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对中国近代化进程的复杂影响(一)

梁启超对中国近代化进程的复杂影响(一)自从鸦片战争后，几代先进的中国人曾以急起直追的心情努力学习西方，以求实现中国的近代化。

在这当中，梁启超的积极贡献和某些消极影响都是不容忽视的。

十年前，人们偏重揭示他的负面影响，近几年，人们往往回避他的负面影响，都是片面的。

今天，我们全面估计梁启超对中国近代化进程的复杂影响，不仅是为了对这一历史人物作出公正的评价，更重要的是为了从中总结对今人有益的经验教训，以作借鉴。

中国近代化、现代化的进程，以“五四”为界，明显分为两个时期。

梁启超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前一时期，而在后一时期，他已逐渐丧失了“领风骚”的地位。

为篇幅所限，本文只评介他在前一时期的影响。

一梁启超登上中国的政治历史舞台，是在甲午战争失败、洋务运动破产之时。

甲午战争的惨败使他认识到，仅靠军事装备、工艺技术的近代化并不能使中国振兴。

他认为，洋务运动所以破产，是因为洋务派虽讲“变法”但却不知“变法之本原”，没有抓住近代化的根本。

因为遗其本，果“练兵如不练”，“通商如不通”，“开矿如不开”，“兴学如不兴”，成效甚微。

他断言，中国如仍按洋务派的主张去做，即使再过50年，顶多“亦不过多得此等学堂、洋操数个而已，一旦有事，则亦不过如甲午之役，望风而溃。

”(《戊戍政变记》，《饮冰室合集·专集》第1册。

)那么，什么才是中国振兴、实现近代化的关键呢？梁启超认为：“三代以后，君权日益尊，民权日益衰，为中国致弱之根源。

”(《西学书目表后序》，《饮冰室合集·文集》第1册。

)由此他得出结论：中国“能兴民权，断无可亡之理”(《湖南时务学堂课艺批》，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戍变法》第2册。

)，今日“言爱国必自兴民权始。

”(《爱国论》，《饮冰室合集·文集》第2册。

)这就是说，兴民权亦即政治民主化乃是振兴中华、实现近代化的关键一环。

离开政治民主化，中国就无从近代化。

他坚信，一旦中国能兴民权，“则数十年其强亦与西国同”(《与严幼陵先生书》，《饮冰室合集·文集》第1册。

)，一定能赶上西方先进国家。

因此，他把“倡民权”列为《清议报》“独一无二之宗旨”，并表示“海可枯，石可烂，此义不普及于我国，吾党弗措也。

”(《清议报一百册祝辞并论报馆之责任及本馆之经历》，《饮冰室合集·文集》第3册。

)对此，他是十分坚定而坚决的。

诚然，把政治民主化视为中国近代化的关键，最早并非由梁启超提出，但是，他更加旗帜鲜明地提出“兴民权”的口号，并为之呐喊鼓动，就使这一主张为更多人接受，并为之而斗争。

为了兴民权，实现政治民主化，梁启超比同时代的其他思想家做了更多、更深入的理论工作。

他认为，在当时的中国，要兴民权，障碍是多方面的，而最大的障碍乃是长期存在于中国人之中的奴隶性。

为此，他在一系列文章中对奴隶性的表现、产生根源及其严重危害作了系统、深入的剖析。

他指出，由于“中国自秦汉以来，数千年之君主，皆以奴隶视其民”(《爱国论》，《饮冰室合集·文集》第2册。

)，人民长期处于无权的奴隶地位，结果在中国人民中养成了根深蒂固的奴隶性。

它普遍存在于中国社会各阶级、阶层之中，在那等级金字塔中，下一层者即是上一层者之奴隶，中国“举国之大，竟无一人不被人视为奴隶者，亦无一人不自居奴隶者。

”(《中国积弱溯源论》，《饮冰室合集·文集》第2册。

)这种奴隶性使人“既无自治之力，亦无独立之心”，“依赖之外无思想，服从之外无性质，谄媚之外无笑语，奔走之外无事业，伺侯之外无精神”(《中国积弱溯源论》，《饮冰室合集·文集》第2册。

