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几年,日本媒体这样报道战争
论战时(1931-1945)日本的新闻事业
论战时（1931－1945）日本的新闻事业【摘要】：1931年满洲事变后，日本政府为了使”国策”与”国论”一体化，为其侵略战争服务，首先策划把舆论界的大亨新闻业纳入战时轨道，对新闻业进行了严格控制。
文章试图从日本统制新闻机构的演进和完善、日本新闻界的冲击--反应及日本新闻的特点三方面来阐述战时日本的新闻事业。
【关键词】：战时日本；新闻事业；控制；统制一、日本新闻统制机构的演进及完善（一）情报委员会的成立，标志着日本新闻统制机构的初步形成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在国际和国内舆论中都处于不利地位，为了形成”国策”与”国论”相一致，更好的推行日本的侵略政策，对新闻内容进行判断、指导，使其不违反国家利益成了当务之急。
为此日本于1932年9月在外务省的筹划下成立了情报委员会。
情报委员会对新闻报纸的检阅做了严格规定，对其中不符合国家统治言论、思想的新闻坚决取缔，它有权发行或停止新闻刊登。
随着战争形势的发展，情报委员会独立出来成为一个新的联络机构。
情报委员会的宗旨和任务进一部明确和细化。
其宗旨，主要是政府为实现关于内政外交的控制，特别是在国内外形势复杂的情况下，统一宣传机构，从而为国家的法西斯统治服务。
具体任务如下：”一，作为推行国策基础有关情报的联络、调整。
二，有关内外报道的联络、调整。
三，有关启发宣传的联络、调整。
”①此时仅仅是对新闻的初步统制。
（二）内阁情报部的成立是日本政府新闻统制机构的发展时期1937年6月近卫文摩登台组阁不久，受军部指使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日本政府援引在1909年5月公布的《新闻纸法》中有关新闻刊载的规定，限制新闻报道。
比如，日本陆军、海军、外务大臣有权禁止报刊登载有关本省事务的稿件。
同时为集中力量对外宣传和强化其国内对新闻的统制，于1937年9月把情报委员会扩充为情报部，以陆海军及外务省为中心，指挥全国新闻事业，把宣传的机构编入战时体制。
1939年9月在扩充内阁情报部机构的第一次议会上，大致作出了四项决定。
九一八事变中日两国在战争中的媒体宣传与舆论战
九一八事变中日两国在战争中的媒体宣传与舆论战九一八事变是指1931年9月18日，日本帝国主义发动的侵略中国东北的行动。
这一事件不仅导致了中国东北地区沦陷，还对中日两国的媒体宣传与舆论战产生了深远影响。
本文将重点分析九一八事变中日两国媒体宣传的特点以及彼此之间的舆论战。
一、九一八事变中日本媒体宣传的特点九一八事变发生后，日本媒体积极投身于对外宣传和国内舆论操控。
首先，日本《朝日新闻》、《读卖新闻》等主流媒体大肆渲染中国东北存在的混乱局势，把中国称为“无主之地”，为日本侵略行动提供了合理化的借口。
其次，日本媒体通过控制信息的发布和处理，对战争中的暴行进行掩盖，试图掩饰日本军队对中国人民的暴行，塑造出相对正当合理的形象。
此外，日本还通过控制资讯和出版等手段，对中国舆论进行压制，禁止对侵略行动进行批评，使得大量的反战声音无法传播。
二、九一八事变中中国媒体宣传的特点中国媒体在九一八事变中也发挥了重要的宣传作用。
面对侵略者日本，中国媒体充分利用报纸、广播等渠道，及时发布关于事变的情况和抵抗的呼吁。
中国媒体激发了国内民众的爱国情感，号召广大民众共同抵抗侵略者。
尤其是《大公报》、《申报》等民族主义媒体，在报道中强调中国人民的意志和抵抗精神，提醒民众团结一心，共同抵抗侵略。
三、中日两国在媒体宣传中的彼此攻击与反击九一八事变中，中日两国的媒体宣传展开了激烈的攻击与反击。
日本媒体通过对中国进行地域性和民族性的侮辱、歪曲事实来攻击中国。
中国媒体则通过揭示日本侵略行动的野蛮本质，强调中国民众的团结和抵抗精神，对日本进行有力的反击。
四、日本媒体宣传对舆论战的影响九一八事变中，日本媒体的宣传对舆论战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日本通过宣传手段向中国民众灌输中国军队无力抵抗、民众无力团结的观念，试图瓦解中国社会的抵抗意志。
