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对资本批判

一、马克思对资本批判的整体视域与观念论者将人类历史抽象化为观念的相互过渡和克服、建构复杂而晦涩的概念体系不同，马克思的资本批判并非一种纯理论的建构，它是资本社会运动的自我呈现，它不但将作为现实“根基”的资本生产活动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而且将这种对象嵌在人类社会更深刻的历史原则架构中。

更重要的是，马克思资本批判的根本目标在于对现实社会的现实批判而非理论重构，揭示资本社会的实质、结构及其界限是其题中应有之义。

但是，马克思的资本批判并非无中生有的创举，而是奠基于马克思对人类历史的整体领会，依托于马克思的整体历史架构，资本批判处于该历史架构之整体性的中间“环节”，如果脱离这个架构，马克思的资本批判进而对人类历史的揭示及对的历史性生存境况的分析都是不可设想的。

这就意味着我们必须追问这个问题：马克思的资本批判在何种生存性、历史性脉络中展开？通过对这种历史性脉络的整体揭示，我们才能去探讨与把握马克思资本批判的前提条件。

当然，我们对这种历史性脉络的揭示并不仅仅是为了“还原”而“还原”，而是在这种“还原”的同时，深刻揭示了资本原则必须克服与被克服的历史原则。

对这个脉络的揭示实质上是对马克思的人类史观的概括，因为马克思将自己的资本批判置于人类历史整体中，这意味着在马克思那里存在一种人类历史“图景”，只有以这种人类历史“图景”为中介，马克思的资本批判、资本本身的实现与克服才是可能的。

每个人以物的形式占有社会权力。

如果从物那里夺去这种社会权力，那么你们就必然赋予人以支配人的这种权力。

人的依赖关系（起初完全是自然发生的），是最初的社会形式，在这种形式下，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小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

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式。

在这种形式下，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要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

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的生产能力成为从属于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个阶段。

第二个阶段为第三个阶段创造条件。

这段话已经成为人们探讨马克思历史哲学的经典论述，它被广泛地视为马克思对人类历史三大社会形态的高度概括。

我们姑且可以这样粗略地来概括马克思在这里高度概括的人类历史时期：前资本社会———资本社会———后资本社会，这三种社会形态之间的关系是“克服”与“被克服”的关系，它们形成了一个人类历史整体。

在这个“图景”的开头，马克思首先以“物的形式”来探讨“社会权力”，“社会权力”扎根在“物”中，但马克思似乎并未给出“物的形式”与“社会权力”同一的政治和经济机制，也就是说“物”是如何获得“社会权力”的？它是“自然的”结果还是某种特殊的“生产关系”的结果？但只要留心，我们就会发现马克思在这里探讨人类“社会形式”有两个要点：一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二是“人”的生产能力其实质是“人”与“物”的关系。

马克思至少指出了，在这个阶段，“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处在“支配”的“社会权力”之中。

在此，马克思还没有给出或提及他给出的这种“社会形式”的明确标准，也没有批判这种“社会权力”支配下的“社会关系”或“人”的本质的正当性，他只是隐约地告诉我们，在这种“社会关系”下，“人”的生产能力极为“有限”（“狭小的范围”与“孤立的地点”），具有鲜明的地域性、区域性和局限性。

无疑，处于“依赖关系”之下的“人”处于一种分裂之中。

首先，他依赖的是“物”，因为“物”在这里意味着一种“社会权力”；其次，在依赖于“物”的同时他必须在“人身”上直接依赖占有这种“社会权力”（“物”）的人；再次，在这里，马克思并没有提及人们对“自身”的依赖。

这种依赖意味着他并不处于一种“自由”的生存状态中，而导致这种生存状态的根本原因便是他与“物”的分离。

“物”与“人”并不同一，这是一种分裂的社会，但“物”却以与“人”分裂的方式与人同一：“人的依赖”。

在这里，“物”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因为“物”成了一种“社会权力”，正如上面提到的，马克思在此并没有阐发“物”作为“社会权力”的可能方式和现实机制。

从现实性上来看，马克思揭示了人类历史经历过的两个社会形态（第二大社会形态尚未完成）。

关键的问题在于这两大社会形态之间及其与第三大社会形态的转化上。

为了阐发这个问题，还是让我们先审视一下马克思的第三大社会形式：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的生产能力成为从属于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

这是马克思的人类历史“图景”的一个转捩点，因为在他所处的时代，这个社会只有“开端”，尚未“展开”，更遑论“完成”。

在探讨这个社会时，“个人全面发展”是一个重要而模糊的概念，它的重要之处是第三阶段的社会依托“个人的全面发展”而得以建立。

可以说，马克思对第二大社会形态的生产能力给予了极大的肯定，或者说第三大社会形态的生产能力是建立在第二大社会形态之上，所以马克思会说，“第二个阶段为第三个阶段创造条件”。

但在这里出现了一个困难的问题，也就是第二阶段这种伟大的生产能力如何能够完善地保留到第三大社会形态。

当然，在马克思那里，这个转变除了“个人的全面发展”这一个体条件之外，还必须创造一种新的社会制度，这种社会制度就是人们“共同的、社会的生产能力成为从属于他们的社会财富”，个人的生产能力不再仅仅归属于个人，而是成了一种“共同的”“共享”的“社会财富”。

