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严来自高贵的心灵

尊严来自高贵的心灵李镇西没查过词典，但我以为我对“尊严”一词的理解不会太离谱——所谓“尊严”，通俗地说，是一种被人尊重的权利。

既然是“权利”那就人人拥有，教师当然也不例外。

但是，拥有权利和权利的实现是两码事。

一次在飞机上，和邻座一名医生闲聊。

当他得知我是教师后，说：“我俩的职业都有两个共同点——第一，都是和人打交道；第二，社会声誉都不佳。

”我笑了，心想“都和人打交道”并不准确，我每天面对的“人”充满活力，你每天面对的“人”能和我比吗？但他说医生和教师的社会声誉都不佳，我是同意的。

平时听听周围人的议论，打开报纸看看那些负面新闻，真是没几个说医生好老师好的。

相反有人把医生、警察和老师相提并论比作不同的蛇——“白蛇”、“黑蛇”、“眼镜蛇”！这说法当然既片面又偏激，但这三类职业的社会声誉远不如过去，这是不争的事实。

可见，相当一部分（不是所有）教师和医生、警察一样，并没有获得普遍的社会尊重，虽然有被人尊重的权利确实上并不被尊重，拥有的权利并没有广泛实现，因此谈不上“尊严”。

尽管政府花了大量精力宣传“人民教师无上光荣”，还设立了“教师节”，但老百姓依然看不起一些老师。

“尊重”是一种发自内心的情感倾向，是无法强迫的。

我想，一门职业要受人尊重至少有三个原因：政治地位，经济待遇，个人素养。

且让我稍微回顾一下历史。

民国时期我不了解，至少从我记事起，我就从我当老师的父母身上感觉到，教师这个行业并不是那么“令人自豪”。

原因还是从我刚才说的三方面去找。

1949年以后很长一段时间里，包括教师在内的知识分子被当做“改造对象”。

“镇反”“肃反”“反右”……每一次政治运动，教师无一例外都会被冲击。

到了“文革”，毛泽东公开宣布：“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这是毛泽东1966年5月7日致“林彪同志”的信（亦称“五七指示”）中的原话，小时候我可是背的滚瓜烂熟的——无论大学还是中学小学，教师队伍再次面临劫难：侮辱、批斗、殴打以至迫害致死的老师不计其数。

成都市龙江路小学的特级教师袁丽华，因为不堪忍受曾经叫她“袁老师好”的天真无邪的孩子伴随着着谩骂吐唾沫的批斗，而饮恨自尽，年仅38岁！在我少年的记忆中，我亲眼看见我的老师在被批斗时惨遭毒打，从台下向他砸去的一块石头击中他的头部，鲜血一下子从额头流下来，整个面部顷刻间成了鲜红！当然并不是每一位教师都被批被斗被毒打，但在那个年代所有教师头上都悬着一柄达摩克里斯剑，时时刻刻都战战兢兢，惶惶不可终日，这是事实。

