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课改模式

中国课改模式“样本”调查：从凯洛夫到杜郎口

太阳照常升起，变化每天发生。转眼间，以培养学生实践能力和创新精神为主旨的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已经步入第11个年头。

走在课改路上的中国教育，正以从未有过的变革的勇气，挑战着曾被人奉为金科玉律的各色“经典”，这支队伍里，活跃着许多闪亮的身影，洋思、东庐、杜郎口是其中的“代表”。这里，我们无意对“典型们”做出一番比对和评价。因为，课改原本就是一个“长江后浪推前浪”，不断继承，不断创新，不断超越和发展的过程。

本期“调查”，我们力求站在客观、公正、科学的立场上，旨在通过锁定“模式”，以“课”论“改”，试图展示课改的基本历程，厘清课改发展的脉络，从而给力中国教育。

一堂课究竟应该怎么上？相信这是很多初登讲台的教师都会碰到的类似问题。10年前，这个问题的答案非常确定：找“凯洛夫”去！

这位苏联著名教育家提出的“五步教学法”，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教师，因而成为我国教育界倍加推崇的通用模式。

何谓“五步教学法”？按照教科书定义，即控制课堂教学的五个主要步骤：组织教学、复习旧课、讲解新课、巩固新课、布置作业。

相信这五个步骤对于“60后”“70后”乃至“80后”一定不会太过于陌生。“从小，我们就是在这样的课堂上成长起来的”，在记者的调查中，这样的回答比比皆是。课难道不应该这样上吗？如果不检查复习，不巩固新课，不布置作业，还是合格的“课堂”吗？

事实是，固有的课堂模式正在不断被突破。创新，一直是教育发展不竭的动力和永恒的主题。尤其是最近10年，伴随着新课改的实施，教育这座花园里，正盛开出各色模式的花朵，它们百花齐放、争奇斗妍。历数近10年来的模式，比较知名的有“成功教育”教学模式、主体教学模式、创新教学模式、合作学习模式、“导学型”教学模式、“双主”教学模式，还有曾引起广泛反响的“尝试教学模式”、“自学辅导教学模式”、“八字教学模式”、“情境教学模式”，等等。

从最初的唯一选择——“五步教学法”，到现在的乱花渐欲迷人眼，层出不穷的模式不仅教师迷惑了，校长迷惑了，就是一些教育专家也迷惑了。“模式”成为人们最为关注的热点词汇，于是，中国教育出现了这样的现象：有些人提起模式喜不自胜，觉得是中国教育改革的福音，有的人则对其厌恶无比。

“捧杀”和“棒杀”，都不是面对事物的应有态度。仔细分析和梳理模式演变的历程，我们会发现，模式正验证着中国教育几十年来发生的巨大变化。

最初的开始：五步教学法

“为什么会有‘五步教学法’？”

福建师范大学教授余文森解释说，这种教学模式是在捷克教育家夸美纽斯和德国教育家赫尔巴特的理论基础上形成的。

“夸美纽斯首先提出班级授课制，把一对一的个别化教学变为一个教师同时对几十个学生进行施教的群体教学。赫尔巴特将课堂教学划分为明了、联想、系统、方法四个阶段，都是强调了教师的‘讲’。此后，凯洛夫将其形成为一套完整的体系，教师的‘讲’得到进一步的发扬。”

毫无疑问，这种模式对中国后世教育教学的影响巨大而深远，加上中国自古就有尊重教师、注重知识的传授和推崇学习的传统，因而“凯洛夫”旋风之劲可想而知。

“不可否认，在当时的情况下，这种模式让教师领悟和掌握了课堂讲授教学的步骤、门道和技巧，课堂教学的效率效果因此得到了提升。”余文森说。

但缺陷和弊端也显而易见。在“五步教学法”中，我们明显看到，其过分注重和强调教师的教，忽视了学生的学。作为学习知识的主体，“学生”在这里几乎是看不到的。

伴随而来的是千篇一律的“教师课堂”。以语文教学为例，在“五步教学法”的指导下，语文课无非是作者生平、背景介绍、记忆生字词、段落分析与归纳段意、中心思想、写作特色。“再好的文章，经语文老师一讲，马上就被肢解成一堆的知识，哪里有语文之美！”现实是，这样的课堂在中国不在少数。

