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玄同与近代语言文字改革(一)
钱玄同与近代语言文字改革卢毅
钱玄同与近代语言文字改革卢毅钱玄同（1895年-1984年），字蜜竹，浙江绍兴人，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著名的诗人、散文家、文化评论家，也是近代语言文字改革的重要推动者之一。
与之同时期，卢毅（1898年-1980年）也是一位杰出的语言文字改革者。
一、钱玄同与现代汉字简化作为一位文学家，钱玄同对语言文字的变革有着敏锐的观察力和独特的见解。
认识到汉字的繁琐性给人们的阅读和写作带来了极大的负担，他开始提倡汉字的简化。
他主张从根本上改造汉字，使其更加简便易学，方便人们的使用。
他提出的简化方案通过减少汉字的笔画和结构，使得汉字变得更加简单明了。
钱玄同的简化方案得到了许多人的支持和认同，但也遭到了一些保守派的质疑和反对。
他们认为汉字有着悠久的历史和深厚的文化底蕴，简化会带来文化的贫乏。
然而，钱玄同坚信，汉字的简化并不会削弱其文化内涵，相反，它将使汉字更易于传播和学习，有利于文化的传承和发展。
二、卢毅与拼音文字改革与钱玄同不同，卢毅主张通过拼音文字改革来促进语言文字的简化和标准化。
他认为，汉字的复杂性和不统一性给人们的书写和阅读带来了许多困扰，拼音文字的应用能够解决这些问题。
卢毅提出了一套拼音方案，目的是用最简单和规范的方式来代替繁杂的汉字。
他的拼音方案基于汉语的音韵系统，旨在用最少的字母来表示最多的音节，从而达到简化汉字的效果。
这一方案当时也遭到了一些批评，人们认为它削弱了汉字的独特魅力和文化底蕴。
然而，卢毅坚持认为，拼音文字可以作为汉字的补充，使人们更便捷地学习和使用汉语，促进了沟通的便利性。
三、钱玄同与卢毅启发中国文字改革钱玄同和卢毅的提议和行动激发了对中国文字改革的广泛关注和讨论。
他们的主张和努力为中国文字改革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政府也意识到了语言文字改革的重要性，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1956年，中国政府成立了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开始推动对汉字的改革和简化。
经过多年的努力，中国的文字体系得以简化和规范化，为人们提供了更加便捷和高效的书写和阅读方式。
论钱玄同与近代语言文字改革
们制作纸质虚拟键盘， 以加强学生的钢琴指 程的教学工作 。 在课堂上 ， 他对于视奏的重要 育结下不解之缘 ， 形成了以音乐美育教育和
法练习。他在治学上孜孜以求的实践精神时 性非常强调 ， 同时还针对师范生 的学科特点 中西结合式音乐教育为主要内容的音乐教育
至今 日也仍然可歌可敬郾 。
聘了二十多名专职教师前来任教 ， 其 中刘质 发音极为标准。 由此足见刘质平师风之高尚。 参考文献
【 １ 】 向延生 ． 中国 近现 代音乐家 传 春 风 文艺出 版社， １ ９ ９ ４ ．
２ 】 冯 长 春冲国 近 代音乐 思 潮 研究 ｑ 人民 音乐出 版社 ， ２ ０ ０ ７ ． 平 就在调聘之列 ， 他被分配到学 院艺术系担 在 山东师院， 刘质平并没有 因为教学工作地 【
