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与地方是中国政治的一个核心话题
论中央与地方的关系
论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中央与地方是中国政治体系中的两个重要层级。
中央是国家最高权力机关，代表全国人民的共同利益，而地方则是中央在不同区域内的代表，负责管理和推动各地方经济、社会发展。
由于中央与地方的关系紧密，因此探讨中央地方关系问题具有重要意义。
中央与地方的权力关系在中国政治体系中，中央与地方的权力关系是垂直层级体系，即各级政府之间构成了上下级关系。
中央与地方权力结构是由中央政府、省级政府和地市政府组成的三级结构。
中央政府通过立法、行政和司法手段掌握着对地方的统筹、管理和协调权力。
而地方政府职责则是根据中央政府制定的政策和指导方针，负责本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和管理事务等相关工作。
中央与地方权力关系的核心问题是权力如何进行分配和控制。
在分配方面，中央政府的权力相对较大，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都具有重要地位。
而地方政府的权力主要集中在本地区的经济、教育、文化等方面。
在控制方面，中央政府负责监督地方政府的行政行为和政策执行情况，并根据情况进行指导和调整。
同时，地方政府也需向中央政府汇报和请示相关权益事项，接受中央政府的监督和指导。
中央与地方的利益关系中央与地方的利益关系是中央与地方权力关系的延伸。
中央政府的发展战略一定程度上会影响地方的经济发展。
同时，地方政府的经济利益、政治利益也会影响中央政府的政策方向。
因此，中央与地方拥有紧密的利益关系。
中央与地方的利益关系是双向的，中央有利益的实现需要地方政府的配合和推进。
地方经济的发展与中央政策的制定和执行密不可分，因此地方政府也要考虑其在中央政策中的地位和代表地方利益的角色。
同时，地方政府也要认识到中央政府在发展中国全局中的重要作用，要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积极协调和合作，确保整个国家的利益最大化。
中央与地方的协调关系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中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就是中央和地方如何协同合作。
在政策制定、权力分配和实施方面的合作是中央与地方协调关系的关键。
在实践中，中央在政策制定和执行方面需要经常倾听地方的意见和反馈，改进自身制定的政策并完善规范化管理的措施。
当代中国政府与政治第9章 中央与地方关系
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所进行的立法活动，创立宪法、基本法律以
及其他法律；
国务院及其所属部门根据授权可以进行行政立法活动，制定行政
法规和部门规章。
• 地方层面：根据地方立法主体的不同，可以在其权限范围内制定和
发布规范性法律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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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单.3.击1 央此地处博编弈辑：母地方版的文兴本起样式
➢ –在中第国二的级研究中，“地方”始终是一个核心概念
• 杨瑞•龙第：三“级中国的制度变迁模式是中间扩散型，拥有独立利益目标
– 第四级 和资源配置权» 第的五地级方政府在我国的市场经济体制转型中具有特殊作 用” ；
从中央”和“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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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第般而二言级，中央与地方关系是国家体制中纵向权力与资源分配的基
本关•系第。三我级国宪法规定了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单一制框架，即通常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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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充分第发二挥级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
• 我国•的第单三一级制结构是在党政体制的框架下建构的，因此处理中央与
– 第四级 地方关系的基» 本第原五级则是在中央的统一领导下，充分发挥中央和地方 两个积极性；
• 中央的统一领导超越了宪法条文中所谈及的中央和地方国家机构职
高一思政必修3(2019版)政治与法治_第五课教材重点和难点分析
教材重点和难点分析（一）重点问题分析1.人民代表大会的性质人民代表大会，是指依据我国宪法和法律民主选举产生的国家权力机关，是我国人民当家作主、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的基本组织形式，是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核心和基础。
