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贫富差距重新扩大的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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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过度去工业化的经验教训及对中国的启示

美国过度去工业化的经验教训及对中国的启示

美国过度去工业化的经验教训及对中国的启示美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曾经在工业化的过程中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随着全球化和科技革命的发展,美国逐渐走上了过度去工业化的道路,这给该国带来了诸多经验教训。

对于中国这样一个正在快速工业化的国家来说,美国的经验无疑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一、美国过度去工业化的表现过度去工业化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工业产业面临严重萎缩甚至消亡的现象。

在美国,过度去工业化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工业基地的衰落。

过去,美国的工业基地主要集中在中西部和东北部地区,这些地区曾经是美国制造业的中心。

随着全球化的发展,许多企业将生产线转移到了海外,导致这些地区的工业基地逐渐荒废,一些工厂甚至关闭。

这不仅造成了大量工人失业,也导致了当地经济的萧条。

城市的凋零。

随着工业的衰落,许多城市面临了严重的经济问题。

曾经繁荣的城市渐渐变得冷清,城市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逐渐萎缩。

与此城市的贫困和犯罪率也开始上升,城市的社会问题变得越来越严重。

社会分裂的加剧。

过度去工业化导致了美国社会的分化和对立。

一方面,部分地区和人群因为失业和贫困而陷入困境,一些城市和群体却因为科技和金融领域的发展而富裕起来,社会贫富差距越来越大,造成了社会的不稳定和不公平。

二、经验教训与启示美国的过度去工业化经验对中国而言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必须保持制造业的竞争力。

制造业是一个国家经济的支柱产业,它直接关系到国家的经济实力和国民生活水平。

与其盲目地进行过度去工业化,不如通过技术创新和提高产品质量来提升制造业的竞争力,以保持制造业的发展。

要注重工业转型升级。

面对全球化的挑战,中国必须要加快工业转型升级的步伐。

通过转变发展方式,加大对科技创新和高端制造业的支持力度,使中国的制造业向价值链的高端迈进,实现高质量发展。

需要谨慎处理全球化的影响。

全球化为各国经济带来了巨大的机遇,也带来了巨大的挑战。

中国需要通过加强国际合作,防范和化解全球化带来的负面影响,推动全球化朝着更加公平、包容和可持续的方向发展。

美国次贷危机的形成、原因及影响分析

美国次贷危机的形成、原因及影响分析

美国次贷危机的形成、原因及影响分析在 21 世纪初,一场金融风暴席卷全球,这就是美国次贷危机。

它不仅对美国经济造成了重创,也给世界经济带来了巨大的冲击。

次贷危机的形成是一个复杂的过程。

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什么是次贷。

次贷是指那些信用评级较低、收入不稳定或者信用记录不佳的借款人所获得的住房抵押贷款。

在房地产市场繁荣的时期,金融机构为了追求更高的利润,放宽了贷款标准,大量向次贷借款人发放贷款。

这些次贷借款人原本可能并不具备足够的还款能力,但由于当时房价持续上涨,金融机构认为即使借款人无法按时还款,也可以通过将房屋出售来收回贷款。

于是,次贷市场迅速膨胀。

为了分散风险,金融机构又将这些次贷进行打包,形成了各种复杂的金融衍生产品,如抵押贷款支持证券(MBS)和债务抵押债券(CDO)等,并将其出售给投资者。

这些金融衍生产品经过多次转手和再包装,其风险变得越来越难以评估和控制。

当房地产市场开始降温,房价下跌时,问题就逐渐暴露出来了。

次贷借款人发现自己的房屋价值已经低于未偿还的贷款金额,于是纷纷选择违约。

金融机构手中积压了大量无法收回的贷款,而那些持有次贷相关金融衍生产品的投资者也遭受了巨大的损失。

那么,美国次贷危机产生的原因是什么呢?首先,宽松的货币政策是一个重要因素。

在 21 世纪初,美联储为了刺激经济增长,长期维持低利率水平。

这使得资金成本降低,信贷过度扩张,推动了房地产市场的繁荣和次贷市场的膨胀。

其次,金融监管的缺失也是关键原因之一。

金融机构为了追求利润,不断创新金融产品,但监管部门未能及时跟上,对金融衍生品的风险缺乏有效的监管和约束。

再者,金融机构的贪婪和短视行为也难辞其咎。

为了赚取高额利润,金融机构忽视了风险,过度放贷,并且对次贷的风险评估不足。

此外,消费者的过度借贷和消费观念也是一个因素。

许多人在没有充分考虑自身还款能力的情况下,盲目借贷购买房产,导致债务负担过重。

美国次贷危机带来的影响是广泛而深远的。

为什么美国的贫富差距那么大?

