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南京古玩行的回回

民国时期南京古玩行的回回

【南京回族史料】民国时期南京古玩市场经营之主客体人群 ...

民国时期南京古玩市场经营之主客体人群研究

南京作为民国首都，在政治、经济、文化上都烙有浓厚的民国印记。古玩业是以经济的形式，挟浓厚的政治因素，贩卖文化的经营品类，是政治、经济、文化融合的统一体，为民国最好的形式化载体。作为地区阶段性历史研究，民国时期南京古玩市场的相关学术研究一直较为薄弱，但已经始为学术界所关注。本文研究论述以1934年《南京市古玩玉器业同业公会会员名录》[1]为参照对象。

1934年南京古玩市场正是处于高速发展期。三年之后由于日军的占领，南京古玩业遭到毁灭性打击。之后又奇迹般的复苏，进而更加蓬勃发展。这一切与此时南京建设带动下的古玩业良好的发展契机分不开。从会员名录中我们发现当时南京共有古玩店铺19家，其中前清开办2家，其余17家皆为民国后开业。从店铺资金方面看，19家店铺共拥有固定资产10，800元，流动资产19，900元，总资产为30，700元[1]。而这些资产的分配并不均等，大铺与小铺的差别甚至达80倍。有的店铺只有固定资产，有的店铺仅有流动资产。因此，根据各铺总资产情况，可将其分为四类。

南京古玩店铺一般都规模较小，其基本结构大致为一个掌柜与一两个伙计，部分大的店铺再加上一两个学徒。南京的古玩业不比北京

和上海，店铺规模自然不会很大。当时古玩业从业总人数为70人。通常一家店铺仅一两人，最多也就四五人。雇员与店铺实力相关，资金雄厚、规模较大的店铺雇佣店员也相对较多。但限于古玩行业的特殊情况，店铺规模大小差异不是很大，资产的占有量自然决定了雇员数量。例如作为当时南京古玩业龙头的迪华斋雇员为四人。而另一家前清开业的经古舍虽然资金为1200元，却因经营时间长，雇员亦为四人。

从以上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当时南京古玩业正处在有序发展阶段，历史悠久、经营有方的铺子已经有了喜人的规模，而其他店铺则相对较弱。此时南京古玩玉器同业公会登记的19家店铺正是三年后南京古玩业大发展的基础，而这群从业人员日后也成为南京古玩业发展的骨干和支柱。

第一章市场从业者

马克思曾提出：“人是社会实践的主体，也是社会文明的创造者。”以劳动为手段，人脱离动物行列形成社会，并在纷繁复杂的社会事务中处于主导地位。而商业社会的从业人员，作为市场结构中不可缺少的部分，对市场的形成、发展同样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民国时期，南京古玩业无论人从员数量还是店铺规模来看都属于中小行业。即使在北京、上海这样古玩业发达的城市，与其他行业相比古玩业同样仅能类属于中小行业。这是由行业自身的性质所决定的。然行业虽小，人员分类却相较其他行业更为丰富。除通常意义上的卖

家，还有同时兼具买家与卖家双重身份的掮客，这同样决定于古玩行业独特的性质。

回民作为古玩行业从业者中一个特殊群体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本节将对该群体作详细分析。

第一节代表人物对比分析

为便于比较，本节从历时38年的民国时期南京古玩行业众多从业人员中选择了具有代表性的五位进行抽样观察与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寻找他们各自所代表群体的独有特点。

1、马应山：1923年出生，江苏南京人，学历初小，回族。

马应山十岁入学。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日军占领南京，他由此结束了四年的初小学习，开始跟着父亲摆古玩摊。在父亲的引领下，他学会了基本的古玩知识和买卖方法。1938年后受日本占领者对中国古玩爱好的刺激，南京古玩市场奇迹般的恢复并异常的蓬勃发展起来。马应山与父亲的小古玩摊也越做越好。不久父亲同一位叫庄懋才的同业在瞻园路72号开设懋云斋文艺社做古玩扇子生意。从行商转为坐商，马应山与父亲的事业正像当时许多南京古玩业主一样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

