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我国反倾销法实体规则的完善

谈我国反倾销法实体规则的完善反倾销已成为国际社会普遍认同，用于保护国内产业免遭倾销损害的一种有力措施。

我国反倾销立法从无到有，从不完善到相对完善，已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然而，与国际反倾销体制相比，我国反倾销法的实体规则还存在着诸多不足，需要进一步完善。

关键词：倾销损害累计评估因果关系反倾销法律制度纳入我国法律体系最早见于1994年5月颁布的原《对外贸易法》第30条。

为使该条具体化和具有可操作性，1997年3月国务院颁布了《反倾销和反补贴条例》，至此，我国反倾销法律制度基本确立。

为适应我国加入WTO 的需要，2001年11月国务院颁布了《反倾销条例》，并于2004年3月做了相应修改。

在2001年《反倾销条例》颁布后，有关部门又陆续根据该条例制定了一系列部门规章和操作办法。

这些法规和规定的出台，标志着我国反倾销法律体系正日益完善。

但与欧美等国的反倾销法和WTO的《反倾销协议》相比，我国反倾销法仍存在不少差距和问题。

本文仅就我国反倾销法实体规则方面的问题进行分析，并提出相应的完善建议。

倾销的认定我国《反倾销条例》第3条规定：“倾销，是指在正常贸易过程中进口产品以低于其正常价值的出口价格进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市场。

”（一）正常价值的认定正常价值是计算倾销幅度的基础，所以合理地确定正常价值对采取反倾销措施来说是关键的一步。

根据我国《反倾销条例》第4条的规定，确定正常价值的方法有三种：可比价格。

以与进口产品相同或者类似产品在出口国市场上的可比价格为正常价值。

如果进口产品的相同或者类似产品在出口国市场上没有可比价格，则采用下面两种方法；第三国价格。

以相同产品或者类似产品的出口到第三国的可比价格确定；结构价格。

按照相同或者类似产品的生产成本加合理费用、利润为正常价值。

上述三种确定正常价值的方法，第一种方法优先适用，而第三国价格和结构价格确定方法则不存在优先适用的顺序。

与WTO《反倾销协议》和欧美等国的反倾销法相比，我国在确定正常价值的立法上，缺少两个重要的概念：一个是“正常贸易过程”，另一个是“可比价格”。

WTO《反倾销协议》规定，低于产品单位成本（单位生产成本加上销售、管理和一般费用）的出口国国内市场价格或第三国价格可视为非正常贸易过程的售价，可以忽略。

如果出口国市场有特殊情况，或者出口国国内市场没有销售相似产品，或销售量太少，可以认为出口国国内价格不具有可比性。

国际上较为完善的反倾销法通常会列举出本国认为不属于正常贸易和价格不可比的情况。

一般把关联方之间的贸易作为非正常贸易，不予采用，美国反倾销法还对跨国公司的进口产品规定了特殊的计算方法。

各国对可比性的规定原则上大体相同，只是有些国家对“销量不足”没有作定量规定。

为了增强我国立法的可操作性，我国也应列出出口国市场价格或第三国价格不具备可比性的情况。

在出口国国内市场价格不可比情况下，可采用第三国价格或结构价格。

但是，因为既然涉案产品在进口国有倾销之嫌，它很可能也向第三国倾销，因此，用第三国价格确定涉案产品的正常价值，很可能得出倾销不成立的结论，所以，各国在实际操作时倾向于采用结构价格推断正常价值。

这样，结构价格的规定有着重要的实际意义，目前我国只是粗略地规定结构价格由生产成本加上合理的费用和利润构成，至于何谓“合理的”费用和利润，具体包括哪些项目，则没有进一步的规定。