它既包括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也包括县级以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
这就是人民代表大会的性质。
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
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是地方国家权力机关。
人民代表大会是代表人民的利益和意志，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
人民代表大会的这一根本性质，是由我国的国体决定的。
我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
人民是国家和社会的主人，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是人民行使当家作主权力的国家机关，是代表人民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的最主要途径和形式。
2.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性质和地位根据宪法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
第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作为全国人民的代表机关，具有广泛的代表性。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由省、自治区、直辖市、特别行政区和军队选出的代表组成。
各少数民族都应当有适当名额的代表。
宪法规定，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集中代表全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和意志。
第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全国人民统一行使国家权力。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行使修改宪法、监督宪法的实施、制定和修改基本法律、选举或决定国家领导人、决定国家的重大事项以及应当由最高国家权力机关行使的其他职权。
第三，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在整个国家机构体系中居于最高地位。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居于国务院、中央军事委员会、国家监察委员会、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等其他中央国家机关之上，既不和它们并列，也不受它们制约；其他中央国家机关都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产生，执行它制定、修改的法律和通过的决议。
破折号使用常见差错辨析
破折号使用常见差错辨析（一）破折号的基本用法1. 行文中解释说明的语句，用破折号标示。
示例：亚洲大陆有世界上最高的山系——喜玛拉雅山，有目前地球上最高的山峰——珠穆朗玛峰。
2. 话题突然转变，用破折号标示。
示例：我在珠海的公司干得挺顺心。
老板对我不错，工资也挺高，每月三千多呢？——我能抽支烟吗？3. 表示话语的中断。
示例：⑴“班长他牺——”小马话没说完就大哭起来。
⑵他很大了，——并且他以为他母亲早就死了的。
4. 声音延长，在象声词后面用破折号标示。
示例：“顺——山——倒——”林子里传出我们伐木连小伙子的喊声。
5. 事项列举分承，各项之前用破折号标示。
示例：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是国家政治经济体制的核心问题之一。
当前迫切需要确立的主要原则是：——民主集中制法制化原则；——党的领导法制化原则；——充分发挥中央与地方两个积极性的原则；——政企职责分开的原则。
6. 表示引出下文。
这种由破折号引出的下文常常是另起一段。
示例：⑴在一篇题为《论气节》的文章里，他对“五四”以来中国知识分子的历史道路与现实处境作了这样一番总结——⑵小姑娘的相貌神态酷似她的母亲，我的心一颤。
眼前又浮现出十年前我在槐树村生活的情景——7. 用在副标题的前面。
示例：语言与哲学——当代英美与德法哲学传统比较研究8. 用于引文后标明作者，示例：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
——李商隐（二）提示1. 破折号和括号都有标明补充说明的语句的作用，但是破折号标明的补充说明性语句是正文的一部分，比较重要，需要读出来，而括号标明的补充说明性语句不是正文，一般可以不读出来。
应根据表达的需要加以选择。
示例：每当肝疼发作时，他就采取自己的“压迫止痛法”——用茶壶盖、烟嘴、玻璃球、牙刷把顶住肝部，从来没有因为肝疼影响工作。
2. 解释说明或补充的语句如果是插在句子中间的，可以前后各用一个破折号。