1945年，抗日战争即将迎来胜利，马应山的父亲却于同年去世。在前马应山跟随父亲做古玩生意已有8年。而父亲的去世意味着懋云斋合伙生意的终结，并促使马应山独立走向古玩市场。之后，马应山借了高利贷同合伙人一起在宁沪路带跑红木家具古玩扇子生意。从其

经营方式而言，此时他仍可称为古玩业主。但没过多久生意失败，店铺亦转与他人。马应山同马学志、孙如良、沈补山、吴文彬一起另择铺面，继续从事宁沪路上的古玩红木生意。马应山主要从外面找货，拿回来卖给本店，赚点钱维持家庭生活。此时的马应山已经完全成为一名掮客。唯一与其他掮客不同的是，他的交易对象只是与同伴合伙的本家店铺。马应山的掮客生涯延续了三年，直至1949年解放。

2、陈新民：1914年12月16日出生，江苏南京人，当时学历高小。

陈新民1931年在考棚小学学完高小课程，进入贡院西街鲁筱松的春源斋古玩店作学徒。刚来时，17岁的陈新民对古玩并无太多了解。但他聪明好学，深得师父鲁筱松的的喜爱。因此，三年学徒满师后，师父鲁筱松就绍他到上海环龙路铭德里的罗孝同处为伙一年。从学徒到伙计，陈新民已经由一名古玩新手转变为行家里手。在上海的一年中，他学会了更多古玩行业的规则和生意经。

一年期满，他回到南京，与沈补山合伙正式开始了自己的古玩事业。此时他们还没有固定的店铺，从事的业务主要是异地代销赚取差价，销售对象为同业店铺经营者和德国顾客。为了更好的学习古玩业务，同时也为了扩大自己的客户群体，陈新民决定为当时南京最大的古玩铺迪华斋做掮客。在一年的专职掮客生涯中，陈新民积累了更多的经验。1937年，他同沈补山又一次合作，筹资六百元租下贡院西街85号的店面，开设集粹斋古玩店。拥有了固定店铺，陈新民的身份也由此正式转变成古玩业主。

然而新店开张不久，日寇占领南京。逃难令店铺所有商品损失殆尽，陈新民多年积攒的心血转眼间付之一炬。1938年时局稍稍安定，陈新民重新回到南京，开始二次创业。起初他在莫愁路收货卖给同业，随着生意逐渐平稳，不久又回到贡院西街的原址营业。1939年他与沈补山的合作告一段落，尽管仍在一个铺面，但二人已独立经营。直至1947年，陈新民希望扩大经营规模。便租下瞻园路同业汪乃历的房屋，在此单独经营新铺“重庆古玩店”。而后随着沈补山将原店铺归还，陈新民便在此开设字画店，请孙光华和父亲共同经营，直至解放。

陈新民共经历民国时期的古玩业十八年。从学徒逐渐发展到拥有两家店铺，在同业中颇有实力的业主。他代表了南京古玩业从业人员中颇具实力的部分人群。

3、刘怀义：1915年6月8日出生，江苏邳县人，文盲。

与马应山和陈新民不同，由于家庭极度贫困，刘怀义没有上过一天学。他自小跟父亲劳动，在中山陵附近放牛卖菜。至16岁，父亲借日本人的高利贷做流动小贩专门贩卖日货。日本人的高利贷需要每天结算利息。因此在交完利息后所剩无几的盈余还不够一家五口人每天的伙食。但就是这样的营生也并未持久，不久日本人要收回本金，刘怀义父子小贩的生意也随之终止。

1937年，刘怀义借资开始做古玩玉器的流动生意。而在这之前他与古玩可以说毫无关系。随着生意逐渐起色，他在夫子庙东市场找到半间房子，开了一爿宝心斋古玩玉器店，由行商转为坐商。然而他

