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老王》的深度解读(对自我、人性与社会的深度反思)

对自我、人性与社会的深度反思-----对《老王》中“我”是“一个幸运的人”的多维解读江苏省黄桥中学尹继东多数老师讲杨绛的《老王》时，分析作品主题时往往是，“作者叙述与一位人力车夫的交往，写底层劳动者在不幸的生活中不改善良纯朴的天性。

”[1]。

细细品读《老王》这篇文章，会发现在看似简单的文本背后却有丰富的内蕴，即作者对自我、人性与社会的深度等方面的反思和警示。

杨绛在《老王》文末说：“几年过去了，我渐渐明白：那是一个幸运的人对一个不幸者的愧怍。

”我以为从这句话中“我”是“一个幸运的人”入手可以解读出其丰富的意蕴。

这里作者称自己是“一个幸运的人”，然而联系杨绛一家在“文革”时遭遇，却发现她并不幸运。

杨绛的《丙午丁未年纪事》记录了杨绛一家在“文革”时期各种非人的遭遇，概括起来说有她和丈夫被打成了“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她和丈夫被揪出来批斗、挂牌子、戴高帽子、示众、抄家、被剃成阴阳头、受人监督、被人拿着杨柳条的鞭子抽打、受人歧视、失去工作、打扫厕所等，还有工资从一百多元骤降至十几元的生活费、女婿自杀等，这些让她从生活的巅峰跌入谷底。

这是何等的不幸啊？一、“我”对自己“幸运”的反思作者如此“不幸”，为何说自己是“一个幸运的人”呢？（一）从横向比较看，“我”确实要比老王要幸运些老王在那个时代，属于“三无”人物：无组织、无家庭、无身体。

无组织，老王说自己“脑袋慢”，“没绕过来”，“晚了一步”，就“进不去了”，残疾的老王被与他一样的阶级弟兄遗弃了，要知道在那个特殊的年代，离开了组织的保障，生存何其艰难，所以“老王常有失群落伍的惶恐”。

无家庭，他“有个哥哥死了，有两个侄儿‘没出息’，此外就没什么亲人”。

当我问起他住的地方是不是他的家时。

“他说，住那儿多年了”，而不说“那就是我家”，这就值得思考，说明那儿只是老王的暂住点，不是他家，那儿没有家的温馨、幸福。

无身体，如“老王不仅老，他只有一只眼，另一只是‘田螺眼’，瞎的”。

他生存的意义在于“活命”，文中说“他靠着活命的只是一辆破旧的三轮车”，“活命”这个词，是多么令人辛酸的词语。

而“我”虽然遭到了迫害，但“我”的处境还是比老王好多了。

“那时候我们在干校，我女儿说他是夜盲症，给他吃了大瓶的鱼肝油”。

我女儿有大瓶的鱼肝油，在那个时代应该算得上奢侈品了。

“每天清晨，老王抱着冰上三楼，代我们放入冰箱”。

我家住三楼，有冰箱，还买冰，还有鱼肝油，说明我们的生活水平在当时还是比较好的。

“默存不知怎么的一条腿走不得路了。

我代他请了假”，说明我们还是有“组织”的。

从横向比较看，“我”比老王应该幸运的多了，“我”认为自己是一个幸运的人。

其实是相对那个不幸时代众多不幸像老王一样的人来说，我是一个相对“幸运”的人。

（二）从纵向比较看，“我”的不幸遭遇或许是暂时性的，而老王的不幸是终生的。

老王的“三无”：“无组织”、“无家庭”、“无身体”到死都没有改变。

到老了还受人歧视，如有人说“这老光棍大约年轻时候不老实，害了什么恶病，瞎掉一只眼。

”“老光棍”多么伤人自尊的语言；“恶病”不是正常的病，如“花柳病”等，这是多么令人恐惧嫌弃的字眼。

而我认为“他也许是从小营养不良而瞎了一眼，也许是得了恶病，反正同是不幸，而后者该是更深的不幸。

”如果是从小因为营养不良而瞎掉一只眼，那是物质匮乏造成的终身不幸；如果是年轻时因为“不老实”，去寻求一种生理的、情感的或精神的慰藉，却因此得了“恶病”，这是终身的耻辱，是老王终身的精神包袱和心理负担，这种不幸“该是更深的不幸”。