此外，日本媒体还试图通过控制中国舆论和影响国际媒体的报道，扭曲事实，制造舆论上的优势。
五、中国媒体宣传对舆论战的影响中国媒体在九一八事变中的宣传也对舆论战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国内的新闻报道与战争狂热
作者： 史桂芳
作者机构： 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北京100089
出版物刊名： 学术交流
页码： 194-199页
年卷期： 2016年 第9期
主题词： 九一八事变;报纸;广播;战争狂热
摘要：九一八事变后,日本综合报刊、广播电台等主要媒体,发表了大量歪曲事实的报道,认定九一八事变是中国军队所为,认为中国人“排日”、中国军队“暴戾”,煽动国民支持政府“膺惩”中国。
这样,九一八事变后,日本迅速形成席卷全国的战争狂热。
这一时期的日本,且不说政府官僚、财阀,就连普通人中也不乏战争的支持者。
日本新闻媒体富于煽动性的报道是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国内战争狂热形成的最直接原因。
日本媒体背离了所标榜的“不偏不倚”“客观”的宗旨,媒体人失去了基本的职业操守,成为侵略战争的支持者,日本主流媒体对“举国一致”的战争狂热,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其教训是深刻的。
侵华战争时期日媒战争报道策略研究——以《写真周报》为例
2018.3News Dissemination新闻传播传媒观察【作者简介】张博，河南大学外语学院副教授。
【基金项目】本文为河南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靖国崇拜与日本军国主义之关联”（编号：2018ZZJH059），河南大学省属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科研专项资金项目“二战期间日本政府以大众传媒实施的民意诱导（编号：CX0000A40757），陕西师范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项目“侵华时期日本对中共的研究与行动”（17SZY24）阶段性成果。
七七事变的爆发，标志着日本帝国主义开始了全面侵华，但在中国军民的奋勇抵抗之下，叫嚣速胜的日军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其侵略势头日渐萎弱，抗日战争呈现长期化趋势，日本政府和军部为了避免战争后方的国民因长期物资短缺而心生厌战情绪，不得不透过他们控制的新闻媒体诱导舆论，鼓动普通百姓心甘情愿地团结在侵略军的太阳旗下，随着战局发展日益不利于日军，日媒的战争报道策略不得不随时调整，以便继续维持对日本民众的欺骗和洗脑。
根据侵华战争期间普通日本人留下的日记可知，在大部分时间里，日本新闻媒体对绝大多数国民的宣传都是成功的，日媒的战争报道在极大程度上支持了日本侵华战争。
七七事变翌年创刊的《写真周报》由日本内阁情报部第三事务室宣传科编辑，图文并茂，售价低廉（十钱），是当时在日本民众中影响极大的刊物，也是侵华战争报道策略的风向标。
本文以《写真周报》为例，通过探索侵华战争时期日本新闻媒体根据战局情况调整报道策略以维持后方国民的昂扬战意，证明其所负的战争责任。
一、侵华战争前期日本的战争报道从1937年日本侵华战争全面爆发到1942年6月中途岛海战之前，日本侵略军无论在中国战场还是太平洋战场均处于相对优势的地位，在这一时期，日媒报道的战争局势大致基于事实，因为并无隐瞒战况的必要，即便如此，日媒所报道的战争事实也绝非事实的全部。
1938年6月1日，《写真周报》刊载了一则长达5页、题为《攻陷徐州》的专题报道，以宣传日军在中国的侵略战果，但这篇报道对早于4月结束的台儿庄战役中日军的苦战和撤退始终未置一词。
日本媒体何以全力支持对华战争
就日本整个传媒界在战争期间的表现，用当时曾任日本新闻会会长的田中都吉的话来
总结最合适：“社会上一般认为政府对新闻界施加了不当的压力，这也是事实，但是从我
的经验来看，不如说新闻界和军部、情报局或者内务省保持着极为良好的合作关系。”
