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魏晋南北朝时期史学多途发展原因论文
略论魏晋南北朝时期史学多途发展的原因
略论魏晋南北朝时期史学多途发展的原因作者：李金营来源：《读写算》2011年第16期【摘要】魏晋南北朝时期动荡的社会环境为中国史学的发展提供了一个机遇，形成了史学多途发展的总特点。
这种特点是由多种因素促成的，本文就统治者的重视、史官制度的发展、史料的储备、私人修史的盛行及门阀氏族制度的影响等方面进行了论述，阐述了这个时期史学多途发展的原因。
【关键词】魏晋南北朝；史学；多途发展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大动荡、大变革的时期。
在其370年的历史中，经历了魏蜀吴三国鼎立，西晋统一，东晋南北朝十六国这样一个政权更换频繁、社会动荡不安的历史时期。
而正是这种政治斗争激烈、社会矛盾尖锐的社会环境为这个时期史学的发展提供了一个机遇，形成了史学多途发展的局面，使中国史学走上了由初步发展到渐趋成熟的道路。
对于这个时期的史学发展，晚清学者梁启超曾评价说：“两晋六朝，百家芜秽，而治史者独盛，在晋犹然。
”[1]那究竟是什么原因促成了魏晋南北朝史学发展，形成了这种史学多途发展的局面呢。
这并不是一个简单的过程。
首先，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统治者对史学的重视。
不仅汉族统治者重视，而且少数民族政权中也开始出现以本民族及其政权为中心内容的史学专著介绍本民族的起源、发展和建国等历史状况，以标榜自身政权的合法性、正统性。
除了编修本国史书以彰显自己的功德外，新建立的王朝往往还会编纂前朝的历史，分析总结其灭亡的经验教训，作为统治天下的龟鉴。
这也成为断代史编写成风的一个重要原因。
其次，史官制度的发展。
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古代史官制度向史馆制度过渡的时期。
无论汉族政权还是少数民族政权大都设置了史官。
著作官在此时建立并得以发展，它主要有皇帝直接任命，或由中书监、秘书监或吏部官员任命，或他官兼任。
而曹魏政权始置不兼他职的专任史官。
《晋书•职官志》记载说：“著作郎，周左史之任也……魏明帝太和中，诏置著作郎，于此始有其官，隶中书省”。
此后，《史通•史官建置》和《通典•职官八》都有相关记载。
第三章史学的多途发展——三国两晋南北朝史学-副本
► 萧子显(487年—537年)是梁朝时人
► 南齐历史二十三年，此书写了五十九卷，有纪、传、 志特别是记载了许多佛教的情况以及佛教与道教相 争的情况，是研究宗教史的重要资料。该书缺憾是 无食货志。
► （六）魏收《魏书》
► 魏收(506年—572年)北魏到北齐时人
► 《魏书》130卷，是二十四史中较好的一部
► 弊：（一）专职史官设立，易受皇帝宰相的控制， 往往有顾虑，美饰与前朝有关的人物，歪曲事实。 （二）史官品级不高，但在社会上有重要的学术地 位，许多人争做史官，以博得好名声，但他们对史 学不热心，不到社会上作调查，只是例行公事，在 官府搜集材料，编成史书，使得史书内容不丰富， 质量不高。（三）史官人选未必得当，有的没有修 史才能也任史官，有称职的史官在宰相大臣的牵制 下也难以发挥才能。或者由于史官意见不一，使有 史学才能的人难以发挥。
► 七、史注的发展
► 文字注解：西晋杜预《春秋左传集解》、三国吴韦昭《国语 解》、刘宋裴骃《史记集解》。文字注解主要包括人名、地 名、专有名词、典故。
► 补充史实的注解：裴松之《三国志注》，这是史注发展的很 重要标志。裴松之《三国志注》超出了一般文字的解释，增 加了新的内容，主要有四方面的内容：补缺、备异、惩妄、 论辨。补缺分二，一是三国志记得简略的，予以补详。二是 陈寿漏记的。备异是写各种不同的说法，然后加以自己的说 明。惩妄与备异有联系，惩妄是在备异列出不同说法后驳斥 虚妄的记载，所驳斥的包括陈寿记的。论辩分二种：一是对 包括陈寿在内的各家评论驳斥。二是对别人的编纂加以辩论。
►四、谱学著述的兴盛
►谱学：专门研究家谱、世系的学问。
►五、传记的发展 ►以前的人物传记都在纪传史体书中，这时期
