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发展观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新贡献

关于科学发展观之哲学基础的几点理解
从哲学角度看，科学发展观涉及四个基本问题:什么是发展的问题；怎样发展——发展道路问题；为什么发展——发展的价值目标问题；在什么条件下发展——发展的前提问题。

这四个基本问题看似十分简单，实际上每个问题中都包含着一些长期未能解决的“老大难”问题。

如果不能上升到理论思维的哲学高度，那么这些问题很难真正解决。

相反，如果我们上升到哲学高度，深入开掘科学发展观的深层哲学基础，那么这些所谓“老大难”问题，必将迎刃而解。

深入发掘作为一般发展观的唯物辩证法，有助于回答什么是发展的问题:发展是经济增长、规模扩张，还是结构转变、质的飞跃
改革开放20多年来，有一种相当流行的见解，就是认为“经济增长=发展”，“经济增长速度快=发展得好”，“发展是硬道理=经济增长速度是硬道理”。

在某些地方，甚至由此形成了一股风、一种增长速度崇拜症、GDP拜物教。

地区的排名，单位的排序，干部的政绩好坏，职务的上上下下，似乎都要与经济增长速度挂钩，甚至以经济增长速度为最高尺度，乃至唯一尺度。

这种看法根深蒂固，似乎理直气壮，任你怎么强调结构转变、升级换代，也无济于事。

然而，放到理论思维的显微镜下，却立刻水落石出。

按照唯物辩证法的科学发展观，发展变化有两种状态:一种是数量增长的渐变阶段、量变状态；另一种则是在量变积累基础上，发生质的飞跃，渐变过程中的中断。

严格科学意义上的发展，主要指的是质的飞跃，而不仅仅局限于单纯的数量增长；而对现代化起飞期、关键期的中国来说，这种区分尤为重要。

在现代化起飞期，保持5％以上速度，大体上是“八九不离十”的发展速度，这只是必要前提；而更重要的，真正科学意义上的发展则是制度创新、结构更新。

在人类认识史、哲学史、思想史上，存在着两种常见的发展观:一种是形而上学的发展观，认为发展仅仅是数量增长，原有质态简单重复；一种是辩证法的发展观，认为发展是对立的统一，是量变基础上质的飞跃。

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根本超越“发展=经济增长”的片面见解，真正把重心转向实现两大转变——体制转变与结构转变，这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两个关键环节，犹如一盘活棋的“两个眼”。

深入发掘社会发展观，有助于回答怎样发展的问题:是走单纯经济发展的“单打一”道路，还是走“经济——政治——文化——社会——人”的全面协调发展道路。

在改革开放初期的第一历史阶段，抓住历史机遇，突出强调经济发展，是完全必要的；当前，强调“以经济建设为重心”还是完全必要的；但问题是，在重心转向经济建设之后，有些人向着这个方向多迈出一步，形成一种“新经济主义”病症，他们认为，只有经济建设才是重要的，实在的，见实效、得实惠的硬任务；什么政治改革、党的建设、精神文明建设等等，一概都是虚的、空的、软的，不重要的，甚至是可要可不要的。

这种“一手软、一手硬”的问题曾经相当长期地普遍存在着。

科学发展观的重要哲学基础是社会发展观，或叫社会发展理论、历史过程论、社会有机体理论，它要求把握发展在以下五个层面上的层次性、相关性、综合性、系统性、总体性:
第一层次，是经济的发展。

这是整个社会有机体发展的内在骨骼系统、社会发展的经济基础、整个社会有机体再生产过程的物质技术基础；
第二层次，是政治的发展。

这是整个社会有机体的组织整合系统、社会发展的上层建筑，也是社会发展、经济发展的制度保证。

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经济发展与政治发展是必然相互影响，发生连锁反应的，孤军深入的“单打一”式经济发展是不能持久的；
第三层次，是文化的发展。

这是社会有机体的精神世界、人类社会特有的文化世界。

通过创造语言符号体系构造的主观世界，虽从属于物质生产、社会关系生产，但它在社会有机体再生产与发展过程中，常起到类似神经中枢的控制作用，因而不与社会有机体同步发展是绝对不行的；
第四层次，是社会关系的发展。

人的存在方式不是单独的个体总和，而是结成社会关系网络，每个人如同一个网上纽结，人的本质就在社会关系网中生成、确立与发展，因而伴随“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必然需要社会的发展、新型社会关系的建立与发展；
第五层次，是人的发展。