入行晚，本钱小，对古玩行业了解不多，店铺的生意并不如当初想象的好。随着生意一天天清淡，铺子由盈利转为亏损。四年后本金亏损殆尽，宝心斋关门歇业。这之后刘怀义作了一段时间当铺店员，积累了一些资金，并于1942年再次独立从事古玩玉器的流动销售。这一次他坚持了八年，直至1949年南京解放。

刘怀义的经历可以代表当时南京古玩市场中相当一部分底层从业者。他们缺乏资金，对古玩的了解也仅限于一门可以谋生的生意。因此，他们做做停停，停停再做做，总是徘徊于入行与出行的边缘。而经营也大部分局限于流动摊贩的形式。

4、李寿桐：1921年11月15日出生，江苏南京人，学历高小，回族。

李寿桐出生于商人家庭。受父亲多年经营烧饼店的影响，李寿桐对商业经营具有一定的认识。17岁离开学校，由于自家店铺被战火烧毁，他被介绍到一家西点店做帮工。这份工作十分辛苦，令当时家境还算不错的李寿桐无法忍受。于是在友人马福远的介绍下，李寿桐来到上海，先后在广东路上的达永龄和瑞珍古玩店作学徒，前后长达七年。满师后李寿桐回南京结婚，一边照顾妻子一边同胞弟李寿楠在瞻园路开了一家大饼店维持生计。一年后李寿桐回到上海。他拒绝了瑞珍古玩店老板陈春芝的邀请，与友人李国柱合伙开始了自己的事业。他们在住家的马路旁边摆旧木器家具，也曾卖过牛奶和面包。但由于经营不善，持续时间不长。

27岁那年，李寿桐回到南京，重心操起古玩买卖的营生。起先

他在瞻园路碧云斋古玩店搭柜做掮客，帮助店铺充实货物。因为当时抗日战争结束，南京到处充斥着美军和外国人。他们对古玩的喜好令古玩生意陡然繁盛起来。看着热火的形势，李寿桐向母亲索要了一间租出的店房，正式开了一爿小古玩店博雅轩。尽管手头上不太富裕，但就生活而言，还是不错的。1949年南京解放，外国人逐步离开南京。同其他古玩店铺一样，李寿桐的博雅轩生意也就此清淡下来。

5、刘永全：1912年11月12日出生，江苏六合人，学历高小，回族。

刘永全的经营项目是珠宝玉器。如果在上海或北京，他应该不能算是古玩行业的成员。因为这两个城市，经营珠玉的从业人员属于单独的珠宝玉器行业公会，同古玩行业公会是分开的。然而在南京，唯一的古玩玉器同业公会令刘永全也成为古玩从业人员中的一员。

1923年，刘永全十岁，经大表哥石霏玲介绍到上海城内九亩地万竹路222号鲍维记家传珠宝学徒。因当时年龄较小，故学徒期为六年。1930年刘永全由师父胞姐夫的关系投考上海英商电车公司实习卖票，一年半即升正式卖票员，然不多时就因故被停歇工作而失业。

售票员工作结束后刘永全一时无法谋到其他职业。这给了他重回本业正式做起珠宝掮客的机会。由于他为人热情聪明，又会英语，机遇很快就降临到他的身上。刘永全因为业务关系认识了一位叫利荣的巴基斯坦珠宝出口商。利荣对刘永全的印象非常好，多次邀请刘永全帮他一起做生意。除薪水外刘永全还将获得进货额2％的返点分红作为报酬。考虑到每月将额外增加二三十美元收益，刘永全答应了利荣

的邀请。他们的合作一直持续到1936年日本人进占上海租界。利荣洋行歇业，刘永全又回到珠宝公司，一边自己经营小铺一边帮同业掮销。买主大多数为资本家。

1947年，刘永全遇到先前上海瓷业银行副经理唐寿宏。此时已是南京银行经理的唐寿宏向刘永全提议在南京创设南京首饰商店，并很快召集其他二人参股，在中山南路232号开张营业。公司按股份制由四人出资，刘永全率先出资任总经理。然而解放战争开始，淮海战役正接近南京，其余的股东声明退出关系，刘永全只能独力支撑。其后1948年7月至1949年南京解放，商店因营业清淡，随即申请歇业。从以上五人的经历可以看出，他们分别代表了民国时期南京古玩行业不同层面的众多从业者。古玩世家凭借父辈的经验轻松入行，学徒工通过勤奋努力终成事业，半途入行勉强支撑仅能糊口。