浅谈魏晋南北朝文学成果与影响历史文化论文
浅谈魏晋南北朝文学成果与影响历史文化论文魏晋南北朝之际，中国社会虽处于一种长期的动乱状态，却给学术研究带来了宽松的氛围，以至出现了百家争鸣、诸学竞长的局面。
在此期间，曹丕、陆机、挚虞、任畴、刘勰等人的文学理论论文、论著相继问世，促进了古代应用文写作理论发展，取得了非常辉煌的成就。
魏晋南北朝是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十分重要的发展阶段，有较多的文论专著、专论问世。
应予说明的是，古人对于文学作品与一般文章(包括应用文)的差异经历了漫长的认识过程，到“五四”时应用文才作为独立的文章体裁提出来，因此魏晋南北朝时期对应用文体的研究并不是以专著、专论的形式出现，而是散见于相关的文论著述之中。
刘勰在《文心雕龙·附会》中提出：“夫才童学文，宜正体制。
”明体才能合体，才能得体。
魏晋南北朝的应用文体研究始于曹丕，经陆机、挚虞、刘勰，就具体论题进行了多角度、多层面的研究，清楚地呈现出继承与发展的历史轨迹，其研究成果与方法都值得总结和借鉴。
曹丕的《典论·论文》是古代文学批评史上第一篇专篇论文，始创“以体论文”的研究方法。
曹丕提出：“夫文本同而末异。
”本同，是就文章的基本规律而言，是各种文体所共有的；末异，指不同的文章体裁有不同的形式特点。
他据此立论进而概括：“盖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
”这些论述在古代文体研究中具有开创意义。
第一，从理论上第一次提出了“末”，把本、未结合起来考察。
这比先秦文史哲浑然一体，对文章、文学也同于学术著作限于本而不及未，有了历史性的进步。
第二，从表现形式的角度探索不同文体的不同特点，以体论文把当时的常用文体区分为四科八类。
由于这四科八类主要是应用文体，这种探索对于应用文体研究同样具有开创意义。
尽管曹丕对不同文体的分析还较为简括，像对奏议、铭诔仅概括为雅、实；或还不够准确，像对诗赋没有触及形象化特点；或还不够深入，只是从形式上考虑，但是，这一探索略引端绪，其后陆机、挚虞、刘勰等人的文体研究，可以说都是在《典论·论文》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第五讲 魏晋南北朝：史学的独立与多途发展(上)
第二、防寒人冒充士族、逃避徭役
• 南齐庶族竟相
– 改注籍状，诈入仕（士）流。昔为人役者，今 反役人。（《南齐书· 虞玩之传》）
• 梁尚书令沈约上言检规伪造家谱的“巧伪 ”
– 臣又以为巧伪既多，并称人士，百役不及，高 卧私门，致令公私阙乏，是事不举。宜选史传 学士，谙究流品者，为左民郎、左民尚书，专 共校勘。所责卑姓杂谱，以晋籍及宋永初景平 籍在下省者，对共雠校；若谱注通籍有卑杂， 则条其巧谬，下在所科罚。 （《通典》三，又 《南史· 王僧孺传》，见《全梁文· 沈约三》） 18
– 东晋末年，豪族，废晋安帝，改国号为楚 – “古无纸，故用简，……今诸用简者，皆以黄纸代之 。”（《太平御览· 文部· 纸》） – 简牍文书从此基本绝迹，纸不仅在民间通用，而且成 为官府文件的载体。 – 东晋后，未见有简牍档案的考古出土，说明纸成为日 常公文的唯一制作材料，完全取代了简牍文书。这一 变化，大大方便了文书的草拟、修改、传递、批阅、 审读、保存、查用，极大地提高了文书工作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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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史学取得独立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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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史书数量与种类的增加
（1）数量 时代 先秦至西 汉 至东汉 至隋 817部 数量 31部 196部 亡书57部 《隋书· 经籍志》 资料出处 姚振宗《廿五史补编》