学习兴趣和专业水平 。为了满足绝大多数学 立的山东省音乐工作者协会排名第一的副主 辞辛劳地收集了上千首各民族 、 各地区优秀 生对于钢琴的学 习欲望 ， 刘质平应学生 的要 席。 刘质平在 日常教学工作当中兢兢业业， 时 民歌 ， 如《 卢沟问答》 、 《 买扁食》 、 《 探亲家》 等 求 在繁重教学工作之余还抽 出个人 时间开 刻都在努力思考和践行加快发展祖国音乐事 等 ， 而且还将这些 民歌编印成册作为课 堂 办 了钢琴学习班。学习班成立之 日前来报名 业的理念。他还时常主动向领导同志提出有 讲稿。 除此之外 ， 刘质平在山东师院期间还主 的学生超过了 ２ ０ ０人。很多学生经过学 习班 关学院音乐教育 的计划和长远构想 ， 而且大 持编写 了《 实用和声学》 ， 这部 以和声学理论 的学习短期内较大提高了钢琴演奏水平 。为 多被院系领导认可并采纳。作为学院音乐教 为主要内容的教材时至今 日仍然对相关教材 了解决钢琴少 、 学生多 、 学生实际练习钢琴时 育有名的多面手 ， 在师资短缺的情况下 ， 刘质 的编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 间有限的问题 ， 刘质平用硬纸板亲手为学 生 平曾长期 同时担任视唱、 钢琴 、 和声等多 门课 总而言之， 刘质平一生与音乐 、 与音乐教
关于汉字改革的争论
1.钱玄同（1887—1939）：“废孔学，不可不先废汉字；欲驱除一般人之幼稚的、野蛮的思想，尤不可不先废汉字”，“汉字的罪恶，如难识、难写、妨碍教育的普及、知识的传播”，“欲使中国不亡，欲使中国民族为二十世纪文明之民族，必须以废孔学，灭道教为根本之解决，而废记载孔门学说及道教妖言之汉字，尤为根本解决之根本解决。
” 1918年钱玄同首先在《新青年》上发难，在这篇《中国今后的文字问题》中。
2.陈独秀(1879—1942)：“强烈地主张废除汉字，中国文字，既难载新事新理，且为腐毒思想之巢窟，废之诚不足惜。
”3.吴玉章（1878-1966）：“汉字是古代与封建社会的产物，已经变成统治阶级压迫劳苦群众工具之一，实为广大人民识字的障碍，已不适应现在的时代。
”，“为了根本解决文字改革问题，使汉字走上世界共同的拼音方向。
”4.鲁迅（1881～1936）：“汉字不灭，中国必亡！”，“汉字是愚民政策的利器”，“汉字终将废去，盖人存5. 瞿秋白(1899.1-1935)：“现代普通话的新中国文，必须罗马化，就是改用罗马字母，要根本废除汉字。
汉字是十分困难的符号，聪明的人都至少要十年八年的死功夫……要写真正的白话文，就一定要废除汉字，采用罗马字母……，汉字真正是世界上最龌龊最恶劣最混蛋的中世纪的茅坑！”6.蔡元培(1929─1930)：“汉字既然不能不改革，尽可直接的改用拉丁字母了。
”7.胡适态度稍显温和一些，认为一切都得慢慢来，先把汉字变成白话文，再谈消灭汉字，因为文言文里有太多的单音节词，“决不能变成拼音文字”（现在的越南语看上去便像是被雨水冲散了的法文，像是拉丁版的方块字，既不流畅，也不美观）。
胡适持此主张，虽是权宜之计，但他的白话文运动让汉字这个“象形文字的残根余孽”能爬出中世纪的茅坑，多少算是救了汉字。
所以才有今日汉字与拼音同生共气的机会，这大概是迄今为止最经典的“中体西用”的案例了。
8.傅斯年曾批评汉字说：「汉字起源是极野蛮，形状是极奇异，认识是极不便，应用极不经济，真是又笨又粗，牛鬼蛇神的文字，真是天下第一不方便的器具。
近代语言文字学家钱玄同
１７日，这位年仅５２岁的语言文字学家，因病与世长辞。遗著有《文
字学音篇》、《音韵学》、《古韵二十八部音读之假定》等；
１９３１年发表的《重论经今古文学问题》一文，是他在经学方面的
得意之作，曾译成日文。
主事，晚年在绍兴、扬州、苏州等地书院山长。
钱玄同６岁入塾读书，聪慧过人，尤喜训诂之学。１９０１年受