第二节特殊群体回民[2]从业者分析

回族是以十三世纪初叶开始东来的中亚细亚各族人，以及波斯人、阿拉伯人为主，并吸收汉人、蒙古人、维吾尔人成份以及别的成份，融合、发展而成的一个民族，诸多历时文献将其称作“回回”。回回善于经商，“于四民中，最善贾，凡售玉器、毛皮诸货，下至糕饼茗，率为其人。善居，齐民中十之一二云。”[3]元代以降，回商遍中国。而珠宝业又称珠玉业，是回民的传统行业之一。由于长期从事珠宝运输、销售及贩卖活动，使得回商练就一身过硬的鉴别本领，在同行业乃至整个社会中得到了认可。故早在明代就被称为“识宝回回”，“其

人善鉴识，每个贾胡海市中，廉得奇琛，故称曰识宝回回”[4]。

凭借得天独厚的天赋，回民在近代开始繁荣起来的古玩业中大显身手。作为业内中坚，他们言语行动对整个行业发展都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作为民国首都，南京是民国时期最繁荣的城市，也是现代古玩业发展的典范之地。这自然离不开众多业内回民的努力与付出。一、南京商业发展及回民入宁

南京的商业活动已有上千年历史。在明朝以前就经历过七朝故都的辉煌，城市发展已大大超越其他城市，商业发展也具有其独特的优势。明代对于南京而言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开国皇帝朱元璋以此定都令南京成为中国历史上为数不多历时数百年王朝的首都[5]，由政治中心带来的经济扩张令南京商业发展一时间兴盛起来。

明王朝建立的过程也是南京回回急剧膨胀的过程。据李兴华：《南京伊斯兰教研究》中提到：明初进入南京的回回主要有八部分：[6]

1.随太祖起事征战，主要来自淮、泗之间而进入南京的回回将领及士兵。

2.为拓建应天府城，营皇宫，造孝陵三大工程从全国各地召来的回回工匠。

3.遣送至京师安置的故元色目官吏士卒及广大部众。

4.被安置在南京的西域入附回回。

5.应诏而来南京的天文历算回回学者。

6.明代在南京任职的文武职官员。

7.明初迁至南京的穆斯林世家。

8.因中外交通，特别是郑和下西洋频繁至南京朝贡经商的西域、西洋等外籍穆斯林。

除军士以外，流入的回回聚居地大多在三山二门、马府街，均在今南京白下区（还包括今秦淮区一部分）。今天该地区还是南京回族的聚集区。由此可见，自明代到现今白下区都是南京市区回回重要居住点。[7]这其中就有许多是珠宝商人。因为当时南京是明王朝的都城和王公贵族居聚之地，也是全国最大的珠宝消费市场，于是大批珠宝商人涌向南京。[8]他们主要经营珍珠、玉石，由于南京地域文化发达，古董、字画亦价值连城，逐渐与珠玉行业并起，形成新的行业名称——古玩业。

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随着帝国主义势力的侵入以及殖民地制度的逐步深化，帝国主义国家的商品倾销改变了中国人民的消费方式。“……在南京及上海，回民经营的珠宝业虽一度兴旺，但后来也日渐衰落，使得一些回族珠宝商在积累了大量财富后，除了广置不动产外，纷纷投资于皮革、颜料、轻纺等行业而成为民族工商业者。”[9] 1912年，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民国始。至1927年3月，国民革命军攻占南京，4月成立“国民政府”，一时冠盖云集，市场一度振兴。及至1936年，南京已有商店1.3万多家，归属96个行业，店员达8万多人，资金约1240万多元，年对外贸易总额4000多万元，其中进口货物占2200多万元，是当时全国对外贸易最发达的城市。