为什么美国的贫富差距那么大?

为什么美国的贫富差距那么大?在当今的美国社会中,贫富差距是一个严重的问题。

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问题逐渐加剧,许多人开始关注美国为什么会出现如此大的贫富差距。

今天,我们将探讨该问题的原因。

1.教育水平不足教育是影响个人经济水平最重要的因素之一。

在美国,贫困家庭往往不能承担高昂的教育费用,孩子们因此不能接受优质的教育。

另外,一些地区的公立学校资源匮乏,教师素质较低,无法提供高质量的教育。

因此,这些孩子毕业后很难进入高收入职业,进而继续陷入贫困循环。

2.税收政策不公美国税收政策是造成贫富差距的另一个重要因素。

近年来,税收政策的重点主要是涉及中产阶级,大量的减税举措促使中产阶级的财富不断增加。

但是,在财富分布方面,这种政策并没有取得更好的平衡,造成最富裕阶层的别墅仍然没有好好解决。

3.激励机制不健全美国的经济模式是以市场为基础的,往往需要通过劳动和创业来获得财富。

但是,由于激励机制不健全,一些人因此摆脱了劳动获取财富的方式,造成了收入分配上的不公。

同时,美国政府的创业扶持措施不足,往往只能让那些有经济资源的人更容易获得财富,这也是贫富分化的原因之一。

4.劳动力市场变化快速在当今信息时代,技术革命和经济全球化是一个重要趋势。

企业不断推动技术升级以提高劳动生产率,导致技能要求不断提高,工资不高的岗位容易被自动化或离岸。

相反,未来需求巨大的职业多集中在高技能、高素质要求的白领职位上,由此也造成了贫富差距的进一步扩大。

总结:美国的贫富差距在多方面形成,涉及政策,社会机制,市场等方面。

改善贫富分化问题需要政府,企业,家庭和个人的共同努力。

政府应推行公正的税收政策和教育政策,同时建立健全的社会保障体系和劳动力市场体系,推进技能培训,支持创新创业。

如果美国能够在这些方面取得进展,或许会对贫富差距产生积极影响。

需要全社会的努力,才能减缓贫富差距,建立一个更加公正的社会经济体系。

战后美国经济的发展

战后美国经济的发展

经济转型的过程与措施
产业自动化
战后,美国企业开始引入自动化技术,提高了生产效率 ,降低了生产成本。例如,流水线生产方式的出现使得 汽车制造更加高效。
创新与科技
战后,美国政府和企业加大了对科技研发的投入,推动 了科技创新。这些创新包括晶体管、集成电路、计算机 等,为未来的数字化时代奠定了基础。
出口导向型经济
不足
尽管战后美国经济的发展取得了显著成就, 但也存在一些不足。例如,经济增长的成果 并未被公平地分配,贫富差距在战后时期进 一步扩大。此外,美国的对外政策也对其经 济产生了负面影响,如越南战争导致美国财 政赤字飙升,一定程度上抑制了经济的发展