传媒人到底在想什么？日本历史学家佐佐木隆曾经说过：“对于把战争报道作为商品
的报纸来说，战争是最好的机会，是销售的大好时机，企业越大也就获利越大，没有人会
失掉这个商业机会。”
所以一直到1945年8月14日，裕仁天皇宣布接受波茨坦宣言的前一天，《朝日新闻》还
发表社论说：“信念在一亿国民的心底燃烧，默默地在各自岗位上工作所锤炼出来的火球
会在一瞬间爆炸出来，这就是对敌人的暴虐的报复。”按照作者的调查，这篇社论并非受
到军部授意，而且在十天之前大本营情报局长已经向新闻界透露了日本可能已经战败，正
在考虑如何结束战争的重要情报。掌握了这个信息的《朝日新闻》不但没有设法透露这个
信息，而是继续像“九一八”事变、卢沟桥事变，以及太平洋战争之前那样疯狂地进行煽
动。
这本书通过大量的资料，详细地描述了日本传媒界和传媒人士在战时的各种行动及其
日本媒体何以全力支持对华战争
“九一八”事变的时候，日本军部得到了传媒的全力支持。1932年日本宣布退出国联的
时候，获得全国一百三十二家报纸的坚决支持，只有一家反对。
《战时统制和新闻学——1940年代媒体史》 [日]吉田则昭著 昭和堂 2010年6
月出版
2010年6月立教大学讲师吉田则昭出版了一本题名为《战时统制和新闻学——1940年代
同时也批判关东军的《李顿报告书》。仅仅这种批判也已经使日本传媒无法忍受了，各报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媒体的舆论宣传和民众的反应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媒体的舆论宣传和民众的反应1931年，日本悍然发动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迈出了全面侵略中国的第一步。
事变之后日本竭力掩饰其侵略中国的野心，将事变的责任推给中国，进行不真实的报道，混淆视听以此来蒙蔽日本民众，乃至世界民众的眼睛。
因此，日本民众所作出的反应可以说是倾向于日本，责难中国。
本文从《盛京时报》的报道来分析和阐述九一八事变发生后日本民众所持有的看法和态度。
标签：盛京时报；九一八事变；日本民众1906年在日本政府的支持下，中岛真雄在沈阳创刊了日本在我国东北的第一份中文报纸《盛京时报》，该报也是日本在华发行时间最长的报纸。
中岛真雄是日本积极宣传对外侵略扩张的代表人物，在日本对中国的文化侵略史上占有特殊的地位，其创办的《盛京时报》和《顺天时报》是日本侵略扩张的舆论宣传工具，是研究近代以来东北地区重要的历史资料。
九一八之后，《盛京时报》影响力迅速增强，成为称雄东北地区的报纸，该报主要是宣传日本政府的政策、主张、纲领等，是一份典型的带有政治倾向性的报纸，是日本营造侵略舆论和殖民地思想的急先锋和桥头堡。
1931年9月18日深夜，日本军队炸毁南满铁路柳条湖路段的铁路，污蔑是中国军队所为，并以此为借口，攻击中国军队驻地北大营。
东北军参谋长荣臻下令不得抵抗，原地待命，日军迅速的占领了北大营和沈阳，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
该事变的发生是日本蓄谋已久的一次侵略行为，是违反国际道义的。
但是日本各界，通过舆论宣传对事件的真相进行了有目的的歪曲和掩饰，把日本粉饰成为一个无辜的受害者。
本文主要是通过《盛京时报》对事件的相关报道，分析事变后日本民众的态度。
一、《盛京时报》对事件的歪曲报道（一）歪曲事实真相九一八事变发生在沈阳，处于事发之地的《盛京时报》无疑成为了报道该事件的主要媒体之一，日本最大限度的利用该报的“真实性”、“详尽性”和快速性来美化其侵略行径，为自己营造舆论优势。
“十八日满铁南行第十四次列车通过后，于午后十一时许，在北大营西方，突有中国正规兵，依将校指挥之下，爆炸南满铁路，一齐开枪攻击，该守备军对之立即开枪应战，使华军遁走于北方。
日本侵华时为何“举国一致”
日本侵华时为何“举国一致”日本军国主义教育一景1931年日本发动了侵略中国的“九一八事变”，在长达14年的时间里，日本把侵略的战火烧到了中国、东南亚乃至太平洋地区。
为了动员国民支持战争，日本政府利用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在国内进行排外主义的煽动，造成“举国一致”支持战争的局面。