刘逢禄的《左氏春秋考证》的启发，开始信公羊而疑左传。后
来，又受到梁启超的《新民丛报》的影响，表示赞同保皇派的主
张。
１９０３年前后，钱玄同先后读了章太炎的《驳康有为论革命
书》，邹容的《革命军》，刘师培的《攘书》以及《浙江潮》、
是古史辨派的代表人物之一。
在新文化运动期间，他的言行是很激烈的，甚至认为当时的
中国没有一件事可以不改革。他同意打倒孔家店的口号，他曾说：
“共和与孔经是绝对不能并存的。”他多次批驳保存国粹和灵学
等谬论，要人们“将自来的什么三纲、五伦、礼乐、刑政、历史、
文学弃如土苴”。同时，他也提出用世界语来代替汉字的主张，
全力支持钱玄同和胡适创导白话文替代古文。陈还把自己主编的
《新青年》从１９１８年１月起改为由钱玄同、胡适、李大钊、刘
复、沈尹默和他６人按月轮流做执行主编。
１９１７年，陈独秀、胡适发起文学革新以后，钱玄同表示支持
并积极参与。是年７月，他在《新青年》上发表了《论应用文亟
宜改良》的信，阐明其理由，并提出改革大纲十三事。这个时期
靠。１９１９年后，钱玄同和顾颉刚受胡适的辨疑方法的影响，开始
对一些主要的中国典籍的原作者和真伪进行新的探索。他们研究
钱玄同与近代语言文字改革(一)
钱玄同与近代语言文字改革(一)章太炎曾自言：“盖小学者，国故之本，王教之端”1]，他对小学之重视由此可见一斑。
在讲学中，他也“以音韵训诂为基”2]，首先讲授的便是小学。
而正是在他的教导下，章门弟子也大多擅长小学研究。
其中，钱玄同就是著名的一位。
尤值得注意的是，钱玄同并不仅限于学术研究，而是运用其深厚的学养，积极投入到语言文字改革的实践中去，从而对人们的社会生活产生了巨大影响，本文即拟就此展开详论。
一“主张中国用万国新语”历史地看来，中国近代语言文字改革早在清末便已发端。
如吴稚晖即曾在《新世纪》撰文激烈鼓吹废除汉文，“谓中国当废汉文，而用万国新语”3]。
而与吴稚晖夙有积怨、且以“保全中国语言文字”4]为职志的章太炎，则对这一观点痛加针砭。
他在《驳中国用万国新语说》一文中严厉批驳此说是“好尚奇觚，震慑于白人侈大之言”，并指出：“大地富媪薄厚矣，殊色异居，非白人所独有。
……若夫象形、合音之别，优劣所在，未可质言。
”因此，“今以中国字母施之欧洲，则病其续短矣。
乃以欧洲字母施之中国，则病其断长矣。
……世之君子，当以实事求是为期，毋沾沾殉名是务。
”5]对于章太炎的这一批评，吴稚晖反驳说：“语言文字之为用，无他，供人与人相互者也。
既为人与人相互之具，即不当……一任天然之吹万而不同，而不加以人工齐一之改良。
”他并且讥讽章太炎“横好古之成见”、“满肚子之不合时宜”6]。
对此，章太炎一再撰文指出：“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语言文字亡，而性情节族灭”7]，“至若病汉字难识欲尽废之，而以罗马字拼音，则年来浮薄少年，歆羡岛中蛮夷，多倡此议，……甚无谓也”8]。
今天看来，在这场论争中，双方虽不免带有一些意气用事的情绪，但仍提出了不少发人深省的问题，如吴稚晖对文字改革必然趋势的论述，以及章太炎将语言文字与民族存亡相联系起来的观点。
而从学理上看，无疑是章氏之说较为正确，由是也被其弟子广为接受。
钱玄同便认为：“中西文之难易实相等，未必西文较易于中文”9]，并尖锐讽刺《新世纪》用“万国新语代汉语”的主张是“想入非非”，是“可笑之事，太炎谓其发疯，诚然”10]。
