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魏晋南北朝史学发展的特点

合集下载

小议魏晋南北朝史学的进步性

小议魏晋南北朝史学的进步性如果说中古发展到秦汉时，出现一次飞跃，那么到两晋南北朝时史学内部分支日趋完备，进入空前蓬勃发展时期——进步空前。

此时史学进步性表现在以下六个方面：1.“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官私修史风气大盛自三国魏明帝置著作郎，中国历史上开始有专职修史的史官。

朝廷修史设有专司，表明统治者对史学十分重视。

因此，以下官方修史开始急剧增多，蔚为大观，较前代可以说是盛况空前：有所谓国史，“实录”“起居注”以及典志等其它各类史书代代不绝，卷跌浩繁。

六朝时的边陲少数民族统治者对史学也很重视。

六朝时私人修史较官修更盛。

除史官外，撰写过史书的文人几乎遍布社会的各个文化阶层，史学家之多，繁若星河。

往往一朝历史，既有十几家私人攥述，群起争鸣。

甚至本朝典故，私人亦能系统录载。

由于官私修史风气大盛，遂使魏晋南北朝时期，史书数量种类骤然增多。

史书的体裁五花八门，许多可适应不同需要并可补纪传，编年不足的专门史体都得到长足发展。

人物传记集，当是有许多名目分“耆旧传”、“名士传”、“高僧传”、“道学传”、“列异传”、“七贤传”等，还有一些“内传”、“家传”、“杂传”等类别，如典章制度史，有《隋书·经籍志》所列“旧事篇”、“职官篇”、“仪注篇”、“刑法篇”等多种名目，书名更相互标异，此外，当时已出现少数史评专著，还出现了“通史”名目，他们改变了班固以下断代成史的惯例，通贯下来汇成一史，因其有通贯之意，便被称为“通史”体裁，由于上述可知，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官、私修史之风大盛，中国古代书体裁有长足发展。

2.史学成为独立学科——史学由经学附庸魏晋南北朝、魏晋以降著史者，学著作和私学开始把史学看作独立。

319年，后赵石勒初立国基即设“史学祭酒”一职，史上第一次出现“史学”南朝宋文帝时曾建文、史四学，以著作佐郎何承天，宋末齐初，又明官内设玄、儒、文、史四科。

这表明史学尽管处于末位，已作为独立学科，开始为统治阶级成为独立学科，在当时的目录学上也有反映。

魏晋南北朝史学发展的特点

魏晋南北朝史学发展的特点魏晋南北朝这段历史，真的是一段特别精彩的时光，简直就像是一部跌宕起伏的连续剧。

要说这个时期的史学发展，简直是让人感叹，这可不是个简单的事情。

那时候的历史学家们可真是各显神通，有的就像是天生的“八卦达人”，专门喜欢挖掘那些历史背后的故事。

你想啊，那个年代的风气，文人雅士聚在一起，谈天说地，除了吟诗作对，聊聊历史也是乐趣无穷。

哎，聊到这，我就忍不住想起了“风花雪月”这四个字，正好形容那个时代的文人风采。

讲到魏晋的历史学发展，那可是有一群非常出色的历史学家，像是陈寿、司马光这样的“大咖”，他们用自己的笔触，把那些发生过的事情生动地呈现出来。

你说，历史不就是一段段故事吗？这些历史学家就像是记录员，把所有的奇闻轶事一笔一划都记下来。

他们的作品可不是干巴巴的年表，而是透过生动的文字，把当时的情景描绘得淋漓尽致。

像那种讲究“笔墨纸砚”的文人，他们可都是高手，轻轻一挥，整个历史场景就浮现在眼前了。

再说说那个时期的思想潮流，真是千花百卉，五光十色。

儒家、道家、佛家各种思想在历史书中碰撞，碰撞出很多精彩的火花。

那种思想的交锋，就像是打擂台一样，各派争奇斗艳，你来我往，热闹得很。

比如，史学家们开始关注社会背景、经济条件，这些因素对历史的影响，哇，这样一来，历史就不再是个冷冰冰的数字和事件，而是变得有血有肉，有温度。

这种变化，真是让人感到惊喜，好像一下子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原来历史的背后还有那么多故事可以挖掘。