一、侵华战争期间日本国内“举国一致”的形成1931年日本关东军策划、挑起“了九一八事变”。
日本政府利用报纸、广播等舆论工具，对事件进行歪曲性报道，称“九一八事变”是因为中国政府实行“排日”政策、中国民众侵犯在华日侨的权益、中国军队“暴戾”无理挑衅所致，煽动日本民众的仇华、排外情绪；媒体大量宣传日本士兵如何在冰天雪地里“英勇”地与“侵犯”日本“生命线”的中国军队作战，希望国民做军队的后盾。
不明真相的日本民众在收听、收看了这些报道后，无不表示应严惩“暴戾的支那”士兵，维护日本“以10万生命、20亿国币”取得的在中国东北取得的“合法”权力。
“九一八事变”点燃了日本青年的“爱国”热情，很多人要求入伍，到中国东北“保卫祖国”。
甚至有一些年轻人因为未被批准入伍或者未被派到中国东北而走上极端道路，“两名第8师团的士兵因未被选派到满洲而自杀。
大阪一名24岁青年因未被选派出征满洲，从新世界通天阁上跳下自杀”。
在日本媒体的鼓动和政府的煽动下，日本民众通过给出征士兵写慰问信、寄慰问袋、捐赠慰问金等形式，表达对“保卫”日本“生命线”士兵的敬意。
据1931年9月26日《东京日日新闻》报道，“满洲事变突发后，南陆相、金谷参谋长的房间自不待言，连报社的桌上也堆满了从全国送来的血书、慰问袋，其中不乏中小学学生的慰问金，这些学生把积攒的零用钱寄到部队。
截止25日共收到慰问信2万余封，现金2千余元”。
1910年成立的日本退伍军人组织“在乡军人会”是战争的积极支持者，“在乡军人会”通过演讲会、报告会等形式，鼓动国民从精神和物质两个方面支持战争。
形成了“举国一致”支持战争的狂潮。
九一八事变中日冲突的爆发
九一八事变中日冲突的爆发九一八事变是二十世纪初东亚地区最为重要的历史事件之一，也被视为是日本侵略行动的开始。
该事件发生于1931年的9月18日，是指日本军队在中国东北地区发动了一系列侵略行动，并最终占领了东北三省。
本文将探讨九一八事变中日冲突的爆发的原因和影响。
一、背景在九一八事变之前，日本向中国表明了其对东北地区的利益和控制的强烈愿望。
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日本在台湾、朝鲜和中国山东半岛等地成功地实施了一系列殖民扩张行动，使其在东亚地区影响力急剧增加。
而日本殖民地扩张的背后，是国内资源短缺和对外经济市场的渴望。
同时，中国内部的政治混乱和腐败，也给了日本军国主义者可乘之机。
二、导火索九一八事变的导火索是白山市的一起爆炸事件。
当时，日军在白山市铁道官署设置了爆炸装置，以制造事端，借此来为进一步占领东北地区寻找借口。
事件发生后，日本军方以滥用一名士兵死亡为由，派遣大批军队进入沈阳并夺取了政权。
三、日军占领东北随着九一八事变的发展，日本军队逐渐占领了东北三省其他城市，实施了残暴的战争行为。
他们公然藐视国际社会，对中国平民进行大规模的屠杀、强行征收和掠夺财产。
此外，日军还推行了殖民政权，试图建立一个傀儡政权，以实现对中国的长期控制。
四、国际反应九一八事变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且对日本的侵略行为表示谴责。
然而，国际联盟等国际组织的反应相对较为软弱，无法有效制止日本的侵略行为。
这也为日本后来在中国的军事行动提供了一定的背景。
五、影响九一八事变对中日两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首先，中国的民族意识和抵抗情绪得到了极大的激发，进一步推动了中国的抗日运动。
其次，九一八事变导致了东北的沦陷和人民生活的破裂，给中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造成了巨大的打击。
最后，九一八事变同时也在国际上揭示了日本的侵略性和对国际秩序的威胁，使得东亚地区的地缘政治格局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总结：九一八事变中日冲突的爆发，标志着日本侵略行动的开始，对中日两国乃至整个东亚地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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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几年，日本媒体这样报道战争