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称号：“臭老九”。

如此“臭老九”，哪里还有什么“尊严”可言？教师职业的经济待遇不高，似乎自古而然。

尽管老祖宗有“天地君亲师”的排列，但到了明代便有了“九儒十丐”之说，教师的地位仅在乞丐至上。

这里当然更多的是指经济状况。

当教师从来就不可能发财，古今中外概莫例外。

所以就有了“家有五斗粮，不当孩子王”的古训。

不过，在运行正常的社会，教师虽然不可能成为富翁，但生活充裕是完全可以做到的。

现在已经有不少资料显示，民国时期大学教授的收入是相当丰厚的，中小学教师的收入也绝不可能仅比乞丐好一点。

即使50年代中前期，中学教师的收入也颇为可观。

我说这话是有依据的。

我岳父50年代初便开始在中学任教，当时他一个人的工资要养活一家大小十几口人，而且生活还算比较富裕。

这在现在是不可想象的。

但到了后来，教师的工资便渐渐衰落了。

六十年代初，我的一个叔叔（父亲的同事）平时在学校上课，周末则回到农村的家。

一次回家前想给家里老小买点吃的都没钱，最后脱下自己的毛衣换了一个大南瓜带回家！我从小就听惯了“穷教书”的说法，却从来没有听谁说过“穷当官的”。

因此，便有了公社书记对小学老师说“你好好干，以后我提拔你当售货员”的真实笑话。

教师在旧时被人称作“先生”，这个称呼包含着人们对教师学识和人品的认可，或者说期待。

过去，哪怕是一位乡村小学的教师，都会被周围的乡亲们视为一方神圣。

因为“先生”就代表着学问。

逢年过节，主持各种礼仪，大家都要去请“先生”。

现在我们所熟知的许多大家乃至大师，年轻时都有过当小学老师的经历。

比如叶圣陶，当年师范毕业后，就是在苏州郊外的甪直镇以“小学老师”的身份开始了他的教育生涯。

可以想象，当年学识渊博、人品高尚的叶圣陶会给孩子们怎样的启蒙？当然，叶圣陶是名人，可是我们完全还可以从大家熟知的魏巍《我的老师》中了解一位名叫“蔡芸芝”的普通小学老师对孩子心灵最初的滋润。

这样的老师，是值得孩子们感恩一辈子的！写到这里，我不禁想，在现在的中小学中，究竟还有没有叶圣陶这样的大学问家？究竟有多少像蔡芸芝这样充满爱心的老师？孩子们每天见着我们都要叫“老师好”，但如果孩子仅仅是出自礼貌而不是发像魏巍对蔡芸芝老师那样发自自内心的尊敬与感恩，这礼节性的“老师好”三个字是没有多少尊严的含金量的。

好了，我们来看看，现在有的老师（注意，我一直说是“有的老师”而非全部老师）为什么没有尊严？是政治地位依然低下吗？当然不是。

改革开放以来，教师作为一个群体已摆脱了政治上的歧视，一般情况下，更不可能无端遭受政治迫害。

相反，“尊师重教”“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百年大计，教育为本；教育大计，教师为本”等口号已经写进了党和政府的各类文件。

尽管有些口号并不见得就不折不扣地落实到了学校，落实到了教师身上，但毫无疑问，整个社会氛围对教育和教师的重视，比起几十年前简直不可同日而语。

当然，就个体而言，也许还会有辱骂甚至殴打老师的现象，但就整体上说，教师在政治上已经翻身，这不会有太大的争议吧！是经济待遇依然不高吗？恐怕也不是，至少不完全是。

是的，在相当长一段时间，教师的工资偏低，我在八十年代九十年代教高三毕业班的时候，要动员学生报考师范是一件很吃力的事。

原因很多，但收入低是重要的一点。

就在前几年，在职教师辞职下海做生意的也不是个别。

然而现在情况已经发生了较大的变化，随着绩效工资的落实，绝大多数教师的收入在当地应该还算过得去——当然，我们不能和大款富翁比。

“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算中等水平吧，而且教师职业相对还比较稳定，收入自然也比较稳定。

这也是近几年师范院校出现报考热的原因。

现在每年大学生毕业，包括一些非师范专业的学生也纷纷参与学校招聘的竞争，经济待遇绝对是一个重要原因。

现在有的教师不被人尊敬，既然主要不是因为政治地位，也不是因为经济待遇，那我们只有到教师个人素质上找原因了。

按说教师也是“知识分子“，那么知识分子应该有着怎样的人格与学识？换句话说，我们就应以什么去赢得社会的尊敬？最近读《南渡北归》，我实在震惊于上世界上半叶知识分子的人格与学识。

一边读我一边想，当代知识分子和那一代知识分子在学识与人格上的差距究竟有多大？先说学识。

1924年清华学校（当时还不叫清华大学）拟办国学研究院。

校长曹云祥邀请1917年因新文化运动而“暴得大名”的胡适担任院长，胡适很有自知之明，立即推辞。

他认为，当时大师如云，他算几斤几两？曹云祥说，院长你不愿当，那就退而求其次，担任国学研究院的导师吧！胡适依然觉得自己学问肤浅，哪敢冒充“国学导师”？今天，稍微会说几句论语孟子，加上年长一点，立马就被媒体称作“国学大师”，相比之下，胡适简直就是“文化昆仑”了。