那段时间的历史学可不止是书本上的内容，大家还爱用笔写信、作诗，甚至是讲故事。

史学家们常常在自己的作品里夹杂一些个人的见解和感悟，这可不是单纯的历史记录，而是带着作者的情感与思想。

这就像你跟朋友聊天一样，不光是说事，还会带点个人的色彩，让整件事情更有趣、更贴近人心。

你读到那些文字，简直就像是在听老朋友的唠嗑，轻松自在，仿佛回到了那个充满人情味的时代。

不得不提的是，那个时代的书籍和文献的传播也开始有了新变化。

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原史学的特点

收稿日期:2020-10-11作者简介:马小能(1982 ㊀),河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讲师㊂∗本文系2020年度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年度项目公元3 6世纪时期的国史书写研究的阶段性研究成果之一,项目编号:2020BLS003㊂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原史学的特点∗马小能(河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河南新乡㊀453000)关键词:魏晋南北朝;中原史学;门阀;玄学摘㊀要: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原史学的发展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如范晔‘后汉书“㊁袁宏‘后汉纪“㊁司马彪‘续汉书“等㊂就其特点而言,这一时期的中原史学带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地域特征㊂受门阀观念影响,中原地区的谱牒学呈现出繁荣发展的局面;受民族意识影响,中原史学表现出浓郁的史学经世情结;受玄学思潮影响,中原史学带有明显的援玄入史的玄化倾向;受儒学思潮影响,中原史家还不约而同地把忠孝节义作为撰写史著的一大主题;此外,方志㊁人物杂传㊁史钞㊁史论等各类杂史著述的出现,充分说明这一时期的史学研究领域呈现出继续扩大的态势㊂中图分类号:G25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1588(2020)11-0136-04㊀㊀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原地区出现了以范晔‘后汉书“㊁袁宏‘后汉纪“㊁司马彪‘续汉书“㊁王隐‘晋书“㊁干宝‘晋纪“等为代表的史学名家和史学著述㊂从整体上看,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原史学带有明显的时代特征和地域特征㊂究其原因,与门阀观念㊁民族意识及玄学㊁儒学等时代思潮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㊂1㊀门阀观念与中原史学㊀㊀魏晋南北朝时期是门阀士族占据统治地位的历史时期,重视门第㊁炫耀家族成为社会风气,反映在中原史学上,就是这一时期的谱牒修纂呈现出繁荣发展的局面㊂诚如白寿彝先生所言: 在史学领域里,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的撰述中反映门阀地主的要求和趣味,就颇为显著㊂ [1]各门阀竞相撰修包括姓氏㊁世系㊁先人官爵㊁婚姻关系等内容的家传㊁家谱等㊂史载: 自隋唐而上,官有簿状,家有谱系㊂官之选举,必由于簿状;家之婚姻,必由于谱系㊂ [2]㊀㊀首先,家传㊂家传即是记载父兄及先祖事迹的传记㊂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原地区的家传代表主要有江祚的‘江氏家传“㊁荀伯子的‘荀氏家传“㊁范汪的‘范氏世传“㊁司马无忌的‘司马世本“㊁庾斐的‘庾氏家传“及‘袁氏家传“‘谢车骑家传“等㊂这些家传所记内容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记录传主的名字㊁官职㊂‘袁氏家传“曰: 乔字彦升,陈郡人㊂父瓌,光禄大夫㊂乔历尚书郎㊁江夏相㊂从桓温平蜀,封湘西伯㊁益州刺史㊂ [3]二是记录传主的德行㊁才能㊁政绩等㊂‘荀氏家传“记载荀彧德行周备,名重天下,海内英俊咸嘉焉 [4];荀悦年十二能说‘春秋“ ;荀爽幼而岐嶷,大学㊁儒林咸叹服之㊂‘殷氏世传“记载殷褒为荥阳令,先多淫雨,百姓饥馑,君乃穿渠入河四十余里,疏导原隰,用致丰年,民赖其利,号曰殷沟而颂之㊂三是记录传主的风韵㊁神貌等㊂‘荀氏家传“记载荀貌之受人敬重, 仰之如日月,敬之如神明,爱之如父母,乐之如时雨 [4]㊂然诚如刘知幾所言,家传之撰写是为了奕世载德 , 思显父母 [5],故家史人谀而善溢真 ,其中多为赞宗阀㊁表官绩 [6]之语㊂㊀㊀其次,族谱㊂在家传的基础上,魏晋南北朝时期还产生了以家族世系为脉络,把家族中所有族众都贯串起来,并明晰其血缘关系的族谱,如‘阮氏谱“‘袁氏世纪“‘荀氏谱“及‘谢氏谱“等㊂司马彪‘续汉书“亦非常注重世系,在现存不多的史料中,仅家族附传就有二十篇㊂例如,在现存‘袁安传“佚文中,司马彪不仅记载袁安之事,所谓安质性清严,不交异类㊂为功曹,奉檄谒从事 ,还附记其孙及曾孙诸人事迹, 袁彭字伯楚,祖父安㊂历631第40卷第11期河南图书馆学刊2020年11月广汉㊁南阳太守㊂顺帝初为光禄勋㊂行至清,为吏粗袍粝食,终于议郎 ; 汤字仲河,累迁司徒㊂汤有子成㊁逢㊁隗㊂成左中郎将;逢字周阳,灵帝时为司空;隗字次阳,亦至司徒㊁太傅,封都乡侯,四叶五公 [7]㊂这一特色的形成实与晋代重门第的世风颇有关系㊂因门阀士族最注重门第㊁血统㊁婚宦,其勋阶阀阅和门第高低的评定,端赖于对其祖宗世系的追述 [8]㊂加之司马彪又出生于皇族,对于家族世系必然愈发重视㊂㊀㊀此外, 薄状谱牒也是为了选授官员而修纂的谱牒,这类谱牒往往按士族姓氏和郡望排列,详列家族成员的名字㊁官位及血缘关系,以方便官员选授,所谓考之簿世,然后授任 , 有司选举,必稽谱籍 [9]㊂刘湛的 ‘百家谱“二卷 [10],即属于此类谱牒,又史载晖业之在晋阳也,无所交通,居常闲暇,乃撰魏藩王家世,号为‘辨宗室录“,四十卷,行于世 [11],亦是此类著述㊂㊀㊀再次,名人传记㊂中原地区大量名人传记的出现,也是受门阀政治的影响,主要有先贤传(耆旧传)㊁列女传㊁孝子传㊁名贤传㊁忠臣传㊁高隐传等㊂其中,先贤传或耆旧传所记多为乡邦先贤㊁耆旧节士的事迹,如周斐的‘汝南先贤传“㊁苏林的‘陈留耆旧传“㊁陈英宗的‘陈留先贤像赞“等,其目的在于矜其乡贤,美其邦族 ,故所记主要是官吏和高贤㊂名人传记侧重于记载官吏的操守或政绩,如‘陈留耆旧传“记载死后仅有阑舆一乘,白马一匹的洛阳令董宣;侧重于记载高贤的品行和个性,如‘汝南先贤传“中有奉养母,甘口之物,不敢先尝 , 恐中毒,乃尝其吐 , 母生疮出脓,以口嗽之的蔡顺等㊂孝子传是专门记载士人孝行事迹的传记,如郑辑之的‘孝子传“㊁师觉授的‘孝子传“㊁刘虬的‘孝子传“等㊂列女传则比较生动地反映了我国古代女性的社会生活状况,代表作有赵姬的‘列女传解“㊁荀勖的‘大列女图“‘小列女图“(列女图下通常有人物小传)㊁庚仲容的‘列女传“㊁常景的‘列女传“等㊂名贤传多以记载名士任诞放达之行为和高洁傲俗之志节为主,代表作有袁宏的‘名士传“等,如丧亲时散发箕踞,旁若无人的阮籍; 不喜见俗人,傲然无营,家无儋石之储的阮修等㊂忠臣传的代表作有钟岏的‘良吏传“㊁元怿的‘显忠录“等,主要记述传主恪勤恭俭的从政业绩或忠烈节义的行为㊂高隐传则主要记载隐士的事迹,代表作有阮孝绪的‘高隐传“㊁袁淑的‘真隐传“㊁周弘让的‘续高士传“等㊂2㊀民族意识与中原史学㊀㊀魏晋南北朝时期,国家长期处于分裂状态,民族关系错综复杂,社会矛盾异常尖锐㊂在这样的政治背景下,中原史家普遍怀有一种强烈的民族忧患意识㊂西晋时期,中原史家江统作‘徙戎论“,纵论古今,列举少数民族为患中原的事实,申述内诸夏而外夷狄的观点㊂鉴于当时中原地区民族杂居及社会动荡的现实,江统提出将关中地区的蛮夷戎狄全部迁回原地, 申谕发遣,还其本域 [12],使汉族与少数民族互不相扰,各安生计㊂范晔作‘后汉书“亦极力强调少数民族对中原皇朝的威胁 [13],所作‘西羌传“,将少数民族的侵扰视为心腹大患,其言曰: 羌虽外患,实深内疾,若攻之不根,是养疾疴于心腹也㊂针对张奂所提出的戎狄一气所生,不宜诛尽,流血污野,伤和致妖论点,范晔直接评论说: 是何言之迂乎! 尽管以江统㊁范晔为代表的中原史家关于民族关系的认识没有跳出传统的夷夏观念,对于民族融合的历史事实也认识不足,但却从另一个角度展现了中原史家在复杂民族关系背景下对专制国家处理夷夏问题的忧虑㊂这种忧虑促使人们关注史学,希望从历史的总结中汲取治国安邦的经验教训,因此这一时期的中原史学表现出浓厚的史学经世情结㊂㊀㊀范晔撰‘后汉书“的目的是欲因事就卷内发论,以正一代得失 ,其力图在‘后汉书“中展示精深意旨 ,以总结出一些具有规律性的历史经验㊂‘后汉书“中多次出现诸如夫能得众心,则百世不忘矣盛德必百世祀宽则得众等语㊂范晔还指出,兴亡并非一蹴而就㊂自古丧大业绝宗禋者,其所渐有由矣㊂以宦官为例,从中官始盛到手握王爵,口含天宪 ,再到权归宦官,朝廷日乱 ,范晔清楚地看到宦官乱国是一个渐变的过程,并由此得出结论: ‘易“曰: 履霜坚冰至㊂云所从来久矣㊂今迹其所以,亦岂一朝一夕哉! 该结论不可不谓卓识㊂㊀㊀司马彪著‘续汉书“,将书时事,载善恶以为沮劝,撮教世之要的著史原则作为指导思想㊂在具体撰写的过程中,司马彪十分注重善恶俱书,以资鉴戒㊂他批评汉武帝好大喜功,在官制上多所改作,然而奢广,民用匮乏的恶政,推崇光武帝务从节约,并官省职,费减亿计,所以补复残缺,及身未改,而四海从风,中国安乐者也的善政㊂司马彪还对秦始皇㊁汉武帝的大规模封禅活动进行了严厉批评,731马小能: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原史学的特点∗㊀认为这些大规模的封禅活动,违背天道质诚 ,所谓帝王所以能大显于后者,实在其德加于民,不闻其在封矣 [14]㊂以上论述展现出司马彪惩恶扬善㊁旨在沮劝和教世的史学思想㊂㊀㊀明乎得失之迹是王隐撰述晋史的指导思想,其言曰: 君子疾没世而无闻,‘易“称自强不息,况国史明乎得失之迹㊂面对天下大乱,旧事荡灭的社会现实,王隐感到必须将所闻所见记述而有裁成 ,以明乎得失之迹㊂也就是说,王隐欲借撰写‘晋书“,成一家之言,究晋之得失成败,以之垂戒㊂干宝作‘晋纪“则在荀悦立典有五志的基础上,提出史书还应包括体国经野之言用兵征伐之权等与国家兴亡息息相关的内容㊂干宝在‘晋纪总论“中总结了历史上的成功经验和失败的教训,希望统治者能够鉴前朝得失,以谋成功之术㊂他指出晋宣帝能够知人善采拔 ,故贤愚咸怀,小大毕力 ;晋景帝和文帝能够咸黜异图,用融前烈 ,晋武帝能够重言慎法,仁以厚下,俭以足用,和而不弛,宽而能断㊂正是因为这样,宣㊁景㊁文㊁武四帝政绩斐然, 民咏惟新,四海悦劝 , 民乐其生,百代之一时也 ,其用意无疑是希望东晋统治者能够以宣㊁景㊁文㊁武为榜样,以宽仁治国㊂3㊀玄学与中原史学㊀㊀玄学兴盛于魏晋时期,持续发展于南朝,其特征是用老庄思想解释儒经,并且只把儒经作为一种凭借,重点不在疏通经义,而在发挥注释者自身的见解 [15]㊂由此可知,这一哲学思潮注重对玄妙之理的辨析㊂在玄学的影响下,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中原史学明显带有援玄入史的倾向㊂袁宏㊁范晔㊁司马彪堪为其中的代表㊂㊀㊀袁宏的‘后汉纪“带有鲜明的玄学特色,所谓夫君臣父子,名教之本也 ,看似有浓厚的儒家色彩,但在讨论这一问题时,袁宏用天地之性自然之理等理论,论证了君臣父子这一儒家政治伦理,认为君臣父子的高下尊卑,符合天地之性与自然之理 ,显然带有玄学的痕迹㊂‘后汉纪“品评历史人物,亦带有玄学色彩㊂在袁宏看来, 才气志略,足为风云之器的东汉开国功臣马援,死后之所以遭受怨谤,与其不懂得顺势有关㊂袁宏评论说: 天下既定,偃然休息,犹复垂白,据鞍慷慨,不亦过乎! 也就是说,智者应顺势而为,不应过其才㊂袁宏坚持贵在安静的为政之道,曾曰: 古之有天下者,非欲制御之也,贵在安静之㊂故修己无求于物,治内不务于外㊂ [16]基于此,袁宏指出,尽管三代以后的瞿然政治能成一时之功,但仍与高尚的无为之道(三代以前的穆然政治)相距甚远㊂㊀㊀从司马彪所著的史书可以看出,其对汉武帝多所改作的批判,而对光武帝务从节约,并官省职的盛赞,甚至提出世祖节约之制,宜为常宪 ,就是希望节约之制能成为后世治国的政治原则㊂究其原因,司马彪推崇无为而治,认为圣人不应刻意建立各种功勋以立名,而要顺应自然,无为而治㊂司马彪曾言: 神人无功,言修自然,不立功也㊂圣人无名,不立名也㊂基于此,司马彪提出治大国如烹小鲜 ,统治者应精简机构,减少政令,与民休息,崇尚节约等,以上论述显然都带有玄学痕迹㊂司马彪还曾为‘逍遥游“解题,倡导顺应自然,逍遥无为,以得大道,曾曰言逍遥无为者能游大道也 [17],所蕴含的玄学思想不言自明㊂关于这一点,在范晔‘后汉书“中亦有体现㊂在‘后汉书㊃光武帝纪“中,范晔对光武帝厌武事 , 未尝复言军旅 , 退功臣而进文吏的做法给予了充分肯定,而对东汉的安边政策提出了批评,认为寇敌略定矣,而汉祚亦衰焉㊂4㊀儒学与中原史学㊀㊀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儒家学说逐渐成为我国社会的正统思想㊂自此以后,历朝历代的绝大多数政治家和士人都以儒学为立身行事的指导思想㊂魏晋南北朝时期,虽然玄学发展起来,但儒学对于史学的影响依然深远㊂㊀㊀范晔‘后汉书“对忠义的表彰不绝于书㊂在范晔笔下,有在国统三绝,太后称制,贼臣虎视的情况下据位持重,以争大义,确乎而不可夺的李固,对此,范晔以至矣哉,社稷之心乎相誉;有能树立风声,抗论昏俗,驱驰险厄之中,与刑人腐夫同朝争衡,以仁心为己任,虽道远而弥厉的陈蕃;还有多次上言汉顺帝,力主改革选举的忠贞尽职之臣左雄等㊂对此,范晔极力表彰: 处士鄙生,忘其拘儒,拂巾衽褐,以企旌车之招矣㊂乃至英能承风,俊乂咸事东京之士,于兹盛焉㊂㊀㊀司马彪‘续汉书“带有明显的崇礼倾向㊂司马彪言云: 夫威仪,所以与君臣,序六亲也㊂若君亡君之威,臣亡臣之仪,上替下陵,此谓大乱㊂大乱作,则群生受其殃,可不慎哉!