呼吁和平——张申府
建国前我与张申府的接触
建国前我与张申府的接触作者：马句来源：《百年潮》2012年第11期全国解放战争时期，我就读于北京大学历史系，因请张申府、刘清扬夫妇到北大作时事报告一事，与张申府先生相识，并慢慢结为忘年之交。
因此，我有幸亲耳聆听了张申府先生忆述他为何突然脱党，为何不合时宜地发表《呼吁和平》而被民盟开除等故事及其心路历程。
请张申府、刘清扬夫妇到北大作时事报告1947年初，我受北京大学文学院学生社团联合会委托，请张申府、刘清扬夫妇到北大作时事报告。
我持老共产党员焦敏之同志给我写的介绍信，到北平黄花门五号去拜访他们两位。
他们两位的住家离北大沙滩不远，是一座独门的四合院。
他们在书房兼客厅接待了我。
家具很简单，四周摆满了书柜。
他们夫妇是有名望的爱国民主人士，没有一点架子，对我这个20岁的年轻学生很热诚。
张申府老先生用一口河北话问我：“在哪个系学习，系里有哪几位老师？”我告诉他：在历史系学习，系主任是郑天挺，教授有向达、杨人楩等。
张老是北大文学院的老教授，对文学院的很多教授很熟悉。
刘清扬女士的问话最多，问胡适对学生怎样，对学生活动干涉不干涉，等等。
我回答：在北大复校典礼上，胡适先生讲要继承蔡元培校长倡导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教育方针，强调这是北大的传统，是治校方针。
并说：“你们学生要独立思考，兼听则明，偏听则愚。
”许德珩、周炳麟、钱端升等参与过五四运动的老教授全力倡导贯彻思想自由，兼容并包，高举民主、科学大旗。
北大校方允许学生在校内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自由。
学生组织的社团很多，课外集会很多，壁报贴满了校园，大多是反对蒋介石国民政府专制、独裁、打内战的。
他们两位很关心学生的思想状态。
我向他们汇报：1946年6月，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10月11日占领了张家口，当天宣布由国民党一手包办召开国民代表大会。
国共谈判全面破裂之后，部分同学受暂时现象迷惑，产生一些悲观情绪。
1946年底，由北大同学发起，爆发了北平和全国声势浩大的抗议驻华美军暴行的大游行之后，增强了与国民党腐败当局斗争的信心，关心形势的同学大大增加了。
张申府：被遗忘的政治要角
编者按被历史抛弃的人90年前，一群有着同样信仰、同样追求、同样行动的热血青年，经过几十年的血雨腥风，有的成为万人敬仰的国家主席；有的成为大国的开国总理；有的成为声名赫赫的将军元帅；有的却沉寂在历史的尘埃中，被世人所遗忘。
主文-4P周恩来朱德的入党介绍人中共、民盟的创始人张申府：被历史边缘的政治“要角”文-徐然引言：张申府起身，离席，走出激烈争论的会场。
周恩来在过道拦住他，劝他不可一时冲动。
“但我终于离开。
我想我是一个宁折不弯的人。
”张申府说罢，仰天大笑。
他为想到这四个可以表达他性格的字而高兴，“是，我时常都是这样：1925年、1948年、1957年。
”正文：在大故迭起、风云激荡的中国现代史上，张申府是位重要却又被遗忘的人物。
在关于张申府不多的描述中，我们发现他的履历异常奇特：他曾参与了中国共产党的创立、黄埔军校的筹建、民盟的成立等重大政治活动，但又长期被政治所冷落；他是周恩来、朱德的入党介绍人，但他自己不久便又退出，从此鲜见于党史；在学术上，他是清华哲学系四大名教授之一，以《罗素》专家著称于世，钱钟书等日后名家都曾是他的学生和崇拜者，但又因参与“一二·九”运动被清华解聘，这使得他的后半生，只能在北京图书馆的一个角落里，默默地守着一堆泛黄的古线装书中度过。
一个有着辉煌历史成就的人，本该为社会熟知的人，但却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被历史忽略。