对于人类社会历史发展来说，人既是剧中人，又是剧作者；既是前提，又是归宿。

走向自由、和谐、全面发展的人，既是我们社会发展的前提，又是我们社会发展的最终目标。

我们应当从根本上克服“一手软、一手硬”的毛病，超越“只抓经济，不管其他”的单打一发展模式，真正在上述五个层面的总和之中把握发展，实现整个社会有机体的全面协调发展。

深入发掘新型矛盾观与新型价值观，有助于我们更好地回答发展的目标问题:是继续重点强调“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还是更加强调“效益公平的有机结合，不可割裂”
在改革开放以前的僵化模式下，我们一度把形式上的社会公平放在第一位，不讲效率，吃平均主义的大锅饭，结果是既没效率，也没公平。

为了打破平均主义大锅饭，邓小平同志首倡“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最终走向共同富裕”的大政策，采用了非均衡发展战略。

这一大政策在改革开放头20年间取得了巨大成效，很多地区、单位、个人，迅速摆脱了贫困，开始富裕起来。

与此相应，当时的提法是“效率第一，兼顾公平”。

在一定意义上就是说:首先强调提高效率，发展生产力，把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摆在首位；至于社会公平，则摆在兼顾的从属地位、次要地位。

随着改革的深入，小平同志晚年越来越突出地思考，怎样从一部分人先富，走向共同富裕。

1990年以后，至少讲了6次。

1990年12月24日，他讲:“共同致富，我们从改革一开始就讲，将来总有一天要成为中心课题。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64页)1992年初“南方谈话”中，他试着更具体地回答这个转变时机问题:“什么时候突出地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在什么基础上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要研究。

可以设想，在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的时候，就要突出地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4页)据《邓小平年谱》
记载，邓小平在1992年“南方谈话”后，曾经更殷切、更具体地关注到防止两极分化、走向共同富裕的大问题:
“十二亿人口怎样实现富裕，富裕起来以后财富怎样分配，这都是大问题。

题目已经出来了，解决这个问题比解决发展起来的问题还困难。

分配的问题大得很。

我们讲要防止两极分化，实际上两极分化自然出现。

要利用各种手段、各种方法、各种方案来解决这些问题。

”(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下卷第1364页)
从哲学高度来思索，劳动实践活动有二重性，是物质内容与社会形式的有机统一。

效率与公平是一对矛盾，是劳动实践、人类文明、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一对矛盾，是劳动实践、人类文明、社会进步的双重目标和双重尺度，二者对立统一，不可割裂。

其中效率侧重于生产力尺度——人与自然关系尺度；公平则侧重于生产关系尺度——人与人社会关系尺度。

打破平均主义大锅饭，使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问题，已经基本上解决了；现在新出现的问题是分配不公。

因而，应当在坚持改革开放大前提、大方向的基础上，对政策有所调整，把社会公平的问题提到更加突出的地位上来，更加强调:效率公平，二者并重；有机结合，不可割裂；合则两利，分则双亡。

或者说，用效率保证公平，用公平促进效率。

用公平与效率的统一，保证中国走向共同富裕。

深入发掘新唯物主义实践观，更好地回答发展的自然前提问题:保持怎样的发展速度，才能不破坏中国可持续发展的自然前提
马克思开创的新唯物主义告诉我们:劳动实践活动的顺利展开、持续展开，是有自然前提的，人口、资源、生态环境、地理系统，都属于可持续发展的基本前提。

改革开放20多年来，发展速度与自然前提的矛盾更加明显、更加突出了。

我们正处在一个十字路口，可以有三种不同的选择:
第一种选择，是降低速度，中断发展，以保护自然资源、生态环境；
第二种选择，是放开速度，超高速度发展，不必顾及什么自然资源、生态环境问题；
第三种选择，是适当控制发展速度，但仍保持现代化起飞势头，加强对自然资源、生态环境的保护，强调不可破坏可持发展的自然前提。

第一种选择是不现实的；第二种选择是死路一条；只有第三种选择，才是明智的、现实的选择。

对发展速度，应当通过宏观调控，控制在8％－10％之间，也就是说“八九不离十”的发展速度。

大幅度超过这个速度，势必破坏发展的自然前提，使自然资源、生态环境、农业基础，都难以支撑，难以持久。

(作者为北京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