间和空间的互补性以及相关的经济学

知识沿时间和空间的互补性以及相关的经济学汪丁丁(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 内容提要:从知识的互补性原则———“知识各个局部之间通常存在着互相解释或互为强化的关系”,可以说明为什么通过分工和专业化能够产生递增的经济收益。

为了应用方便,我给出关于传统演化的一个简单和普适的数学表述,首先需要从哲学角度支持这里提出的“知识的互补性原则”,其次才是经济学分析。

这篇文章的主旨在于为传统演化提供一个经济学分析。

引言 这篇文章的主旨在于为传统演化提供一个经济学分析框架(注[1])。

传统,首先应当被操作性地理解为“知识传统”(参见下节关于“知识”的引论;注[2])。

在我看来,一个知识传统的形成应当基于下列三个必要条件:(1)任何一个个体的心灵,受到其理解和记忆能力的限制,从而不得不在获取知识方面实行分工;(2)在分工获取知识的人群里共享着一定的“制度知识”(例如“语言”,例如互相“倾听”的意向),从而使个体之间的交流成为可能(注[3]);(3)同一类型的知识的各个知识片段之间存在互补性(例如数学知识里的初等数学和高等数学之间的互补性),以及在不同类型的知识传统之间存在互补性(例如两种语言之间的互补性)使得个体对其工作性质的理解更加深入和全面。

这两方面的知识互补性提供了经济激励(利润)使个体愿意承担风险去体验其个体经验之外甚至其知识传统之外的新事物。

正是知识传统的这第三个必要条件,构成了这篇文章的主题。

一个知识传统是由许多个体的学习过程来保持的,同时,如果存在着交流并且允许新观念传播和引发均衡转移的话(汪丁丁,1995年),这一知识传统就会通过这些个体的学习过程发生演化。

学习过程把知识从一代人传递到另一代人,同时,在上面关于交流的假设条件下,人们在学习过程中熟悉知识的内在结构,揭示现象之间的“相似性关系”以及休谟意义上的“因果性关系”(注[4]),这个熟悉知识的过程可能进一步降低发现新观念的成本(形成“收益递增”),同时增加新观念可能带来的潜在的好处,从而为创新提供着不断增加的经济激励。

因此我批评新增长理论对知识生产预先假设的“收益递增性”,同样批评新古典理论预先假设的“收益递减性”。

就知识的生产和传播而言,收益的递增性和递减性应当内生于知识过程本身,而不是预先假设的。

当然,如果我们所处理的问题是典型的新古典问题,即给定资源禀赋,技术(隐含制度假设),和偏好的结构,求解资源配置的一般均衡,那么,知识存量就是给定的(由技术与制度假设反映出来),因而可以判定和假设该时点处知识结构的收益递增或递减性。

当我们越出新古典经济学范围,研究制度变迁时,知识存量不再是给定的,从而要求引进上述的“内生性”。

在下一节里,我将从哲学和经济学角度重新阐释笛卡儿关于知识互补性的论点。

我的讨论涉及到当代关于知识的哲学的经久不息的论争(Taylor,1995)。

我将从两个通常认为是颇为不同的西方思想传统中吸取论据。

这两个传统是:英美思想传统和欧陆思想传统。

我从这两大传统得到的论据支持了我关于知识互补性的两种形式,也就是:同一类型知识的不同知识片段之间沿时间的互补性(简称“时间互补性”),和不同类型知识或者不同知识传统之间在空间上的互补性(简称“空间互补性”)。

在第三节里,我简单地假设了获取一类特定知识的行为的收益递增性(假定已经存在着知识互补性)。

这一假设的合理性在于,如果一个学习过程始终表现出很高的获取新知识成本,那么这个学习过程以及由它所积累的那个知识传统原本就不太可能存在。

或者它是存在的(也许是由于宗教的原因,也许是由于种族的原因),但却不能够由经济学得到解释。

在这样一个简单假设下,我将说明关于一类特定知识的传统如何可能生成和可能演化为纯粹“局部”的知识,或者,在某些条件下(如果从另一个传统学习知识的激励变得足够强烈),演化成为混合了两个知识传统的知1997年第6期那么能否认为连续积累着的一系列经验之间也有替代性关系呢?我认为是可能的。

