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继伟：中国经济未来-风险、动力和政策挑战-2019.3-22页
财政部部长楼继伟本次宏观调控没有采取短期刺激措施
财政部部长楼继伟本次宏观调控没有采取短期刺激措施首先，楼继伟没有采取短期刺激措施的决策是基于对中国经济的整体状况进行综合分析和评估得出的。
当前中国经济面临的挑战主要来自于结构性问题而非总需求不足。
短期刺激措施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缓解现有问题，但并不能根本解决。
因此，楼继伟认为应该从长期的战略角度出发，着眼于结构性，推动经济的转型升级。
其次，楼继伟有意避免通过短期刺激措施引发过度依赖债务的问题。
在过去的一段时间里，中国经济增长主要依赖于投资和债务扩张，导致了债务规模的迅速增加和隐性风险的积累。
因此，继续采取短期刺激措施可能会加剧这一问题，并引发金融风险的增加。
为了避免此类风险的发生，楼继伟决定将重心放在结构性上，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
再次，楼继伟没有采取短期刺激措施也是出于对通胀和资产泡沫的担忧。
在过去的几年中，中国实施了一系列的刺激措施，导致了资产价格的快速上涨，尤其是房地产市场。
这种资产泡沫的形成可能会影响经济的稳定和可持续发展。
同时，过度的货币供应也可能引发通胀风险。
因此，楼继伟决定不再采取短期刺激措施，以避免进一步加剧这些问题。
最后，楼继伟认识到经济调控不应仅仅局限于短期刺激措施，而应该更加注重结构性和提高经济的长期增长潜力。
他强调了供给侧结构性的重要性，通过优化产业结构、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创新能力等措施来推动经济转型升级。
这种思路与中国政府提出的以供给侧结构性为主线，加快发展现代产业体系的发展目标是一致的。
综上所述，财政部部长楼继伟在本次宏观调控中没有采取短期刺激措施是出于对经济稳定和长期可持续发展的考虑。
他认为应该从结构性的角度出发，推动经济的转型升级，并避免引发债务问题、资产泡沫和通胀风险等后果。
这一决策体现了中国政府对经济发展的长远思考和谨慎管理的态度。
楼继伟归来
楼继伟归来作者：刘明霞来源：《财经国家周刊》2013年第11期就任财政部部长两个多月以来，楼继伟公开亮相次数并不多，但一出场就令外界耳目一新。
3月底，在2013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刚刚履新的楼继伟以“应该帮助穷人，而不应该帮助懒人”、“社保制度漏洞太多，给多少钱都会吃光”等高调言论，瞬间成为舆论关注的焦点。
在上述高层论坛上演讲的一开始，楼继伟就提到，自己一直说话直率。
多年前楼继伟任职财政部副部长，就以性格鲜明、敢说敢做而为外界所熟悉。
与其性格相搭配的，是他的自信和专业性。
接近楼继伟的内部人士对他的评价是，有个性、有思想、专业强。
“现在正是需要强势的人来做改革。
”该内部人士说。
楼继伟是朱镕基任总理时期财税改革的直接设计者之一。
他参与设计了1994年的税制改革，时任外汇管理体制改革的牵头人。
他曾经在1998年至2007年的9年间，担任过财政部副部长，历经项怀诚、金人庆两任财长。
财政部内部人士对《财经国家周刊》记者谈到，当时任部长的项怀诚向朱镕基申请，让身为贵州省副省长的楼继伟出任副部长时，朱镕基的回答就是一个字：“行”。
在他任副部长期间，参与推动了公共财政制度框架的建立和完善、推进了部门预算、国库管理体制等预算管理改革，可谓典型的学者型官员。
“我们这个年龄的学者都是看着他的文章成长起来的。
”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部教授时红秀说。
如今，楼继伟此番重归财政部，作为改革色彩浓厚的学者型高官，在新一届被寄予改革厚望的领导班子下，肩负着继续推进中国财税体系改革的重任。
营改增提速4月16日，财政部大楼内，新任财政部部长楼继伟、国家税务总局局长王军，就扩大“营改增”试点，共同接受媒体采访。
此前一周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决定2013年将进一步扩大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
