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进资本论的中国理财管

走进《资本论》的中国理财官——江志伟谢春水在马克思的不朽名著《资本论》中一共提到了680多位世界各国的人物，其中只有一个是国中人，他被马克思称作“中国理财官”，他的名字叫做王茂荫。

-王茂荫何许人也？-王茂荫（1798-1865年），字椿年，号子怀，安徽省黄山市歙县人。

中国清代著名经济学家。

1832年考中进士步入仕途之后，历任清道光、咸丰和同治三朝户部侍郎、兵部侍郎、工部侍郎、吏部右侍郎和左副都御史等高职。

-毕生致力于我国经济史尤其是货币史的研究和实践，他的货币观点及钞币发行方案最引人注目，被学术界评价为“我国封建社会货币理论的最高成就”。

著有《王侍郎奏议》一部传世之作。

马克思在1864年出版的德文版《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篇第三章中，在谈到货币或商品流通、论述“强制流通的国家货币”问题时，以第83条大段注释的方式专门题到了国中理财官王茂荫及其“主张暗将官票宝钞改为可兑现的钞票”的观点，从而使他成为《资本论》中惟一提到的中国人。

+-江泽民同志2001年5月在安徽省黄山市视察的时候，听到关于这位不无传奇色彩却又鲜为人知的中国历史人物的介绍之后，一连询问了好几个关于王茂荫的问题，表现出浓厚的兴趣。

+-《资本论》是怎么提到王茂荫的？+-马克思在《资本论》第83条注释中是这么提到王茂荫的：“清朝户部右侍郎王茂荫向天子上了一个奏折，主张暗将官票宝钞改为可兑现的钞票。

在1854年4月的大臣审议报告中，他受到了严厉申诉。

他是否受到笞刑，不得而知。

审议报告最后说：…臣等详阅所奏......所论专利商而不便于国‟”。

马克思以此注的文章段落是关于“货币”问题的：“这种货币是直接从金属流通中产生出来的。

而信用货币产生的条件，我们从简单商品流通的观点来看还是根本不知道的。

但不凡顺便提一下，正如本来意义的货币是从货币作为流通手段的职能中产生出来的一样，货币信用的自然根源是货币作为支付手段的职能”。

关于这段涉及王茂荫的注释，有几件趣事：一件是“墙内开花墙外香”，如此一位引起世界关注的中国财政官员的名字直到1930年在中国还鲜为人知，甚至北京的经济学专家陈启修教授在他的《资本论》中文译本中竟把“王茂荫”的名字误译成“万卯寅”：另一件是由于对王茂荫和他的钞币主张事迹毫无了解，致使中文译文本版版不同。

我们这里引用的是人民出版社1975年6月的中文本，即便是这个版本，王茂荫故乡的社会科学工作者陈平民先生仍然提出了商榷意见：还有一件有趣的事是当载有这条关于王茂荫的注释的《资本论》德文版于1864年出版的时候，王茂荫本人正躺在他的安徽歙县义成村“天官第”故居的病榻上，翌年辞世，估计他是没能获悉这桩美事的。

+-马克思是怎么知道王茂荫的？+-马克思提到的王茂荫的那个“奏折”，是王茂荫于1854年3月5日以户部右侍郎的名义再次向咸丰皇帝上的一个题为《再议钞法折》的奏折，因为之前，咸丰皇帝没有采纳他于1851年9月2日上的《条议钞法折》中提出的“建议发行钞币”的币制改革方案，导致通货膨胀、民间混乱。

他只得再上奏折提出第二个包括四项建议的关于币制改革的方案，建议政府“暗将官票宝钞改为可兑现的钞票”制止通货膨胀。

结果这个方案不但又被拒绝，而且还被指责为只知“专利商贾”而“置国事于不问”遭受“严行申饬”。

+-那么马克思是怎么知道王茂荫的这次“奏折风波”的呢？从《资本论》中可以知道，他是从出版于1858年的柏林德文版《帝俄驻北京公使馆关于中国的著述》一书中获悉的，这个德文版本是由卡尔.阿伯尔博士和阿.梅克伦堡这两面位德国人从俄文版译成的。