经济发展的前景与展望
前景
尽管面临一些挑战,但战后美国经济的发展仍具有广阔的前景。随着新技术 的不断涌现和全球经济的复苏,美国在科技创新和全球经济中的地位仍然稳 固。
表现
战后美国经济出现了空前的繁荣。从1945年到1960 年,美国的国民生产总值从2370亿美元增加到4930 亿美元,人均收入从1.7万美元增加到2.7万美元。此 外,美国的工业生产增长了近50%,钢铁、汽车、造 船、石油等传统产业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同时新兴产 业如电子、计算机、宇航等也迅速崛起。
教训
战后美国经济的发展也带来了一些教训。例如,长期的 经济干预政策可能导致市场失灵,使得资源无法得到最 优配置。此外,过度的监管也可能抑制创新和竞争力。
经济发展的成就与不足
成就
战后美国经济的发展取得了显著的成就。从 1945年到1960年,美国的经济总量增长了 近50%,这一增速在当时是全球最快的。此 外,美国的科技创新和人才培养策略也使其 在全球范围内引领了多个领域的科技进步, 如航天、计算机、医疗等。

美国经济的结构性失衡与政策调整

美国经济的结构性失衡与政策调整

美国经济的结构性失衡与政策调整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经济出现了结构性失衡的问题,表现在收入、财富、就业、贸易和金融等方面的不平衡。

这种失衡的原因和影响非常复杂,需要从多个角度进行分析。

一、收入与财富不平衡美国的收入和财富分配不平衡是该国经济结构性失衡的显著特征之一。

根据最新数据,截至2019年,美国前10%的家庭占有全部财富的70%,而最贫困的50%的家庭仅占有全部财富的1.6%。

此外,根据伯南克中心的数据,1979年到2018年,美国工人实际收入增长了6.1%,而同期企业利润增长了68%。

因此,不仅收入和财富分配不平衡,而且工人和企业之间的收入差距正在扩大。

二、就业不平衡美国的就业失衡也是一种经济结构性失衡,表现在许多人能够找到工作,但大量人口失业或因薪资低而生活困难。

加上全球化和技术进步的影响,传统制造业岗位减少,但是低薪行业的增长,如零售业、餐饮业和社交服务等职业岗位,这些行业成为了美国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

然而,这些岗位大都是低薪、低福利、低工作保障的,无法提供尊严和安全的就业机会。

三、贸易不平衡美国的贸易不平衡也是经济结构性失衡的一个问题。

在全球贸易中,美国是最大的贸易逆差国之一,其贸易逆差在过去的几十年中不断扩大。

根据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的数据,2019年美国的贸易逆差达到6220亿美元,其中最大的贸易逆差是与中国的贸易逆差。

这种贸易不平衡导致了美国在全球经济中的竞争力下降,加剧了国内就业和工资的不平衡。

四、金融不平衡美国的金融不平衡也是结构性失衡的问题之一。

在过去几十年中,美国金融业不断增长,成为美国经济中业务量和人员数量最多的部门之一。

随着金融业增长规模的扩大,金融机构的利润和财富也相应地增长。

金融业不断在全球范围内扩张,使得一些国际金融市场产生了高波动率,也导致了大规模的金融风险。

政策调整的必要性美国经济的结构性失衡问题需要政策调整来解决。

以下是一些可能的政策方向:一、重视中低收入群体的就业机会和工资增长。

从历史中吸取教训的例子

从历史中吸取教训的例子

从历史中吸取教训的例子从历史中吸取教训是人们积累经验、改进行为的重要途径。

下面列举了十个不同的历史教训,希望能够提供一些启示和思考:1. 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各国深刻认识到战争的破坏力,推动了国际关系的发展。

这一教训告诉我们,战争不仅导致人员和财产的巨大损失,还会给后代留下深远的影响,因此,国际合作与和平发展至关重要。

2. 文艺复兴:文艺复兴是欧洲历史上的一次重大变革,它带来了艺术、科学和人文思想的繁荣。

这一教训告诉我们,人类文化的发展需要开放、包容和多元化的环境,才能激发创造力和创新。

3. 美国独立战争:美国独立战争是美国建国的重要事件,它教导我们,人民的意志和自由精神是无法被压制的。

这一教训告诉我们,民主和人权是人类社会进步的基石,应当得到尊重和保护。

4. 法国大革命:法国大革命标志着封建专制社会的终结,民主和平等的理念开始发展。

这一教训告诉我们,贫富差距过大、权力过于集中会导致社会不稳定和动荡,因此,社会公正和民主制度的建立是重要的。

5. 第二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人类历史上最具毁灭性的战争之一,给世界带来了巨大的痛苦和伤害。

