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计划经济的起源与资源委员会

中国计划经济的起源与资源委员会⊙程麟荪一前言1949年后中国经济结构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以国营企业为主体的中央计划经济体系。

经过二十余年的改革，国营企业在中国经济中仍然占据著举足轻重的地位，中央经济计划仍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中国经济的走向1。

显而易见，认识清楚中国计划经济和国营企业的起源，对于中国国营企业的改革以及整个中国经济体制的改革都可能有所启发。

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学者普遍认为，中国在1949年后「完全采用了苏联的中央计划经济模式」2；作为中国经济支柱的中央计划和国营企业制度「是从苏联批发而来，是30年代斯大林在俄国的发展战略的翻版」3。

对这些学者来说，二十世纪的中国历史可以以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为界，划分为两个互不相干的时期，即使在论及中国历史的继承性时，学者们一般也往往注重于研究五千年中国历史对当代中国社会经济生活的影响，而很少涉及被中华人民共和国所取代的中华民国所留下的遗产。

这种状况在研究中国近代经济史的学者中尤为明显。

这一在中国史学界广为流行的观点直到最近才受到某些学者的挑战。

日本学者西村成雄强调二十世纪中国的历史继承性，批判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的历史看作是「断裂而无连续性」的错误观点，指出在整个二十世纪的中国「始终有一个连绵不断、贯穿中国政治空间的深层底流」4。

美国学者柯伟林（WilliamC.Kirby）讨论了国民政府寻求国际发展中国的经济计划及其在中国大陆和台湾留下的遗产5。

边利南考察了中国国营企业制度的起源，认为「1949年后中国国营企业的所有特征在抗日战争结束时就已经形成了」6。

另有一些学者研究了一向被认为是中国计划经济和国营企业的重要特征，仅存于中国大陆的「单位」制度，并将其根源追溯到国民政府统治下的30、40年代7。

笔者赞同这些学者的意见。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计划者在决定其经济发展战略时，并非仅仅照搬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斯大林俄国的发展模式。

早在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已经为实施计划经济、发展国营企业作了十多年的努力。

资源委员会在这期间所积累的经验和教训、所创立的企业和制度、所招募和培养的人才，都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计划经济和国营企业制度留下了深远影响。

二近代中国计划经济的思想起源近代中国发展国营企业、实施计划经济的思想起源于孙中山的《实业计划》。

孙中山在这一系统阐述其民生主义思想的煌煌巨著中，将实施计划经济视为中国工业化的必由之路，将大力发展国营企业视为促进中国经济发展的两大支柱之一。

尽管《实业计划》一书并不是个切实可行的经济发展计划，而更像一个爱国者渴望中国富强的梦想8，但孙中山有关实施计划经济、发展国营企业的思想却给近代中国的思想界留下了持久的影响。

尤其是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中国民族主义的高涨使得孙中山的思想更为引人注目，也更为大多数中国人所接受。

当时中国几乎所有政党和政治领袖、所有知识份子都一致认为，中国必须加速工业化，才能抵御日本的进一步侵略；而要实现这一目标，就必须大力发展国家资本，实施统制经济，即计划经济9。

蒋介石领导下的国民政府早就宣布要继承孙中山的遗志，发展国家资本，实施计划经济。

蒋介石宣布「中国经济建设之政策，应为计划经济，即政府根据国情与需要，将整个国家经济如生产、交易、分配、消耗诸方面制成彼此互相联系之精密计划，以为一切经济建设进行之方针。

」10国民政府中负责经济事务的高级官员尽管在许多问题上争论不休，互相攻讦，但在中国工业化发展战略的问题上却基本上达成了共识。

就连被西方学者普遍认为是中国自由资本主义「主要代言人」的国民政府财政部长宋子文也承认，「国家对经济的干涉日渐增加，自由的不受干涉的经济已经过时。

」他要求在国民政府内创立一个「真正有效的计划机关」，来「指导国家的生产，协调各部的活动，正确规划出在特定的年份内每一个不同的部门应该追求的目标」11。

除了国共两党之外，当时中国还存在著许多其他政党或政治派别，即所谓第三种政治力量。

这些小党派既反对共产主义，也不赞同国民党的政策，而是竭力设法寻求其他途径，以解救中国面临的危机。

不管这些形形色色的党派的政治思想如何大相径庭，但在如何推进中国工业化的战略上，却有著与国共两党基本相同的主张，即发展国营企业、实施计划经济。

创立于1932年的中国国家社会党强烈批评国民党政府，呼吁建设「修正的民主政治」。

在经济问题上，该党确认私有制，但反对自由竞争。

该党党章主张，全国经济必须纳入一个「完整的国家计划之中」12；国家「应根据社会需要规划工业发展步骤以满足社会需要」，即创设一种「把原有自然的混合经济而一变为全盘计划的混合经济」，由国家垄断所有自然资源的开发，由国家直接经营矿业、发电、铁路等企业13。

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相信，避免中国陷入国际帝国主义殖民地的唯一希望，是「在集中国家资本和政府干预经济这两项基本原则」的基础上「建立国家资本」14。