汉字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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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于清末的汉字改革，有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拼音化， 一是汉字简化。所谓“简化”，首先是指汉字笔画的简化， 其次是汉字字量的简化。 1922年，钱玄同在国语统一筹备委员会第四次常年大会 上提出由他起草并由陆基、黎锦熙、杨树达等人联署的 《减省现行汉字的笔画案》。
提案认为：汉字改革的治本办法是实行拼音，减省现行 的汉字的笔画是治标的办法。减省汉字笔画，应以现在通 行于民众社会的简体字为根据，这种简体字十有七八是从 宋元时代流传下来的，应正式采纳作为正规的书面语用字。
汉字改革
提案还规定了简体字的八种构成方式：
1、全体删减，粗具匡廓。如壽作寿。 2、采用草书，如為作为。 3、取原字之一部，如聲作声。 4、原字之一部以简笔替代，如辦作办。 5、采用古体，如從作从。 6、音符笔画减少，如燈作灯。 7、别造简体，如響作响。 8、假借，如幾作几。
汉字改革
关于简体字，人们的看法是不尽相同的，也曾产生过一些错误的 观点。以钱玄同为代表的一派主张就宋元以来的俗字择其可用者而 用之；另一派以陈光尧为代表，主张除择用民间流传的俗体字外， 还创造一套新字，完全以笔画简单为原则。 王力对后一派的主张持批评态度。他说：“简体字的创造者，只 知道节省写字的时间，却忘了识字的困难和书写的难于正确”， “无论是谁，如果他抱定至多不过十画(或六七画)的主张去改造汉 字，一定会走上这一条死胡同里去的。”“简体字创造的路是绝对 走不通的。”(不过后期王力自己改变了这一观点，承认自己“错误地否定了
简体字”)
王力在《汉字改革》一文中曾提出自己的改革方案，即使用“唯 声字与复音字”。“唯声字”即把同音字并为一字，如把“同志”、 “儿童”、“梧桐”中的“同、童、桐”全部写作“仝”；“复音 字”即把两字的音符凑成一字，例如把“玫瑰”写成“<每贵>”，
钱玄同对汉字简化的理论阐述及实践推进
的“类 推 ”简 化 法 ，并 整 理 出 2 3 0 0 多 个 简 体 字 。钱 氏 认 为 字 形 简 化 须 在 满 足 区 别 度 的 前 提 下 进 行 ，不应将所有汉字都
改 简 为 “三 四 画 ”；主 张 让 学 生 学 习 “新 字 ”，社 会 上 也 应 使 用 "新 字 ”，重 印 古 籍 亦 当 用 之 ，以 防 造 成 “求 简 反 繁 ”的结
主 张 进 行 了 批 驳 ，认 为 他 们 一 方 面 想 保 留 汉 字 ，另 一方面又想造拼音文字的做法是行不通的。 由此 钱 氏 指 出 ，汉 字 革 命 的 问 题 ，根 本 上 是 “国语能否 改 用 拼 音 文 字 表 示 ”的 问 题 。他 认 为 这 是 绝 对 可 能 的 ，并 从 汉 字 变 迁 的 历 史 论 证 其 可 行 性 ，从 “六 书 ” 发 生 、演 变 的 过 程 揭 示 汉 字 由 象 形 而 表 意 、由表意 而 表 音 的 趋 势 。在 此 基 础 上 ，钱 氏 进 一 步 认 为 ，其 时 要 做 的 不 仅 是 “再 进 一 步 ”将 汉 字 由 表 音 的 “假 借 字 ”改 为 拼 音 文 字 ，更 要 进 行 “汉字之根本改 革 ”，即直接采用罗马字母，而非注音字母。