曾多次置身于20世纪时代漩涡中心的张申府，就这样一辈子隐身于时代风潮的幕后，慢慢退却成远处无人问津的背景。
他从哪里来张申府老家在河北献县，1893年6月15日，他出生在小垛庄村，一个不是很出名的地方。
有人后来曾去寻访过他的出生地，村子很小，掩藏在一大片茫茫的枣树林中，十来间民宅或瓷砖包裹，或裸露着水泥外墙，一眼就能看到边，完全没有任何老宅子的痕迹了。
据村里的老人回忆，张家以前的老宅子叫作“翰林院”，“文革”时被作为“四旧”扒了。
如今，只剩一块20公分见方的汉白玉石碑，裸露在野地里风吹雨淋。
张申府的中共创始人地位论辩
张申府的中共创始人地位论辩作者：唐正芒吴静来源：《党史博采·理论版》2011年第05期[摘要]张申府是一位有着传奇人生履历的哲学家、政治家，是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他参与了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却未被当作党的创始人，长期以来未被大众所熟知。
本文就张申府参与中共创建的历程进行分析，对其进行客观公正的评价，并期望能让张申府广泛进入研究视野，确立其中共创始人地位。
[关键词]张申府；中共创始人地位；建党贡献张申府，到底何许人也？与中共的创立究竟有何渊源？其中共创始人地位应该确立吗？作为中共党史上一位重要的非同寻常的先驱人物，张申府渐渐地进入研究视野，其特殊人生经历渐渐为人所知，至于其党的创始人地位却鲜有学者提起。
一、问题的由来张申府(1893-1986)，名崧年，以字行，河北献县人，从小受其家教的熏陶，勤奋好学，崇尚进取。
多年以来，由于张申府特殊的曲折人生经历，遗憾的未能参加中共一大，“四大”上执意退党，1948年不合时宜的“呼吁和平”，建国后又被全面封杀，偏执的个性，身披哲学大家的头衔，一直未能为大众所熟知，近两年才渐渐走入了学者们的研究视野。
然而特殊的人生经历并不能抹掉其建党时期的突出贡献，张申府是中共建党发起人之一，其中共党的创始人地位也是不容置疑的。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之际，党的创建研究取得了很多新的成果，对党的创始人研究也有了较大的进展。
开始有人主张要进行“历史的全面的考察”，认为党的创始人研究范围“不仅是共产主义小组的一般成员，而且应当是为建党做了大量实际工作，对建党有重大贡献的各地共产主义小组的主要代表人物”。
[1]目前对党的创始人主要是基于各地共产主义小组主要创建人、参加党的一大会议的十三位党代表以及对党的创建有突出贡献者而确定的，当前比较一致的看法是党的主要创始人是陈独秀和李大钊，毛泽东、何叔衡、董必武、陈潭秋、李达、邓中夏、邓恩铭、王尽美、蔡和森、周恩来、陈公博、周佛海、张国焘、李汉俊、刘仁静、包惠僧等等，都是党的创始人。
张申府 最后的忏悔 最后的回答
张申府：最后的忏悔，最后的回答舒衡哲史客儿2019-03-301979年，张申府先生接受了我这个西方人的访问。
第一次会面是在11月12日，由北京国家图书馆的官员安排，在国家图书馆会客厅见面。
1979年是五四运动的六十周年纪念，我那时正研究五四运动。
在随后的五年中，我有幸成为张的对谈者。
我们在他北京王府仓胡同的家中谈了总共七十多个小时。
我们两人喝着茶，用中文交谈，没有第三者，桌子上摆放着一台录音机。
我一面听着他的生命的故事，一面发展我们的友谊。
对历史的回应1980年6月16日。
今天是我离华前最后一次探访张申府。
我在他的好朋友李健生(章伯钧的遗孀)陪伴下谈了两小时。
章伯钧是张申府的老政治伙伴，但迄今仍未恢复名誉。
今天张和李回忆他们政治活动最活跃的时候，检讨问题出在什么地方。