示例：⑴太阳系除了九个大行星——水星、金星、地球、火星、木星、土星、天王星、海王星和冥王星——以外，还有40个卫星，为数众多的小行星、彗星和流星体等。
中央与地方政府的权力关系与制衡机制
中央与地方政府的权力关系与制衡机制近年来，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的权力关系一直是政治学者和社会学者们关注的热点话题。
随着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各方面的发展，这种权力关系的制衡机制也越来越重要。
本文将探讨中央与地方政府的权力关系及其制衡机制。
一、中央与地方政府权力关系在中国政治体系中，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的权力关系主要是集中型结构。
然而，地方政府也拥有一定的自治权和决策权。
这种集中型结构是建立在中国政治制度的基础之上的。
同时，中央政府有着坚实的控制力，可以对地方政府进行约束和监管。
整个政治体系的运作是以中央政府为核心的。
地方政府是中央政府的执行机构。
尽管中央政府有很大的权力，但地方政府也有一定的自主权。
地方政府可以独立开展一些项目，也会制定一些相关的政策，例如独立制定税收政策。
这样的政策制定，需要得到中央政府的许可和认可。
在地方政府的工作中，一些有关经济、社会改革等的事项需要在当地解决，不需要中央政府参与，这也体现了地方政府的自主权。
二、中央与地方政府权力关系的制衡机制尽管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存在权力集中型结构，但是政治学家和经济学家们都认为，特别是对于一个大国的政府而言，应该建立一种有效的制衡机制。
在中国，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制衡机制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 法律制度：法律是制衡权利的最有效工具之一。
中央政府可以通过制定法律，来限制地方政府的权力。
这些法律可以强制执行，同时也可以对地方政府的违法行为进行惩罚。
例如，中央政府可以针对地方政府在环保、公共安全等领域的违法行为进行罚款和惩治。
2. 政策制定：中央政府可以通过制定政策来限制地方政府的权力。
中央政府可以对经济、社会等方面的政策进行制定和推行，地方政府需要根据中央政府的政策来制定地方政策。
中央政府也可以利用财政政策等手段来控制地方政府的行为。
3. 监督机制：中央政府可以通过监督机制来监督和限制地方政府的权力。
例如，在一些重要的领域中，中央政府可以派出专业人员来监督地方政府的行为。
中央与地方的关系
第十四章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二）南开大学政治学系教授朱光磊2003年3月根据宪法的规定，中央政府在大多数情况下，并不直接管理省以下的地方政府。
所以，从政权的层次的角度上讲，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中央政权与省级政权的关系。
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中央与一般行政地方的关系中央与自治地方的关系民族区域自治地方特别行政区实行社会主义制度实行资本主义制度第一节中央——省政府过程•一、省制沿革•二、省政治权力结构•三、中央和省的政治关系•四、中国省政府过程的主要特点•五、省际关系一、省制沿革•在自元朝以来的大部分时间中，“省”（含“行省”）是中国地方政府的最高一级，是中央之下分治国土的第一级固定的行政区域。
•元朝设“行中书省”，主要首脑为丞相和平竞；在边疆地区设置有“道”，并在此四化开始对西藏等民族地方行使主权；行省上下，设置有路、州（府）、县。
•省也是明朝的地方最高行政机关，设置承宣布政使司、提刑按察使司、都指挥使司，共同组成省级政权机关，分管行政、司法和军务；省之下设置道、府、县。
•清朝光绪年间，省的设置已经达到23个，另有5个将军辖区；西藏和西宁两个办事大臣辖区，以及蒙古地区盟旗等；省设总督或巡抚，或督抚并置，总督掌军事，巡抚掌民政；省之下为府（与直隶州）、县。
•武昌起义之后成立的南京临时政府时期，各省建立了“省军政府”，其下是“军政分府”和传统的县，各地军政体制不一，管理混乱。
•北洋政府时期，地方一般分为省、道、县三级，全国共分22个行省；省设置有省议会，1913年后设置了由总统任免的省“民政长”，设有高等审判厅和高等检察厅作为司法机关。
•南京国民政府基本上是省、县两级制，另有一部分分别为相当于省、县两级的城市；在地方也实行“党治主义”；省政权先后称为“省政府会议”和“省政府委员会”，由各厅厅长所组成，其中省政府主席由国民党中央决定；•抗战结束后，国民党宣布实行“宪政”，设置了由选举产生，起咨询作用的省参议会；到1948年，全国共有•新中国成立后，最初设置了华北、东北、中南、华东、西北、西南六个“大行政区”，大区设置人民政府或军政委员会，首脑一般是各大军区的首长、各大中央局的第一书记。
毛中特选择题
试卷一一、单项选择1. 近年来，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性引起了越来越多人的注意，人们在看待转基因食品的问题上往往出现不同的甚至是截然相反的观点。
这说明（B）A. 意识只能反映现存的客观事物B. 意识具有主观性特征C. 意识不受客体制约D. 意识的内容是主观的2. 人们用来测量时间的单位年、月、日等是靠天体在空间中的运动来确定的，测定宇宙天体之间距离的单位是用光在真空中沿直线传播一年的距离（即光年）来衡量的。