(二)主张暂时保留汉字 在提倡废除汉字的同时,钱玄同又认为汉字不 会 被 骤 然 废 弃 ，故而主张暂时将其保留。 1919年 1 月 ，《新青 年 》第 6 卷 第 1 期 上 登 载了钱玄同与区 声白的书信往来《中 国 文 字 与 Esperanto》1”。在此信 中 ，钱 玄 同 明 确 反 对 其 时 用 Esperanto替代汉语汉 字 ，认为将汉字改为拼音事实上很难办到。 由此钱 氏指出，汉 语 一 日 未 废 ，则 汉 字 便要暂时沿用，可 在 其旁注出音读，并认为这是其时最适宜的做法。 后 来钱玄同又指出，他本人并不赞同彻底废弃 汉 字 。 1934年 8 月 ，梦飞在《文化 与 教 育 》第 2 7 期 上 刊 登 了 《记 钱 玄 同 先 生 关 于 语 文 问 题 谈 话 》[8]。其 中 钱 玄 同 对 1918年 发 表 在 《新 青 年 》上 的 《中国今 后之文字问题》 中的一些观点作了回应。钱氏指 出 ，彼 文 中 他 主 张 废 除 汉 字 ，但 后 来 却主张改良汉 字 。其 原 因 在 于 ，1916年 至 1918年在中国新文化 运 动 史 上 属 于 “启 蒙 时 代 ”，当 时 他 对 汉 字 所 持 的 态 度 ，受 了 李 石 曾 、吴稚晖主编的《新 世 纪 》周报的 影 响 ，以 为 凡 是 中 国 的 旧 思 想 、旧 文 化 、旧社会组 织 等 都 应 毁 弃 ;进 而 认 为 汉 字 也 是 一 个 旧 东 西 ，也 应毁 弃 。不 过 钱氏强调指出，他本心只是主张用汉 字 写 白 话 文 学 而 已 ，并 不 主 张 立 刻 废 除 汉 字 和 国 语 ，
从钱玄同看近代中国汉字改革
运 动 ” 影 响 ， 玄 同将 汉 字 改革 作 为 “ 化 改 革 ” 的 钱 文 的 急 先 锋 。 他 认 为 中 国 的 文 字 ， 来 都 是 专 用 于 发 历
、
钱 玄 同 与 “ 四 ” 期 的 国 语 罗 马 字 运 动 五 时
中 国的汉字 改革 由来 已久 ， 自鸦 片 战 争 之 后 ， 西
方 传 教 士 为 了 传 播 《 经 》而 用 罗 马 字 拼 写 当 地 方 圣 言 ， 种 方 法 给 中 国 的 知 识 分 子 带 来 了不 小 的启 发 。 这 ｌ８ ８ ２年 ， 戆 章 写 成 了第 一 套 中 国 人 自 己 创 造 的 字 卢 母 式 的 拼 音 文 字 方 案 《 目了 然 初 阶 》， 出 了 “ 一 提 切
挽救 当时中 国的 落后 局 面 ， 怀 激 越 的 中国 知识 分 壮 子们 对传 统文 化展 开 了猛 烈 的抨击 。１１ ９ ７年 ， 适 胡 在 《 青 年 》上 发 表 了 《 学 改 良 刍 议 》， 开 了 “白 新 文 揭 话 文 运 动 ”的 序 幕 ， 独 秀 、 迅 、 半 农 、 玄 同 等 陈 鲁 刘 钱 都 是 这 一 运 动 的 骁 勇 悍 将 。 随 之 ， 国 传 统 的语 言 中 文 字 受 到 猛 烈 的 冲 击 。 支 持 “白 话 文 运 动 ”的 钱 玄 同 ， 在汉字 改革运 动 中掀起 了高 潮 。 又
音 字 与 汉 字 并 列 ”， 过 切 音 字 而 自学 汉 文 的 主 张 。 通 ｌ０ ９ ０年 ， 日本 秘 密 回 国 的 王 照 发 表 了 双 拼 制 假 名 从 式 方 案 《 话 合 声 字 母 》， 创 制 的 拼 音 文 字 是 以普 官 他 及 教 育 为 目的 的 ， 教 育 的 普 及 为 国 家 强 大 的 重 要 视 原 因 。 这 种 思 想 ， 视 为 “ 四 ”时 期 汉 字 改 革 思 想 可 五 的先 声 之 一 。 １ Ｏ ９ ８年 ， 稚 晖 在 《 世 纪 》 发 表 了 吴 新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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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玄同与近代语言文字改革(一)章太炎曾自言：“盖小学者，国故之本，王教之端”1]，他对小学之重视由此可见一斑。