“五步教学法”还适合教学的要求吗？从怀疑走向行动，一些学校和教师正尝试着改变。

江苏省特级教师邱学华，他的“尝试教学法”是把教学分成７步进行：准备练习——出示尝试题——自学课本——尝试练习——学生讨论——教师讲解——第二次尝试练习……“尝试教学法”顾名思义，就是特别强调“先试后导，先练后讲”，提倡学生要能尝试，多尝试。

比较著名的还有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研究员卢仲衡教授，他创造出“启、读、练、知、结”的“自学辅导模式”。就是主张“先学后教”，让教师在开始上课和即将下课时，面向班集体进行“启”与“结”，两个环节约占15分钟左右；中间30分钟都属于学生，由他们来自主完成阅读、练习、反馈的学习过程。

著名特级教师魏书生也在这个时期提出了“六步教学法”，即定向——自学——讨论——答疑——自测——自结。在魏书生看来，这六步程序，可以依据课文的特点和学生理解的难易程度形成若干“变式”，比较浅显的文章，以学生自学解决为主，其他两步可以省略；若自测效果好，自结则可略。但无论如何，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非常重要。

尽管这些模式名称不一，但它们的意义在于，在历经艰难的教育教学观念挣扎和技术涅槃之后，“学”开始从课堂冻土里苏醒，尽管它们依然重视“讲”“练”结合，但对“学”的张扬仍不失为一种壮举，尤其是洋思中学。

洋思“变形记”：先学后教

对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中国课堂教学来说，洋思中学的突破算一个“奇迹”。

这所位于江苏泰兴的一所破落农村初中，提出了“先学后教，当堂训练”的理念，他们的课堂模式主要分为三段，有六个环节。三段即“先学”、“后教”、“训练”。

“先学”的操作要求：1.揭示教学目标，教师用投影仪（或口头、板书）显示，三言两语准确揭示教学目标，激发学生的学习动机，时间大约1分钟左右。2.明确自学要求，教师向学生讲明自学的内容，自学的时间以及如何检测自学的质量，并指导学生自学的方法。时间2分钟左右。3.学生根据自学要求自学，教师巡视发现学生自学中的问题，时间5至8分钟。4.学生汇报自学结果,通过板演、练习等形式进行调查，最大限度地暴露学生自学中的疑难问题，为后教作准备，时间5至8分钟。

接下来是“后教”环节，教师对带有倾向性问题进行分析。然后通过学生讨论质疑、交流发言等形式来解决“先学”中出现的问题，时间8至10分钟。

最后是“当堂训练”环节，学生完成当堂作业、教师当堂批改作业，时间不少于15分钟。

与传统的“教为主”相比，洋思中学明确把学生的“先学”作为一个重要的教学环节提出，并予以特别强调，使之成为课堂教学的重点，也是洋思中学的亮点，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一种可供操作的模式，而“当堂训练”又辅以课堂“四清”，则明显提高了教学效益。

与传统的“五步教学法”相比，不难得出，洋思中学的“先学”主张无疑是对传统教学思想的重大突破。洋思的课堂“变形记”为他们带来了巨大声誉。直至今日，仍有学校前去洋思中学“取经”。

曾经有文章这样描述洋思中学的课堂：“随意走进初二年级的一堂生物复习课，一样朴素而简洁的装束，一样年轻的面孔，课堂在学生对照复习提纲自主看书、提问检测、再复习、再检测以及最后的练习巩固等不同的环节中紧张地转换着，时间被细化到10分钟、5分钟，甚至1分钟。一节课，40多道选择和开放问题，全班40多个孩子，几乎每个学生都有机会接受单独和集体检测。”

“上课就要像考试一样紧张”、“堂堂清，日日清，周周清，月月清”，是洋思中学老校长蔡林森经常挂在嘴边的话，而这也是很多参观者印象最为深刻的话，学生在课堂上就像在“打仗”，争分夺秒，丝毫不敢“懈怠”。

对此，也有一些人提出了自己不同的看法。

“洋思的课堂教学模式本意也许是想探索‘学生主体’。但在实际的课堂操作中，教师除了是课堂的‘设计者、参与者、合作者’外，还是直接的‘决定者’和‘掌控者’，换句话说，因为有这样‘角色’的存在，学生的‘主体’地位和作用，并未真正也无法真正得到落实。但洋思带给中国教育的启发作用不容抹杀。”一位资深教育记者这样评价他眼里的洋思课改。