“营改增”进一步扩围的时间比业界的预期明显提前，意味着此项改革正在提速。
“楼继伟履新后面临的第一项改革，就是营改增。
在试点进展顺利的同时，也要开始研究调整政府间的收入划分。
楼继伟：中国经济未来-风险、动力和政策挑战_行业资料_市场研究报告_39_贸易战_对外贸易_中美_国
中国经济的未来 15 年：风险、动力和政策挑战*楼继伟过去15 年，中国经济年均增长9.6%。
按市场汇率计算，人均GDP 从1995 年的600 美元跃升到今年约4000 美元。
按照世界银行的分类标准，已经从低收入国家进入到中等偏上收入国家的行列①。
在未来15 年，中国经济能否保持它过去的增长表现？本文在对经济增长的国际比较的基础上，讨论中国经济中长期增长的风险和动力以及相关的政策挑战。
经济增长的国际比较根据宾西法尼亚大学佩恩表（Penn World Table）的购买力平价数据②，中国的人均GDP 在1995~2010 年期间由3000 美元提高到10000美元(2005 年不变价)③。
这相当于日本在1951~1967 年，台湾省在*本文根据作者在2010 年11 月1 日“中金论坛”上的讲话修改而成，全文已发表在2010 年第6 期《比较》杂志上。
① 世界银行2009 年的收入分组标准是：人均国民总收入(GNI)低于995 美元为低收入国家，在996 至3945 美元之间为中等偏下收入国家，在3946 至12195 美元之间为中等偏上收入国家，高于12196 美元为高收入国家。
②本文采用基于购买力平价(PPP)汇率的人均GDP 值进行国际比较。
PPP 汇率是指根据各国不同的价格水平计算出来的货币间的等值系数，它有助进行发展水平和结构演变的国际比较。
由于市场汇率仅反映贸易品的相对比价而且在短期容易受到资本流动、政策扭曲等因素的影响，以其为基础所换算出来的GDP 容易扭曲各国的实际经济水平，而基于PPP 汇率的GDP 能更好地反映一国所生产的经济实物量的多少。
需要指出，PPP 汇率并不暗含对现实汇率调整方向的指引，其价值在于通过含有相对客观基准的国际比较，揭示结构演变的方向和政策取向。
③由于Penn World Table (V6.3) 数据截止到2007 年，本文假设2007~2010 年的购买力平价汇率不变，并用人均实际GDP 增长率数据推算中国2010 年的基于购买力平价的人均GDP 值。
楼继伟清华大学演讲全文
楼继伟清华大学演讲全文楼继伟清华大学演讲是财政部部长楼继伟在清华大学中国经济高层讲座上的精彩演讲，在演讲中谈论了目前全球的经济问题，下面是这篇楼继伟大清华大学演讲全文楼继伟清华大学演讲全文经济改革方面的研究经历和改革经历：一直是重要的参与者。
波浪式发展，虽然有时落入循环往复的轨道，但最终是前进的。
公财、税制改革。
建立规范有效的财政体制。
研究生期间：价格讨论在高层展开，与周小川撰写文章，强调改革的目标与过度。
又写了汇率、利率。
2011年，孙冶方经济奖。
推进财税体制改革：营改增，预算透明化，加强政府预算体系统筹，规范地方财政，政府间财政关系。
改革的逻辑性与逻辑性的改革。
财政税收研究所，与有关部门合作，持续进行税式测算。
定期组织国际学术研讨会。
考入计算机系，但是一边学一边觉得，有前途的是经济学，因为经济学需要拓宽思维，经世济民，士大夫精神。
和钱院长都是提前毕业，他提前毕业是留洋了，我是国内学的经济学。
当时学经济学的时候没有教科书，萨缪尔森的原版还没有翻译，其他的教科书更少了，好像有姚宇庆的金融学，人大的一位老师的财证学，但是一直在琢磨。
当然不是说计算机系没有感情，论文全是数量经济学。
和官员有点不同：是学者型官员。
只能说自己踏上脉搏了。
最近的事情，可以说，三中全会对于财税方面的任务很明确，也是我们力主推动的。
今天不讲这方面，更加宏观的。
大家都很关注，原来是高速增长，现在是中高速增长，可能吗?什么路径去实现。
对同学有点启发，因为很多问题都可以变成研究的题目。
财税今天基本不讲。
国际经济学会，到场讲了六个问题：中国与其他大国的不同，与姓资姓社无关。
今天只是做点启发。
今天讲3个方面，简单的回顾一下到目前为止的经济增长的特征。
着重从劳动生产率和工资增长的关系上谈。
从改革开放开始，80年代，到90年代中早期，这时是工资增长大于劳动生产率增长，是成本真实化的表现。
当时我挣70、80块钱，广东打工的挣200、300。
之前是把工资压得低，利润很高，增加利润交给国家。