这说明（C）A. 时空是无限的 B. 时空是绝对的C. 时空与物质运动不可分 D. 时空是人们意识的产物3.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党制度，也是我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
这一制度是在中国革命斗争中形成的，是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及社会各界民主人士的共同选择。
这一制度的核心内容是（B）A.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B. 多党合作C. 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D. 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4. 党的十八大提出，面对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的严峻形势，必须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
尊重自然是人与自然相处时应（C）A.遵循的基本原则 B. 承担的重要责任C. 秉持的首要态度D. 实行的基本政策5.公平正义是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五项基本内容之一，是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根本价值追求，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在要求。
公平正义的起点是（A）A.立法B. 执法C. 司法D. 守法6. 2014年10月15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主持召开文艺工作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
习近平强调，社会主义文艺从本质上讲，就是（C）A.民族的文艺 B. 科学的文艺C. 人民的文艺D. 世界的文艺7. 2014年5月20日至21日，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第四次峰会在上海举行。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主持会议并发表主旨讲话，提出并深入阐述了“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亚洲新安全观”。
当代中国政治制度-中央与地方关系
理论基础：民主主义;地方权力固有说和地方权力让与说；
行政辅助理论。
优 缺
点：有利于地方政府推动制度创新；有利于民主政
治的发展；有利于地方积极性的调动。
点：容易导致地方主义;不利于宏观调控；有利收入
再分配；阻碍全国统一市场的形成。
一、中央与地方关系的类型（三）： 均权主义
四、集权与分权的两难选择
四是在权力监督问题上，中央政府可以通过政策、法令及行政命令对地 方政府实施领导和监督，地方政府对中央政府只能是被动地接受和服从。 五是缺乏均衡性，中央政府对不同地方政府的权力利益配臵没有遵循一 个统一的模式，而是对不同地方、不同政府实行实行特殊放权，比如经 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能够享受优惠政策。这种“分殊化”放权，一方 面造成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复杂化，另一方面，也会造成中央政府与地方 政府之间及不同地方政府之间的矛盾。
二、单一制国家结构形式对中央与 地方关系的特定要求
(一)单一制国家的授权制是中国处理中央与地方 关系的基本国情
判定“授权制”的标准有三个，一是最高权力集中在中央 政府，二是地方政府的职权由中央政府授予，三是法律暂 时还没有明确划分的政府职权，即所谓的“剩余权”都属 于中央政府。根据这个标准，中国是单一的授权制国家。
中央与地方关系，亦称为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关系，它 是指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在管理国家和社会公共事务过程 中所生成的纵向权力关系。这种权力关系与国家结构形成 （单一制和联邦制）直接相关，并且缘起于国家利益与地 方利益的对立统一。
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是中国历朝历代政治 生活中的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
1949年以前，国民党政府财政收入占GNP比重从未超过 7％ 。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中国建立了一个强大的中央 政府，比国民党政府具有4—5倍的汲取财政能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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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与地方是中国政治的一个核心话题，也长期被认为是中国经济与社会变革的原动力。