东庐“一招鲜”：讲学稿的“技术”贡献

与洋思中学的“早年成名”不同。同样来自江苏大地的农村，东庐中学是上个世纪90年代末期的“后起之秀”，因为“一招鲜”而声名鹊起。

东庐中学成名在“讲学稿”。与传统教学管理重视教师的备课不同，东庐中学变写教案为编讲学稿。其技术的改良，却生成了课堂意想不到的变化。讲学稿的问世，实现了课下与课

上相结合，教案与学案相结合，学生的自主学习与教师的讲授引导相结合，达到了“教”与“学”的合一。由此牵一发而动全身，技术带来的“化学反应”导致的是课堂结构的巨大变化。

何谓“讲学稿”，教师“教案”、学生“学案”、学生练习，三者融为一体谓之“讲学稿”。

东庐中学的课堂以学生的自学为主线，它的革命性体现在，按照学生“学习的过程”来设计课堂。东庐中学的课堂流程包括课前预习导学——课堂学习研讨——课内训练巩固——课后拓展延伸四大环节。

课前，教师先把印有学习目标、学习方法等内容的“讲学稿”发给学生，让学生据此自学。

课中，教师按照“讲学稿”对学生的学习情况进行检查和点拨，以学定教。学生会了的教师就不再讲，不会的才进行点拨。

“东庐中学正是通过‘讲学稿’这个桥梁，把‘教’和‘学’联系在一起，教师由原来的只顾埋头教书转变为围绕学生的‘学’做文章”。有专家评点说，东庐中学对教师的要求不同，传统课堂上的教师往往考虑的是怎么完成教学任务，而不可能像他们这样能够顾及到学生的“学”，看重学生的“学”。

“更重要的是，‘讲学稿’为学生的自主学习提供了可操作的技术支撑。在‘讲学稿’的引导下，通过预习和自学，学生学会了归纳、概括、推理、探究，既掌握了知识与技能，又锻炼了自己的思维。‘讲学稿’这个‘技术’的改变，优化了学生的学习过程与方法，实现了从‘学会’到‘会学’的跨越”。有专家如是说。

杜郎口旋风：颠覆还是改良？

比东庐中学的改革稍早一年，一个叫崔其升的农村校长，在山东聊城茌平县杜郎口中学引爆了“颠覆式”的课堂变革。

最初的时候，为了彻底改变教师“一言堂”、“满堂灌”的教学方式，崔其升提出了一个看似疯狂的规定：“0+45”课堂，教师一个字都不能讲，不能板书，就站在课堂里，任学生自己作主、自由发挥。

教师“闭嘴”的课堂，招致了很多质疑、非议。但坚持了一段时间之后，不讲的课堂却让学生动起来了，让课堂活起来了，效果好起来了。“好起来的课堂证明了学生主体的力量。”崔其升校长说，他就是这样矫枉过正，硬把教师的观念给扭过来的。之后，他围绕教师主导、学生主体建构了能代表杜郎口教学主张的“10+35”模式，即教师在课堂上的活动时间不得超过10分钟，35分钟时间完全交给学生，并由此总结出“三三六”自主学习模式。

“三三六”自主学习模式包括预习——展示——反馈三大模块和预习交流、明确目标、分组合作、展示提升、穿插巩固、达标测评六大环节。

杜郎口模式被称为“颠覆”的典型，其改革是彻底的，不留尾巴的，它的创造性在于，把一直以来由教师掌握的课堂真正还给了学生，“学生自己的事情自己做”。杜郎口还统统删除了一些词汇中带有“教学”的字眼，而换成了“学习”，如教学目标被改成学习目标，教学计划则换成学习计划，等等。

与之相伴的是教室环境的变化。杜郎口的教室不再是原有的主席台式的座位排序，而是以小组为单位的圆桌式排序。物理空间的小小改变，实现了教室生态环境的巨大变革，催生了一场全新的师生关系和生生关系。

杜郎口模式的核心其实就是一个“动”字，围绕“动”千方百计地彰显学生学习的“主权”。学生由“被动”向“主动”转变，课堂教学由一言堂变成了百家争鸣，学生由精英式的学习变成全员式的参与。杜郎口中学课改最大限度地把课堂还给学生，“解放学生、发展学生、相信学生、依靠学生”，实现了“以人为本，关注生命”的教育理念。

应该说，杜郎口这股旋风成功地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近年来，已经有60万人次前往这个农村学校参观学习，“杜郎口热”在基础教育界不仅没有随着时间消退，还大有愈演愈烈之势。有趣的是，包括新华社在内的众多媒体纷纷“围观”杜郎口，各种关于“解读”杜郎口的话语，都已成为一种风尚。