他们不时发出自我挖苦的笑声，使脸上的皱纹更为显现。
李：“真是的，我们知识分子为什么这么不能自己，一次又一次地卷入政治呢？可能是受1927年的失败所惩罚吧。
革命在这一年遭遇前所未有的失败，但我们很快又积聚力量作出反击。
”张申府望一望她，又望一望我，无可奈何地笑一笑：“谁叫我们是知识分子呢？知识分子就是要以天下为己任，这是中国读书人历来的责任。
你可以说我们对社会责任放弃不了。
但那时参与政治我认为是对的；我今天仍然这样看。
您、我、伯钧和其他人想找第三条出路，一条在国共两党之间的出路。
但我想历史上我们是失败了。
”张申府的声音低下去，变得遥远。
面上的笑容消失了，有点迷失。
李和张两人都沉思他们过去的政治失意，房间突然令人尴尬地沉静起来。
1987年4月30日。
张申府的一位旧学生，历史学家赵俪生来威斯里仁大学探访我。
在远隔中国千里的大学宾馆里，赵把我带回到上世纪30年代，回到他在清华大学初上张申府逻辑课的日子：“张申府经常都是政治性的，这是我对他最深刻的印象。
他总是被吸引到时事中去，总是想知识分子应该怎样去向历史负责。
他也总是倾向**这一边，即使他不是**党员时也是如此。
给杀人犯立碑
子 。那么张 申府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 又有 着怎样 非凡
的 人 生经 历 呢 ？
张 申府 ， 原 名张崧年 ， 河北献县人 ， 清华大学 教授 、 哲
学家 。 他 是 中国共 产 党 的主 要 创 始人 之一 ， 也是 周 恩 来 、 刘
退党 ， 但张 申府 固执地不肯 回头 。
的主事人 见他人 很憨 厚 ， 就 留下 了他 。
７ Ｏ
围绕着这一 问题 ， 产生了两种 观 点， 一种观点认为徐元庆行刺朝廷命 官， 罪大恶极 ， 当然该杀 ； 另一 种观点 认为， 徐元庆是为 了报杀父之仇 才出 手杀人的 ， 所 以是个 大孝子 ， 尽管 杀 了人 ， 但 动机高 尚， 出发点 良好 ， 在讲
城审问。 徐 元 庆 对 自己 的行 为 供 认 不 讳 ，对 作 案 动 机 也如 实 进 行 了交 待 。
赔偿对方 。 但赵师韫说什么也不肯从
续 寻找下手的机会。 但此时 ， 赵师韫 已经升 任御史 大夫 ， 他这样一个小 民更无法 接近 了。 徐元庆悄悄地打听 ， 打听 出了一些消息 ， 原来 ， 作 为御
徐 元 庆 当 即 就被 抓 住 ， 因 为是 行
手打死对方 的 ， 所 以罪不致死 ， 请 求
留父 亲 一 条 命 ， 自己将 以全 部 家 当来
就此放 手 ， 他的信念很坚 定 ， 就是一
定 要 报 杀 父 之仇 。 他 把 家 产变 卖 了 ，来 到 京 城 ， 继
刺御史大夫的要犯 ， 所以将其解往 京
个重量级的政治人物 ， 却 在 中共 成 立 四 年 之 后 ， 消失在
了历 史 的 天空 。
究竟是什么原 因导致张申府脱离 了共产党 ， 并 背上了
张申府故居
Ｉ ５ 年 ， 时任 农 工 党 中央 主 席 章 伯 钧 安 排 父 ９７
亲重 新加 入 了中 国农 工 民主党 ，在反 右斗 争 中 ，父 亲被 扣上 “ 派 ”帽 子 。 同年 ，东城 区教 育局 要用 右
。
同年 底 ， 受 聘 赴 法 国里 昂 中法 大 学 教 书 。 同
时 ，受 陈独 秀委 托 ，在 海外 发展 党 组织 ， 先后介 绍
大 片地 方挖 出深 坑 ，代 之而 起 的将 是 又 一片 高楼 大
厦。
（ 者 ：张 申 府 之 女 ， 系 农 工 党 党 员 、全 国 作
书柜 和 书架 ，靠 东边 的一 间和 耳 房是 就餐 的地 方 兼
卧室 ，里面 一 间又 分 成厨 房和 卫 生 间。北 房 西边 的
政 协文 史 和 学 习委 员 会办 公 室副 主任 ）
前 进 论 ／ ０２ ２ 坛 ２１． ０
４ ５
往事 回眸