《汉书· 艺文志》将史书类附着于《春秋家》，凡12部， 552篇。 《隋书· 经籍志》中史部单独排列，达到13种，817部， 13264卷。其中除了少数是东汉、隋朝的作品外，绝大部 分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成就。史学取得独立的地位就在 这个时期。
• 西晋著作郎改隶秘书省，号大著作郎，增至八人：
– “元康二年，诏曰：‘著作旧属中书，而秘书既典文籍 ，今改中书著作为秘书著作。’于是改隶秘书省。后别 自臵省而犹隶秘书。‛秘书郎的职掌为编撰史书（主要 是国史），‚著作郎始到职，必撰名臣传一人。‛ （《 晋书•职官志》）
魏晋南北朝史研究的过去和现在论文
魏晋南北朝史研究的过去和现在论文魏晋南北朝史研究的过去和现在论文中国代史的研究状况，各段很不平衡。
长期以来，周、汉、唐、明诸朝历史最受重视，主要的原因是国家“一统”，有盛世，有英主，有武功，典章制度灿然可观，文化比较发达。
至于分裂时期的历史，历来总是被忽视，因为它往往延续于动乱之中，没有多少可以被称道的文治武功，典章制度也很混杂。
魏晋南北朝的历史，总是处于被忽视、受冷落的地位。
魏晋南北朝时期，当代史料编纂很盛，但都属于别史、杂史、载记之类，而且多出私家之手。
后来正史编纂告成，大量史料也就散失殆尽。
魏晋南北朝历时不过四百年，所含正史却有一志八书二史，如果加上隋书，总数达十二种，占二十四史之半。
这一事实，正好说明魏晋南北朝史料纷繁杂乱，亟须作进一步的综合整理工作。
但是在中国的王朝时期作过这种系统的综合整理工作并取得重大成果的，我认为只有北宋刘恕一人。
经刘恕整理的的这四百年的历史资抖，构成《通鉴》的一部分约一百二十卷。
它揉和了几部正史的主要资料，还增添了一些正史以外的资料，于叙事中首尾相呼，南北对应，极具水平。
《宋史·刘恕传》说：刘恕“于魏晋以后事考证差谬，最为精详。
”这个评价是恰当的。
刘恕以后数百年间，魏晋南北朝史料散佚更甚。
唐宋以下颇富史料价值的笔记小说中，也没有多少魏晋南北朝史料可供钩嵇。
史料整理更无从说起。
乾嘉考据风起，出现了钱大昕、王鸣盛、赵翼等家考史著作。
魏晋南北朝史以其所含正史种类特多，在诸家考史著作中占有较大比重。
此外在正史的补注以及补表、补志中，涉及此段历史的也较多。
乾嘉的务实学风是非常可贵的，这种学风影响下形成的考史、补史著作，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但是乾嘉学者的史学思想缺乏新意，没有导致魏晋南北朝研究的重大发展。
历代关于魏晋南北织史的研究成果不过如此，比之于汉、唐盛世历史来，这块学术园地显得非常荒芜，究其原因，我认为主要是古人囿于其时代水平，不具备理解魏晋南北朝历史的眼光，因而不能从深处思考这段动乱历史的意义和作用，不懂得魏晋南北朝史为什么会孕育、生成出来，为什么又会孕育、生成另一段历史。
小议魏晋南北朝史学的进步性
小议魏晋南北朝史学的进步性如果说中古发展到秦汉时，出现一次飞跃，那么到两晋南北朝时史学内部分支日趋完备，进入空前蓬勃发展时期——进步空前。
此时史学进步性表现在以下六个方面：1.“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官私修史风气大盛自三国魏明帝置著作郎，中国历史上开始有专职修史的史官。
朝廷修史设有专司，表明统治者对史学十分重视。
因此，以下官方修史开始急剧增多，蔚为大观，较前代可以说是盛况空前：有所谓国史，“实录”“起居注”以及典志等其它各类史书代代不绝，卷跌浩繁。
六朝时的边陲少数民族统治者对史学也很重视。
六朝时私人修史较官修更盛。
除史官外，撰写过史书的文人几乎遍布社会的各个文化阶层，史学家之多，繁若星河。
往往一朝历史，既有十几家私人攥述，群起争鸣。
甚至本朝典故，私人亦能系统录载。
由于官私修史风气大盛，遂使魏晋南北朝时期，史书数量种类骤然增多。
史书的体裁五花八门，许多可适应不同需要并可补纪传，编年不足的专门史体都得到长足发展。