)，一切皆保证唯上之命。

这样，就在中国人中养成一种安于被压迫、受屈辱地位的顺民性格，以及对国事、对公共事务一概漠不关心的可怕的消极性，使人既无权利观念亦无义务观念和社会责任感。

粱启超认为，这种奴隶性，不仅是提倡民权、民主的严重障碍，也是中国衰败不振的祸根，“不除此性，中国万不能立于世界万国之间。

”(光绪26年4月1日，《致南海夫子大人书》，《梁启超年谱长编》，第235页。

)于是，在一系列论着中，他对奴隶性作了全面无情的清算。

在梁启超等人的倡导下，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思想领域形成了一股清算奴隶性的热潮，这对扫除中国民主化、近代化的障碍，无疑起了重要作用。

破是为了立。

梁启超所以大张挞伐地批判奴隶性，目的是为了使中国人民树立崭新的国民意识，使中国人由奴隶、臣民变为国民。

国民一词最早在中国出现，并不在梁的论着中。

在1898年9月戊戌政变之前，即已有人（如康有为）偶尔使用国民一词（参见《保国会章程》、《进呈日本明治变政考序》等文）但大量使用国民一词，大力提倡国民意识，并为国民下明确定义的则是梁启超。

1899年10月，他首次为国民作了如下界定：“国民者，以国为人民公产之称也。

……以一国之民，治一国之事，定一国之法，谋一国之利，捍一国之患，其民不可得而侮，其国不可得而亡，是之谓国民。

”(《论近世国民竞争之大势及中国前途》，《饮冰室合集·文集》第2册。

)以今人标准评判，梁启超的上述定义显然未必精当。

但是，他突出强调了国民是国家主人，主权在民，这就抓住了国民观念的核心。

由于梁启超的大力提倡，国民一词迅速为新学家们普遍使用，它逐渐取代臣民一词，成为表述人民在国家中地位、作用的新概念。

变奴隶为国民是20世纪初中国最响亮的口号，它曾激励成千上万的中国人投身于民主革命的洪流。

对此，梁启超的功劳是不可抹煞的。

1902年，梁启超又给国民作了另一定义：“有国家思想，能自布政治者，谓之国民。

”(《新民说·论国家思想》，《饮冰室合集·专集》第3册。

)显然，这一定义乃是对前一定义的必要补充。

前一定义主要是说明国民与奴隶、臣民的区别，而后一定义更明确地指出了国民应具的资格、条件。

由于梁启超的提倡，20世纪初的中国思想界又出现了一股国民问题讨论热。

但是，在当时，多数新学家主要是说明国民与奴隶、臣民的区别，呼吁变奴隶为国民。

而梁启超认为，说明这一区别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如何使中国人自觉地由奴隶进而为国民，使自己养成国民资格。

在他看来，所谓“能自布政治”，主要是自治力；养成自治力乃是享受民权、平等、自由的前提，也是实行民主政治的起点。

梁启超对国民资格、能力的重视和强调使当时国民问题的讨论进一步走向深入。

从兴民权到清算奴隶性、提倡国民意识，使中国人变奴隶为国民，这就为中国实现民主化作了具体的规划设计。

而且，梁启超的这一思路为当时多数新学家所接受，成为20世纪初一代先进中国人的共识。

这是梁启超对中国近代化的一大贡献。

二所谓政治民主化，所追求的是中国人的解放。

十分可贵的是，梁启超对人的解放作了颇为全面而深入的理解和说明。

他认为，人的解放不能等待统治者的恩赐，首先必须通过斗争。

在著名的《新民说》中，他提出了权利由斗争而得、靠斗争捍卫的思想。

他说：“权利者，常受外界之侵害而无已时者也，故亦必常出内力之抵抗而无已时，然后权利始成立。

”(《新民说·论权利思想》，《饮冰室合集·专集》第3册。

)权利如不经过斗争而得，则“如飞鸿之遗雏，猛鹯狡狐或得而攫之”，是不可靠的；只有“熏浴于血风肉雨而来”的权利，才是可靠的(《新民说·论权利思想》，《饮冰室合集·专集》第3册。