1937年，南京沦陷，昔日繁华毁于一旦，商业衰败，市场萧条。

抗日战争胜利以后，南京成为美国倾销剩余物资的市场，商店里“无货不‘美’，有‘美’皆备”。1947年，全市消费性行业的户数占工商业总户数的44.5%，成为一个臃肿庞大、畸形发展的消费城市。1948年，物价一日数涨，通货恶性膨胀，一面是囤积居奇，黄金银元叫卖，一面是商店无货可售，米行无米供应。

二、民国时期南京古玩业中的回民群体

民国时期南京古玩业并不如北京、上海繁荣，但也是国内古玩业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之一。相对于北京历史悠久，文物众多；上海开埠较早，华洋杂糅，该时期，尤其是1927年民国政府定都南京后，南京古玩业凭借政治中心的地域优势，吸引了众多当时位高权重的政要、士绅、富贾的注意。例如前国民政府主席林森，知名学者胡小石、大律师王农以及汪伪时期内政部次长袁愈诠等都是当时南京古玩铺常客。而于右任等民国书画大家的作品也时常可以在铺子里看到。

南京古玩业主要集中在繁华闹市贡院街（即夫子庙地区）一带，大、小店铺数十家[10]。据1934年调查南京古玩店铺19家[11]，其中前清开办2家，其余17家皆为民国后开业；有12家处夫子庙商业区，占63％；从业人员70人，而这其中回回有34人[12]，近半数之多。

自清末，南京各行业纷纷成立行业协会。古玩玉器行业亦于1934年第一次正式成立行业公会，以此代表全行业参与全市商业集会、合

作，并协调同业之间经济纠纷，人事矛盾等问题。公会主席为松宝斋老板杨乐民，回族，汪伪时期一直持续任职（汪伪时期称理事长），直到解放。杨乐民作为行业头目，懂行且善交际，在行业内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外地客人来宁售货，其有挑选购买的优先权。其交游广泛，敌伪时期和当涂县长张四郎拜弟兄，大约共八人或十人[13]，皆当时南京颇有能耐之人。张四郎出来买东西，通常由杨出面讲面子获取些许折扣。此外，在回教内部，杨亦颇有人缘。改复初，时为夫子庙商业区一实力人物，与杨乐民同为回教。杨乐民曾一度与其合开展览会，利用改的势力及杨在业内声誉，将所挂字画盖上改氏珍藏章，说成是改七芗[14]家后代藏品，以此冒充真品赚取暴利。

此外，南京历史最长，创办于前清的迪华斋时任老板伍正文，聚源斋老板马慎洪，博雅轩老板李寿桐，懋云斋老板马应山，中国商店老板马长生，永宝斋老板常寿益，南京首饰商店老板刘永全等皆为回回。据1956年造册《南京古玩玉器同业公会会员名册基本情况》不完全统计，全市24家会员商铺，老板为回族的约占30％弱。

不仅此时回民从业人员所占比例较高，而且行业分工也进一步细化。在早先统一称谓的珠玉业中，经营珍珠、玉器、古玩、字画等的店铺也已各有自己的专业分工和经营范围[15]。例如早先瞻园路的“鉴古斋”、“经古舍”既卖古旧书籍又经营古玩玉器、金石字画、文房四宝（特别是名墨、名砚、名笔等），现在专营古玩，玉器也已很少再于店中经营。

然而，从业人数众多只是民族传统行业延续的结果。在生活中古

玩业内的回商还保持相互关照，团结互助的民族习惯。例如在敌伪时期迪华斋古玩店伍正文的儿子在下关车站售票，被反动警察绑去。伍正文立刻托陈新民去找中央商场珠宝玉器店常慰然，请他设法营救，由他打电话给伪警察总监李鸥，经过几番周折才释放出来。但是，在生意场合，民族互助的友情却被纯粹的商业利益所替代。除了平时经常在一起人的交流多些，其余就形同陌路。最有甚者，业内有一句俗话，“同行与同行是冤家，儿子对老子不说实话。”同行欺骗同行的例子也有很多。