这一教训告诉我们,种族歧视、侵略和战争是人类社会的毒瘤,应当坚决反对。

6. 日本经济崛起:二战后,日本经济迅速崛起,成为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之一。

这一教训告诉我们,创新、教育和努力工作是实现经济繁荣的关键,也是其他国家可以借鉴的经验。

7. 英国工业革命:英国工业革命的爆发推动了现代工业化的进程。

这一教训告诉我们,科技创新和工业化是实现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要手段,但也需要注意环境保护和社会公平的问题。

8. 毛泽东时期的大跃进:大跃进是中国历史上的一次重大政治运动,但由于计划经济和政治运动的错误,造成了严重的经济和人道主义危机。

这一教训告诉我们,政府应当遵循科学规律和市场原则,避免过度集中和干预,以免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

9. 古希腊民主制度:古希腊的民主制度是人类历史上的重要创举,为后世国家政治制度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经验。

美国过度去工业化的经验教训及对中国的启示

美国过度去工业化的经验教训及对中国的启示

美国过度去工业化的经验教训及对中国的启示1. 引言1.1 美国过度去工业化引发的问题美国过度去工业化引发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是经济发展受阻。

随着过度去工业化,美国的实体经济发展受到了影响,制造业逐渐衰退,劳动力市场出现结构性失衡,失业率上升,经济增长缓慢。

其次是产业结构失衡。

过度去工业化导致了美国产业结构的不均衡发展,一些传统产业逐渐式微,新兴产业发展不均衡,整体产业结构失衡严重。

环境问题也日益突出。

过度去工业化带来了环境污染、资源浪费等问题,严重影响了人民生活质量和可持续发展。

劳工权益受损。

随着产业衰退和劳动力市场调整,劳工的工作条件和收入水平逐渐下降,劳动力权益得不到有效保障。

这些问题的积累和恶化,使得美国在过度去工业化过程中面临着诸多挑战和困境。

1.2 中国面临的去工业化挑战中国在去工业化过程中需要面对产业结构调整的难题。

随着经济发展进程的加快,部分传统产业逐渐式微,而新兴产业尚未完全成熟,产业结构失衡成为一大隐患。

如何有效推动产业结构的升级和调整,成为中国在去工业化转型中急需解决的难题。

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问题也是中国在去工业化过程中面临的重要挑战。

过度的工业化给环境带来了巨大压力,空气污染、水污染等问题日益凸显。

如何在去工业化的同时确保环境质量和可持续发展,是中国必须认真思考和解决的问题。

劳工权益保障也是中国在去工业化过程中需要重视的问题。

随着产业结构调整和企业转型,劳工就业和待遇受到影响,部分劳工面临失业、工资下降等困境。

如何在推动去工业化的同时保障劳工的权益,是中国必须加强的一个方面。

中国在面对去工业化挑战时,需要认真总结美国过度去工业化的经验教训,注重实体经济发展,推动产业结构调整,重视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保障劳工权益,以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

2. 正文2.1 经验教训一:忽视实体经济发展美国过度去工业化的经验教训之一是忽视实体经济发展。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美国曾经过度重视金融和服务行业发展,忽视了实体经济的发展。

拉美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教训、经验及启示

拉美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教训、经验及启示

2012.7CONTEMPORARY WORLD57当代世界经济社会发展问题探讨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拉美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教训、经验及启示■ 王友明/文拉美是较早进入中等收入水平的地区,但由于奉行新自由主义发展模式,经济社会发展失衡,成为世界上两极分化最为严重的地区,不但影响社会稳定,而且制约经济发展,是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最典型的地区。

拉美跌入“陷阱”的教训值得谨记和汲取,其应对措施对中国构建和谐社会也有诸多启示。

什么是“中等收入陷阱”?“中等收入陷阱”(middle income trap)一词最早出现在《时代周刊》记者米切尔·斯库曼撰写的《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一文中,[1]作者指出,当一个国家经济发展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一种“陷阱”现象经常发生,即社会矛盾凸现,经济发展徘徊不前,犹如跌入陷阱,难以自拔。