三十余年前时任中共广东省委书记习仲勋在中央全会上石破天惊地强调，“如果广东是一个国家……很快可以发展起来”，最终争取了特区的建立。
而这样一次调整，也带来了长达三十多年的政府间政治关系的再调整。
如今，中国的现代化程度已非三十年前可比，随着新一届政府的上任，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将如何面对未来的挑战？在新政府众多的施政举措中，上海自由贸易区是一个引人注目的焦点。
上海建立自贸区的意义究竟在哪里？能否再次杀出一条血路来，特别是这一改革背后又有着怎样的新的改革、发展动力？就这些问题，本刊专访了新加坡国立大学政治学教授郑永年先生。
一个自贸区是不够的《同舟共进》：您觉得上海自贸区的推出，对于中国目前的改革有什么意义？能否带来中央和地方两级政府之间关系的再调整？郑永年：我觉得上海自贸区还是经济改革路径，虽也涉及中央和地方两级政府间的关系，但核心还是围绕李克强总理所说的升级版的“中国经济”。
这里有两方面的问题：首先经济体制改革是从1978年开始的，但仅是经济体制改革往前改，逐步就感到改革改不动了。
要做更全面的体制改革没那么容易，每一种体制背后都有庞大的利益集团。
体制改革很难的话，只能变相突破，才有了后来广东建特区的办法。
目前上海建立自贸区，其实也是继续这种办法。
另一方面也是国际经济发展的新趋势，美国正在推动TPP（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中国也有自己的构想，谁有发言权，谁就有经济主导力。
对中国而言，要搞一个TPP恐怕是没有这个力量的，不过在自己的国家搞一个，还是可以的。
但从目前上海自贸区透露出来的信息看，改革的力度还不够大，吸引力还远远不够。
方向和思路已经有了，虽然能不能做成是一回事，但压力在那里，挑战在那里，所以你必须去做。
《同舟共进》：那么这里有没有通过再调整政府间关系推动改革的意思？您觉得继续单兵推进，以期改革突破的办法是否还能生效？郑永年：政府间关系是另一个重要问题，这就要牵扯到为什么不在深圳、不在广东建立自由贸易区呢，深圳前海、珠海横琴、广州南沙都可以。
福建平潭、浙江舟山也在申请。
为什么不在这些地方建立自由贸易区，这就和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有关了。
如果我们把上海整体看作一个利益集团的话，上海这个利益集团整体上还要比广东强大一些。
另一方面，可能也考虑到港澳的利益。
现在很多地方都在积极等待第二波自由贸易区，我个人觉得有条件的都应该积极争取。
首先，上海自贸区太小了，中国那么大，太小的一块自由贸易区不足以挑战旧体制的痼疾，不足以提供重大的创新。
如果能把广东的前海、横琴、南沙，福建的平潭，浙江的舟山都发展建立自贸区，情形就大不一样了。
其实可以把这些区域整合起来。
我觉得目前还是缺乏整体感和顶层设计，做着做着，自贸区就可能变成上海的一个地方项目。
上世纪80年代邓小平建立特区的时候，主导者是习仲勋、任仲夷这些非常强有力的人物，他们也都是全国性的政治人物，但目前弄着弄着就容易变成地方领导人主持的地方GDP项目。
这种情况，以前也发生过。
1980年代，特区改革突破很快，但到了1990年代就比较一般了。
为什么呢，因为特区已完全成为一个地方项目了。
所以迈出第一步很重要，但是这一步要有效。
我认为需要把各个有潜力的地区整合起来，成为一个国家的发展方向，而不是做一个地方项目。
如果不能提高到这样一种层次，想从地方突破，然后带动全局变化，是很难很难的。
特区的“新”不能湮没在“旧”中《同舟共进》：这一次上海自贸区的“负面清单”（“负面清单管理模式”的简称。
相当于投资领域的“黑名单”，列明了企业不能投资的领域和产业--编者注）出来，各界流露出不同程度的失望。
上海方面说自贸区的重点不是贸易，而是制度创新，所以不会因袭其他地方的经验，而会积极推动制度改革，您觉得目前自贸区有这个动向吗？郑永年：制度创新当然是一个重点，也是每个特区都希望做到的，问题是能不能做下去。
上海自贸区以制度创新为主，其实放在几十年前也一样，特区刚建立的时候，也是讲制度创新。
制度创新就是要改革整个国家的社会体制和经济体制，就需要让老的体制和新的体制接轨，可结果很容易导致新体制向老体制接轨。
所以怎么让上海这样一个地方的改革被其他地方接受，自贸区提出建立一套可复制的制度，这个目标能不能实现，我觉得这是改革开放以来一个很大的挑战。
《同舟共进》：从国际经验看，自贸区是否步子小了？郑永年：显然小了。
所以我认为不应该对上海自贸区抱有太多的期望。
任何改动，既得利益集团都会跳出来反对。
温州不是搞了金融改革吗？也没看到有什么值得关注的变化。
其实温州的民间金融基础非常好，远比上海好，资金也充足。
但看看温州金融改革的现状，上海能做得比温州好吗？现在公布的“负面清单”，还看不出有什么特别的变化，下一步应该胆子更大一点，能推上去的尽量推上去。
沿海14个对外开放城市，做得好的不多。
原因在哪里，还是上面提到的新体制改变旧体制难，新体制沦为旧体制容易。
《同舟共进》：有很多人认为，中央一开始以审批改革为重点，但发现这个突破很难，所以目前转向了中央和地方关系调整，希望通过重构政府间关系实现改革突破。
郑永年：领导人会有自己的想法。
其实审批改革很多地方早就开始做了，特别是广东，汪洋主政的时候就开始了审批改革，做了努力，到现在佛山、顺德还在做。