故记施行威仪,以为‘礼仪志“㊂又云: 礼尊尊贵贵,不得相逾,所以为礼也,非其人不得服其服,所以顺礼也㊂顺则上下有831马小能: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原史学的特点∗序,德薄者退,德盛者缛㊂综上所述,司马彪著史的主要目的是要树立君威臣仪 ,帮助君王建立一个以礼为核心的上下有序的等级秩序㊂司马彪在自述作史动机时曾说: 汉氏中兴,讫于建安,忠臣义士亦以昭著,而时无良史,记述烦杂,谯周虽已删除,然犹未尽,安顺以下,亡缺者多㊂也就是说,东汉忠臣义士众多,无论是官修史书‘东观汉记“,还是谢承的‘后汉书“和薛莹的‘后汉纪“等私家著述,都未能很好地将东汉历史记载下来,因此,他要讨论众书,缀其所闻,起于世祖,终于孝献,编年二百,录世十二,综通上下,旁贯庶事㊂㊀㊀干宝‘晋纪“在荀悦立典有五志的基础上,提出史书应包括忠臣烈士孝子贞妇之节等内容㊂为了纠正玄风所带来的弊病,干宝还提出以儒家思想匡时救世,主张以德治民,认为德治好坏关乎国家兴亡,强调君子要动以成德,无所苟行㊂他提出恢复礼制,强调忠信笃敬的伦理道德,认为言必忠信,行必笃敬,然后可以取信于神明,无忧于四海也㊂他还提倡妇德, 天不地不生,夫不妇不成 ,指出女躬四教,然后可以配君子 ,号召女德光于夫 ,鼓励妇女努力修习女德㊂当然,干宝的这些主张基本上都是儒学道义,对于当时的社会现实来说,颇显苍白无力㊂㊀㊀此外,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原史学的研究领域亦呈现出进一步扩大的态势,出现了方志㊁史钞㊁史论等著述㊂其中,方志多为记志 , 记类有阮籍的‘宜阳记“㊁潘岳的‘关中记“㊁郑辑之的‘东阳记“‘永嘉郡记“㊁王隐的‘晋书地道记“等;志类有江敞的‘陈留志“等㊂这些方志具有补史之缺,参史之错,详史之略,续史之无[18]的功用㊂这一时期的钞撮之风业已成为我国文化史上的一大特色㊂‘隋书㊃经籍志“云: 自后汉已来,学者多钞撮旧史,自为一书㊂就其编纂形式而言,一是专钞一史者 ,如梁员外散骑侍郎袁峻钞‘史记“‘汉书“各为二十卷 [19]㊂二是合钞众史者 ,如南朝梁阮孝绪作‘正史削繁“九十四卷㊂钞撮旧史者或以史传家,或为了教育后代,或为了存史备览,或为了传播历史知识,有力地推动了古代史学在更广泛意义上的普及㊂这一时期的中原史家亦十分重视史论,如袁宏的‘后汉纪“,有论赞55条,总计17,000字左右,占全书篇幅的1/12,评论文字之多,为历代史书所仅见㊂值得注意的是,干宝‘晋纪“还首创总论 ,即综论一代王朝之兴亡得失㊂江统‘徙戎论“则是独立的史论专篇,就其内容而言,所论主要涉及朝代兴亡㊁民族关系㊁宗教思想等方面㊂5㊀结语㊀㊀综上所述,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中原史学不仅成果丰硕,还呈现出不同于其他时代的特点,如:受门阀政治影响,以家传㊁家谱为代表的中原谱牒学呈现出蓬勃发展的局面;受民族忧患意识影响,中原史学带有明显的的史学经世情结;受玄学思潮影响,中原史学带有明显的援玄入史的玄化倾向;受儒家学说影响,中原史学以宣扬忠孝节义的纲常礼教为己任㊂史学研究领域亦呈现出持续发展的态势,带有明显的时代特征和地域特征㊂参考文献:[1]㊀白寿彝.中国史学史:第一册[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57.[2]㊀郑樵.通志[M ].王树民,校点.北京:中华书局,1995:1.[3]㊀刘义庆.世说新语[M ].徐传武,校点.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31,42,305.[4]㊀李昉.太平御览[M ].夏剑钦,王巽斋,校点.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4:178,370,381,450,495,545,647,1020.[5]㊀刘知幾.史通[M ].浦起龙,通释.王煦华,整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212,254,255.[6]㊀王世贞.弇山堂别集[M ].北京:中华书局,1985:361.[7]㊀司马彪,撰.汪文台,辑.续汉书[M ].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87:251-252.[8]㊀庞天佑.门阀士族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史学[J ].湛江师范学院学报,1994(3):74-79.[9]㊀欧阳修.新唐书[M ].北京:中华书局,1975:5677.[10]㊀魏征.隋书[M ].北京:中华书局,1973:962,988.[11]㊀魏收.魏书[M ].北京:中华书局,1974:448.[12]㊀房玄龄.晋书[M ].北京:中华书局,1974:1529,1534,2141,2142,2143.[13]㊀白寿彝.中国通史[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14.[14]㊀范晔.后汉书[M ].北京:中华书局,1965:1,508-509,2042,2094,2095,2538,2900,2901,3101,3202,3205,3555,3640.[15]㊀任继愈.中国哲学发展史(魏晋南北朝)[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628.[16]㊀袁宏.后汉纪[M ].张烈,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02:167,281,509.[17]㊀郭庆藩.庄子集释[M ].北京:中华书局,2016:2,22.[18]㊀章学诚.章学诚遗书[M ].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619.[19]㊀姚思廉.梁书[M ].北京:中华书局,1973:689.(编校:孙新梅)931马小能: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原史学的特点∗。