如果“合理的费用”包含的内容较多，那么，由此确定的正常价值就会相应较高，这显然有利于确定倾销和提高倾销幅度，反之亦然。

对利润的确定指标也有相似微妙作用。

因此，完善我国对确定“结构价格”的规定，能够在不违反WTO协议前提下增强我国反倾销灵活性。

（二）出口价格的认定出口价格指进口的倾销产品对我国出口的价格。

根据我国《反倾销条例》第5条的规定，出口价格的确定方法有如下三种：实际支付价格。

以进口产品的实际支付价格或应付价格作为出口价格。

如果进口产品没有这种价格，或者其价格不能确定，则采用下面的方法：转售价格。

该进口产品首次转售给独立购买人的价格；推定价格。

由商务部和海关总署协商后，根据合理基础推定一个出口价格。

在此，我国《反倾销条例》没有将关联交易的出口价格排除在外，而WTO《反倾销协议》则明确规定由于出口商和进口商或第三方之间存在关联关系达成某种补偿协议使出口价格不可靠时，可以采用转售价格。

如果产品不是转售给独立的买方，或转售时产品的状况已经发生了变化，可以采用推定价格。

这个缺陷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立法时我国的对外贸易还是属于国家严格控制的部门，进出口商之间不可能有诸如控股之类的关联。

但是，根据中美、中欧双边WTO 协议，我国在加入WTO 三年内分阶段开放进出口权和分销权。

也就是说，外国出口商、生产商可以通过合资、参股甚至独资等方式介入我国外贸行业，由此可以预见关联交易将日益普遍。

如果涉案出口商和进口商或第三方有关联，出口商就有可能通过提高产品向我国出口的价格，或者经第三方转口到我国，由进口商以较低的价格在我国国内转售，然后出口商再以其他方式补偿进口商的损失，从而规避了我国反倾销法的管辖。