伴随着知名度的高涨，杜郎口也引起了巨大的争议。有人用“震撼”这个词来形容杜郎口的课堂，有人把杜郎口的课堂概括为“知识的超市、生命的狂欢”。也有人质疑，如果学生自己就能学会，要教师干吗，还有人认为这不过是方法的改良，没什么神奇。

但不管外界如何评论，这所农村中学依然誓将课改进行到底。杜郎口中学副校长张代英告诉记者，自2008年以来，学校允许教师打破三三六模式，可以根据实际情况，灵活组织课堂教学，教师可以有自己的教学风格。

“我们现在已经不称模式了，关键是模式背后的教育思想和理念，一味执著于方法的改良是走不远的，课改其实不是改方法，而是‘换脑袋’。”崔其升对记者说。

模式，到底是什么？

杜郎口的成功引发了空前的课改“模式热”。

2010年，可以概括为全国课改的“模式年”。

本报曾就当年的课改整体情况进行盘点，总结推出了课改“九大范式”。除了杜郎口中学的“10+35”模式外，还有山东昌乐二中“271”模式、山东兖州一中“循环大课堂”、江苏灌南新知双语学校“自学·交流”模式、河北围场天卉中学大单元教学、辽宁沈阳立人学校整体教学系统、江西武宁宁达中学自主式开放型课堂、河南郑州第102中学“网络环境下的自主课堂”和安徽铜陵铜都双语学校五环大课堂。

还有曾被本报报道过的河北鹿泉一中的“八环节教学模式”、山西新绛中学的“问题解决式”课堂、河南濮阳油田十九中“引领式教学”等，都引起了较大的反响。此外，北京昌平区长陵中学以及本报不久前报道的河北兴隆县六道河中学，也都探索出了自己较为成功的课改模式。更值得关注的是，著名特级教师李镇西所在的四川成都武侯实验中学，也学着“不讲”了，他们同样开始探索自己的模式。

比较这些学校的模式，可以发现，他们或许受了太多诸如杜郎口、东庐的影响，无论在形式和内容上，模式都或多或少有着相似之处，通常都放大小组合作与展示，都是用学案、导学案“导学”，都主张当堂训练或检测反馈，都注意关注学生的学习状态，都研究独学、对学、群学，都尽可能控制作业量甚至实施“零作业”，等等。当然，这些模式最大的共同点，是以学生的自学为主，最大限度地体现学生学习的主体性。

“模式热”导致模式的满天飞，似乎没有模式就摆明了教学落后，课改仿佛就是搞模式。有人据此提出质疑，而最大的质疑莫过于，模式会限制个性，阻碍艺术，妨碍创造。那么，课堂到底需不需要模式呢？模式能解决课堂业已存在许久的症结吗？

对此，余文森教授认为，教学有效性是追求的目标，模式是一种必要的措施。采取哪种模式是要服从和服务于教学有效性的，模式也是可变的，有效性才是我们的追求。

而李镇西老师同样也认为，模式旨在规范“教”与“学”，让课堂更加贴近教育本质和规律。

事实上，对于目前中国的教师来说，如果不遵循规律，随心所欲地去展示自己所谓的“教学艺术”，那么这种教学对学生来说就不是艺术，而是一场灾难。我们最缺的不是教学的艺术性，而是教学的科学性。而模式就承载着这样的科学性。

当然，模式与模式化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模式只是一个框架，不应该规定所有的教学过程和教学细节，不同的学科不同的教师应该有不同的风格。否则就是模式化。

“教师一开始需要模式，等熟练掌握模式达到一定境界后，就可以抛开模式。正如武功高手修炼到最后，可以将一切招数融会贯通，达到‘无招胜有招’的境界。然而在达到此境界之前，我们还必须老老实实地一招一式地学习。”江苏昆山前景教育集团总校长张磊说。

记者在采访这些课改学校时发现，他们已不约而同，形成一种共识，“教无定法”的前提是“教学有法”、“贵在得法”，在有法、得法的基础上才有可能达到无法的境界。而当教师攀登上了这种境界，模式就是一个可以扔掉的梯子。

艺无止境，好的教学不能止步于模式、技术和方法。“真正好的教学不能降低到技术层面，真正好的教学来自于教师的自身认同与自身完善。”美国教育界享有盛誉的帕尔默在《教学勇气》一书中指出，“教学提供通达灵魂的镜子”，“方法固然重要，然而无论我们做什么，最能获得实践效果的东西是，在操作中去洞悉我们内心发生的事。越熟悉我们的内心领域，我们的教学就越稳健，我们的生活就越踏实。”