楼继伟：义无反顾推进房地产税和所得税制改革
楼继伟：义无反顾推进房地产税和所得税制改革
佚名
【期刊名称】《东南置业》
【年(卷),期】2016(000)008
【摘要】财政部部长楼继伟在G20税收高级别研讨会上表示，应该积极推动房地产税制改革，解决收入分配问题，这是一个难题，但也义无反顾地要做。
对于鼓励创新的税收政策，楼继伟表示，中国重点在两个方面推进税制改革，一是全面推开营改增试点，即把遗留的金融、建筑、房地产、生活服务业等行业的营业税改为增值税，鼓励行业细化分工和创新；二是推出企业所得税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包括给予研发企业和研究机构科研人员股权激励。
【总页数】1页(P11-11)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TU984.12
【相关文献】
1.信息充分性对税制改革决策的影响r——以"营改增"、个人所得税和房地产税改革为例 [J], 杨志勇
2.房地产税制改革的推进要领 [J], 贾康
3.推进房地产税制改革的新思考 [J], 刘源;王攀
4.推进我国房地产税制改革的思考 [J], 全胜奇
5.农地流转、小产权房与房地产税同步推进研究 [J], 程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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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楼继伟讲话看防控金融风险攻坚战关键点
从楼继伟讲话看防控金融风险攻坚战关键点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编者按：1月28日，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理事长楼继伟在第十六届企业发展高层论坛上的讲话，成为了关注焦点。
关于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楼继伟用了2200字来阐述。
他认为在这个问题上，绝不能出颠覆性错误。
楼继伟表示，房地产金融化和金融脱实向虚是最重要的宏观风险点。
过度的混业（我们称之为“综合经营”）造成一系列金融乱象。
中国是混业发展到极致的金融市场，风险高企，这不禁令人反思。
“眼下更为迫切的任务是打好风险防控攻坚战，我们付出艰辛的努力，能够打赢这场攻坚战。
”楼继伟说，“我十分认同刘鹤同志不久前在达沃斯峰会所讲的，‘争取在未来三年左右时间，打赢防范金融风险攻坚战’的判断。
”党的十九大报告要求，要坚决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精准脱贫、污染防治三大攻坚战。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再次强调，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攻坚战，重点是防控金融风险。
而此前，央行行长周小川在《党的十九大报告辅导读本》里就明确提出，防控金融风险要立足于标本兼治、主动攻防和积极应对兼备。
中国经济网梳理发现，近期召开的2018年全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工作会议、2018年全国保险监管工作会议，也都明确提出，要齐心协力打好防控金融风险攻坚战。
1月22日，2018年全国保险监管工作会议在京召开。
会议指出，要以重塑保险监管为契机，坚持从严监管，聚焦股权、资本、资金运用等突出风险和农业保险、中介市场、互联网保险等重点领域，开展专项检查，坚决整顿市场乱象，加大消费者权益保护力度，严厉打击违法违规行为和市场乱象，形成高压震慑。
1月25日至26日，中国银监会召开2018年全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工作会议。
会议指出，有序处置高风险机构，实行名单制管理，制定并有效实施风险压降规划和应急预案，多管齐下有效化解个案风险。
决心：打好防控金融风险攻坚战金融是国家的核心竞争力，党中央高度重视防控金融风险、保障金融安全。