浙江这方面也有很多的努力。
我觉得，中国现在想要真正实现治理能力的提高，首先是领导人的决心，有没有决心把一个方面的改革贯彻到底很关键。
这扇门打不开，再尝试敲别的门，转了一圈，时间就没有了。
面面俱到是不可能的，改革不可能让所有人满意。
其实只要下定决心，盯住一样改革进行突破，打开一个突破口，就可以了。
目前这个突破口似乎还没找到。
不管毛泽东时代还是邓小平时代，都很重视地方力量，都喜欢从地方着手。
改革和革命一样，都要靠地方。
一个省两个省成功，就可在全国范围内推开，因为中国的一个省就相当于欧洲的一个小国家。
假设广东或者整个上海都推广自贸区，意义可能会更大。
《同舟共进》：您的意见是目前自贸区太小，不易突破？郑永年：我觉得至少应该比现在胆子要大一点，广东可以搞上两个，上海可以有一个，还有其他一些具备条件的沿海城市都可以上自贸区项目。
原因还在于目前的既得利益集团要比原来的大得多，所以只能建立很多的试点。
另一个就是局部地区试点的经验可到全国推广，这需要看领导人的规划和决心，要让老地方接轨新的地方，千万不要变成新地方向老地方学习，这样就失去改革的实际意义了。
不通过改革的发展，就是不好的发展《同舟共进》：您觉得十八届三中全会后，会有什么样的变化？郑永年：中国经常讲三中全会，实际上只有两个三中全会比较重要，而这两次三中全会前都有激烈的争论。
一个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党的政治方向从阶级斗争转向经济建设，这是从革命党转向执政党；同时，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过去有一个总结交代。
邓小平很巧妙地把毛泽东早期的贡献和晚年的错误区分开来，形成了一个党内大多数人可以接受的政治基础，为未来的改革提供了方向。
另一个三中全会是十四届三中全会。
这就是关于“姓资姓社”的争论，最后的结果是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其实就是提出了一个行动纲领--中国如何改革。
后来的三中全会，也有很多内容，比如农业问题之类的，但是没有像之前那样的突破口。
我觉得三中全会不在于告诉大家将要做哪些，不会做哪些--重点还在于告诉我们突破口在哪里。
改革，大家已经讲了很多年，没有人怀疑改革的重要性，但需要一个行动纲领。
如果能出台一个类似十四届三中全会那样的改革行动纲领，局面将大不一样。
此外，就像习近平同志任浙江省委书记时经常说的一句话--“重在执行”，再好的顶层设计，也需要执行的配合。
《同舟共进》：不少人认为本届政府比往届的压力大得多，您觉得最大的压力是什么？郑永年：这届政府的压力要比上一届大。
上一届政府享受了上上届政府大幅度改革的红利，从税收体制到银行体制，国有企业改革以及加入WTO等红利。
但这一届政府就很难了，因为没改革就没有红利，所以面临很大的困难。
大家对这次的三中全会期望这么高，就是因为有强烈期待的心理。
《同舟共进》：在社会压力和矛盾这么大的时候，政府如何积极应对，妥善处理这些挑战？郑永年：目前各种矛盾一直在积累，解决的思路是依靠改革-发展-稳定这一模式。
发展是通过改革获得的，然后才能实现稳定。
不通过改革的发展，就是不好的发展。
那么改革改什么呢？体制改革也好，体制创新也好，社会不稳定、社会暴力事件增多，这些问题怎么解决？一个需要体制更新的时代，如果创新动力不足，就很麻烦。
归结到一点，就是改革能否跟上社会变化，你不改革就可能被改革。
这类问题，我们说了很多年。
我觉得从现在情况看，还是一个有多大决心的事。
如果有有力的行动，所谓的阻力是不存在的。
另外，要看到地方的改革积极性是很高的，它们更直接地面对社会变化的冲击，你让富裕地方去改革就行了。
《同舟共进》：但是目前地方施政者似乎有这样的倾向：改革不积极，维持稳定才是自己“帽子”的保证。
郑永年：不能说地方做改革就会被清算，事实上地方如果有改革，还是会被承认的，至少积极的东西都会被留下来。
所以地方主政者不应该怕改革，而应该积极做事。
我觉得改革不能处处依赖中央。
比如上海目前的市长虽然连中央委员都不是，但改革不是一个行政级别就能处理的事情，关键看能否得到有力的支持。
过去邓小平提出改革，当时深圳、珠海的领导也没有太高的级别，没有那么多顾虑，敢于做一些事情。
邓小平说，你们闯一条路出来，北京的事情我来担保。
在这样的情境下，中央、地方的关系就简单了。
体制改革困难是全球性现象《同舟共进》：如何从开放和改革的关系看待特区、自贸区的意义？郑永年：改革永远是用新利益改革旧利益的过程，新旧利益之间要有博弈。
把上海自贸区置于中国通过对外开放促内部改革的发展模式中，就比较容易理解其背后的政治理性。
可以说，以开放促改革已经是中国发展的顶层设计。
自改革开放到现在，这一思路并没有多大的变化。
不过，应当指出的是，在开放过程中，“开放”这一概念的含义有了很大的变化。
早期的开放更多的是指向其他国家开放，但后来尤其是1990年代后期以来，开放也包含了向体制外的利益开放。
在亚洲，日本是第一个主动通过借用外力推动国内改革甚至重建的国家。
日本被美国打开国门之后，日本的精英们认识到西方形式的国家和资本已经不可抵挡。
对日本来说，问题不在于是否抵制西方的冲击，因为这已经不是一个问题。
日本精英也意识到，西方形式的国家和资本并非对日本不利；相反，它们有助于日本国家的再造。
明治维新就是这种思维的产物。
日本主动开放的局面使得它有能力结合西方制度的长处而避免了西方制度的弱点。
日本尽管被美国打开国门，但并没有学习美国的制度，而是学习欧洲，主要是德国和英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