其实，模式就是“思想下的技术”。中国教育学会初中专业委员会李锦韬理事长总结说。模式背后的思想

从“五步教学法”到“杜郎口旋风”，伴随着种种争议，几10年，中国的课堂从“教中心”到“学中心”，走过了一条跌宕起伏的不平凡道路。

尽管我们称2010是模式年，但不得不承认，没有哪一种模式能够一统天下。仅仅只有模式，还是解决不了当前课堂教学存在的诸多问题。虽然新课改推行已有十年，但一些地方依然停留在“理念”层面，在操作上，“五步教学法式”的课堂，依然还控制着我们学生的学习和生命成长。

我们还发现这样的现象，一些学校经常去各地“拜师取经”，但回到家里依然“涛声依旧”；或者照搬过去发现效果不佳，半途而废，不了了之；还有一些学校盲目追求模式，标新立异，迷失了自己，更迷失了改革的方向。

“这是由于他们没有看到模式背后的东西。这些课堂模式背后是一个系统的支撑，比如备课制度、教师专业发展机制、学校管理机制和文化。”对此，崔其升无奈地说。

在杜郎口中学，记者从一些细微之处感受了这些支撑的重要性。学校每天有两次反馈，全体任课教师参加，在课前的早上7点半和下午1点半，各半个小时，各年级组分别提出前半天课堂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改进的建议。被指名道姓的教师并无尴尬，大家已经习惯于将其看作是在帮助自己解决问题，而不是批评指责。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如此而已。副校长张代英对记者说，反馈会已经成为教师工作的一部分，教师把否定自己看作是最大的进步，因为只有否定自己才能不断自我更新。“日新之谓盛德”，从杜郎口中学的每日反思文化可以感受到这句话的深刻内涵。

这样每天诊断课堂，每天反思和改进，教师的教学水平想不提高都难。因此，在这样一所农村学校，尽管教师自身的专业基础比较差，但他们每天都和学生一样在不断成长，终于做出了令人惊异的成绩。

显然，如果没有这些制度和文化的支撑，课堂改革不可能走下去。

课改，到底改的是模式，还是思想？

我们需要思考新的课堂以什么样的理念为支撑，需要哪一种模式？

其实，课堂模式有几步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课堂必须是基于学和服务于学的课堂。一旦围绕着学来组织，即使没有具体的模式，也是好课。重要的是，让课堂发生质变！

后记：

记者曾去过东庐中学进行采访报道。2010年岁末，在寒风凛冽的严冬，记者又先后来到洋思中学和杜郎口中学。目前洋思中学已经搬进了城区，但校园和师生身上依然可见农村学校的朴实。杜郎口中学依然矗立在一片农田之中。

严冬时节，白杨树已经光秃，伸向天空的枝条似乎蓄积着无穷的能量，和绿色的麦地一起，昭示着春天已经不远。这里的空气清新透明，人质朴粗犷，透出本色的力量。学校在这里接了地气，草根性的原生态的课改勃发出旺盛的生命力，散发着泥土的气息和田野的芬芳。

时值深冬，但依然有不少前来参观学习的教师和校长。到底是什么力量让他们冒着严寒千里迢迢来到这里？从他们听课时专注而认真的表情上，我似乎看到了答案。我想这两所学校提供了他们最需要而又最感困惑的课改经验。而他们之所以有此动力，是因为课改已经进入他们的视野，并逐渐在他们的工作中占据重要地位。他们已不再像以往那样埋头拉车，为让自己的学生多考几分兀兀穷年，而终于抬起头来看看前进的方向是否已经偏离了初衷。他们在课改大潮的涛声中听到了内心的召唤，开始追求作为教师和校长的天职和良知，承担起教育的本来责任。正是这种责任和良知的召唤，使他们内心燃起了对课改的热情，才不辞辛苦不顾严寒而来。

当前，我国的教育改革已步入深水区，课改也是如此。进行课改需要大智大勇，更需要信念和良知。大勇来自信念，大智来自良知。其实课改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难，关键是有没有对教育和自身使命的深刻理解和领悟，内心有没有对教育的信念和良知。一场真正有意义的改革来自于人们内心。“拯救人类世界的力量不是别的，而是人们的心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