回商利用海外贸易将珠宝等奢侈品带到中国，形成珠玉业经营的传统，并从此掌控了中国珠玉业半壁江山，甚至一度几乎垄断。而进入并再次雄霸之后兴起的古玩业亦是顺理成章。南京的古玩业可以看作是全国古玩行业的一个缩影，其繁荣的民国时期更与回民的勤奋努力与善于经营分割不开。可以说，没有回民就没有当时繁荣的南京古玩业。

第二章市场消费消费群体分类讨论

从名称上看，古玩这类商品是年代较为久远的器物。它们除了历史价值和观赏价值丰富外，相对较高的经济价值也是非常重要的表现。因此，能够成为古玩消费者的人群一般都具有一定的经济实力。这其中有中国人，有外国人；有官员也有商人；有因为喜好而收藏，也有因为价值而掠夺。众人诸面，不一而同。用相对比较全面的方法概括，这类人群在民国时期主要包括政府官员、社会士绅和外国侨民，以及

特定时期的外国驻军。这些不同的人群由于各自身份不同，喜好古玩的动机并不一样，他们以消费者身份参与古玩市场活动的方式也有很大差别。

第一节政府官员

政府官员爱好古玩自古有之。官员多是文人，对古玩的喜好一方面源于自身喜好书画的本性；另一方面在于统治阶级提倡“尊古重古”的先人崇拜心理。从繁盛的唐宋时期，王安石、苏轼等著名文人到清末金石大家吴大澂、陈介祺，这个融合了官员与古玩爱好者双重身份的群体一直延续了千年。及至民国，政体的改变并未割断千年的传承。作为国之栋梁的政府官员都深受国学思想影响，这正是他们对古玩偏爱有嘉的思想根源。

民国时期跨越38年，南京历经两个政府：蒋介石为首的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和汪精卫为首的伪国民政府。政权的更替带来了人员的流动，但未曾改变的是南京城中各级官员对古玩的喜好。当时国民党政府的大员如林森、于右任、戴传贤、胡汉民、居正等都是夫子庙的常客。[16]

其中位高权重又嗜古如命的非原国民政府主席林森莫属。林森爱好古玩成癖。他的收入，除正薪外，单办公费，每月有二千四百元。发薪日子，他照例由文官长魏怀、秘书王宜汉（俱是福建同乡）陪同，坐轿车到夫子庙古玩市场选购文物。古玩店老板都把他当作财神爷，搬出高价古物，竞相迎合。林森只要看中意了，能把大笔办公费花得

净光。他曾在在迪华斋以三百元买一把香妃竹扇。[17]

据陈新民在1958年的自述材料中介绍：日伪时期，伪国民政府内政部长陈群、实业部长梅思平、内政部次长袁愈诠都是他的客人。他们由古玩买卖相熟，关系甚至发展到凭借这层关系为亲友谋得一官半职。尤其是袁愈诠，与陈新民的交往甚至延续到解放之后。当时伪内政部就设在贡院街，经常有些伪中级官员至店中观玩古玩。时为内政部次长的袁愈诠对此道也颇有兴趣，渐渐成了集粹斋的座上客。随着交往时间渐长，陈新民同袁愈诠的关系日益密切，甚至托袁介绍其姨父李鹏飞至实业部任会计出纳。抗战胜利后袁愈诠被逮捕，然而1953年他的小老婆来找陈新民及其集粹斋合伙人沈补山，欲取回以前存放的古玩。由此可见，通过古玩生意，古玩店主同身居高位的政府官员建立起一种超越普通生意买卖的关系。他们不仅是交易者，还是朋友甚至以身家相托。可见古玩作为一种特殊的商品，在买卖双方之间建立起难以言喻又牢固有加的关系。这在政府官员，特别是高级官员消费者身上体现尤为明显。一方面高级官员的身份决定了他们相对大度的心态，另一方面高位的职务带来足够的经济实力使得他们毋需斤斤计较。