人物传记集，当是有许多名目分“耆旧传”、“名士传”、“高僧传”、“道学传”、“列异传”、“七贤传”等，还有一些“内传”、“家传”、“杂传”等类别，如典章制度史，有《隋书·经籍志》所列“旧事篇”、“职官篇”、“仪注篇”、“刑法篇”等多种名目，书名更相互标异，此外，当时已出现少数史评专著，还出现了“通史”名目，他们改变了班固以下断代成史的惯例，通贯下来汇成一史，因其有通贯之意，便被称为“通史”体裁，由于上述可知，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官、私修史之风大盛，中国古代书体裁有长足发展。
2.史学成为独立学科——史学由经学附庸魏晋南北朝、魏晋以降著史者，学著作和私学开始把史学看作独立。
319年，后赵石勒初立国基即设“史学祭酒”一职，史上第一次出现“史学”南朝宋文帝时曾建文、史四学，以著作佐郎何承天，宋末齐初，又明官内设玄、儒、文、史四科。
这表明史学尽管处于末位，已作为独立学科，开始为统治阶级成为独立学科，在当时的目录学上也有反映。
最新浅谈魏晋南北朝史学发展的特点
浅谈魏晋南北朝史学发展的特点
浅谈魏晋南北朝史学发展的特点
魏晋南北朝这四百年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发展时期，也是中国史学不断成长时期。这是一时期，虽然政治上分裂割据，纷争攘扰，但并非漆黑一团的黑暗时期。经济上，中国广大南方地区得到开发，为唐宋以后的经济繁荣打下坚实基础。文化上，哲学、文学、艺术、科学无不闪烁着耀眼光芒，展现着这一时期特有的风格。当然，史学也不例外，在中国史学史上书写了浓密重彩的一笔，展现了这一时期特有的史学魅力，为以后中国史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其二，地方史、民族史和中族的大规模流动和人口的大规模迁移，伴随着大批劳动人手的南迁和中原先进技术的传播，因而民族融合加深，中外交流发展。中国关于地方史志的撰述，可追溯到《周礼·职方》《尚书·禹贡》《山海经》等。在班固《汉书·地理志》时，已使用过地方志的材料。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地方志撰述有了很大的发展。魏晋南北朝时期出现的地方志很多，但存者很少，唯有《华阳国志》一书，历1600余年独放光辉。《华阳国志》原作《华阳国记》。是一部专门记述古代中国西南地区地方历史、地理、人物等的地方志著作，由东晋常璩撰写于晋穆帝永和四年至永和十年（348—354年）。此书与《越绝书》为我国现存最早的地方志。“华阳”一名，最早见于《尚书·禹贡》：“华阳黑水为梁州。”意思是说梁州东至华山之阳，西至黑水之滨。常璩在《华阳国志·序志》中将汉水作为华阳地区的标志。其所记地区为《禹贡》九州之梁州，其地因在华山之阳、汉水之南而得名为“华阳”。它记载了公元四世纪中叶以前，今四川、云南、贵州三省以及甘肃、陕西、湖北部分地区的历史、地理。此书体制完备，内容丰富，考证翔实，史料可靠，是研究古代西南地方史和西南少数民族史以及蜀汉、成汉史的重要史料。《华阳国志》全书十二卷，约十一万字。全书内容，大体由三部分组成：一至四卷主要记载巴、蜀、汉中、南中各郡的历 史、地理，其中也记载了这一地区的政治史、民族史、军事史等，但以记地理为主，其类似于“正史”中的地理志；五至九卷以编年体的形式记述了西汉末年到东晋初年割据巴蜀的公孙述等四个割据政权以及西晋统一时期的历史；十至十二卷记载了梁、益、宁三州从西汉到东晋初年的 “贤士列女”。常璩将历史、地理、政治、人物、民族、经济、人文等综合在一部书中，这点无论是从体例上还是内容上，都具备了方志的性质，但又明显区别于传统方志只偏重于记载某一地区的特点，这种区别，正是常璩之《华阳国志》在中国方志史上的一个伟大创举，也是《华阳国志》千百年来能挺拔于方志之林并成为方志之鼻祖的主要原因之一。关于中外交流、域外交通的记述，是跟佛教盛行和大量僧人西行求法有关。据《高僧传》《续高僧传》《出三藏记》记载，从西晋建始到刘宋灭亡200年间，西行求法的僧人日益增多，而得以生还的僧人往往把自己在沿途的所见所闻记录下来，成为这一时期关于中外交流、域外交通记述的重要记载。此外，法显的《佛国记》慧皎的《高僧传》都是了解中外联系的重要作品。
态史观探析魏晋南北朝史学发展的原因
书八百余部，一万三千多卷，并分史书为十三类：