黄 化 ｆ４ ｑ 号和 ５ 的地 方 建 一所 中学 ，派 人 跟父 亲 商 号 量 。父 亲一 向支持 教 育事 业 ， 当即表 示 同意 搬迁 。 教 育局 在阜 成 门脚 下 王府 仓 胡 同找 到 了一所 房子 。 虽然 房 子是 同样 间数 ，但 是面 积 比原 来 的小 得 多 ， 院 子 更 小 ， 出 门乘 车 也 不 方 便 。但 是 为 了 尽 快 建 校 ，父 亲未 提 任何 条件 就 同意 了。 １ ５ 年 的夏 天 ， ９８ 我们 搬 到 了王 府仓 胡 同 ｌ 号 后 院 。 ６ 耳 房和 里 面 的一 间 以及 东西 厢房 主要 用 于存 放父 亲 的书籍 。
北 房 后 还 有 一 个 小 院 ， 院 中一 棵 大 榆 树 粗 壮
不该被遗忘的中共创始人张申府
039史海钩沉不该被遗忘的中共创始人张申府虽错过中共“一大”但参与建党贡献突出张申府早期参与了“南陈北李，相约建党”，并领导了旅法共产主义小组和中共旅欧支部的创建，是名副其实的中共早期创始人之一，却也如李大钊、陈独秀一样，遗憾的未能参加标志着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的“一大”。
张申府1916年即在北大结识了李大钊，同在北大图书馆工作，还一度在李大钊休假之时代任其图书馆主任一职。
1917受陈独秀邀请担任《新青年》编委，进入到新文化运动的中心，与李大钊、陈独秀的志同道合，让张申府接受了马克思主义，走上了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道路，“他是陈独秀和李大钊最信任的朋友，整个1920年，陈独秀和李大钊多次邀请这位年轻的哲学教授讨论在中国创立共产党的问题。
”在这其间，张申府与许多仁人志士一道奔走呼号，在进步刊物上发表了很多理论文章，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与发展做出了不少理论和实践贡献。
经过一系列的马克思主义宣传后，建党时机日益成熟，陈独秀、李大钊、张申府等人开始筹划建立党组织。
据张申府本人回忆，“1920年春天，共产国际的代表维经斯基到北京来，经过北大俄籍教授柏烈伟的介绍，找到李大钊和我，然后又由李大钊介绍他到上海找陈独秀。
” [2] (P41)张复.周恩来和朱德的入党介绍人张申府[J].百年潮.2010(12).][2] 维经斯基在李大钊介绍下，到上海去见了陈独秀，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很快筹建。
1920年9月，张申府到上海与陈独秀热情而激烈的探讨党的组织建设工作，陈独秀向他介绍了上海的建党情况。
从上海回到北京后，他将与陈独秀的谈话内容以及上海的建党情况和经验向李大钊作了汇报，他们认识到北京也已经具备了建党的理论基础和组织基础，可以开始在北京发展党员，并尽快建立起党的组织，于是他们发展了北大进步学生张国焘为早期党员，北京共产主义小组于1920年10月正式成立，张申府与李大钊张国焘成为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最早的三名党员。
1920年11月，离中共“一大”召开还有大半年时间，张申府受李大钊、陈独秀的委托在巴黎建立共产党的组织，团结欧洲的进步留学生，壮大党的队伍。
张申府政治生涯的失策与失意辨析
035史海钩沉张申府政治生涯的失策与失意辨析张申府，早年积极投身于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参与了中国共产党的创立、黄埔军校的筹建、民盟的成立等重大政治活动，他还曾介绍周恩来、朱德加入中国共产党。