如果存在着两个经验事件使得心灵对其中任何一个的体验都足以使对另一事件的体验成为不必要,那么我们可以认为这两项经验是互替的。

这里的关键在于说明什么是“不必要”的。

知识经济学(如果我们能够这样称呼的话)可以在下列必要条件得到满足时定义两项经验或两类知识之间的互替性:(1)独立运用这两类知识的任何一类都能够同等程度地实现知识(被当做“手段”)运用的“目的”;(2)同时掌握这两类知识不能在任何程度上改善其中任何一类知识(被当做“手段”)为实现“目的”所做的服务;(3)获取任何一类知识的成本不为零,并且不存在“成本交互作用”(也即获取其中一类知识的行为会影响获取另一类知识的成本),或者,如果存在这样的“成本交互作用”,那么交互作用的方向是使得其中一类知识的获取增加了获取另一类知识的成本(“锁入效应”)。

经验沿着时间的互补性不能由一个逻辑曲线来描述,虽然研究技术进步的学者们常用它来描述新观念的传播过程。

事实上,旧知识通过新经验被转化为新知识的这样一个过程必须被想象成由无限多的“惊讶”(新发现)构成的序列,同时,随着时间的推移,引起惊讶的体验被心灵理解并且变成常规。

例如当我在一个新的地方突然见到许多黑天鹅时,如果我见到黑天鹅足够多,达到某个经验阈值,我会惊讶地发现我开始相信“大多数天鹅是黑的”。

当然,继续体验下去,这个“确信”要么会被调整成为不那么极端,要么被干脆推翻,总之没有什么可以让我惊讶的地方了。

学习数学知识,做为一个过程,为我们提供了很好的例子来理解知识沿时间的互补性。

假定我从来不知道“乘法”运算。

我所知道的全部数学就是“加法”,也许还有“减法”。

假定我日常的数学问题是把1000个“一”加在一起。

如前述,任何关于知识运用的“规模效益”的假设,不论是“收益递增”还是“收益递减”,都可能是错误的。

首先,我根本不知道使用“乘法”知识可以为我节约多少计算时间。

其次,我不知道需要耗费多少时间才可以发明或学会那种叫做“乘法”的新运算方法。

事实上,在所有那些被我相加的“一”之间,存在着明显的相似性,这种“相似”关系将随着我做加法次数的增加而变得越发明显。

可以断定,当我的心灵终于(经过许多次体验,达到某个经验“阈值”之后)清楚地意识到这种相似关系时,我总可以发明或者从其它知识传统那里学习到“乘法”运算。

这样一种演进的内在关系说明,获取新知识的行为可能一开始并不经济,但是随着经验的积累可能成为经济的。

所以,关于获取知识的经济行为的“收益”的任何假设都注定不成立。

因为“收益”的递增或递减性,在这里不可避免地是“内生的”并且是“不确定的”,而不是外在地假定的。

事物的“逻各斯”(或者知识的“内在结构”)必须通过时间展示给心灵,而且展示的速度是不确定和不可预测的。

知识互补性的另外一个基础植根于人类理解的逻辑中。

人们相信,只有当心灵被两个结论相反但同样有力的理论逼迫到角落里时,它才会变得富于原创性(K ant, 1996),尤其是当现实问题迫使心灵面对和必须解决这个“二律背反”时。

这种起源于古希腊哲学的辩证法在德国理性主义哲学家例如康德和黑格尔那里得到了充分的发挥,但是它在英语中只得到部分反映,那就是在英文词“issue”的诸多涵义中,有一个是:争论的焦点或论题。