在讲学中，他也“以音韵训诂为基”2]，首先讲授的便是小学。
而正是在他的教导下，章门弟子也大多擅长小学研究。
其中，钱玄同就是著名的一位。
尤值得注意的是，钱玄同并不仅限于学术研究，而是运用其深厚的学养，积极投入到语言文字改革的实践中去，从而对人们的社会生活产生了巨大影响，本文即拟就此展开详论。
一“主张中国用万国新语”历史地看来，中国近代语言文字改革早在清末便已发端。
如吴稚晖即曾在《新世纪》撰文激烈鼓吹废除汉文，“谓中国当废汉文，而用万国新语”3]。
而与吴稚晖夙有积怨、且以“保全中国语言文字”4]为职志的章太炎，则对这一观点痛加针砭。
他在《驳中国用万国新语说》一文中严厉批驳此说是“好尚奇觚，震慑于白人侈大之言”，并指出：“大地富媪薄厚矣，殊色异居，非白人所独有。
……若夫象形、合音之别，优劣所在，未可质言。
”因此，“今以中国字母施之欧洲，则病其续短矣。
乃以欧洲字母施之中国，则病其断长矣。
……世之君子，当以实事求是为期，毋沾沾殉名是务。
”5]对于章太炎的这一批评，吴稚晖反驳说：“语言文字之为用，无他，供人与人相互者也。
既为人与人相互之具，即不当……一任天然之吹万而不同，而不加以人工齐一之改良。
”他并且讥讽章太炎“横好古之成见”、“满肚子之不合时宜”6]。
对此，章太炎一再撰文指出：“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语言文字亡，而性情节族灭”7]，“至若病汉字难识欲尽废之，而以罗马字拼音，则年来浮薄少年，歆羡岛中蛮夷，多倡此议，……甚无谓也”8]。
今天看来，在这场论争中，双方虽不免带有一些意气用事的情绪，但仍提出了不少发人深省的问题，如吴稚晖对文字改革必然趋势的论述，以及章太炎将语言文字与民族存亡相联系起来的观点。
而从学理上看，无疑是章氏之说较为正确，由是也被其弟子广为接受。
钱玄同便认为：“中西文之难易实相等，未必西文较易于中文”9]，并尖锐讽刺《新世纪》用“万国新语代汉语”的主张是“想入非非”，是“可笑之事，太炎谓其发疯，诚然”10]。
他还一再强调：“愚谓立国之本，要在教育，果使学术修明，必赖文字正确，……文字一灭，国必灭致亡，……故今日急务实在复保氏之教为最要”11]，“我国文字发生最早，组织最优，效用亦最完备，确足以冠他国而无愧色。
……夫文字者，国民之表旗，此而拨弃，是自亡其国也”12]，持论明显与章太炎相同。
但是随着历史的发展，特别是受到袁世凯复辟事件的刺激，钱玄同逐渐改变了对汉字的看法。
他认为，中国国民之所以思想愚昧，屡屡被封建统治者蒙蔽利用，就是因为汉字难以掌握、妨碍了文化普及。
由此出发，他开始倾向废除汉字的主张。
1916年9月29日，他便在日记中写道：“经典之精义全不系乎文字。
纵令今日中国之书焚毁净尽，但有精译本之西文五经则经典即可谓之不亡”13]。
从他后来的观点来看，这无疑是发出了废除汉字的先声。
不过客观说来，钱玄同当时公开发表的主张仍然较为平和。
1917年6月1日，他曾指出：“昔年吴稚晖先生着论，谓中国文字艰深，当舍弃之，而用世界语。
章太炎师曾着论驳之。
弟则以为世界未至大同，则各国皆未肯牺牲其国语，中国人自亦有同情。
故今日遽欲废弃汉文而用世界语，未免嫌早一点。
然不废汉文而提倡世界语，有何不可。