近年来,这一概念逐渐被熟知和应用,成为学术界论述一个国家发展进程的常用语汇。

通过对具体实例的分析和总结及对概念的解读和诠释,“中等收入陷阱”的内涵与外延日益完善和丰富。

目前,该概念较为完整的意义是指,“一国经济跨越人均GDP1000美元的‘贫困门槛’后,经济增长在较短时间内很快实现翻番。

但进入人均GDP3000—5000美元的中等收入阶段后,受到发展模式、经济社会体制等因素的制约,经济增长开始迟缓甚至长期停滞,社会分化趋势加快,社会风险随之积聚,社会运动频发,经济发展受到严重制约,难以进入人均10000美元的高等收入阶段,整个国家跌落经济停滞、社会失衡的陷阱。

”[2]“中等收入陷阱”的具体特征通常表现为:一是经济高速增长与社会裂痕扩大并行。

发展目标偏重于经济增长,忽视社会进步目标,导致两级分化,产生“有增长而无进步”的现象。

二是区域发展失衡,城市化与边缘化并行。

地区之间、城乡之间的差距并未随着经济的发展而缩小,反而呈现扩大趋势,出现“一个国家,两个世界”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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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贫富差距重新扩大的教训2008-9-13 6:08:10克鲁格曼认为,往日的好时光得益于罗斯福新政代表的政治干预,现在巨大的贫富差距是里根时代开始的政治右转的结果。

《美国怎么了:一个自由主义者的良知》[美]保罗·克鲁格曼著刘波译中信出版社2008年9月第一版224页,35.00元保罗·克鲁格曼(Paul R. Krugman)是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威尔逊公共事务和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经济学博士。

在美国经济学界,克鲁格曼是一位很有特立独行色彩的人物,拥有许多读者。

十年前,他的小册子《萧条经济学的回归》,给人振聋发聩的震撼,今天,他的新著《美国怎么了:一个自由主义者的良知》(The Conscience of a Liberal)又引起广泛关注。

绝大多数居民不满现状克鲁格曼在《良知》中描述,美国历史上最好的时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三十年的时间,那时候贫富差距比较小,几乎所有美国人都享受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的成果,包括两党的关系在内,整个社会比较和谐。

可惜在又一个三十年以后,美国现在的贫富差距很大,绝大多数居民对于现状表示不满,两党的对立也比较严重。

在克鲁格曼看来,战后美国比较和谐的“中产阶级社会”,不是自由市场经济的自然产物,而在很大程度上是罗斯福政府政策的结果。

回忆罗斯福时代,人们马上想到“罗斯福新政”,有时候并且把罗斯福新政狭义地理解为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加上那些帮助走出萧条的大工程。

其实,加强工会的力量,强调对富人征税以支持社会保障和医疗服务,这样来“压缩”贫富差距,构建比较和谐的美国社会,让大家都分享社会进步的成果,才是罗斯福新政最有价值的遗产。

但是自从里根以来,共和党明显右转,为富人减税,削减和侵蚀社会福利项目,打击和瓦解工会,结果使得美国贫富差距的程度急遽上升。

这其中,共和党以金钱和忠诚维系的院外活动的成功,也是非常重要的因素。

克鲁格曼尖锐地指出,共和党这种“保守主义”,源自骨子里面的白人种族主义!“比尔·盖茨进酒吧”模型“总体而言,你对美国当前的情况满意不满意?”盖洛普机构在2007年6月这样问道。