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健全金融监管体系，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
楼继伟：必须义无反顾地进行改革
ATTENTION 关注36 在新“巴山轮”会议上，财政部原部长、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理事长楼继伟，发表了议题为“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2017展望”的演讲。
他表示，之前的几次G20会议对结构性改革的讨论比较分散，中国所倡导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国际社会上尚属首例，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描述要比单纯的结构性改革更明确。
楼继伟首先回顾了2016年刚刚结束的G20峰会上，我国作为主席国，在财金领域设置的改革议题及最近取得的进展。
据他介绍，自2008年开始全球总需求不振、债务高举、贸易和投资低迷，这些问题虽然与周期性因素和去杠杆过程有关，但深层次原因是全球经济的中长期结构性问题。
特别是危机后各主要经济体全要素生产率增速放缓，潜在生产率水平的下降，成为制约全球经济回归强力增长的根本性问题，由此提出了结构性改革的问题。
G20峰会是当前国际经济治理的主要平台，2008年、2009年G20为应对金融危机冲击、挽救当时经济困境，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在2010年的G20峰会上结构性改革议题首次被提出，但当时各成员国还只是在应对各自的短期问题。
直到2014年的G20峰会上，才通过了促进经济全面增长的构性改革策略，但是这些策略比较分散、没有法律约束，实施效果并不理想。
中国当时也面临着类似的情况，2015年11月，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提出“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楼继伟：必须义无反顾地进行改革文 、图/本刊记者 张天浩性改革”。
楼继伟认为，强调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主要是针对生产要素改革，因为需求侧是不存在结构性改革的，这就意味着不要只想着加强刺激，而应该在结构性问题方面多下功夫，需求侧是可以帮助供给侧改革的。
在这种国际国内大背景下，我国作为2016年G20峰会的东道主，在G20议程设计上，明确将结构性改革作为财金领域的主要议题，涉及结构性改革九大优先领域、48条指导意见，各成员国针对本国展开的结构性改革进行了大量经验分享和讨论，并承诺要对结构性改革展开评估。
楼继伟清华大学演讲
楼继伟的说法，其实很容易理解。
他讲的是中国政府（或者是按照他的理解或期望）将采用什么样的策略来促进未来五到十年的经济增长，也就是如何突破中等收入上限。
他的所谓中等收入陷阱，恐怕不是学术意义上的中等收入陷阱，而是泛指能够导致人均GDP在达到发达水平之前进入停滞的各种可能情况。
中国的直接目标当然是不断发展，人均GDP达到发达国家水平。
但完全有可能因为某些原因而停滞在中等收入水平。
大家都明白当今政府的执政根基就在于持续的经济增长，增长不动了，大青果就药丸。
那么怎么办？————————————————————————最核心的问题的当然是人口老龄化。
人口老龄化这个问题，楼的解决方案一点都不复杂：快速提高中下阶层的财富创造能力。
把最低端的劳动力用机器替代。
也就是说，尽管劳动力减少了，但过去低端劳动力的工作由机器完成，人力资本顺次向更高价值产出的岗位转移。
那么劳动力仍然是足够的，也就能保证价值产出能力能够持续提升而不会被老龄化削弱。
这就需要把仍然过剩的农业人口进一步转化为非农业人口。
在这个问题上，他的方案比较大胆。
简单地说就是，冒着粮食供给安全的风险，强行进行农业转型。
————————————————————————中国农业生产，至今都是人力密集型产业。
进一步释放农业人口，势必造成农业产出下降。
是的，精耕细作的亩产是要超过机械化农业的。