这部书的俄文版书名为《帝俄驻北京布道团人员论著刊》，记载有关于王茂荫的这个奏折风波的《内阁关于纸币的奏折》即为该书4卷29篇文章中的一篇，收在第3卷中。

-《内阁关于纸币的奏折》一文的作者，是帝俄驻北京公使馆的叶夫拉姆皮，他当时任修士同祭。

这篇文章采用翻译各评述的写作手法，用俄文直接从中文版翻译《再议钞法折》和咸丰皇帝《三月初八日上计谕》的内容，然后+以评述的笔调叙述了王茂荫其人与奏折风波的情况。

这篇文章被帝俄驻北京公使馆的修士大司祭巴拉第编入《帝俄驻北京布道团人员论著刊》一书中，他当时是这套书的发起者和主持出版者。

因此，我们可以说：王茂荫可以成为《资本论》中惟一提到的中国人，应该归功于巴拉第的发起和收编，叶夫拉姆皮的撰稿和译介，卡尔.阿伯尔和阿.梅克伦堡的从俄文翻译成德文,不然马克思是无法知道王茂荫用其货币观点以及奏折风波的。

+-是谁最先倡议研究王茂荫的？+-中国最先倡议研究王茂荫的是现代杰出的作家、诗人和戏剧家，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和古文学家郭沐若先生。

他的第一篇倡议研究王茂荫的文章《<资本论>中的王茂荫》酝酿于1936年6月，写作于1936年10月19日，发表于1936年12月25日，写作地点在日本千叶县市川市寓所中。

当时他因发表讨蒋缴文《请看今日之蒋介石》而遭受蒋介石的严令通辑，只得于1928年再次东渡日本，直到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才回到祖国。

旅日十年间，他主要从事中国古代社会的研究，其目的是用马克思主义来总结中国历史发展的进程，给人们指前进的方向。

在此期间，他翻译了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和马克思恩格斯合著的《得意志意识形态》等著作，并从陈启修翻译的《资本论》中发现了王茂荫从而进行“关于王茂荫的探索”（郭沐若）。

这段时间郭沐若关于王茂荫的探索硕果大致有这么几个：其一，撰写出《<资本论中>的王茂荫》和《再谈官票宝钞》，分别发表于上海左翼文艺刊物〈光明〉1936年第3卷第2号上，拉开了中国王茂荫研究的序幕；其二，经过对〈东华续录〉等典籍的研究，考证并纠正了中、日《资本论》译者关于“王茂荫”名字“王卯寅”、“王猛”“王孟伊”等讹误，还其王茂荫之真面目；其三，经过对文物和史料的研究，提出了对于“官宝钞”等的独到见解：其四，发出了研究王茂荫的倡议：“我想借此以刺激一下研究近世经济史的学者们，希望他们有资料之便的，多多做点整理工作”，并引起了声速而可喜的社会反应。

+-王茂荫史料何处寻？+-下面我给大家介绍一些关于王茂荫史料的典籍，为了对此有兴趣的读者，也为了从一个侧面反映王茂荫研究的情况。

++-——《资本论》，马克思著。

在该书第1卷第1篇第3章的第83条注译中，马克思提到了王茂荫和他的货币主张以及奏折风波情况。

+-——《帝俄驻北京布道团人员论著集刊》，巴拉第主编。

在该书第3卷中，有叶夫拉姆皮撰写的《内阁关于纸币的奏折》一文，详述了王茂荫其人与《再议钞法折》及咸丰皇帝对王“来历申饬”的上谕。

+-——《清史稿》，赵尔巽编撰。

在该书列传二百九十《王茂荫列传》中有关于王茂荫的传略，但该书略不足之处一为没有他的诞生时间，二为没有他奏折中的“章程四条“内容。

+-——《华东续录》。

郭沐若当年考证出王茂荫名字时，主要就是依靠这部古籍中提供的二道谕旨而完成的。

+-——《续碑传集》，缪葵荪编，在该书的第11卷中，有李鸿章（万宗诚代）的一篇《光绿大夫吏部右侍郎王公神道貌岸然碑铭》，文中王茂荫传略与《清史稿》中略同，但写出了他的诞生时间，补了不足。

同时，该碑铭中还说到了王茂荫三个儿子铭诏、铭慎和铭镇的简单事略。

+-——《碑传集补》，闵尔昌编。

在其卷59的一编莫友芝的《王节母赞》中，叙述了王茂荫母亲抚孤守节的情况。

+-——《郭沐若全集》历史编第3卷中，不仅收有郭沐若的《<资本论中>的王茂荫》和《再谈字票宝钞》两篇文章，而且以附录形式节选收入了张明仁的《我所知道的<资本论中>的王茂荫》和王璜的《王茂荫的生平及其官票宝钞章程四条》等两篇文章。