结果,表达不满意者达到74%。

引用这个数据,克鲁格曼认为美国人对国家目前的走向深感不悦。

毕竟,说明现状还是让数据说话最好。

但另外一些数据,比如GDP的增长,人均收入的提高,却给人不同的印象,似乎现在大部分美国人的境遇应该一直在改善。

这是怎么一回事儿呢?关键在于,不仅GDP不一定反映大多数人的情况,而且平均收入也不一定反映大多数人的情况。

为此,克鲁格曼提出“比尔·盖茨进酒吧”模型:设想几十个人在一家酒吧消遣,他们的人均年收入是两万美元。

现在,比尔·盖茨走进了这家酒吧,于是我们可以得到非常可靠的新的数据:消遣在这个酒吧的居民的人均年收入,已经提高到过亿美元。

问题是该酒吧顾客的“平均财富”的这种剧增,并不表明他们变得更有钱了。

所以,即使我们难以像《正义论》的作者约翰·罗尔斯那样把关注点放在最底层的居民身上,至少也要把关注点放在“中间居民”身上。

也就是说,经济学家如果打算描述一个群体的普通成员而非少数极佳者或极差者的境况,与其谈论“平均收入”,不如谈论“中值收入”,就是盯着从穷到富排在最当中的那个人的收入。

回到克鲁格曼的模型,比尔·盖茨走进酒吧以后,平均收入固然大幅度提高,可是酒吧顾客的中值收入却没有多少变化。

这才是事情的本质方面。

“无形之手”并非万能直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美国曾经是一个贫富差距巨大、“饱受政治派系攻讦倾轧之苦”的国家。

但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美国,工资水平大幅上涨,数千万美国人摆脱了穷困,并拥有了自己的住房,享受着空前舒适的生活。

由于他们的加入,中产阶级成为美国社会的中坚力量。

富人的数量变得很少,而且相对于欣欣向荣的中产阶级来说,他们也不再富裕得那么厉害了。

以中坚的中产阶级为参照,那么我们可以把中产阶级以外的两端分别叫做富人和穷人。

虽然那个时候穷人的数量仍多于富人的数量,但是穷人已经只占总人口的很小一部分。

在这样的情况下,人们产生了一种强烈的经济平等感和社会认同感,因为大部分美国人都过着相似的、体面的物质生活。

但是,自1980年代以来,原来中产阶级主导的在国内政治上奉行中庸之道的美国却开始出现方向性的变化,使得随后的经济进步只惠及极少数人,而大多数美国人却被远远地抛在后面。

这种趋势一直持续到今天,以至于收入不均变得与大萧条以前的1920年代同样严重,贫富差距重新成为经济学家讨论的问题。

人们把大思想家亚当·斯密尊为现代经济学之父。

说起亚当·斯密,大家多半首先会想到他曾经在《国富论》中用“无形的手”来比喻市场机制:在理想的状态下,市场机制能够保证资源的有效分配。

大半个世纪以来,各种经济学原理的教科书,都以亚当·斯密关于“无形之手”的论述开始。

经济学家们受“无形之手”如何重要如何了得的说法熏陶已久,他们对政府干预经济的做法倾向于怀疑。

因此,面对上述收入分配的巨大变化,多数经济学家首先会从市场力量方面找原因。

例如有一种观点认为,在市场力量的驱动下,不平等状况会发生自然的周期变化,而现在只是走到比较不公平的一个时段。

根据这种理论,在发展的初级阶段,有钱人的投资机会倍增,而廉价的乡村劳动力涌入城市,将工资压低,结果贫富差距拉大;但随后资本变得比较充裕,劳工变得稀缺,工资开始上升,从而贫富差距缩小,出现普遍的繁荣,社会实现中产阶级化。

问题在于,即使上面的论述貌似有理,也无法得到周期变化的结论,何况现实情况与理想假设相距甚远,这首先表现为竞争不是完全自由的,以及消费者无法得到全部需要的信息。

经济学家曾经认为,新科技的发展扩大了社会的贫富差距,另外两个因素是国际贸易的发展和移民。

但是这种观点不能解释,为什么在其他所有发达国家,贫富差距都没有在美国那么大。

制度与规范不可或缺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美国大公司主管的平均收入,是整个美国经济中普通全职工人平均工资的四十倍,而进入二十一世纪,这个数字变成三百六十七倍。

克鲁格曼认为,决定收入分配的关键因素应该是社会力量,而不是“无形之手”。

当初,是罗斯福新政开始的制度和规范,造就了富裕和比较和谐的美国,今天,是制度与规范的逆转而非晦涩的“技能偏向型技术变化”,拉大了美国的贫富差距。

美国为什么能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成长为一个居民满意程度很高的中产阶级社会呢?首先是为了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灾难性的大萧条中解脱出来,人们普遍认可强调要让社会底层活得下去的运用政府力量干预市场的罗斯福新政。