该党党章指出，「所有大型关键工业，尤其是具有垄断性的工业均须由政府经营。

」在允许中小私人企业存在的同时，政府必须运用金融机构和政策防止私人资本主义剥削15。

其他政治派别也有著相似的主张。

革命青年同志会提出由国家控制全国经济的方案16；「主张与批评派」希望实现民主社会主义，但也要求通过扩展国营企业的办法由国家控制全国经济17。

在日本侵略迫在眉睫的时刻，中国绝大部分知识份子一致认为，国内外形势已不容许中国及其他不发达国家像西方发达国家那样通过自由资本主义的道路来发展经济。

尤其是在世界经济大萧条后，西方国家也纷纷采取所谓的凯恩斯主义干预经济之时，中国想要依靠私人资本主义来与其他国家竞争是完全不现实的。

经济学家吴半农说，在今天的世界上，如果仍拘泥于自由市场经济理论，试图走私人资本主义发展的老路，「无异于白日做梦」18。

著名地理学家翁文灏断言，要加速中国工业化，必须首先制订一套全面的、互相协调的经济计划19。

社会学家饶荣春认为，中国落后的经济环境使得以民生主义为基础的计划经济成了中国工业化的唯一希望20。

乡村建设运动领袖梁漱溟也认为，中国必须在统治经济的基础上促进工业化，中国工业化的成功「必赖国家权力居上之意识的选择、计划、调度、主持而进行焉」21。

简言之，正如自由派知识份子领袖胡适所指出的那样，采用统制经济或计划经济的模式来促进中国工业化，成了当时中国「最风行的口号」22。

在这种情况下，发展国家资本、实施计划经济以加速中国工业化进程就成了国民政府的既定经济政策，国民政府制订的各种经济计划充分反映了当时中国政治与文化精英的这一共识。

三三十年代的「重工业五年建设计划」早在1928年，国民政府就提出了十年内建设十万英里铁路的交通建设计划。

1930年1月，实业部长孔祥熙提出了投资二亿元建设发电、钢铁、化工和其他工厂的五年计划。

孔祥熙的后任陈公博于1932年则提出了更为雄心勃勃的计划，要求投资十六亿元在四年内建立钢铁冶炼，煤、铁、石油和其他矿产开采，机械、电器及汽车制造等多种工矿企业23。

此外，国民政府建设委员会、全国经济委员会、交通部、铁道部、农林部和其他政府部门也纷纷提出各种各样的经济发展计划。

然而，所有这些计划提出后均未认真付予实施。

就如宋子文所说，由于缺乏资金和统筹协调，所有这些计划都只能是纸上谈兵24。

但这种状况到1936年出现了根本转变。

该年3月，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根据数年来的调查研究，分析了全国各种资源的供需状况，制订了一份全面的互相协调的「重工业五年建设计划」。

计划要求投资2亿7,100余万元，于五年内建设冶金、化工、煤炭、机械、非铁金属等三十一家工矿企业。

计划完成时，这些企业将达到年产煤150万吨，钢30万吨，铜、锌、铅各5,000吨，汽油5,000万加仑，以及其他许多重工业产品，基本满足了当时中国对这些基本工业原材料的需求25。

与此前国民政府其他经济计划不同，在资源委员会的努力下，这一雄心勃勃的计划并未停留在纸上，而是在提出后不久即付诸实施。

首先，这一计划得到了蒋介石本人的大力支持。

如前所述，资源委员会的这一计划正适应了蒋介石的思想。

此外，蒋介石将资源委员会及其工业计划视为与国民政府内其他派别竞争的一个重要工具。

资源委员会成立于1932年，最初是作为蒋介石的智囊团而设立的秘密机构，直到1938年资源委员会改隶经济部为止，蒋介石一直亲自担任该会主席26。

资源委员会的计划如能得以实施，无疑将进一步增强蒋介石在国民政府中的势力。

其次，在制订计划的同时，资源委员会即不失时机地争取到了部分启动资金。

作为国民政府实施统制经济的重要步骤，该计划要求国民政府在五年内投资2亿7,000余万元，即每年投资5,400万元。

这对当时的中国来说是一笔巨大投资。

在这之前的五年里，包括政府和私人投资在内的中国平均每年工业投资尚不到4,800万元27。

国民政府成立后，政府预算主要用于巨额军费开支和偿还内外债本息，财政收支几乎年年出现巨额赤字，根本没有余钱投资建设工矿企业。

为此，资源委员会决定了「尽量利用外国资本」的原则。

该会副秘书长钱昌照指出：「中国国民所得很少，每年积蓄能力有限。

资本市场又没有组织起来，要想加速度的工业化，非利用外资不可。

」28因而，计划投资总额中，56.4%准备依靠外国信用贷款29。

就在资源委员会制订重工业建设计划时，中德信用合作协定的实施为它们带来了机会。

早在1934年，国民政府就与德国签订用中国农矿产品交换德国军火与工业设备的《中德经济合作协定》。

但这一协定迟迟未能实施。

在德国政府一再催促下，1935年12月蒋介石派资源委员会秘书长翁文灏与德国谈判协定的具体实施方法。

资源委员会抓住这一机会，与德国签订了一个切实可行的换货方案。

根据这一方案，德国允诺向中国提供一亿金马克（约1亿3,500万元）的信用贷款，供中国购买德国军火及重工业设备；中国则以钨、锑、桐油、生丝、猪鬃等农矿产品抵付30。

由于资源委员会此前已获授权统制钨锑等矿产品，因而得到了这笔贷款的10%用于向德国购买重工业机械设备。

与此同时，国民政府财政部也宣布拨款一千万元供资源委员会兴办重工业之用31。

资金初步有所著落后，接踵而至的就是人才短缺的问题。

从成立之始起，资源委员会就将人才的选拔、调查和培养视为一项重要的工作。

资源委员会委员绝大部分是当时中国最为著名的企业家、银行家、教授，以及各行各业中最权威的科学家或工程师。

这些人像中国传统的知识份子一样，深信国难当头，匹夫有责，愿以自己的知识和技术为国效力。

该会成立后不久，又招聘了一大批知名的工程技术人员担任专员，负责特定行业的调查。

在资源委员会的计划开始实施时，这些人就理所当然地成了计划中所拟设置的大中型厂矿的负责人。

抗战开始前，资源委员会就著手调查全国科学技术人才和各种专业人员在各地的分布状况，并制订了非常时期动员专门人才的规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