但他为人所熟知的身份更多的是民主人士、哲学大家，身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却鲜以党史人物出现在历史舞台。
究其原因，观其一生，可以总结为五次失策与失意。
然而每一次失策与失意都有其复杂的原因与苦衷，任何一次失策或失意都不足以也不应该让他被党史所遗忘。
错过标志中共成立的“一大”张申府早期与李大钊、陈独秀一起参与了中国共产主义组织的筹建，是不折不扣的中共早期创始人之一，却也跟李大钊、陈独秀一样未能参加标志中共正式成立的“一大”。
张申府1916年在北大任教期间结识了李大钊与陈独秀，他的许多救国救民的新思想、新观念与陈、李二人不谋而合，在工作上与李大钊在北大图书馆有过交集，还受陈独秀邀请担任《新青年》编委，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了多篇理论文章，一度处在新文化运动的中心。
在建党初期，张申府与陈独秀、李大钊有很多书信往来，包括中国共产党的名称问题，张申府明确回复陈独秀建议就叫“共产党”。
1920年10月，北京共产党的早期组织成立时，张申府与李大钊、张国焘一起成为北京组织的最早期党员之一。
1920年11月，离中共“一大”召开还有大半年时间，张申府登上了赴法的征程，他受聘赴法教授逻辑学，同时受李大钊、陈独秀的委托在巴黎建立共产党的组织，团结欧洲的进步留学生，壮大党的队伍。
这样，半年后召开的党的“一大”会议的十三位党代表名单里，没有张申府的名字。
试想，如果张申府没有提前离国赴法，参加了“一大”，那么，他的名字就此永远载入党史史册了。
然而，未能参加“一大”并不足以成为张申府被大众遗忘的理由，未能参加“一大”的同时代党史人物大有人在，抛开李大钊、陈独秀、周恩来等不说，蔡和森、赵世炎等同样到了法国没能参加“一大”，而他们却是不折不扣的为党的创立作出重大贡献者而被大众所熟知，张申府同样不能因为未能参加“一大”而被落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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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吁和平
我们现在最要紧的事, 消极地说, 就是打破现状; 积极地说, 就是恢
复和平。
假使战事还不设法结束, 和平还不速谋恢复, 必致全国人,
至少东北人与华北人, 或至少在东北华北大城市住的人, 都不得活;
国家更将丧尽了元气, 丢尽了脸。
现在的应该呼吁和平, 就像抗战前的呼吁抗战和抗战时期的呼吁民
主一样; 不管一时怎样受尽了误会, 但在理完全对, 可以充分相信,
必有一样的成功的前程。
民廿四呼吁抗战之初, 敢于公开呼吁抗战的, 不过少数, 但是终于抗战了; 而且由抗战一度抬高了国家地位, 而且抗战胜利了。
民廿八呼吁民主之初, 敢于公开呼吁民主的, 也不过少数, 但是民主终于为全国所承认了;不管情实如何, 政治到底已由军
政训政进入了宪政。
试问今日全国人, 至少全国无兵的人, 谁不心愿和平, 切盼和平? 假使以民心为裁断的标准, 那么, 今日呼吁和平, 更是有百是而无一非。
一个国家绝无可以百年内战或百年戡乱的道理。
与其将来全国人死去一半, 再言和; 何如今日趁早作和平计, 替国家保留一点元气,
使人民得喘一口气?
不管战事之起, 有无理由; 但打到今日, 打成这个样子,还不即谋结束, 已再无理由可说。
试看这几天全国几个大城市物价的情况: 改币不过刚刚一个半月, 就又已这个样子。
人心的惶惶, 生活的不安, 就只这一项的损失, 又岂可以估计, 又岂可以补偿? 这样下去, 倘不急急彻底改弦更张, 前途岂还堪设想? 可是军事不停, 经济生活, 又岂有可
以根本改善的希望?