二、从生存境况和分裂的社会世界角度来看马克思的历史“图景”构成了审视现代社会生活的整体视域。

从马克思开始，对人类历史动力的揭示不能再寄希望于对“本原”“实体”“属性”的探究，而必须将人类历史看作“关系”“过程”“社会生产”的结果。

社会生产过程中的双方或多方的现实对抗、背离、分裂决定了社会条件下个体的“欲望”“意志”乃至“行动”。

用马克思的话来说，就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

从整体上来看，通过对资本社会的研究，马克思揭示了资本社会的基本特征，尤其是这个时代中人的生存境况、生成机制和整个社会的分裂特征，这种分裂特征集中呈现在个体生存的基本处境中：个体与共同体的分裂、个体同“物”的分裂、个体之间的分裂乃至个体自身的分裂。

首先，马克思揭示了资本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关联以及“人”与“共同体”之间的存在关联。

马克思认为，在资本社会，个人切断了自身与“共同体”的原初关联：他不再“从属于自然发生的共同体”，他主要依靠自己的“社会的”“历史的”因素获取社会资源，这与宗法社会形成鲜明的对比；其次，他也不再“作为自觉的共同体成员使共同体从属于自己”，现代社会的“共同体”对于独立的主体而言，只能是“独立的、外在的、偶然的、物的东西”，是异于自己的东西，但这又是他们作为“独立的私人”同时又产生“社会关系”的现实条件。

社会交往的主要现象就是“交换”，为了不同的需要，“交换的主体”生产不同的产品，适应各种不同的需要，在这种“交往”活动中，“每个人依赖于一切人的生产”，“一切人也依赖于每个人的生产”。

马克思对“买者”与“卖者”的关联作了深刻的辩证揭示，在这种揭示中资本社会作为“文明”社会形态存在，因为买卖双方的交换活动的现实基础是彼此之间的“承认”活动。

首先，他们必须承认对方是“所有者”，是将自己的“意志”渗透到自己的“商品”中的人，并且只能按照双方的“共同意志”，以“契约”为中介，通过“互相转让”而“互相占有”；其次，在交换活动中，现实的“主体自由”出现了，因为在交换中每个人将自身作为自我的目的，所有人对他而言都只是手段；最后，在目的与手段之间存在一种辩证的转化。

每个人都既是目的又是手段，而且只有作为他人的手段，自己才能实现自己的目的，只有达到他人的目的自己才能成为他人的手段。

马克思在这里揭示的“生存辩证法”会令人想到黑格尔的思辨辩证法，但它们之间存在本质性差别，这种“生存辩证法”不可能是黑格尔辩证法的结果，而且是黑格尔对资本逻辑非自洽性的揭示，从根本上把自己同黑格尔的思辨区别开来了。

这种“相互关联”在交往活动发生之前就预先存在了：它是“交换的自然条件”，但是这种“相互关联”对交换双方来说都是无关紧要的，它与他有利害关系，仅仅是因为它是他的利益所在。

这就是说，在整个交换活动中，整个交换活动的“共同利益”虽然作为“事实”存在于交换双方的意识中，但这种“共同利益”并非交换活动的动因，它只存在于“自身反映的个别利益的背后”。

尽管如此，交换的主体仍然可以具有“庄严的意识”，他不顾他人利益而实现的自我利益，就是“被扬弃的个别利益”（他人的个别利益）即一般利益的实现。

由此可见，在整个交换过程中，每个主体都是作为整个过程的最终目的，作为“支配一切的主体”而从这个交换行为中“返回”到自身，从而就实现了“主体的完全自由”，整个交换活动必须遵循下述原则：“自愿的交易；任何一方都不使用暴力；只有作为自身的手段或自我目的，才能成为他人的手段，最后意识到一般利益或共同利益只是自私利益的全面性。

其次，随着这种交换活动的展开，整个资本社会被笼罩在一种“物化原则”的宰制和“抽象统治”之中，个人生存于“异化”状态之中，人与人之间原初具体的直接联系消失了，人与人之间基本的社会关系是“毫不相干”又“全面依赖”，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表现在“交换价值”上，表现为“物”与“物”之间的关系，而人在社会生活中的存在根据就在于他是否能生产作为“普遍物”的“交换价值”。

而且，通过获得交换价值，人不但获得了社会的承认，也获得了相应的“支配他人活动”或者“支配社会财富”的社会权力。

因此，在资本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冷漠关系具有一种历史必然性，而渴望人与人之间感性的、直观的、温情的社会关系反而是不合时宜的事情了。

也就是说，尽管人类进入了一个“主体自由”的时代，他不再像古典时代那样屈身于各式各样的共同体中，但个体仍然不能决定自身的行动。

个体不能拥有自身的个性，个性由社会决定并必须得到社会的承认与接纳。

个性只有在成为“社会的个性”的前提下才能成为现实的个性。

没有个体能游离于“社会的个性”之外。

个体丰富多样的个性消失了，似乎所有的人都在分享同一种模式的个性，或者拥有自身不被社会承认的作为“任性”的个性，成为边缘人与异类。

“一般的东西”具有一种莫可名状的神奇的强大力量。

个体不能拥有社会关系，而只能归属于不同的社会关系，而且这些社会关系作为个体的异己的东西而存在。

从而，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本身属人的东西变成了一种“物”，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转化成了人所生产或创造的“物”与“物”之间的东西，在这种社会状况中，之前的社会形态中被作为检审人的活动的真理性与意义的“德性”“智慧”原则全都失去了社会效用，现在一切活动转向“物”。

三、从社会分裂的多重性：走向“价值理论”角度来看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篇第一章中，马克思开篇揭示了“商品”的本质及“使用价值”“价值”的来源及其相互关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