”14]这一方面发出了提倡世界语的号召，另一方面也明确肯定废弃汉文的时机不成熟，“未免嫌早一点”。
然而就在此时，张勋复辟丑剧上演了，这更是给钱玄同以强烈刺激。
以此为转折点，他终于提出了废除汉字的激烈主张。
1918年3月4日，他在日记中批评汉字“论其本质，为象形字之末流，为单音字之记号。
其难易巧拙已不可与欧洲文字同年而语。
……此等文字亦实在不可以记载新文明之事物。
”15]在此基础上，他于3月14日专门致信陈独秀指出：“中国文字论其字形，则非拼音而为象形文字之末流，不便于识，不便于写；论其字义，则意义含糊，文法极不精密；论其在今日学问上之应用，则新理新事新物之名词，一无所在；论其过去之历史，则千分之九百九十九为记载孔门学说及道教妖言之记号。
此种文字，断断不能适用于二十世纪之新时代。
”因此，“欲使中国不亡，欲使中国民族为二十世纪文明之民族，必以废孔学，灭道教为根本之解决，而废记载孔门学说及道教妖言之汉文，尤为根本解决之根本解决”16]。
至此，钱玄同“废除汉字”的主张已跃然纸上。
至于废除汉字后应代之以何种文字，钱玄同也明确提出：“中国的语言文字总是博物馆里的货色，与其用了全力去改良它，还不如用了全力来提倡一种外国语为第二国语，或简直为将来的新国语，那便更好”17]。
而在各种外语中，他认为“Esperanto语根精良，文法简赅，发音平正，是人类文字而非民族文字。
……所以我的意思，以为我们既认定人类文字胜于民族文字，……则当竭力提倡Eperanto，以为将来正当之文字”18]。
与此同时，他还一再援引吴稚晖当年有关观点作为佐证。
显而易见，他这时已经转而赞同《新世纪》派用万国新语取代汉文的主张。
1923年1月，他在《汉字革命》中更揭橥了“汉字革命”的口号。
他断言：“汉字的罪恶，如难识、难写，妨碍于教育的普及、知识的传播：这是有新思想的人们都知道的。
”因此，“我敢大胆宣言：汉字不革命，则教育决不能普及，国语决不能统一，国语的文学决不能充分的发展，全世界的人们公有的新道理、新学问、新知识决不能很便利、很自由地用国语写出。
”19]今天看来，钱玄同的这种主张显然失之过当。
语言文字是维系一个民族共同体的基本要素，不能单纯凭某些人的主观意志而取消。
尤其是汉字作为中国的传统文字，浓缩承载了数千年的历史，早已融入了中华民族的文化，维系着民族精神和血脉亲情，是不可能完全废除的。
德国语言学家威廉·冯·洪堡特便提出：“语言仿佛是民族精神的外在表现：民族的语言即民族的精神，民族的精神即民族的语言，二者的同一程度超过了人们的任何想象。
”20]瑞典汉学家高本汉则更是早在1923年就说：“中国人抛弃汉字之日，就是他们放弃自己的文化基础之时。
”21]此外，钱玄同认为世界语作为人工改良的文字，比民族遗传的文字更优良，正所谓“人类文字胜于民族文字”，这种观点实际上也是错误的。
陶孟和当时即指出：“各民族之言语，乃天然之语言，各有其自然嬗变之历史，故言语乃最能表示民族之特质也”，相比之下，“世界语既无永久之历史，又乏民族之精神，惟攘取欧洲大国之单语，律以人造之文法”，其生命力必不长久22]。
朱我农也批评说：“私造了一种文字，要世界的人拿他当作日常应用的语言，是万万做不到的，所以Esperanto断不能当作世界通用的语言”23]。
时至今日，世界语诚然仍有特定的交流价值，但由于它毕竟缺乏民族历史的传承与积淀，所以始终难以在世界范围内得到普遍的推广，这无疑从实践上充分证明了用世界语废除汉字的主张是行不通的。
不过平心而论，钱玄同主张废除汉字，首先是因为汉字难识难写，妨碍了教育的普及和文化的传播。
客观看来，这种针砭固然不免尖锐，但在一定程度上确实揭示了汉字的某些弊端；而更为关键的是，钱玄同深感以往用汉字记载的思想观念过于陈腐，“二千年来用汉字写的书籍，无论哪一部，打开一看，不到半页，必有发昏做梦的话”24]，因此应废除。