当美国因为罗斯福新政缓过气来的时候,遇上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战时强有力的经济管制也有助于压缩过大的贫富差距。

大萧条的教训和二战胜利,使得工会强大的制度现实和“老板收入大大超过普通员工不利于士气”的道义规范深入人心。

所以,尽管罗斯福新政和二战的胜利都发生在民主党执政的时期,但是随后共和党的艾森豪威尔总统和尼克松总统并没有怎么偏离这个制度和规范,从而人民能够继续分享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带来的好处。

这种情况在里根时代发生逆转。

制度方面,首先,以镇压空中交通管制员工会的罢工为代表,工会力量受到政府打击,再则,立法方面一再为富人减税,所得税的最高税率下降了一大半,遗产税也在下降甚至酝酿干脆取消,还有就是削减和侵蚀社会福利。

社会规范方面,上层已经把“利润丰厚却不涨薪资的公司,会将劳资关系带入险境”的信念弃在一旁。

体现市场力量的“无形之手”,本身并不懂得什么社会公平。

半个世纪以前,大公司不觉得拥有一位著名的、有魅力的领导人有多么重要,CEO很少登上商业杂志的封面,公司也喜欢从内部拔擢人才,并强调注重团队合作的品质。

可是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后,CEO变成了“摇滚明星”,在公司之间跳来跳去,每跳一次薪酬就飙升一次。

支持这种现象的理论,是说公司的盈利状况取决于其CEO的素质,而且公司越大,影响就越大,于是对管理者素质认定的微小差异,也会转化为薪酬的巨大区别,因为拥有排名第十位的管理者与第十一位的管理者之间的差别,很可能就是每年数千万美元的利润。

这么说,固然公平不见了,似乎还有一点论功行赏的意思,但是发展下去,却出现成为讽刺的情况:股价停滞不前,按照论功行赏本来不应奖赏CEO,但实际情况却刚好相反,变成股价停滞不前,所以更要另找一些理由来奖赏CEO。

保守主义运动的政治手段克鲁格曼认为,往日的好时光得益于罗斯福新政代表的政治干预,现在巨大的贫富差距是里根时代开始的政治右转的结果。

罗斯福新政何以成功,前面已经简单概括,保守主义运动何以得逞,值得专门分析。

首先,保守主义运动的一些口号颇为迷惑。

例如里根的一个手法,就是大谈小政府的好处。

看起来是不用养一个很大的政府,于是穷人也容易接受,但是随之而来的,却是削减社会福利和医疗保障。

另外一个手法,就是案例施政,而不诉诸条文,例如虽然一再镇压工会运动,却从来不正面攻击。

在克鲁格曼看来,保守主义运动的根源,说到底是白人种族主义,但是里根“有本事不发出任何公然的种族主义言论便展示他对白人种族主义的同情”。

嘴上不必说,所做的事情都对富人有利。

这就够了。

保守主义运动能够把罗斯福新政和二战以来的制度和规范扭转过来,还有赖于以金钱和忠诚维系的院外活动。

代表富人利益的保守主义运动自然容易获得大量资助,但是这还不够,他们还特别讲究奖励对保守主义的忠诚,保证每个死心塌地为保守主义运动摇旗呐喊的政客,哪怕失败了,也有非常风光的前景。

按照克鲁格曼的说法,成就往日的好时光的,是罗斯福新政,后来政治的右转,造成美国社会今天的两极分化。

为了重塑中产阶级主导的美国,需要相应的可以称之为“新新政”的政治过程。

对于饱受“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熏陶的中国读者,克鲁格曼给我们展示了政治如何影响社会经济的“美国案例”。

究竟是经济影响政治,还是政治影响经济?至少在社会分配这个问题上,克鲁格曼认为“因果关系”应该是相反的。

如果极端的不平等与严峻利益冲突应该“不过是初级工业化国家特有的不成熟的短暂阶段”,那么我们诚挚地希望,我们的政治能够引导中国走上共同富裕的和谐文明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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