正史、古史、杂史、霸史、起居注、旧事、职官、仪注、 刑法、杂传、地理、谱系、簿录，其绝大部分产生于 魏晋南北朝时期。梁启超曾指出：“两晋六朝，百 学芜秽，而治史者独盛。”【１１关于这一时期史学发 展的原因，长期以来史学界一直持“乱世多史”的 思维模式来解释。笔者觉得这种解释并不能全面 回答这一时期史学发达的原因。本文欲借助汤因 比文化形态史观，特别是其“挑战一应战”模式来 分析这一时期史学发达的更深层的原因。 一、汤因比的文化形态史观和“挑战一应战” 模式 阿诺德・汤因比在《历史研究》中提出了文 化形态史观，为史学的认识提供了新的范式和视 野。“文化形态史观又称历史形态学（Ｍｏｒｐｈｏｌｏｇｙ
社会的衰落、解体时期本身就是一个社会的 重大变革、转型时期。社会共时性的结构层次在
・收稿日期：２０１０－０８—１３ 作者简介：朱春龙，男，安徽宿松人，安徽大学历史系硕士研究生。
万方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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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庆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２０１１笠
这其中发生着微妙的变化，即社会结构层次的角 色转换。“在社会生活的舞台上，这种创造行为 的‘死对头’直接以两种不同的方式引起社会的 衰亡。首先，在面对任何特定的挑战时，大量削减 扮演创造者角色的候选人的数量，因为他们希望 排除对上一次挑战做出成功应战的人，这些人先
２０１１年２月 第３０卷第２期
安庆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ａｆ Ａｎｑｉｎｇ Ｔｅａｃｈｅｍ
Ｆｏｂ．２０１１ ＶｏＩ．３０ ＮＯ．２
ＣｏＵｏｇｏ（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Ｏｎｃｅ Ｅｄａｉｏｎ）
从文化形态史观探析魏晋南北朝史学发展的原因
朱春龙
（安徽大学历史系，合肥２３００３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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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论魏晋南北朝时期史学多途发展的原因
【摘要】魏晋南北朝时期动荡的社会环境为中国史学的发展提供了一个机遇，形成了史学多途发展的总特点。
这种特点是由多种因素促成的，本文就统治者的重视、史官制度的发展、史料的储备、私人修史的盛行及门阀氏族制度的影响等方面进行了论述，阐述了这个时期史学多途发展的原因。
【关键词】魏晋南北朝；史学；多途发展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大动荡、大变革的时期。
在其370年的历史中，经历了魏蜀吴三国鼎立，西晋统一，东晋南北朝十六国这样一个政权更换频繁、社会动荡不安的历史时期。
而正是这种政治斗争激烈、社会矛盾尖锐的社会环境为这个时期史学的发展提供了一个机遇，形成了史学多途发展的局面，使中国史学走上了由初步发展到渐趋成熟的道路。
对于这个时期的史学发展，晚清学者梁启超曾评价说：“两晋六朝，百家芜秽，而治史者独盛，在晋犹然。
”[1]那究竟是什么原因促成了魏晋南北朝史学发展，形成了这种史学多途发展的局面呢。
这并不是一个简单的过程。
首先，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统治者对史学的重视。
不仅汉族统治者重视，而且少数民族政权中也开始出现以本民族及其政权为中心内容的史学专著介绍本民族的起源、发展和建国等历史状况，以标榜自身政权的合法性、正统性。
除了编修本国史书以彰显自己的功德外，新建立的王朝往往还会编纂前朝的历史，分析总结其灭亡的经验教训，作为统治天下的龟鉴。
这也成为断代史编写成风的
一个重要原因。
其次，史官制度的发展。