那么怎么办，楼的方案是从外国进口。
他的判断是，短期内国际上不会有战争或大规模冲突的风险。
因此粮食可以更多地依赖国际市场。
从这个角度讲，前一阵子的土豆主粮化战略恐怕就是为了应对即将到来的粮食产量收缩。
那么如何释放出农业人口呢？就是土地流转、放弃补贴。
土地流转有利于将土地集中为大规模农场。
然后在没有政府补贴的情况下，成本收益比自然会将这些农场倒向大机器生产，具体的农产品也就从粮食转向了经济作物。
这就释放了农业劳动力。
那么有释放就得有接收。
农业如果挤出了劳动力而城市没办法接受，那就会出大乱子，也达不到提高平均价值产出能力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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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的未来15年：风险、动力和政策挑战∗楼继伟过去15年，中国经济年均增长9.6%。
按市场汇率计算，人均GDP从1995年的600美元跃升到今年约4000美元。
按照世界银行的分类标准，已经从低收入国家进入到中等偏上收入国家的行列①。
在未来15年，中国经济能否保持它过去的增长表现？本文在对经济增长的国际比较的基础上，讨论中国经济中长期增长的风险和动力以及相关的政策挑战。
经济增长的国际比较根据宾西法尼亚大学佩恩表（Penn World Table）的购买力平价数据②，中国的人均GDP在1995~2010年期间由3000美元提高到10000美元(2005年不变价)③。
这相当于日本在1951~1967年，台湾省在∗本文根据作者在2010年11月1日“中金论坛”上的讲话修改而成，全文已发表在2010年第6期《比较》杂志上。
①世界银行2009年的收入分组标准是：人均国民总收入(GNI)低于995美元为低收入国家，在996至3945美元之间为中等偏下收入国家，在3946至12195美元之间为中等偏上收入国家，高于12196美元为高收入国家。
②本文采用基于购买力平价(PPP)汇率的人均GDP值进行国际比较。
PPP汇率是指根据各国不同的价格水平计算出来的货币间的等值系数，它有助进行发展水平和结构演变的国际比较。
由于市场汇率仅反映贸易品的相对比价而且在短期容易受到资本流动、政策扭曲等因素的影响，以其为基础所换算出来的GDP容易扭曲各国的实际经济水平，而基于PPP汇率的GDP能更好地反映一国所生产的经济实物量的多少。
需要指出，PPP汇率并不暗含对现实汇率调整方向的指引，其价值在于通过含有相对客观基准的国际比较，揭示结构演变的方向和政策取向。
③由于Penn World Table (V6.3) 数据截止到2007年，本文假设2007~2010年的购买力平价汇率不变，并用人均实际GDP增长率数据推算中国2010年的基于购买力平价的人均GDP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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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描右侧二维码即刻加入【行业报告（免费） 】星球（此页只为更多需要行业报告的朋友提供便利，希望不会影响您的阅读，谢谢理解！）1970~1987年以及韩国在1970~1989年的发展阶段。
如果我们在更长的时间内观察这些成功转型的亚洲经济体的增长经验，可以发现两个特征：第一，它们都呈现了一种“倒U型”的增长模式。
这些经济体从初期低收入水平和低增长的状态出发，之后都经历了一段长时间的经济增长大幅加速的过程，然后随着它们的收入水平趋近于发达国家的水平，增长开始逐步减速。
第二，这些经济体的经济增长保持很好的持续性，在相对长的时期维持了较高的增速，即在大约30年的时间内人均GDP年均增长7%左右和在40年的时间内人均GDP年均增长近6%。
图1 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的人均GDP(2005年不变价美元), 1950～2010年图2 中国、日本和亚洲经济“四小龙”长期增长动态从更广的范围来看，日本和亚洲“四小龙”可能是二战后经济发展史中，仅有的从发展中经济过渡到发达经济的成功例子。
