有“天涯沦落人”的遭际之感，且语言成就突出。

此二诗叙事曲折，写情入微，善于铺排烘托，声韵流畅和谐，流传甚广。

白氏还有不少赠酬亲朋篇什，情真意切，挚朴动人。

但这类诗中较多叹老嗟病，伤往悼亡的伤感色彩及度脱尘嚣的佛家思想。

杂律诗在白诗中最多，以一些耐人寻味的抒情山水小诗较著名，白描手法，寥寥几笔，生意
盎然。

另有一些铺陈故实、排比声律的长篇排律和杯光酒影、艳情风月的小诗，也颇为时人效仿。

白诗在当时流传广泛，上自宫廷，下至民间，处处皆是，其声名还远播新疆和朝鲜、日本。

白诗对后世文学影响巨大，晚唐皮日休、陆龟蒙、聂夷中、罗隐、杜荀鹤，宋代王禹偁、梅尧臣、苏轼、张耒、陆游及清代吴伟业、黄遵宪等，都受到白诗的启示。

白居易的诗歌在日本的影响最大，他是日本最喜欢的唐代诗人，在日本的古典小说中常常可以见到引用他的诗文，可以说在日本人的心中白居易才是中国唐代诗歌的巅峰人物。

后代剧作家也多有据白诗故事进行再创作，如白朴、洪升根据《长恨歌》分别作《梧桐雨》《长生殿》；马致远、蒋士铨据《琵琶行》分别作《青衫泪》《四弦秋》。

白诗词句，也多为宋、元、明话本所采用。

白居易不属韩柳文学团体，但也是新体古文的倡导者和创作者。

其《策林》七十五篇，识见卓著，议论风发，词畅意深，是追踪贾谊《治安策》的政论文；《与元九书》洋洋洒洒，夹叙夹议，是唐代文学批评的重要文献。

《草堂记》《冷泉亭记》《三游洞序》《荔枝图序》等文，均文笔简洁，旨趣隽永。

为唐代散文中的优秀之作。

白居易还是词创作的有力推动者，《忆江南》《浪淘沙》《花非花》《长相思》诸小令，为文人词发展开拓了道路。

同诗仙李白、诗圣杜甫、诗豪刘禹锡、诗鬼李贺等，白居易被称为"诗魔"。

白居易认为文学是反映自己道的工具。

而依自己的现况，又可分为兼济、与独善两类。

白居易曾将自己的诗分为讽喻、闲适、感伤和杂律四类，而他本人特别重视两类诗文：其一是作为兼济工具的讽谕诗，其一是则是反映自己独善心志的闲适诗。

并提出「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主张。

虽然白居易曾说过：今仆之诗，人所爱者，悉不过杂律诗与长恨歌已下耳，时之所重，仆之所轻。

他似乎并非当真轻视长恨歌此类的作品。

他曾写过一篇长恨有风情，十首秦吟近正声的诗句，陈寅恪据此认为白居易自诩长恨歌为其压卷之杰构。

白居易的个人修养，可用知足二字概括。

陈寅恪认为白居易的知足思想，是源於老子知足不辱的想法。

白居易的知足思想也常表现在诗文之中，例如当他担任校书郎时俸钱万六千，月给亦有余，其后官职调动而调整俸禄时，白居易也多有诗文记载，大多也都能反映其知足常乐之情，例如：任左拾遗月惭谏纸二千张，岁愧俸钱三十万、任太子宾客分司俸钱八九万，给受无虚月、任太子少傅月俸百
千官二品，朝廷雇我做闲人，退休（致仕）后领取半俸全家遁此曾无闷，半俸资身亦有余寿及七十五，俸占五十千。

从最初的月俸一万六千钱，至最高的月俸十万钱，以及退休后的月俸五万钱，白居易大多都表现出知足的心态。

即使是被贬谪至江州司马，处於极不得志的时期，他仍能说出今虽谪在远郡，而官品至第五，月俸四五万，寒有衣、饥有食，给身之外施及家人，亦可谓不负白氏之子矣！以此自我宽解。

白居易的诗文流传很广泛，然而历代对其评价则不一致。

元稹评价白居易的诗文：「大凡人之文各有所长，乐天之长，可以为多矣。

夫讽谕之诗长於激，闲适之诗长於遣，感伤之诗长於切，五字律诗百言而上长於赡，五字、七字百言而下长於情，赋、赞、箴、戒之类长於当，碑、记、叙、事、制诰长於实，启、奏、表、状长於直，书、檄、词、策、剖判长於尽。

总而言之，不亦多乎哉。

对白居易推崇备至。

然而杜牧为李戡所作的墓志铭，就记载了李戡对元、白的批评：「诗者可以歌，可以流於竹，鼓於丝，妇人小儿，皆欲讽诵，国俗薄厚，扇之於诗，如风之疾速。

尝痛自元和以来，有元白诗者，纤艳不逞，非庄士雅人，多为其所破坏，流於民间，疏於屏壁，子父女母，交口教授，淫言媟语，冬寒夏热，入人肌骨，不可除去。

吾无位，不得用法以治之。

后世许多人批评杜牧自己的淫言媟语也非常多，为白居易抱不平，然而亦由此可见在唐代，对白居易的评价已有不一致的状况。

苏轼对白居易的评价也有不一致处。

苏轼曾提出元轻白俗的说法，对元白的诗风颇有微词。

然而后来却常以白居易自比，例如定似香山老居士，世缘终浅道根深。

又如予去杭十六年，而复来留二年而去。

平生自觉出处老少粗似乐天，虽才名相远，而安分寡求亦庶几焉。

苏轼对白居易的诗作，也有白公晚年诗极高妙的评语。

参考文献：
朱金城，《白居易集笺校》。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

陈友琴，《白居易资料汇编》。

中华书局，2003
元稹《白氏长庆集序》
《白氏长庆集》
《新唐书白居易传》
陈友琴编《白居易资料汇编》，中华书局，200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