论魏晋南北朝的文化背景与文学发展特点

论魏晋南北朝的文化背景与文学发展特点论魏晋南北朝的文化背景与文学发展特点摘要：魏晋南北朝指的就是从东汉建安时期到隋朝统一中国中间大概四百年的历史时期。

这个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的大动荡时期，社会矛盾十分复杂尖锐，这也促进了思想的大解放，文化的大发展，也为文学的发展提供了更多的发展可能性。

在这个漫长的时期内由于统治政权不稳定，各个利益集团明争暗斗，导致了很多受过教育的有才华的文人雅士得不到赏识和重用，甚至有许多人因为政治理想和统治者的意见不同而获罪，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这个历史时期诞生出来的文学作品也因为其独特的历史背景具有其特殊的文学特点。

关键词：魏晋南北朝;历史背景;文学特点一、魏晋南北朝文学产生的背景1.1士族垄断制度对文学产生的影响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一个士族垄断状况特别严重的历史时期，士族阶层拥有很高的社会地位和很大的政治权利，他们在政治上进行垄断，家族内世袭贵族，许多出身贫寒没有社会地位的文人往往怀才不遇，得不到晋升的机遇，无法施展胸中的抱负，这种严苛的社会现象造成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学作品呈现出很多对士族的不满和庶族期望得到晋升、掌控政治权利的情绪特点。

1.2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学思想状况魏晋南北朝时期虽然存在政治垄断的畸形社会现象的弊端，但其同时也是中国历史上文学思想飞速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也是在战国时期“百家争鸣”之后文学思想最为活跃的时期。

在这个时期儒家思想已经逐渐式微，社会混乱碰撞中产生出了许多新的人生观、价值观、社会观。

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上逐渐形成了儒、释、道三足鼎立的局势，三个教派都有其大量的信奉者，这一点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学作品中也有明确的体现。

二、魏晋南北朝的文化发展过程魏晋南北朝的文学发展过程总体可以分为建安文学、两晋文学以及南北朝文学三个大时期，这三个时期风格有一定的差异，特殊的社会背景使文学在飞速发展的同时也形成了丰富的风格，具有多样性的特点。

魏晋南北朝文学的开端是建安文学，这个时期最具代表性的文学家就是“三曹”，“三曹”即曹操、曹植和曹丕，除此之外还有“建安七子”以及女文学家蔡琰。

试论魏晋南北朝时期史学的特点

试论魏晋南北朝时期史学的特点。

答：魏晋南北朝时期，史学有了很大的发展，封建史籍取得了独立地位。

这一时期，史书体裁及数量都大量增加。

就体裁而言，除了传统的纪传体之外，又出现了方志体、史注体、人物传记及宗教类史籍等。

这一时期史料的特点：
1、正史在各种史料中占最重要的地位
在全部的二十四部正史中，关于魏晋南北朝的正史就有十二部，
它们是：《三国志》、《晋书》、《宋书》、《南齐书》、《梁书》、《陈书》、《魏书》、《北齐书》、《周书》、《南史》、《北史》、《五代史志》（唐太宗于贞观十七年（643年）命褚遂良等人修撰梁、陈、北齐、北周、隋五朝典章制度的《五代史志》，李延寿也参加了该书的编撰。