在非洲和南亚，一些国家由于政治不稳定、种族和意识形态冲突等因素，还陷于“贫困陷阱”之中，从未实现经济起飞。
过高的出生率、低储蓄率以及地理和环境劣势等也往往是导致“贫困陷阱”的重要结构性因素。
而另外一些发展中国家，它们摆脱了“贫困陷阱”并在一段时间内实现较快的经济增长，但在经济发展水平远未达到发达国家水平的时候，增长率即大幅下降甚至趋于停滞，进入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
典型的例子包括巴西、墨西哥、阿根廷等拉美国家。
这些国家在经历了上个世纪70年代的高增长之后，在上个世纪80年代初债务危机爆发后经济增长即趋于停滞，在其后20多年的时间里人均收入几乎没有提高。
巴西、墨西哥的人均GDP长期停留在9000美元的水平上，而阿根廷则徘徊在11000-12000美元的区间，仅最近几年它们的经济才有较大起色。
在亚洲，马来西亚和泰国近年来的经济发展历程也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中等收入陷阱”的影响。
图3 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的人均GDP(2005年不变价美元), 1950～2010年中国过去30年的增长轨迹基本上重复了日本和亚洲“四小龙”在“倒U型”经济追赶过程的前期阶段所走的道路。
不过，与它们相比，由于我们相对稳定的政治制度、较早较快实现的人口转型、在建国初期由医疗和教育改善而带来的人力资本的快速积累以及改革开放政策带来的生产率提高，我们在较低的发展水平上就开始了经济起飞，并且在30年的时间里维持了一个更快的增长速度。
特别是自2003年以来，由于我们在人口结构方面的有利变化，由于我们加快了一些促进劳动力转移方面的结构性改革，以及我们在上世纪末大量投资于基础设施提高了整个社会的供给能力，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可能已经超过了10%。
最近两年，在全球经济危机的背景下，中国经济仍然保持非常快的增长。
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显然，我们不能把过去15年或30年增长趋势简单外推来预测中国的未来增长。
经济发展的国际经验表明从中等收入过渡到高收入要比从低收入过渡到中等收入更为困难。
当一国进入中等收入阶段，传统的增长部门（如劳动密集型出口部门）的竞争力会因为劳动力成本的上升而被削弱；随着与技术前沿的差距缩小，生产率的进一步提高将更多需要通过创新而不是简单的学习和复制来实现；同样由于将更多依靠创新来实现产品的更新和升级，生产多样化也将变得缓慢，企业只有提高产品质量才能避免贸易条件的恶化；当贸易部门的生产率增长放慢，国内市场的扩张和服务业的发展就成为经济成长的重要决定因素。
所有这些都意味着经济增长模式的一个根本转变，这种转变并不容易实现。
党的十七大提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经济结构，扩大国内需求，即反映了我国面对中等收入转型的挑战而作出的战略调整。
如果说中国有“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最大的风险可能来自于收入分配方面。
关于拉美国家收入分配恶化和经济增长停滞之间的关系，已经有很多讨论。
与拉美国家相反，日本等亚洲成功者在其经济快速增长的时期保持了收入分配的相对平等。
成功的土地改革、符合比较优势的外向型发展战略以及投资于教育实现广泛而平等的教育机会，都被认为是日本和亚洲“四小龙”实现收入平等的重要原因。
在高速增长的同时保持收入相对平等，使得中产阶级在这些国家和地区逐步发育成长并成为社会主体。
在社会和政治层面，中产阶级的崛起促进了社会的融合和稳定，减少了精英掌控和社会分割的可能。
在经济层面，中产阶级往往是企业创新和人力资本的主要源泉，其消费的扩张也为经济由外需向内需转型提供了重要支撑。
中国的收入分配差距在近年来持续扩大。
从基尼系数来看，我国目前的收入不平等程度高于日韩等东亚国家。
城乡之间的差距一直是中国收入不平等的一个重要贡献因素。
东西部之间、沿海和内地之间的地区差异也导致我们国家整体的收入不平等。