因此，我国有必要引入WTO 的有关规定，明确对关联贸易或有补偿安排的贸易的处理方法。

（三）倾销幅度的确定我国《反倾销条例》第6条规定，对进口产品的出口价格和正常价值应当按照公平合理的方式进行比较，出口价格低于其正常价值的差额，为倾销幅度。

至于是否调整影响可比性的差异因素、如何调整、何谓公平的比较方式等，我国《反倾销条例》均未作出具体规定，这虽然为行政机构留下了较大的裁量余地，但缺乏实际指导意义。

在实际操作中，对出口价格和正常价值的调整和比较方法直接影响倾销的确定和倾销幅度的大小。

国际上对三方面调整已经大体上形成了共识。

第一，出口价格和正常价值的比较应在同一贸易水平上进行，通常把两者都调整为出厂价水平。

第二，两者的销售时间应尽可能接近。

第三，对案件中影响价格比较的差异因素作出适当的调整，如对物理特征差异、销售条件差异、折扣和销售数量差异和税负差异等等因素作出调整。

但是具体到调整的内容和方法，各国的规定各有侧重，我国也应遵循公平比较原则，对影响可比性的差异因素的调整作出适当的规定。

国际上对调整后的出口价格和正常价值有多种不同的比较方法。

WTO：《反倾销协议》所允许的比较方法有三种：第一，将调查取样期间的加权平均正常价值和加权平均出口价格相比较。

第二，将调查期间每笔交易的正常价值和每笔交易的出口价格相比较。

第三，将调查期间的加权平均正常价值和每笔交易的出口价格相比较。

前两者是WTO 推崇的比较方法。

第一种方法虽然简便，但如果出现单笔交易的出口价格高于正常价值时，就会拉高加权平均出口价格，由此确定的倾销幅度较低，从而影响征税幅度和保护力度。

因此，不少利用反倾销作为贸易保护武器的国家并不青睐这种方法。

第二种方法得出的结果较为公平合理，但是计算繁琐、增加工作量，实际上也不常使用。

第三种方法忽略高于加权平均正常价值的出口价格，因而是最容易得出倾销结论，并且增加倾销幅度的方法。

尽管WTO严格规定这种方法只有在确定了“目标倾销”的条件下才能适用，但它实际应用的频率仍然比较高。

借鉴各国的反倾销操作和WTO 的规定，我国应该在法律上补充可使用的比较方法，以便能够视案件的恶劣程度，选择不同的保护手段。

损害的确定要对倾销行为采取反倾销措施，仅仅证明倾销行为的存在是不够的，必须同时证明倾销行为已经造成对国内相关产业的损害。

（一）相似产品对相似产品的界定是确定反倾销调查范围、国内产业和进行损害分析的前提。

但是，我国《反倾销条例》对相似产品没有明确定义。

相似产品的一个最重要特征是国内外产品的相似性，尤其是可替代性，因而确定相似产品不仅要注意产品的外观和质量，更应强调产品的性能和用途。

目前，我国在操作中是采用海关关税税则号来确定产品的比较范围。

但是，同一税则号下的产品有时在产品性能和用途上不具有可比性，因此，也就无法进行真正意义上的比较。

而且，反倾销的申请和征收反倾销税过程中就难免殃及同一税则下的非倾销产品，因而我国有必要明确相似产品的定义。

在定义相似产品时，如果范围过窄，国内可能不存在与进口产品完全相同的产品，以至于无从调查对国内产业的损害。

如果范围过宽，有可能因此致使提出申请的生产商不足以达到构成国内产业所需要的一定比例，或者可能将实际上没有倾销的其他产品包括在涉案产品内，从而损害这些产品的用户利益。

WTO《反倾销协议》把相似产品定义为与进口产品在各方面完全相同，或者在没有完全相同产品时，在各方面虽然不完全一致，但具有和进口产品非常类似特征的产品。

由于我国目前产品规格与国际标准产品规格不完全一致，而且国内产业又相当脆弱，我国在定义相似产品时可以适当从宽。

此外，鉴于欧美反规避的经验，还有必要将进口的主要零配件包括在相似产品的范围之内，以防范外国生产商通过主要零配件出口来规避对成品的反倾销行为。

（二）国内产业反倾销法对国内产业的范围界定的适当与否对于反倾销法能否有效发挥其应有的作用非常重要。

我国《反倾销条例》第11条规定：“国内产业，是指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内同类产品的全部生产者，或者其总产量占国内同类产品全部总产量的主要部分的生产者；但是，国内生产者与出口经营者或者进口经营者有关联的，或者其本身为倾销进口产品的进口经营者的，可以排除在国内产业之外。

”我国虽然没有对“大部分”作为明确的界定，但通常认为合计产量至少占国内相似产品总产量50%的生产者才能代表国内产业。

实际上，仔细推敲WTO《反倾销协议》程序法的规定，“如果支持申请的生产者的总产量占对申请表态（包括支持或反对）的相似产品的国内生产者的总产量50%以上，该申请可被视为由国内产业或代表国内产业提起的。

如果明确支持申请的生产商的产量不足相似产品国内总产量的25%，则不应发起调查。

”可以发现，只要表示支持申请的国内相似产品生产商的产量超过反对申请的生产商的产量，而且，占国内总产量的25%以上，就构成法律上的“国内产业”。

一般来说，发展中国家为了有效保护国内产业，在初次立法时会制定一个较低的比例要求，我国对国内产业的这个粗略定义，在实际上提高了反倾销调查申请资格的门槛，不利于实现对国内产业的保护。

但是，如果比例过低，则易于引起国内生产商的反倾销冲动，增加反倾销行政机构的负担，也可能使反倾销不能真正代表国内相似产品生产商和用户的整体利益。

因此，我国可以考虑以WTO《反倾销协议》为范本，明确国内产业定义，适当调低产量比例。

此外，我国地域辽阔，诸多产业尚未形成统一的国内市场，而且由于我国阶梯型的不平衡改革开放格局使得各地区对外贸易依存程度大相径庭。

因此，我国可以借鉴欧美反倾销法和WTO《反倾销协议》在定义国内产业时引入“地区性市场”的规定，在适当情况下将国内市场分成两个以上的地区性市场，以防止外国产品对我国某一地区集中倾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