这说明他这一主张虽然偏激，却是出于思想革命的动机。
对此，陈独秀一方面指出这种偏激的主张是“石条压驼背”，另一方面则为之申辩说：“钱先生是中国文字音韵学的专家，岂不不知道语言文字自然进化的道理？他只因为自古以来汉文的书籍，几乎每本每叶每行，都带着反对德、赛两先生的臭味；又碰着许多老少汉学大家，开口一个国粹，闭口一个古说，不啻声明汉学是德、赛两先生天造地设的对头；他愤极了才发出这种激切的议论。
”25]而任鸿隽在批评钱玄同废除汉字的主张“有点Sentimental（指情绪化——引者按）”的同时，也十分公允地为他澄清说：“我想钱先生要废汉文的意思，不是仅为汉文不好，是因汉文所载的东西不好，所以要把他拉杂摧烧了，廓而清之。
”26]至于钱玄同之所以提倡世界语，其实也是基于对世界大同的追求。
他认为：“夫世界进化，已至二十世纪，其去大同开幕之日已不远。
……异日欧战告终，世界主义大昌，则此语必有长足之进步无疑”27]，并解释：“我自己是信人类该有公共语言的。
这公共语言，是已有许多人制造过许多种的。
这许多种之中，在今日比较上最优良者是Esperanto，所以我现在便承认Esperanto为人类的公共语言。
”28]这显然是一种渴望大同的美好愿望，“是抱有世界大同之理想而改革文字之一种急进派的主张”29]，应当是可以理解的。
二从“世界语”到“国语罗马字”如前所述，钱玄同在五四时期曾主张用世界语废除汉字，但他同时也意识到这一目标短期内难以实现。
他曾公开声明：“我固然是主张中国当废汉文而用Esperanto之一人，但我以为这是将来圆满之解决。
若讲现在，则Esperanto尚在提倡时代，未至实行时代；……我虽极力主张Esperanto，然事实如此，不能讳言”30]，并且表示：“我以为中国废汉文而用Esperanto，这是将来圆满之解决。
当此过渡时代，汉文尚未废灭，便不可不想改良的办法”31]。
具体说来，他所谓“改良的办法”即是推行国语罗马字。
所谓“国语罗马字”，原本是作为一种注音符号提出来的，也就是用罗马字母来为汉字注音，类似此前所述的注音字母。
对此，钱玄同最初并不抱有多大的兴趣。
他虽然承认“中国现在应该兼用罗马字母和注音字母两种来标音”，这是“因为罗马字母，已经变成现世界公用的音标；凡其国有特别形式之文字者，若把他的语言和名词行于国外，都要改用罗马字母去拼他的音，……我们中国向来没有纯粹的音标，现在急须新制，当然应该采用罗马字母，这是无庸致疑的”；但他同时也客观指出，“因为中国字是直行的，罗马字母只能横写”，二者存在形式上的矛盾，而且“罗马字母记音的方法，……长短不大相同”，记在汉字旁边往往会参差不齐，于是“这就不能不用注音字母的了”32]。
此外，钱玄同还认为罗马字母“单音之词太多，一义有数字”，不如“旁注‘注音字母’”。
33]而随着历史的发展，有人则开始主张罗马字母不仅是一种注音符号，而且还应当在此基础上演变成为一种取代汉字的文字。
对于这种主张，当时竭力倡导世界语的钱玄同也不赞同，他表示：“至于汉字之代兴物，我以为与其制造罗马字母的新汉字，远不若采用将来人类公用的Esperanto。
……我以为采用Esperanto与采用外国语，比制造什么罗马字母的新汉字，上算得多，有用得多”34]。
他还具体解释说：“我的意思，以为中国方音之庞杂，同音字之多，文法之不精密，新学名词之缺乏，都是难以改用拼音的理由。
所以中国要造拼音文字，断非旦夕之间就能完全告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