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古代史官制度向史馆制度过渡的时期。
无论汉族政权还是少数民族政权大都设置了史官。
著作官在此时建立并得以发展，它主要有皇帝直接任命，或由中书监、秘书监或吏部官员任命，或他官兼任。
而曹魏政权始置不兼他职的专任史官。
《晋书职官志》记载说：“著作郎，周左史之任也……魏明帝太和中，诏置著作郎，于此始有其官，隶中书省”。
此后，《史通史官建置》和《通典职官八》都有相关记载。
《史通史官建置》的记载为：“当魏太和中，始置著作郎，职隶中书，其官即周之左史也。
晋元康初，又职隶秘书。
著作郎一人，谓之大著作，专掌史任。
”《通典职官八》中《著作郎》条的记载也很明确：“魏明帝太和中，始置著作郎官，隶中书省，专掌国史。
”这实际上是我国古代不兼他职的专任史官设置的开始。
[2]晋元康初改隶秘书省,除设著作郎一人外,还有佐著作郎八人,宋、齐以后改称著作佐郎。
佐郎负责博采史料,正郎负责撰修记载。
宋、梁、陈又置修史学士。
十六国虽是少数民族建立的割据政权,但受中原文化的影响,也多有设置史官记载史事者。
而北齐时设立史馆，以宰相兼领，掌兼修国史。
魏收在北齐史馆修史期间,如《魏书自序》所云:“受诏撰魏史,除魏尹,故优以禄力,专在史阁,不知郡事。
”史阁即史馆,有《初学记》卷三冬第四所载《北齐邢子才酬魏收冬夜直史馆诗》可证。
这标志着古代设馆修史之初步形成。
[3]史官制度的发展促进了官修国史的编纂。
再次，史料的储备。
这一时期政权变更及政治斗争引起的社会动荡曾多次导致史料的散失、破坏。
但政局稳定后，统治者又积极组织整理史料。
东汉末年军阀混战导致图书文献损失惨重。
曹丕代汉后，“采掇遗亡，藏在秘书中、外三阁。
魏秘书郎郑默，始制《中经》。
”[4]此后，政府对史料的储备工作也十分重视，委派专人写起居注，广泛搜集资料，以方便编修国史。
晋武帝泰始六年（270年）下诏：“自泰始以来，大事皆撰录，秘书写付。
后有其事，辄宜缀集以为常。
”[5]这样，史料储备、整理完善，为本国及后人编修历史提供了方便。
第四，私人修史成风。
由于混战不断、政治分裂，文人学者的生命和地位没有保障，常常无故遭贬或被杀，因而他们在仕途失意之时，转而著史以抒发愤懑之情。
而且当时政府对私人撰史并没有严格限制，许多人，特别是寒门出身的人通过编修史书来扩大自己的影响。
此外，私人藏书的增多也为私人修史提供了可能。
第五，门阀氏族制度的影响。
门阀制度的发达，九品中正制的建立，为纪传体的风行提供了社会基础和政治条件。
士庶不平等，一些庶族为获得特权，跻身士族之列竞相伪造户籍，冒充清流；而士族为保持门第不被混淆，开始注重家谱和立传叙家史，使谱牒和人物传记兴盛起来。
据《隋书经籍志》记载，这一时期江东世家大族的著作达300部，总计卷数约4000卷，相当于《隋书经籍志》著录典籍的分量的百分之五左右。
[6]
综上所述，在魏晋南北朝政权更换频繁、社会矛盾尖锐的环境下，
统治者认识到史学的重要性，开始召集人才，储备、整理史料，设置史官编写前朝历史吸收经验教训，撰写本国历史宣扬自己的功绩。
而私人修史的盛行及门阀制度影响使得史书的种类和数量剧增。
正是在这种多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魏晋南北朝的史学发展呈现出了多途发展的局面。
参考文献
[1]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m].
[2]李小树：《秦汉魏晋南北朝史学史稿》[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3]陈其泰：《设馆修史与中华文化的传承》[j].《清史研究》，2003.2(1).
[4]魏征，等：《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82.
[5]房玄龄，等：《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82.
[6]庞天佑：《中国史学思想通史》[m].安徽：黄山出版社，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