诚知现在全国一般人, 并无一人不愿和平。
一般人所以还未群起呼吁和平, 也许是感到: 和战决于有力作战的两方, 而两方现在显然还无要收兵的模样; 在此情形下, 呼吁和平, 适足于招犯嫌忌, 惹场无谓, 非但于事无补, 更且于己有损。
事实上, 这些年来, 国人, 尤其是读书人, 已犯了一个绝大的毛病。
就是把是非与成败利害混在一起。
且常常是只管眼前成败利害, 而不管是非。
其实为国家打算, 只应辨是非, 而不应该计较个人的成败利害。
凡事, 但令其是, 就应该是, 就应该作。
可惜就在抗战之前, 有些号称进步的知识分子, 就已是左了怕得罪现在, 右了怕得罪将来, 因此既不敢左, 也不敢右; 畏首畏尾, 真是身
其余几!
今日和平, 不但是全国一般人所祈求, 而且对于国家不但有百是而无一非, 实在更是有百利而无一害。
那么, 又有什么不可呼吁? 又有什么不可要求? 呼吁和平是一事, 实现和平另是一事。
呼吁和平既是对的, 就不妨先事呼吁。
至于如何实现, 自当从长计议。
事实上, 今日实现和平的具体方案, 纵不易言; 但实现和平的大原则, 却现成的很。
前几年, 我曾鼓吹过一个全国公认的口号。
那就是“民主, 和平, 统一”。
这个次序是有意的。
意思就在: 必须先民主了, 然后才能和平; 必须先和平了, 然后才能统一。
而且也可以说: 民主了, 就可和平; 和平了, 就可统一。
今日实际, 我相信也还不过如此。
也许有人以为, 现在有一方正打得顺手, 正打得起劲, 正要一劳永逸,
一举而成功。
在此时呼吁和平, 也许会转移他们的战志, 必为他们所不快, 必为他们所不睬。
那么, 打得不甚顺手的呼吁和平一方是不是也不理不睬? 其实, 不管谁睬谁不睬, 这样说法, 究竟仍是只顾成败利害, 而没注意到是与非。
这绝非看到一般人民生活实况的说话。
“兵犹火也”。
“佳兵不祥”。
不论什么方面, 如果不管眼前人民的切身遭受, 而只求一个不尽可知、不必可靠的将来, 那不过是一种不仁也不必智的冒险。
对于国家事, 但令有他途可循,真为人民的必不会长期诉于武力。
无论如何, 作战于一国之内,不管胜也罢, 败也罢, 遭受死伤的, 遭受涂炭牺牲的, 既是同一祖宗的子孙, 穷兵黩武, 总要不得, 总不应该。
凡真为人民的,就令不得已而事内战, 也必反对内战。
不管胜败, 总必哀矜勿喜。
更许有人说, 武力解决, 乃是国策, 不可异议。
其实, 今日执政方面所揭示的国策, 乃是戡乱, 乃是剿匪; 并不必须出于大规模武力作战一个途径。
但令别有方法, 使乱得弭, 使匪得平,即是国策已行, 目的已达, 又何必一定诉于武力, 徒苦吾民? 而这个别的方法, 便是以民主的方式结束战事, 协议恢复和平。
在军事上急取主动, 诚不如在和平上赢得主动, 必大大地足以使人心来归。
当然, 所要呼吁的和平, 所应要求恢复的和平, 必是真和平, 必是长期的和平, 必是为国为民的和平。
呼吁和平, 要求恢复和平, 也必是为国为民, 出于真情、实感、仁心; 而不是别有动机, 别有背景, 而不是为那一作战方面谋取喘息整补空隙时间。
退一百步说。
不拘作战的那一方面, 总该都以和平为最后目的。
戡乱
不止于乱, 革命不能止于革。
如果双方都完全标明只为和平而战, 也许会出师有名, 也许会打得更起劲。
如此, 作战的双方既都要和平, 而且只要和平, 岂不更可证明: 呼吁和平, 要求恢复和平, 有百是而无一非? ———可是当真双方都要和平, 那就应该立即停下来, 而不该再打!
( 原载1948 年《观察》第五卷第九期)__。