后一种情况在中下级官员身上的反差尤为明显。曾任广东警备司令的后勤部军官周游爱好字画，常在夫子庙各家店铺购买字画。他曾介绍朋友给陈新民，为此他在陈新民及其同业汤起风、陈琪寿、马存仁处无偿拿了不少东西。1949年解放前夕，周游在溃退前力邀陈新民随其一同撤退广东，被陈新民婉拒。走之前，他仍从店中拿走一

个小孩睡式瓷枕头。陈新民说：“当时我想这人非常爱小，损人利己，不是好人。和他一同走，后一定要吃亏，因此走的意思决定打消。”

[18]

国民政府时期南京古玩业经历了发展期和繁荣期。这与政府官员的喜爱是分不开的。日军占领南京之前，以国民政府主席林森为代表的大员们就是夫子庙古玩铺的常客。而抗战胜利后，南京古玩业依然保持了原有的兴盛，并进入了整个民国古玩业的繁荣期。据马应山回忆，原整编74师师长张灵甫就曾在其店中购买了一整套红木家具。除此之外，实例良多，在此不一一列举。

第二节社会士绅

除政府官员外，同时具备收藏古玩所需文化内涵和经济实力的人群主要是经营工商业实体经济的资本家、为维持政治统治社会安定服务的律师、医生等服务行业从业者以及具有一定社会地位的知识分子。这类人群经济相对宽裕，具有一定社会地位，可以统称为社会士绅。他们同手握重权的政府官员不同，对于喜爱的古玩器物自掏腰包，不惜重金多方索取。马应山也证实，那时有钱的老板非常多，他的懋云斋就有不少这样的固定客户。当时在南京颇有声望的大律师王农也是其中之一。王农在懋云斋买过不少东西，而最让马应山称道的是一套12件的黄花梨摆件。据他描述，这套摆件来出自清末一位名家之手，在一户富庶之家经历了几代人。时值家道中落，只得出让以此求生活。从外表看，不仅木质纯正、雕工精到，而且还有一种木质本身散发出

的清香，令周围众人大加赞赏。恰巧当日王农大律师循例来访，看到此件佳品，当场以不菲的价格定购。由此，王农与12件黄花梨的故事成为南京古玩业中一段佳话。

具有一定社会地位的知识分子也属于社会士绅范畴。但他们的资金都是工作的酬劳，相对于该范畴中其他人群在经济实力方面略逊一筹。尽管他们资金方面比较欠缺，但专业知识却非常丰富。这其中较为著名的人士有在南京中央大学、金陵大学任教的胡小石、陈中凡、汪辟疆、黄侃、吴梅、汪东等名教授[19]。还有一些知识分子往往利用自己的知识与其他人群的优势资金结合，共同购买古玩。抗战胜利之后，时驻扎在南京周边的一位刘姓团长与其兄长便是这样一对好搭档。他们大约二个月或三个月到南京来一次。刘团长不太懂行，只负责出钱。哥哥是画家又是教授，买东西完全由他老兄作主。起先他俩在陈新民贡院西街的集粹斋买了不少。由此陈新民便时时找货供应这个“能出钱的买客”。“我记得最大一次生意是卖给他一件文徵明画，合现在钱六百五十元。这画款付了一部，还欠一部，将东西拿走，他哥哥还拿了我一个绢本竹子画卷。这时快要解放了，在迟拿不着，请孙光华兄去芜湖将欠款取回。他哥哥在解放初期由杭州托便人将竹画卷款带来给我。从前我要六十元，托人带来只三十五元银元，告诉我不值六十元，少拿一点吧。我当时想能收着这款总比收不着好。”[20] 第三节外国侨民及驻军

这类人群主要是外国驻华机构代表及家属，例如大使馆成员等。

在1937年至1945年南京被占领期间，日军官兵以及日本各界驻华代表成为南京古玩业的主要客户群体。而1945年至1949年间，部分美军驻扎在南京，取代日军成为新的南京古玩市场消费群体。