)。

这一可贵思想同他当时的改良主义思想体系显然是抵触的，它对激励中国人为求得民权而奋起斗争产生了积极影响。

进而他又指出，人的解放的过程不仅是斗争的过程，同时又是人提高、改造、重塑的过程。

不经过一番自我改造、重新塑造，人是无法真正解放的。

所谓人的重塑是人的近代化。

在他看来，“民德、民智、民力，实为政治、学术、技艺之大原。

”(《新民说·释新民之义》，《饮冰室合集·专集》第3册。

)人民德、智、体素质的全面提高亦即人的近代化，乃是国家社会近代化的前提、基础。

离开历史主体人的近代化，其它方面的近代化就失去了根基。

因此，他又大力呼吁、提倡人的近代化。

在戊戌时期，他强调兴民权当以“开民智”、亦即提高人民的政治文化素质为前提。

在20世纪初，他又发表了《新民说》，要求人民自觉地自新，作一个新民。

呼吁提高全民素质，实现人的近代化，是梁启超这一时期的宣传重点。

梁启超认为，人的重塑乃是一项艰巨的历史任务，可是绝大多数中国人对此却无动于衷、麻木不仁。

为唤起人们对这一问题的重视，梁启超除正面宣传人的近代化与国家近代化的关系，又无情地揭露了中国人的种种弱点、缺陷。

他说，中国人“其缺点多矣”，如奴性、卑屈、依赖、推诿、怯懦、不武、为我、好伪、涣散、旁观、保守、嫉妒、无国家思想、无公共观念，群体意识、权利和义务观念缺乏……等等。

他所以作如此全面、无情的揭露，目的是为了使中国人明确自新、重塑的方向，以期“翦劣下之根性，涵远大之思想，自克自修，以蕲合于人格”(《论中国国民之品格》，《饮冰室合集·文集》第5册。

)，成为一代新人。

由于严复、梁启超等人的呼吁、提倡，对“国民性”、“国民劣根性”的探讨剖析受到许多新学家的关注，这对于进一步规划中国近代化的进程曾产生了深刻影响。

从《新民丛报》创刊、《新民说》发表起，梁启超对人的近代化，通常是用“新民”来表述的。

所谓新民，大而言之有道德与政治两方面的要求。

从道德上说，是要造就一代具有新的道德观念、精神风貌和理想人格的新人。

新民德的基本任务是，“纵观宇内大势，静察吾族之所宜，而发明一种新道德。

”(《新民说·论公德》，《饮冰室合集·专集》第3册。

)这种新道德便是“利群”主义。

站在剥削阶级立场，梁启超认为“利己者人之性也”(《论立法权》，《饮冰室合集·文集》第4册。

)。

但是，他又指出，人是社会动物，任何人都不能离开社会群体而孤立生存。

一旦离开群体，“此身将不可—日立于天地。

”因此，人们又应树立群体意识、利群观念。

特别是在中国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的时代，提倡合群、利群就更为重要。

为树立利群观念，他把利群看作是道德的根本精神和判断善恶的唯一标准，严厉谴责了“自了主义”、“独善其身主义”，大力提倡公德。

他认为，“知有公德而新道德出焉矣，而新民出焉矣”(《新民说·论公德》，《饮冰室合集·专集》第3册。

)，公德乃是新道德的核心，具有良好的公德乃是新民的重要标志。

固然，梁启超是站在利己主义立场来说明、处理公私、群己、人我关系的。

他曾一再解释，人所以要利群，是因为“非利群则不能利己”(《新民说·论国家思想》，《饮冰室合集·专集》第3册。

)，利己才是出发点和归宿。

在这里，他提倡的乃是西方资产阶级的“合理利己主义”。

但是，在宣传“合理利己主义”的过程中，梁启超反复强调了个人对群体、社会、国家有着不可推诿的责任，人人都应关心国家民族的命运、社会的公益、他人的疾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