+-——《光明》，洪深、沈起予主编。

在该刊1936年第2卷第10号上，刊有王璜的《王茂荫后裔访问记》。

-——《王诗郎奏议》，王茂荫著，易佩绅汇刻，共11卷，收入王茂荫关于经济、钱币、用人、军事和时务等的奏折102个。

+-——《子怀府君行状》，王铭诏、王铭慎著，曾国藩填讳，详述了王茂荫生平、著述、品行和行谊等。

这是他的长子和次子在其病故后撰写并刊刻成书分赠亲友的。

+-——《王母洪夫人寿序》，鲍康作。

在该书中也曾说以了王茂荫的京都官宦生活情况。

鲍康是王茂荫的同乡而且是同时代人，他当时任”诰授朝议大夫钦加四品衔内阁侍读记名道府前文渊阁检阅“，著有《大钱图录》等著作。

+-——《徽州歙联》杂志，徽州地区社联主编。

在1982年和1983年的几期刊物上，发表了陈平民的《王茂荫》、《对中文版资本论中一个译词的考辩》和《一篇关于王茂荫的奇文》等，王珍的《王茂荫请暂缓临幸园折简介》和《一篇关于王茂荫的文章续后》等文章。

+-——“一直敢谏之家”印章，系王茂荫使用过的印章文物，现珍藏于歙县博物馆内。

+-——其他一些关于王茂荫的史料文物散存于王氏后裔手中。

据王茂荫玄孙王珍1982年11月1日撰文称：“在十年浩劫之初，我家各房均保留有不少完整的王茂荫资料”。

+-王茂荫故居现况如何？+-王茂荫的故乡安徽省歙县现在是全国历史文化名城，他的故居就在歙县雄村乡义成村的义成街上。

原来去探访的路线还需要乘汽车行我到雄村桃花坎渡口，然后摆渡横跨新安江，再沿江岸徒步3里山路。

但是现在可以直达了，因为已建成的徽（州）杭（州）高速公路正好从义成村边经过。

+-王茂荫故居建于清代中叶，是在王茂荫手上建造的，他将其命名为“天字第”。

据村人们说：那块一直高悬于门楣之上的“天官第”巨匾在“文革”浩劫中不翼而飞，到现在还未找到。

但这故居当年对于王茂荫来说是情牵梦萦之地，因为他“京宦三十年，未尝携眷属”，故乡省亲，必然频仍。

同时，晚年抱病返乡处理母亲丧事后，不久也在这儿惜别人间，葬于离此不远、逆江而上的岑山渡玉子山上，坟墓朝向遥对故居大门。

+-故居占地约400平方米，系典型的清代徽派民居风格，砖木楼房结构，三栋相连一字排开，中间为气势轩昂的名为“敦仁堂”的会客公务大厅，左、右两侧为生活起居用房，它们均有侧门与大厅相通外，各自又单独开设了面街正门，使公私各不干涉。

与故居跨街相对的，是当年的王家车马用房。

据村人介绍：原来这故居门前平担上是有下马石和旗杆石的，而故居大门两侧也是有巨型石鼓的，可惜现在都已经不复存在了。

现在保存完好的是左、右两栋生活起居用房，形制都有是前、后两厅三开间、双天井式二层古楼房。

与其他古民居相比，王茂荫故居+经我们留下极为深刻印象的有这么几处神来之笔：其一是左屋前厅两侧厢房的窗户，竟为长宽各为1.5米的方型花窗，如此大窗在徽州古民居中是极为罕见的。

同时，这花窗上的非规则木雕图案与中间镶嵌的玻璃，让人觉得似有阵阵京派幽风扑面而来，显现出故居主人京都宦官的身份；其二是右屋后厅书房的落地隔扇花墙，顶天立地蔚为壮观，木雕墙体上点缀有古瓶形漏窗和长方形有色玻璃，在此坐拥书城，定当忘却偏居山村一隅的；其三，在风处厢房的石础上，都镂空雕刻有古钱形通风口，每每让我们叹服这位“国家财政部”的高官的敬业高风，王茂荫真不愧是个把自己的一生都执着地献给了经济学研究和实践的历史名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