资料表明，陈新民在1937年集粹斋开张之前，一直从事掮销与代售业务。他和沈补山收到好的器物就到上海出售，同时也替南京的古玩铺在上海寻找一些适销的器物。而此时，位于五台山的德国大使馆门口也是他们经常出现的地方。与其他外侨相比，德国人对古玩的热情一直很高，持续时间也相对较长。当时已是1936年，由于时局紧张，部分其他国家的外侨已开始分批撤离。而德国人由于其特殊身份在南京依然处于相对优越的地位，收购古玩的热情始终如一。与德国人的交易促使陈新民与沈补山的财富迅速积累。他们不仅平日里手头阔绰起来，而且还积攒了一笔资金，于1937年在贡院西街85号开了自己的店铺——集粹斋。从此由四处游转的掮客转变成具有实体店铺的坐商。

沈润生是南京另一家信誉极好的古玩店。曾有一位法国艺术家在店中见到南京画家何云洲的《菊花图》，大为赞赏，愿以每朵百元的价格收购。沈润生（店主名即店名）立刻携店中所有又于何家搜罗到七、八幅，全都售予此法国艺术家，获利菲浅。

日军在南京时期的暴行举世皆知，古玩行业自然也不例外。据马应山回忆：日本人通常直接光顾夫子庙贡院街的古玩店铺，遇到看上的东西就通过翻译向店主询问。他曾亲眼见过一个日本人在摊子上拿了就走。而且大多数日本人都是如此，真正喜好古玩并公平交易的他

没有碰到也没有听说过。就马应山的回忆而言，古玩铺的生意应该一落千丈，尽数被抢。然而除第一年，整个日军占领时期南京古玩业非但没有衰落，反而相对膨胀。这一方面是日本人对古玩的喜好带动了许多投其所好的购买行为；另一方面并不是所有日本人在购买古玩时都武力抢夺。

1945年日本战败。随国民党还都南京的还有美国顾问团及部分美军在南京的驻扎。美军士兵对凝聚着中国古老文明的古玩器物爱不释手，无论大小种类统统需要，甚至到了不辨真伪的地步。因此许多店铺就用新仿的替代古旧的器物出售给他们。然而，诸多替售的古玩器物，尤其是民国瓷器在现在看来早已跻身真正的古玩行列。因此当时美军士兵在被欺瞒情况下购买的古玩现在已经具有了真正古玩的性质，其价格也不可同日而语。

注释

[1] 1934年民国政府通用的货币仍然是银元。直至1935年11月实行货币改革，法币才成为民国政府通行的法定货币。参见王允庭.民国24年“法币改革”.21世纪经济报道.2005年12月25日。

[2] 本文中所述“回回”并非确指中国的回族。由于民族迁徙及压迫，在中国历史上直到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延安第一次以政权形式正式承认回族为一个民族。

[3] [清]陈作霖.上元江宁乡土志合志.南京：宣统二年江楚编译书局印行本。

[4] 皇明世发录卷八一

[5] 明成组朱棣迁都北京之后，南京成为明王朝的留都。

[6] 李兴华.南京伊斯兰教研究.回族研究.2005年；02期；第148页。

[7] 张建中.对明代前中期南京回回迁徙的再讨论.南京晓庄学院学报.2004年1月；第107页。

[8] 米寿江.南京回族地域性历史文化特征.回族研究.1996年；01期；第33页。

[9] 赖存理.回族商业史.北京：中国商业出版社. 1988年.第211页。

[10] 米寿江.南京回族地域性历史文化特征.回族研究.1996年；01期；第36页。

[11] 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国民政府档案.南京市古玩玉器业同业公会（1935）.全宗号：四二二（4）.案卷号：4159。

[12] 赖存理.回族商业史.北京：中国商业出版社. 1988年.第212页。

[13] 参见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国民政府档案.南京市古玩玉器业同业公会（1935）.全宗号：四二二（4）.案卷号：4159。

[14] 改七乡即晚清著名仕女画家改琦。改琦（1774——1829）字伯蕴，号香白，又号七芗，别号玉壶外史，回族，主要活动在清嘉庆、道光年间。

[15]郑勉之.近代江苏回族经济概貌.宁夏社会科学.1985年；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