经过十二三年的时间，《五代史志》于唐高宗显庆元年（656年）成书。

《五代史志》共十志三十卷，后并入《隋书》刊行，其中的《经籍志》成于李延寿和敬播之手，记录了从古代到隋朝的历代著作。

《经籍志》亦简称《隋志》，是专指《经籍志》而言的。

《经籍志》正式创立了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法，对后世书籍的分类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这些都是研究魏晋南北朝史的最基本的史料。

2、私人著述很多
在十一部正史中，有一些是私人修撰的，如《三国志》、《宋书》、
《周书》、《梁书》、《陈书》、《北齐书》等，这就有利于提高史料的真实性。

3、各种体裁的史书大量增加
如，除了纪传体之外，又出现了史注体、方志类、人物传记及宗
教类史籍，从而为研究魏晋南北朝史提供了非常丰富的资料，不用再为缺乏史料而苦恼了。

魏晋南北朝在历史发展中有什么重要特征

魏晋南北朝在历史发展中有什么重要特征一、社会大分裂魏晋南北朝时期,大分裂成为社会发展的主流.除西晋短期统一以外,魏晋南北朝多数时间处在分裂割据状态,或三国鼎立,或南北对峙.南北对峙下的南方和北方,又时常呈现不同的分裂割据局面.秦汉时期的豪强地主发展成为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土族地主.魏晋南北朝的社会大分裂,也不是绝对的.分裂背景下又孕育着统一的因素.魏、蜀、吴三国实现了局部范围的统一,十六国北朝时黄河流域曾先后出现过前秦、北魏和北周的三次统一,东晋南朝虽然朝代更替频繁,但南方相对统一.这些统一因素的存在,为隋唐统一鼎盛局面的出现创造了条件.为结束分裂混战局面,魏晋南北朝时期统治阶级中的一些人物,进行过不同程度的努力.曹操、诸葛亮、祖逖、王猛、刘裕、北周武帝等都是为统一做出过贡献的人物.分裂割据状态下,战乱频仍,各地交通阻隔,不利于经济、文化的交流与发展.魏晋南北朝时期北方农业的严重破坏、商业经济的衰退是分裂割据带来的后果.但是在个别情况下,这种因果关系并不是绝对的.例如,三国鼎立时期,国家虽然分裂,但比起东汉末年的割据混战,战争已经大为减少,魏、蜀、吴在各自的统治区域内大力发展生产,南北人民都得到了恢复和发展经济的机会.同时,在三国政治、外交舞台上,上演一幕幕历史活剧,充满了生机.总之,统一固然比分裂要好,但不能绝对化,对具体的情形要做具体的分析.二、民族大融合魏晋南北朝民族融合的出现,并非偶然,它是秦统一中国以后几百年间,我国各民族形成发展、相互交流和相互影响的结果.“多民族的统一”,是对秦汉王朝的高度概括,“多民族的融合”,构成了魏晋南北朝社会大分裂之外的又一大时代特征.两汉时期汉匈之间的和战,增进了双方的交往与了解,为魏晋南北朝时期匈奴迁居内地、建立少数民族政权,最后与汉族融合,提供了条件.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原地区长期割据混战.边疆地区的各少数民族获得了较大发展.特别是北方的匈奴、鲜卑、羯、氐、羌,趁西晋末年“八王之乱”,纷纷迁居内地,一些少数民族的贵族,还先后建立起政权.如西晋末年,匈奴贵族刘渊,乘“八王之乱”据有并州,建立了“汉”政权,羯族首领石勒建立了“后赵”政权,十六国之中,除了前凉、西凉和北燕为汉族人建立以外,其他都由迁居内地的少数民族建立.北朝中的所有政权,也都是迁居内地的西北、北部少数民族建立.这一时期其他地区的少数民族,如南方的越族、西南地区的夷人,也都与内地封建王朝有过或多或少的接触.经过长时间的杂居相处,共同经历割据混战的苦难,各族人民之间增进了了解.民族界线越来越小,社会上出现了民族大融合的趋势.这种民族大融合的趋势,在北方表现得最为明显.北魏孝文帝顺应这一历史潮流,采取措施进行改革,客观上促进了少数民族的汉化和封建化,促进了北方民族大融合局面的出现.当然,促进民族融合局面出现的因素很多,我们之所以肯定北魏孝文帝改革,主要是他具有远见卓识,认识到历史发展的趋势并积极地顺应这种趋势,有利于社会的安定和历史的进步.经过民族融合,许多以往的民族消失了.像自公元前3世纪以来叱咤中国北方的匈奴族,到南北朝后期已经不见其名.经过魏晋南北朝的民族大融合,中华民族增添了新的血液,内地经济生活中增添了新的成分,文化更加丰富多彩,北方少数民族统治者创立的均田制、府兵制等都为以后的中原王朝所沿用,这些都为下一个繁荣时代的来临创造了条件.三、门阀大政治魏晋南北朝时期,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遭到破坏,门阀士族制度占据统治地位,形成这一时期特有的政治面貌.门阀世族是东汉以来豪强地主的进一步发展.门阀世族统治影响至魏晋南北朝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社会风俗等各个方面,是这一时期除社会大分裂、民族大融合之外的第三大特点.九品中正制保证了门阀世族的政治特权,东晋和南朝前期,是门阀世族的鼎盛时期.北魏孝文帝采取汉化政策,在北方豪门大族的基础上,建立了北方的门阀世族制.魏晋南北朝时期,士族和庶族在法律上没有明确的不平等的条文规定,但事实上是不平等的.那时,士族政治上拥有特权,清官要职被士族垄断；经济上拥有庄园,占有大量土地人口,还经常与官府争夺劳动力人口；文化上家学传承,占据垄断地位,还大兴谱牒之学,崇尚清谈玄学,善长书法、绘画等艺术；社会上不与庶族通婚往来等等.士族把特大权,却不愿涉身实务,在优容奢侈中腐朽衰落.世族门阀统治,不仅直接导致西晋时的八王之乱,而且败坏了社会风气,对魏晋南北朝的历史发展产生了消极影响.四、江南大开发黄河流域是中国开发最早的地区,人口集中,经济文化发达,成为最早的经济重心.秦汉时期,南方经济明显落后于黄河流域. 六朝时期,特别是东晋南朝,江南经济较大的开发.这一时期,规模大、破坏性较大的动乱多发生在北方,而且战乱局面持续时间很长,南方则相对安定,西晋末年以后,上百万北方人口南迁,充实了江南的劳动力,带去了先进的生产技术；南方少数民族与汉族融合,加速了当地经济的发展,一些统治者推行了劝课农桑、奖励耕积、安抚流民、兴修水利及有利于农业发展的政策,江南经济发展迅速.江南土地大量开垦,耕作技术进步,农田水利兴修较多,农作物品种增多,单位面积产量提高.江南农业的开发从江东扩展到整个长江流域进而波及岭而和闽江流域.江南丝织业、制瓷业、造纸业都有不小的发展,南方商品经济也相对比较活跃.江南经济开发使南北经济趋向平衡,为以后我国经济打下了基础.五、佛教大盛行佛教起源于印度,西汉末年传入中国,东汉时在国内逐渐传播,魏晋南北朝时期盛行.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动荡,战乱连绵,南北方政权更替频繁,穷苦百姓在苦难中挣扎,渴望找到一条精神解脱的道路,佛教宣传的轮回转世和因果报应等思想,把人们的眼光从痛苦的现实转移到无法验证的来世幸福上,让痛苦的百姓在渺茫的“来世”消除死亡的威协和流亡的苦痛,从中得到虚幻的慰藉.而儒家经学的迂腐没落,玄学又只能在士人中坐而清谈,民间的道教又往往成为农民组织的工具.多事动乱之秋,自己都感到世事无常,佛教很快就被统治者接受,并极力宣扬,用它来加强思想控制,维持统治秩序,正如刘宋文帝说只要百姓皈依佛教,“则吾生致太平,夫复何事!”统治者为宣扬佛教,北方开凿石窖,南方修建寺院.佛教有较广泛的信徒,也出现了不少名僧.中亚和印度等南亚的哲学、逻辑学、医学、语言学,艺术成就以佛教、佛学为载体进入中国,丰富了中国的精神文化,佛教盛行对中国的传统文化的发展产生了积极作用,但也给当时的社会带来了严重的危害,因此兴佛与反佛的斗争也就不足为奇了.。