1945年8月16日，日本最大的一家报纸《每日新闻》（《东京日日新闻》）发出了双面版面空白的报纸，次日至第五日，仍有部分版面为空白。
该报社长、关西总部编辑局局长等高层辞职。
随后，另一家日本大报《朝日新闻》的高层也宣布总辞职。
《朝日新闻》1945年8月23日发布《关于自我谢罪的声明》，表示对1931年“九一八”事件之后至日本宣布战败投降的10多年时间里，该报误导了日本国民和舆论，表示日本战败也有新闻媒体的责任。
而《每日新闻》的高层则表示，战败前一天报纸还在大喊“鬼畜英美、焦土决战”，第二天就彻底转向，实在让人太难堪。
尽管两家日本大报在当时都作出了“谢罪”的姿态，但日本学界和新闻界很多人认为是远远不够的。
日本军部对报纸要论的压制，逼迫报人合作，这确是事实，但报纸宣扬军国主义、煽动战争也绝非都源自被动行动。
《每日新闻》、《朝日新闻》等日本大报是1 930-1940年代日本国内狂热军国主义民粹思潮的受益者，销量及广告收益大幅上升。
日本静冈县立大学名誉教授前坂俊之曾长期供职
于《每日新闻》东京总部，长期研究日本战时的传媒统制、新闻史等问题。
前坂俊之以大量史料为依据，写成《太平洋战争与日本新闻》一书，对日本各家大报在二战前和战时向日本军部、右翼势力妥协的做法给予批评，并指出，报界对日本军部给予抵制、抵抗，并非不可能。
日本1931年侵华，其实源自少部分少壮派巨人的冒险，日本政府及军界对此不报支持态度，如果当时的主流媒体能够态度鲜明的抨击这种做法，可以左右舆论，政府和军人也将迅速驾驭冒险军人，但事实上，大部分日本媒体在战事一开，就马上站在了支持侵略的立场，从而让军部极端势力不断做大，压缩稳健派的生存空间。
在1931-1937年间，报界在日本军部和民间右翼势力的挑衅面前，不断让步，从被动接受舆论管制到发挥主观积极性，积极炮制为侵略暴行辩护的言论，阉割事实报道。
日本媒体如何报道“九一八”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日本媒体迅速行动，在中国东北投入了大批报道资源，“这种大力报道无条件地追认由军部策划制造的既定事实，煽动了军国主义、爱国主义、拍外性的民族主义”。
《大阪朝日新闻》19 31年9月26日、10月1日的社论标题分别是，《决不容许
他方干涉，维护我帝国政府关于“九一八”事变的声明，维护我国的正当权益》、《满蒙的独立，若是成功将成为远东和平的新保障》。
该报还发动日本国民为侵华关东军募集慰问金。
《大阪朝日新闻》在此前曾是一家自由主义色彩浓厚的媒体，经常批评日本军部。
为什么这家报纸会突然转换态度。
前坂俊之解释指出，日本军部和右翼人士通过“不买行动”，让《大阪朝日新闻》的发行陷入困境，而其竞争对手《大阪每日新闻》则抓住机会，通过煽动战争情绪而扩大发行量。
日本其他的主要报纸，如《东京日日新闻》也因为面临类似处境，而选择投向支持军部的对外侵略扩张。
前坂俊之同时也强调，编辑和发行的困难，不足以成为一家报纸牺牲报格的充分理由，因为在当时，也有部分日本媒体和学者对“九一八事变”提出了辛辣批判。
东京帝国大学法学部教授横田喜三郎从国际法的角度，质疑了日本军队：“仅以数米的铁道爆破为由占领了南满洲的大多数要地……就算最初的冲突是自卫行为，之后所有的行为也都靠自卫权行使就能说得通吗？”
仙台的《河北新报》则发出了一连串社论，猛烈抨击军方的冒险、政府驾驭局面的无能。
日本军部派
出宪兵冲进《河北新报》总部，威胁将成立不买联盟，而《河北新报》的社长一力次郎还击称“我社虽然贫弱，但也是言论机关。
如果受到从外界来的暴力，我社四百员工将抱成一团死守言论的自由……什么时候被炮击都不会叫苦。
成不成立不买联盟是读者的自由……”这番话简写，就是中国读者而今熟悉的“敝报虽小，穷骨头还是有两根的”。
虚构战争英雄为哪般
“九一八”事变次年，日本军部在上海挑起战事。
但因为日军轻视中国军民的抵抗意志，日军疲于苦战。
这样的背景下，日军开始炒作“爆弹三勇士”，日本各家报纸予以踊跃响应，在1932年2月24日登载了军方授意的报道，称日军有三名士兵为了突破中国军队的防线，将点燃的炸弹绑在身体上，再把自身投进铁丝网，“以壮烈的牺牲打开了步兵突击的道路”。