但胡适当时很清醒，因为他怎么也不能无视当时真正的学界泰斗的存在。

他谦虚而真诚地对曹云祥说：“非一流学者，不配做研究院导师，我实在不敢当。

”他还向曹云祥推荐了几位大师。

最后，根据胡适的推荐，曹云祥正式聘请的“四大导师”是：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陈寅恪。

和近一百年前的大师们相比，说现在的我们简直就是“文盲”一点都不夸张。

从学问上说，我们现在究竟哪一点比前人强？想去想来，也就会点计算机操作，会点“爱疯”“爱拍的”而已！特别让我感慨的是，那年头真的看重的是真才实学，而非虚名，更不轻信文凭。

“四大导师”之中，只有赵元任是美国哈佛大学的博士，而王国维、梁启超和陈寅恪三位学贯中西，却均无博士、硕士文凭。

陈寅恪海外留学十几年，分别在柏林、哈佛等欧美名校攻读，却终没拿回一张博士文凭。

试看今天的中国，“博士”“硕士”何其多也！中学甚至小学早已本科化，每年的硕士也如过江之鲫涌入中学，但恕我直言，现在不少博士硕士其学问还不如民国时期的高中毕业生。

所以，我从不敢在我的名片上印“博士”二字。

不是虚心，而是心虚。

再说人格。

上面所说的清华学校国学研究院的“四大导师”指的是以“教授”的头衔担任导师的四位大师，其实，该院第一批导师是五位而不只是四位。

还有一位叫李济，但他是以“讲师”的头衔担任导师的，所以便没有进入“四大导师”之列。

这位李济也是一位真正的大师，他14岁考入清华学堂，18岁毕业后赴美留学，先在克拉克大学主攻心理学、社会学，后在哈佛大学攻读人类学，以《中国民族的形成》论文或哈佛大学哲学（人类学）博士学位。

这是第一位中国人获此殊荣。

那一年，李济27岁。

学成之后，李济毫不犹疑启程回国。

和若干年以后的许多留美中国学生不同，他想都没有过“在美国发展”。

在他的心中，有着成为学术大师的愿望，却没有成为百万富文的大亨或权势显赫的大官的追求。

他一门心思想的是“新文化，科学救国，振兴民族”。

这不是他一个人的抱负，而是他那一代人共同的理想。

若干年后，李济这样说：“那时的留学生，没有一个想在美国长久地呆下去，也根本没有人想做这样的梦。

那时的留学生，都是在毕业之后回国的。

他们在回国之后，选择职业的时候，也没有人考虑到赚多少钱和养家糊口的问题。

我就是在当年这种留学风气之下，选择了我所喜爱的学科——人类学。

”渴望中国尽快崛起，这不但是那一代知识分子共同的强烈愿望，也是他们的行动。

他们清醒地看到了当时中国在各个方面与欧美的差距，并大胆地向西方学习。

正是因为这种“强国梦”，梁启超特意安排长子梁思成赴美学建筑，安排次子梁思永学考古。

这一安排，皆是为了让当时不受中国学术界重视的冷僻专业，能够在中国大地上生根、发芽、成长、壮大，用梁启超自己的话来说，是“为中华民族在这一专业学问领域争一世界性名誉。

”后来梁思成和梁思永的学术贡献证明，梁启超的目的达到了，梁氏兄弟学成归国后，分别成为自己专业学科中领一代风骚的宗师。

他们赢得的，不只是梁氏家族的“风头”，而是中华民族的光荣。

这就是那一代知识分子的人格。

读《南渡北归》，我真的自惭形秽，我甚至不敢对自己说“我是知识分子”。

我甚至觉得，当代知识分子应该加个引号，为“知识分子”，意思是“所谓的”。

坦率地说，我现在对某些教授、院士，或者号称“大师”的专家，实在不敢轻易尊敬。

如今学术腐败这么猖獗，我怎么只知道你的“教授”“院士”是怎么来的？就算你在你所研究的专业上的确达到了某种高度，但人品的高度也上去了吗？一个个西装革履，油头粉面，自以为有学问，趾高气扬；但怎么看也觉得像没有文化的老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