中国史学史第9课

中国史学史第九课：魏晋南北朝史学武少民（一）[教学内容]魏晋南北朝史学在发展中出现了以下特点，表现在史部著作的独立、史官制度发展、史书数量剧增而且种类繁多、编年体与纪传体两者并重相辅而行、谱牒之学与佛教道教史学出现。

魏晋南北朝时期，皇朝史撰述出现了高潮，此外适应时代的特点，史学研究领域进一步拓展。

一、魏晋南北朝史学发展的特点1．史部著作的独立从典籍的分类来看，史学著作摆脱了隶属于《春秋》、作为经部附属品的地位而独立了。

这也就意味着，史学从而成为独立的学科。

西汉刘向所作《别录》，刘歆所作《七略》，皆将史书附于经部。

西晋时期，秘书监荀勖著《中经新簿》，将所有图书分为甲乙丙丁四部，历史书属于丙部。

东晋元帝时，著作郎李充重新进行图书分类，把“史记”类（即史书类）分属“乙部”，仅在“五经”类（甲部）之后，从而提高了史书在图书分类中的地位。

南朝时期谢灵运《四部目录》、谢胐《四部书目》、任昉《四部书目录》等，都沿用了这一分类。

阮孝绪《七录》又把史部详细分为12目。

其后，《隋书·经籍志》再将史部分为13类。

史书独立分类，排列次序提高，内部再加详细分目，说明史书增多，人们对史书的重要性也有了更充分的认识。

2．史官制度发展，设置专职史官魏晋南北朝史学特点，是继承先秦以来太史记录当代史事的传统而加以改革，设立专职史官，不再兼管天文历法，四百年间没有中断。

魏太和（227—232）中始置专职的著作郎一人，协助著作郎的有佐著作郎，宋以后改名著作佐郎。

南北朝皆沿魏制，而名称和人数各代略有出入。

齐梁陈又另设置修史学士，也称撰史学士。

这些史官认真负责，撰写了大量史书，“史官之尤美，著作之妙选”（《史通·史官建置》）。

魏晋南北朝包括十六国割据局面下修史事业的兴旺发达，与史官的勤奋撰述，是紧密相连的。

3．史书数量剧增、种类繁多魏晋南北朝史学特点，表现在史书数量剧增、种类繁多，这可以从《汉书·艺文志》与《隋书·经籍志》著录史书的比较中看出。

1、下载文档前请自行甄别文档内容的完整性，平台不提供额外的编辑、内容补充、找答案等附加服务。
2、"仅部分预览"的文档,不可在线预览部分如存在完整性等问题,可反馈申请退款(可完整预览的文档不适用该条件!)。
3、如文档侵犯您的权益，请联系客服反馈,我们会尽快为您处理(人工客服工作时间：9:00-18:30)。

浅谈魏晋南北朝史学发展的特点魏晋南北朝这四百年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发展时期，也是中国史学不断成长时期。

这是一时期，虽然政治上分裂割据，纷争攘扰，但并非漆黑一团的黑暗时期。

经济上，中国广大南方地区得到开发，为唐宋以后的经济繁荣打下坚实基础。

文化上，哲学、文学、艺术、科学无不闪烁着耀眼光芒，展现着这一时期特有的风格。

当然，史学也不例外，在中国史学史上书写了浓密重彩的一笔，展现了这一时期特有的史学魅力，为以后中国史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其一，皇朝史撰述的兴盛和谱学之书的大量涌现。