市场化改革使得人们可以在更大程度上通过个人努力、技能、创新精神等实现其价值，而这些在计划经济时代都是被抑制的，这必然会导致收入差距的扩大——是一种良性的、恢复性的收入差距扩大（Chaudhuri and Ravallion, 2007）。
近年来，收入分配恶化几乎是一种全球现象，反映了经济发展的全球化以及技术进步的偏向性，如倾向于使用更多资本和高技能劳动力，而减少使用低技能劳动者，这导致资本回报和高技能劳动力工资的增长持续快于低技能劳动者工资的增长。
但我国在经济结构和体制上的一些缺陷，如仍存的对城乡劳动力流动的限制，资本、土地等要素市场的市场化改革不完全，部分行业存在的垄断，财政再分配功能的薄弱等，也是收入分配恶化的重要原因。
图4 收入基尼系数的国际比较收入不平等容易带来社会和政治的不稳定从而影响经济增长。
收入不平等也往往导致机会的不平等，当低收入群体没有能力和意愿投资于自身及其子女的健康和教育时，经济增长的长期潜力必然会受到损害。
此外，当收入差距扩大的时候，社会分歧也容易加大，导致各种结构性改革难以推进。
中国要成功地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必须扭转当前收入差距持续扩大的趋势。
投资于跨区域的基础设施，建立起有效的社会安全网，以及保证教育、医疗等基本公共服务在地区和城乡间的均等分配，都应该是中国在未来几年改善收入分配的主要政策内容。
最近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十七届五中全会已经提出，实现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全覆盖，完善实施城镇职工和居民养老保险制度，实现基础养老金全国统筹。
进一步做实养老保险个人账户，实现跨省可接续。
目前的收入分配形势决定了加速这些社会保障方面改革的紧迫性。
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的下降假设中国能够成功实现中等收入转型，不至于像一些拉美国家一样陷入陷阱，一些结构性因素也可能导致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在将来有较大幅度的下降。
即使以日本和韩国这些亚洲成功者的经验来看，人均GDP以购买力平价计算进入13000~14000美元的阶段似乎也就达到了“倒U 型”增长曲线的顶点。
日本在1971年人均GDP达到14000美元时，随着布雷顿森林货币体系瓦解，“尼克松冲击”带来日元大幅升值，经济增长开始减速。
韩国是在1992年人均GDP达到13400美元的时候结束高增长时代而进入一个相对低增长的阶段。
它们的长期经济增长率都由转折点之前年均增长10%左右下跌到其后的约5%。
前面已经提到，与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相比，一些结构性因素使得中国经济在较早的阶段实现了经济起飞并维持了更高的增长率。
这些结构因素也可能导致“倒U型”增长曲线的转折点到来得更早一些。
人口转型是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因素。
由于计划生育政策的推行，中国在相当早的阶段就开始了人口转型。
我们在上个世纪70年代的中期劳动年龄人口的比重就开始上升，少儿抚养率就开始下降。
从发展阶段来看，这一转型比韩国大约提早了15年。
由于劳动年龄人口比重上升带来了劳动力的充足供给，抚养率下降提高了储蓄率，人口转型为经济增长带来了人们常说的“人口红利”。
我们过去的高经济成长即反映了这一“人口红利”。
由于“一胎化”政策在人口转型中起了重要作用，我国人口结构的变化大约每二十年经历一个周期，而不像韩国过渡的那么平滑。
从图5显示的少儿抚养率的变化情况可以看出，我国在过去30年有两个阶段经历了少儿抚养率的较大幅度下降，即上个世纪80年代初和2001~2008年。
后一个周期少儿抚养率的下降也是2003年以来中国经济保持高速增长并维持高顺差的重要原因。
图5 亚洲国家的少儿抚养率，1960-2008年图6 亚洲国家少儿抚养率的变化，1960-2008年“人口红利”来得早也会去得早。
根据联合国的人口预测，在2010年以后我们的少儿抚养率基本停止下降，而老年抚养率将开始显著上升，总抚养率在2013年到达最低点之后开始上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