而“我”的不幸，只是在人生的某个特定阶段。

文革结束，“我”的不幸自然也就结束了，纵观“我”的一生人生与老王的一生，谁是幸运者谁是不幸者，不言而喻。

二、“我”对老王同情、善意的反思我对老王是同情与关心的，乘客因为他是“田螺眼”，“不愿坐他的车”，而“我常坐老王的三轮”，帮他生存下去，这应是一种同情；“我女儿说他是夜盲症，给他吃了大瓶的鱼肝油”，这应该是一种关怀；还有老王送鸡蛋、香油到我家，“我”塞给他钱，在“我”当时看来至少是一种善意的表现。

“我”的种种做法让老王很难堪。

“老王愿意给我们家带送冰，车费减半”。

而“我们当然不要他减半收费”。

他说“我送钱先生看病，不要钱”，而“我一定要给钱”。

老王死前送鸡蛋给我家，说“我不是要钱”，而“我”硬把钱塞给了他。

老王时时想找一个报恩的机会，让他寻找到情感上的平等与尊严，而“我”却一次机会都没有给他。

因为“我”心中很清楚，“我”是可以帮助他的人，他是需要“我”帮助的人，“我”的心中时时凸显的是“我”对他的重要性，而忽视了对老王的理解、尊重，许多年后“我”才发现“他来表示感谢，我却拿钱去侮辱他”，“我”的同情、善意中有一种侮辱的成份。

因此作者“每想起老王，总觉得心上不安”。

这是作者基于传统文化精神的反思。

《论语》中子贡曰：“贫而无诌，富而无骄，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者也。

”钱穆解释说“无骄”，“富有恃，故易骄”。

“富而好礼者也”，“好礼则安于处善，乐于循理，其心亦忘于己富矣。

故尤可贵也。

”[2]简单地说，就是忘记了自己的富贵而乐于行善，才是真正的善。

所以当“我”以一个“幸运者”的身份帮助老王时，“我”并没有忘记自己的文化人的高贵身份，这让我愧疚、不安。

三、“我”对两人交往中情感不平等的反思在“我”与老王在交往中形成的关系并不对等，我们在彼此心目中的地位并不相同。

在“我”眼中，老王仅仅是“我”的一个“熟人”。

“我”“常坐老王的车”，但“一路上我们说着闲话”，并没有深入地交流。

老王病了，我不知道他得了什么病，也没有去探望他，更不知他什么时候死的。

“我”女儿送给他了一瓶“鱼肝油”，也是相熟的缘故。

这些都说明老王在“我”心中最多只是一个相处得较融洽的“熟人”。

在老王眼中，“我”是他的“亲友”、知己。

老王送钱钟书去医院时，他说：“我送钱先生看病，不要钱”，老王认为亲友间的帮忙不要钱；“我一定要给钱，他哑着嗓子悄悄问我：‘你还有钱吗？’”说明他知道“我”家的处境，替我着想。

“我笑说有钱，他拿了钱却还不大放心”，也是出自亲人般的关心。

而老王在死前一天支撑着病体将“好香油”、“大鸡蛋”送到“我”家，他将最好的东西留给我们，仅仅是熟人会这样做吗？总之，在“我”与老王之间交往中，我始终将老王定位于“熟人”的角色，在情感的天平上“熟人”的重量远远低于“亲人”的重量。

两人情感付出的不平等，让“我”这个所谓的幸运的人感到愧疚。

四、“我”对两个阶层间鸿沟的反思。

在“我”与老王所有的对话中，“我”的话语始终处于强势地位。

如老王送香油和鸡蛋给“我”，“我”想给钱他，他赶忙制止“我”说：“我不是要钱。

”“我”也赶忙解释：“我知道，我知道——”连用两个“我知道”，不容老王分辨，紧接着又补上一句“不过你既然来了，就免得托人捎了”，意思是你必须接受，省得我麻烦，不让老王解释或拒绝。