这一时期的时代特点对史学有重要影响。

一方面，政治上的变动，出现了或几个封建王朝并存或南北皇朝对峙。

在这一过程，门阀地主形成发展，逐渐代替前一时期的世家地主，成为政治上占据主要统治地位的阶级。

门阀地主或由东汉世家大族发展而来，或是魏晋豪强地主得势演变而来，不论哪一种情况，都必有一个相当长时期的家族声誉积累的过程。

门阀统治的特点，是以家族结构同封建经济、政治的密切结合。

这一形势推动了皇朝史撰述的繁荣。

皇朝史撰述的目的，大约有二：一是以史为鉴，总结历史得失，以资政事；二是强调和明确自己的正统地位。

《隋书·经籍志》称：“一代之史，至数十家。

”南宋史家郑樵对这种统治形式有如下的概括：历代并有图谱局，置郎、令史以掌之。

仍用博通古今之儒，知撰谱事。

凡百官族姓之有家状者，则上之官，为考定详实，藏于秘阁，副在左户。

”这都是皇朝史撰述的具体写照。

关于晋史撰述，今可考者，共有23种，出于晋人所做12种，出于南朝宋、齐、梁三朝11种。

关于十六国历史的著述多是当时人及北朝人所做，少数为东晋南朝人所做，清代及近人所考，其数凡29种，多分记十六国各朝史事，其中以崔鸿的《十六国春秋》最为著名。

《魏书--崔光转》、唐修《晋书》也多参考其书。

关于南朝史，世家修史之风更为盛行，一共22种。

这一时期皇朝史撰述的高潮，表明史学在封建社会意识形态领域的地位愈加重要；同时也表明，史学反映的历史文学传统，即使在纷争割据时期，任然是连接人们思想的重要纽带。

另一方面，门阀在政治中的统治地位让他们他们十分强调嫡庶、门第、家族观念，在婚姻、选官、交友、品评人物等等的社会生活中，十分强调门当户对。

这就直接推动了家史的发展。

家史、碟谱和各种名目的别传大量涌现，是这一时期社会历史特点在史学领域的突出反映，是门阀的政治要求和意识形态在史学上的表现形式。

如郑樵《通志·氏族略》序所说：“自隋唐而上，官有簿状，家有谱系。

官之选举，必由于簿状；家之婚姻，必由于谱系。

”《魏书》崔玄伯、穆崇、李顺、裴叔业等人的传，于一卷之中，父子兄弟祖孙连续叙述，有时多达二十余人。

《北史·魏收传》：“（杨）愔尝谓收曰：‘此不刊之书，但恨论及诸家枝叶亲姻，过为繁碎，与旧史体例不同耳。

’收曰：‘往因中原丧乱，人士谱牒遗逸略尽，是以具书其枝派。

望公观过知人，以免尤责。

’”魏收写列传，是有意识地要保留谱牒中的材料，也就为的是表述名门世族的门第渊源。

其二，地方史、民族史和中外交流、域外交通的记述。

这一时期的另一时代特点是民族间的长期斗争，伴随着民族的大规模流动和人口的大规模迁移，伴随着大批劳动人手的南迁和中原先进技术的传播，因而民族融合加深，中外交流发展。

中国关于地方史志的撰述，可追溯到《周礼·职方》《尚书·禹贡》《山海经》等。

在班固《汉书·地理志》时，已使用过地方志的材料。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地方志撰述有了很大的发展。

魏晋南北朝时期出现的地方志很多，但存者很少，唯有《华阳国志》一书，历1600余年独放光辉。

《华阳国志》原作《华阳国记》。

是一部专门记述古代中国西南地区地方历史、地理、人物等的地方志著作，由东晋常璩撰写于晋穆帝永和四年至永和十年（348—354年）。

此书与《越绝书》为我国现存最早的地方志。

“华阳”一名，最早见于《尚书·禹贡》：“华阳黑水为梁州。

”意思是说梁州东至华山之阳，西至黑水之滨。

常璩在《华阳国志·序志》中将汉水作为华阳地区的标志。

其所记地区为《禹贡》九州之梁州，其地因在华山之阳、汉水之南而得名为“华阳”。

它记载了公元四世纪中叶以前，今四川、云南、贵州三省以及甘肃、陕西、湖北部分地区的历史、地理。

此书体制完备，内容丰富，考证翔实，史料可靠，是研究古代西南地方史和西南少数民族史以及蜀汉、成汉史的重要史料。

《华阳国志》全书十二卷，约十一万字。

全书内容，大体由三部分组成：一至四卷主要记载巴、蜀、汉中、南中各郡的历史、地理，其中也记载了这一地区的政治史、民族史、军事史等，但以记地理为主，其类似于“正史”中的地理志；五至九卷以编年体的形式记述了西汉末年到东晋初年割据巴蜀的公孙述等四个割据政权以及西晋统一时期的历史；十至十二卷记载了梁、益、宁三州从西汉到东晋初年的“贤士列女”。

常璩将历史、地理、政治、人物、民族、经济、人文等综合在一部书中，这点无论是从体例上还是内容上，都具备了方志的性质，但又明显区别于传统方志只偏重于记载某一地区的特点，这种区别，正是常璩之《华阳国志》在中国方志史上的一个伟大创举，也是《华阳国志》千百年来能挺拔于方志之林并成为方志之鼻祖的主要原因之一。

关于中外交流、域外交通的记述，是跟佛教盛行和大量僧人西行求法有关。

据《高僧传》《续高僧传》《出三藏记》记载，从西晋建始到刘宋灭亡200年间，西行求法的僧人日益增多，而得以生还的僧人往往把自己在沿途的所见所闻记录下来，成为这一时期关于中外交流、域外交通记述的重要记载。

此外，法显的《佛国记》慧皎的《高僧传》都是了解中外联系的重要作品。

总之，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史学呈现出了多元化的发展趋势，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在种类上都有一个量的提升和质的飞跃，在中国史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