对于理解知识互补性具有关键意义的,是注意到柏拉图是通过苏格拉底同各个持不同论点的学者之间的“对话”来发展他自己的全部观点的。

赫拉克立特的古老的“逻各斯”,正是通过对话者寻找能够综合“正题”与“反题”双方优点的“合题”来揭示它自身的。

当两个同等合理的原则在某个场合下针锋相对时,并且当对话者感受到现实问题的压力从而必须“实用主义”地面对争论和寻求解决途径时,人类理解力会被极大地激发出来,穿透到比原有命题更加深入的层面去建立新的理论原则。

这样,我们可以将原来对立的两个知识传统,也即心灵从不同角度探究同一个问题所逐渐积累起来的知识,看成是互相补充的。

知识的这种互补性,应当被叫做“沿空间的互补性”。

学外语是说明知识的“空间互补性”的一个方便的例子。

学习外语的人必须突破自己母语的知识传统,为了某种潜在“利润”而冒险进入一个异己的语言传统。

这一潜在利润就来源于两个语言传统之间的知识互补性所可能带来的好处。

香港的大多数居民会使用两种或三种语言,因为在商业竞争中仅凭本地方言很难争取到外来客户(香港经济增长的最重要来源)。

雇员语言能力的差异同时也被香港劳动力市场敏感地通过工资率的差异反出来。

其它方面的例子包括:在物理学中,相对论与量子力学之间的“空间互补性”;在语言学中,乔姆斯基的“天生语法”论(nativism)与例如来自认知科学的“连通主义(connectionism)”之间的空间互补性。

后者认为即便是计算机,经过学习和自我开发复杂的数据连接方式,也可以具有人类语言能力(Ramsey et al,1990,1991);在政治学中,自由主义论证与古典自由主义论证之间的空间互补性。

当我构想这篇论文时,我能够想到的大多数例子都是支持空间互补性的。

一个反例是业余音乐演奏时使用“简谱”和使用“五线谱”之间存在的明显的互替性,不过需要假设演奏者已经获得了“简谱”和“五线谱”的知识,从而知识成本之间的相互作用可以忽略。

而当学习成本不可忽视时,我们就必须按照上面给出的知识互替性的必要条件进一步澄清这两种乐谱知识通过学习成本的交互作用所表现膏等甜品系列,几乎可以按照品味和温度连续地排列承接到各种热饮和热汤系列中。

然后在每一个品种内部,又渐渐发生了次一级的知识传统。

同时,热汤技术的发展会揭示出汤与饭菜之间的知识互补性,引发这个方向上的技术进步。

例如意大利的杂菜汤,日本的汤面,美国的牛肉羹。

所有这些可能的动态过程可以分成三类:(1)知识传统单一方向上的局部化。

这时知识的收益仍可以是递增的,例如某些地区吃醋的习惯,越养越深,形成嗜好;(2)知识传统沿空间的多样化;(3)知识传统的转移。

我曾见到一些欧洲人,因为年轻时娶了亚洲妻子,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饮食习惯,成为“半个亚洲人”了。

原有知识传统被“遗忘”,这是所谓“传统的转移”。

由于篇幅关系,这篇文章没有提供关于“遗忘”的哲学和经济学讨论。

在下面提出的简单的动态数学过程中,我在相平面图上显示出了全部三种可能性的路径。

我使用的唯一参数是各类知识的存量在效用生产中的生产率进步依赖于知识存量的系数。

在比较静态分析中,当这些系数的相对水平发生变化时,就改变了知识局部化与多样化的经济激励,引发相应的获取知识的经济行为。

在动态过程中,至少当我们不考虑“遗忘”时,系统不存在“定态”。

因为“定态”要求存在有界极限点。

然而知识生产率是知识存量的函数,而且知识存量随着生产和消费行为沿时间增长,不受到“遗忘”的限制,所以有界“极限点”不可能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