在“我”与老王的相互交往中，“我”的心理始终处于优势地位。

“老王给我们楼下人家送冰，愿意给我们家带送，车费减半。

我们当然不要他减半收费。

”老王说“我送钱先生看病，不要钱。

”而“我一定要给钱”。

这两段话中的“当然”、“一定”，说明“我”在老王面前有一种天然的优势，我的经济条件比你好，我的身份比你高，我怎么能占你的便宜呢？我在老王面前居高临下地说话、行事，自觉不自觉地表现出“我”的清高、狭隘、孤傲，造成了“我”与老王间的隔膜、疏离。

这其实是以“我”为代表的文化阶层的共同缺陷，这种现象到现在还明显地存在着。

“我”对老王的“愧怍”，实际上是对“我”所在的文化阶层的反思、警告与反叛。

五、“我”对人性善恶的反思身处最底层的老王，是弱势群体中的代表。

他送钱钟书到医院时，“我”一定要给钱他，“他哑着嗓子悄悄问我：‘你还有钱吗？’”，为什么要“悄悄地问”，说明这是一个极其敏感、极其危险的时代，这是一个人人自危的时代，我们一家被批斗，许多人避之不及，更何谈关心？而老王却“悄悄地问”我，关心我们、怜悯我们，不怕自己被牵连，这是何等珍贵的感情，这是多么善良的人性。

当我遇到与老王同院的老李，问“老王怎么了？好些没有？”，老李只三个字“早埋了”，感情相当冷漠。

老李与老王同院，又同是车夫，朝夕相处，可是老李对老王的死相当冷漠。

为什么？是那个特定的时代，让人见多了冷漠与无情，人性的恶被极度膨胀，人性的善被极度的压制。

同样身处底层的老王与老李，为什么一个善良、真诚，一个无情、冷漠，也许是他们内心善恶斗争的结果，也许是时代使然。

而“不幸”的老王在那个时代还能保持一颗真诚善良之心，更显灵魂的高贵。

在那个使人变恶的时代，面对“不幸者”高贵的灵魂，“一个幸运的人”怎能不心存愧疚呢？六、“我”对时代的反思这是一个“苦难”的时代，但更是一个“恶”的时代。

老王因为“脑袋慢”，被已经组织起来的阶级弟兄拒绝在“组织”之外，为什么同是车夫，不幸的老王要被排除在“组织”之外。

老王已经很不幸了，还要被人嘲笑“这老光棍大约年轻时候不老实，害了什么恶病，瞎掉一只眼”。

翻身做了主人的老王，在新社会却“有失群落伍的惶恐”，变成了“边缘者、孤独者、受伤害者，这难道不荒谬吗？”[3]这是一个不公和荒谬的时代。

“那是一个幸运的人对不幸者的愧怍”，这句话在初稿上是“那是一个多吃多占的人对不幸者的愧怍”。

在这个苦难的时代，“我”或许是一位“多吃多占”的人，但还有更多的“多吃多占”人，这些人占有了社会更多的资源，他们面对那些“不幸者”心有不安吗？后来作者将“多吃多占的人”改为了“幸运的人”，强调了这些人在这个特定时期成为了“幸运的人”，只是命运的偶然，但不能因此心安理得，“幸运的人”应该为那些不幸者做点什么，否则会心有愧怍。

悲天悯人、反省自我，是中国文人的传统精神。

如白居易在目睹农民们冒着酷暑割麦的情景，想到农民们交完赋税后的种种困顿和悲苦，写下了著名的《观刈麦》，以抒发深深的愧疚之心：“今我何功德，曾不事农桑，吏禄三百石，岁晏有余粮。

念此私有愧，尽日不能忘”。

这种悲天悯人、反省自我的愧疚心理，是文人追求精神完善的结果。

所以，“几年过去了，我渐渐明白：那是一个幸运的人对一个不幸者的愧怍”，这是作者道德的自我完善，是对善良人性的追寻，是对美好时代的企盼，是对“幸运的人”的警醒，是对后来人的警示。

解读文本的过程，就是不断发现和丰富文本意义的过程，这应该是我们对阅读教学的基本追求。

注释：1.丁帆杨九俊主编《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语文必修三·教学参考书》江苏教育出版社，2012年12月第5版，第77页。

2.钱穆《论语新解》巴蜀书社出版社1985年11月第18页3.陈日亮《如是我读----语文教学文本解读个案》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1月，第16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