“爆弹三勇士”被很快包装为日本的现代军神，载入课本、授予荣誉、建设铜像和纪念碑、编辑传记，日本的电影企业拍摄了多部该主题的影片，还有仰慕勇士的少女跳入蓄水池自杀。
70年后，驻伊美军用同样的包装手法，塑造了一个英雄女兵杰西卡·林奇。
事情的真相是怎样的呢？《太平洋战争与日本新闻》一书引用与三勇士同属以工作队的一名士兵的档
案证言称，三勇士其实是被上级强行派往爆破一线的，而且向外跑出了15米后，就都陆续跌倒，三个人都准备往后退，被上级喝止，又掉头捡起爆破筒向着铁丝网前进，没等达到铁丝网的时候，爆破筒就爆炸了。
“爆弹三勇士”事件很大程度上掩盖了日军挑起的上海事变的失败结局，日本媒体形成了更为娴熟的包装炒作套路，这使其在后来可以不断宣扬“竹枪主义”和“肉弹战”的重要性，让一批又一批日本青年加入“皇军”，走上那条“玉碎”不归路。
在这样的媒体和社会氛围中，1932年5月15日，日本少壮派军官暗杀了力主改革军部、清算战争狂热主张的时任首相犬养毅。
而在此事件中，日本军部更是狠狠地扼住了日媒的喉咙，后者基本上不敢发出对暗杀行为给予谴责的声音。
日媒开始宣扬一种让人匪夷所思的观点，即中国读者非常熟悉的“社会原因论”：经济如此不景气，社会压力和矛盾如此之大，泄愤应该首先找社会原因、体制原因，凶手和被杀者都是受害者，等等……
日本退出国际联盟，走向“特立独行”
日军侵占照顾东北后，中国国民政府求助于国际联盟。
国际联盟的李顿调查团作出一个事实上倾向于维护日本侵略（既得）利益，诱使中日媾和的报告。
但这个报告因为仅仅在字面上提出了对日本的谴责，而受到日本媒体的连篇抨击。
日本各家媒体的社论标题分别是——《东京朝日新闻》：《错觉、曲解、肤浅——发表的李顿报告书》；《大阪朝日新闻》：《充斥着肤浅和自我矛盾》；《东京日日新闻》、《大阪每日新闻》：《谎话连篇的报告书——如此夸大捏造也太过分了》、《读卖新闻》：《坐井观天》；《报知新闻》：《无礼诬陷盛行的调查报告书》……
前坂俊之在书中就指出，日本政府中许多资深政客如西园寺公望、斋藤实等对军部的独断专行颇有微词，更不同意日本退出国联，这本可以遏制当时日本外务省和军部的少壮强硬势力。
正是因为各家媒体加入到对军部立场的合唱行列，才使得稳健派陷入空前孤立。
日本退出国联，自居为亚洲和世界秩序的挑战者。
走向特立独行的日本，很快开始清算那些没有站在当局立场的学者。
东京帝国大学法学部教授美浓部达吉引入国家主权学说，将日本天皇称为日本的（最高）国家机关，这个说法与日本右翼势力、军部宣扬的天照大神后裔万世一系的统治论格格不入。
昭和天皇实际上赞同美浓部达吉的观点，因为这样可以让他本人卸下过大的压力。
美浓部达吉利用议员身份，在
日本议会等场合就自己的观点发表了多次辩护意见，并通过媒体报道将天皇机关学说传播得更远，更加重了右翼的仇视，最终以前者辞去议员和学术职务、天皇机关学说被禁止传播告终。
鼓动“讨伐暴戾的中国”，让日本媒体大发横财
1937年“七七事变”发生后，日本主要媒体被政府召集，要求报道和言论必须严格配合国家行动。
各家报纸因此在歪曲报道事件起因、进展的同时，约定将报道和言论的主题确定为为“讨伐暴戾的中国”寻求合法性、合理性理由。
非但如此，日本各家报纸还踊跃举办旨在扩大日军与日本平民互动，渲染战争参与的活动。
用今天的话来讲，诸多“线上活动”凝聚了更多日本人参与“线下”的战争行动。
《朝日新闻》举办了“军用机捐献”、“皇军慰问”等主题活动，《每日新闻》募集慰问金和遗属救护资金的活动，《读卖新闻》等媒体分别捐赠报纸、被子、燃料。
最终还是《朝日新闻》占了上风，该报提出了一个“神风”号周游世界一周活动，募集到巨额资金，用这些钱只做了最先进的侦察机10架、战斗机20架、轰炸机10架等总计90架飞机，捐献给了侵华前线的日本军队。
日本媒体在“七七事变”以后已经非常主动的响
应战争宣传，不再具有抗拒性，这不是什么斯德哥尔摩综合征的体现，而是因为战争为这些媒体带来了实打实的效益。
《太平洋战争与日本新闻》书中介绍了各家报纸在中日战争全面打响后，广告等经营收入大幅增加的情况。
尽管在后来，因为战时纸张供给的紧张，日本报纸的发行受到影响，但煽动战争带来的红利已经让报人欲罢不能，甚至进一步主动完善了战时的审查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